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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影响世界的10位经济学大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陈金伟,宁仁梅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书籍编号：30336803

ISBN：978711528919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932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财经人物

版权信息

书名：影响世界的10位经济学大师

作者：陈金伟 宁仁梅

ISBN：978711528919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诞生以来，历经了200多年的发展。在这段发

展历程中，产生了许多影响卓著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不仅奠定了经济学的发展基础，更持续地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经济学家数不胜数，在此，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我们按照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从中选取了10位经济学家分别进行介绍。这其中，不仅有被称为 “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继承又超越李嘉图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而且有 “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还有 “创新经济学的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更有 “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现代经济学集大成者”保罗·萨缪尔森，以及在当代影响力广泛的“信息经济学”提出者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

本书将选取的这10位经济学大师按照时间顺序逐一进行介绍。这其中也暗含了经济学内涵的扩大与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扩大过程。经济资源总是短缺的，如何合理地配置和充分利用稀缺的经济资源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也就是 “怎样才最有效率”? 是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最有效率还是任由经济自由发展最有效率? 利率在什么水平是最有利于投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管制利率好还是浮动利率好? 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这其中制度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曾经未被人们发现的信息不对称给社会造成了哪些损失与伤害? 对这些经济学问题，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所以阅读完本书，读者便能够对这些经济学大师关于这些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答案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书中以轻松的语言、幽默的手法为读者进行介绍，希望打破一般人心中经济学 “高深莫测”的门槛，使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和有益的启迪。书中对每位经济学大师分别从个人生平、学术之路及影响与评价三个部分来具体展开。其中，个人生平部分主要介绍大师的童年生活、学习经历和研究情况，以及他们是如何走向经济学殿堂的; 学术之路部分主要围绕大师的核心思想进行阐述，首先介绍了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继而通过研究成果提炼出他们的主要理论与思想; 影响与评价部分则介绍了大师的理论与思想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所做出的贡献及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本书中10位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已经成为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相信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他们的思想将会给予人们更多的启迪。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包括 《“看不见的手”经济魔杖———50位大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和改变世界历史》 （欧文等著）、《三十个世界大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研究会著）、《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宏泰顾问著）、《走进诺贝尔经济学大师》（孙健著）、《点击世界顶级经济学家》（陈琳编著）、《荣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世界经济编辑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熊彼特著）、《李嘉图》（黄进著）、《穆勒》（李志平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及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季陶达著）、《经济学的骑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汤碧著）、《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熊彼特》（殷凤著）、《熊彼特经济学》（金指基著）、《凯恩斯》（潘丽娟，廖小玲编著）、《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梅纳德·凯恩斯》（郭熙保，肖利华著）、《国家干预的艺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沿革》（漆光瑛等著）、《自由经济的坚强斗士：米尔顿·弗里德曼》（宋德勇，莫晓芳，胡宝珠编著）、《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毛增余著），在此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有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金伟 宁仁梅

2012年6月

作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开启了经济学的新纪元，他在《国富论》中体现出的经济学思想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捍卫深深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

作为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被公认为经济学鼻祖、经济学之父，在经济学界有着近乎神一样的地位。其代表作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称为 《国富论》） 被喻为市场经济的圣经，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学术思想的主要来源，也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斯密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在经济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是无人可及的，随后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沿着他所树立的路标不断前行。

一、个人生平

从独特少年到思想巨人

亚当·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法夫郡一个约有1 500人的小镇———科卡尔迪 （Kirkcaldy ）。斯密的父亲是一位海关官吏，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所以斯密和母亲相依为命。

斯密小时候瘦弱多病，很少和同龄伙伴一起玩耍，而且经常会独自发呆，这个习惯伴随了斯密一生。幸运的是，斯密遇到了一位出色的老师———大卫·米勒先生，此人享有很高的声誉，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物。由于斯密酷爱读书，记忆力超常，所以很快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14岁那年，斯密便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他修完所有大学生必修的逻辑课后，便转入道德哲学班，从而选定了人文学科的方向。同时他还学习了数学和天文学，并且成绩优异。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著名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逊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予斯密很大的启发，斯密对这位老师的教导一直念念不忘。到17岁时，斯密在同学中间已经拥有 “学者”和“小怪人”的名气。例如，他有时会在同学们的喧哗吵闹声中突然忘记周围还有人而兀自陷入深思，或者开始自言自语。据说，曾有人见过他独自一人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怡然自得的样子; 也有人看到他在路上行走时过于专心地跟朋友谈话而不慎跌入丹宁槽 （当时路边的一种染料容器———编者）的情形，等等。亚当·斯密一生都保持着这些小小的怪癖。1740年，斯密圆满完成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并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 （每年40英镑），从而得以去牛津大学深造。

斯密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正处于学校教育的黑暗时期，教授和学监们严密监视着学生，不许阅读传授自由思想的书籍。这使得斯密很苦恼，甚至于一想起自己的这个第二大学，就有厌恶之感。他对此耿耿于怀，经常生病，因此书籍再次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在这期间，斯密不再学习曾经喜欢的数学，而是广泛地阅读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及法文文学作品，但是当时的他对经济科学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兴趣。

由于某些政治事件的原因，斯密不得不于1746年夏天回到了老家科卡尔迪，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光，继续进行自学。有一次，他去爱丁堡，一位名叫亨利·霍姆 （就是后来的凯姆斯勋爵） 的法律界的头面人物非常看好他，并建议他作英国文学的系统讲演。这个建议是非常正确的，斯密的讲演获得极大成功。而后他改变了他的讲演题目，基本内容为自然法。自然法这一概念在18世纪不仅包括法学，还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斯密也是在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学初次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18世纪50年代，斯密就已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他在1755年写的文章中曾作过一个特殊说明，指出这些思想源于他在爱丁堡时的讲演：“人通常被国务活动家和空头设计家 （即政治家） 看作政治机器的某种材料。空头设计家破坏人类事业的自然进程，应该让人的天性本身自然发展，并在其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实施其本月计划的过程中给予它充分的自由……要把国家最低级的野蛮阶段提高到最高级的富裕繁荣阶段，只需要和平、减轻赋税和管理中的宽容; 其余一切则留待事物的自然进程来完成。凡是采用暴力迫使事件走不同的道路或者企图阻止社会发展的政府，都是反自然的。为了维护权力，他们不得不实行压迫和暴政。”

这是18世纪进步资产阶级的宣言，是进步资产阶级对还远没有抛掉自身封建外衣的国家所持的严厉态度。我们从这段话中也可感觉到斯密所特有的英勇、刚毅的作风。正是具有这样刚烈的性格，斯密在 《国富论》一书中以愤怒、辛辣的笔法，抨击 “那些阴险狡诈的家伙，即世俗所谓的国务活动家或政客，他们的一切决定，都取决于暂时的变化无常的因素”。这里不仅仅反映出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当时国家所持的否定态度，而且反映出了民主派知识分子对官僚和政客深恶痛绝的感情。

1751年，斯密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刚开始讲授逻辑学，后来讲授道德哲学，即社会科学。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度过了长达13年的教学生涯，但每年他总会到爱丁堡去生活两三个月。他在垂暮之年写到，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他生活在他所熟悉的亲切的环境中，受到教授、学生和市民的尊敬。他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工作，人们也期待他在科学上做出更多的成绩。1759年，斯密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 《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标志着斯密哲学和经济思想的形成。

反封建的平等思想在斯密的学说中占有显著地位。依照传统观点，人生下来本就是与别人平等的，因此道德原则应同样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然而，斯密的出发点是人们行为的绝对、“自然”的规律。他模糊地感觉到，伦理学的基础应该由该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因此，他否定了宗教道德和 “天赋道德情操”，代之以另一个抽象原则——— “同情心”。他想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想象力，来解释人们的感情和行为。可惜的是，无论这一思想加工得多么精细，甚至非常巧妙，都不能成为唯物主义伦理学的基础。

实际上，在 《道德情操论》的创作进程中，斯密的科学兴趣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渐渐沉湎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越来越深入。促使他改变方向的不单是内在的兴趣，还有时代的需要。在格拉斯哥这个工商业城市中，经济问题日益广泛而有力地侵入了生活。当时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创意独特，主要讨论贸易相关税、工资和银行业务、租赁土地的条件和殖民地等问题，斯密很快成了这个俱乐部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休谟，休谟对他的影响也是促使他更加爱好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原因之一。

20世纪未，英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发现并发表了一批阐明斯密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这是格拉斯哥大学一个学生所记录的斯密讲演笔记，后来这些笔记被略加校订，又重新抄写出来。从内容来看，这些讲演稿发表于1762 —1763年，是斯密向学生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其实到那时已经变成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斯密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理论，如 “没有财产私有制，就不可能有国家。国家的使命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如此等等。在讲演稿的经济学部分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一些在 《国富论》中得到发展的思想萌芽。

身为苏格兰人的斯密教授

有一种众所公认的说法：只有理解了斯密是苏格兰人，而且是典型的、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苏格兰人时，才能理解斯密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法国作家曾这样在开篇描写苏格兰人：“苏格兰人，绝不是英格兰人。”那么什么是苏格兰民族性格呢? 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有人认为，这个不大的民族 （在斯密所处时代的苏格兰大约只有150万人） 的特点是勤劳、节俭、谨慎; 也有人认为，苏格兰人沉着冷静、沉默寡言，富有进取精神; 还有人认为，苏格兰人热衷于议论抽象的题目。所有这一切大概都多少有些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未必可以如此来解释斯密的性格及其观念的特点，因为苏格兰对他的影响显然更深刻得多，也更复杂得多。这种影响不仅取决于平淡而抽象的民族性格，而且还取决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在斯密时代的具体状况。

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为一个国家。在这期间，尽管有些地区由于受到竞争而蒙受了损失，还有一些地区则由于仍然沿用着封建体制也遭受损失，但苏格兰的整体经济开始迅猛发展。格拉斯哥市和这个城市港口的发展尤为迅速，在它周围兴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区。农村和山区的大批廉价劳动力来到苏格兰，大地主和有钱的租地农场主开始在农业中实行改革。从1707年二者合并到1776年 《国富论》发表，70年间，苏格兰发生了急剧变化。诚然，经济上的进步几乎只能触及到苏格兰的平原地区，但正是在这里，在科卡尔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间的三角地带，经济学巨人亚当·斯密度过了他的一生。

到斯密思想的成熟时期，经济已经把苏格兰的命运同整个英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英国成为了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从发展生产力和 “富国”角度来观察一切的斯密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至于说到苏格兰人的爱国主义，斯密和许多受过教育的苏格兰人一样，接受的是 “文明的”、易于激动的性格，而不是 “政治性格”。

与此同时，教会和宗教对社会生活与科学的影响渐渐减少，教会丧失了对各大学的控制。苏格兰的各个大学和牛津与剑桥等高校不同，其充满了自由思想精神，非宗教学科占主要地位，且更偏重实际。在这方面，斯密任教过的格拉斯哥大学尤为突出。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和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约热尔·布雷克，都同斯密一起工作过，并且成为了朋友。大约在18世纪50年代，苏格兰进入文化大高涨时期，高涨之风吹遍了科学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在半个世纪内，小小的苏格兰竟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光彩照人的天才。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人外，还有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哲学家大卫·休谟、文学家威廉·劳伯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弗格林·斯密，以及地质学家詹姆斯·哈同、名医威廉·哈涅尔、建筑师罗伯特·阿达姆等人。

斯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不言而喻，斯密绝不仅仅是苏格兰文化的硕果，他的经济考察远远越过了苏格兰的疆界。英国的科学和文化，尤其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思想，对他的思想形成所起的影响并不小于苏格兰。实际上，他的整个著作就是为了要对联合王国、伦敦政府的经济政策起到一定的反重商主义的作用。此外，还应指出另一方面的影响，即法国的影响。从玛丽姬·斯图亚特时代起，苏格兰同法国就被一条传统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苏格兰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大于英国。斯密熟读并了解了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对卢梭的头几部著作和《百科全书》中所述的观点也表示赞同。

1765 —l766年期间，亚当·斯密居住于巴黎。当时斯密常去奎纳医生的 “阁楼俱乐部”，他在重农主义者的集会上只是安然静坐，多半默不作声，因此绝没有人会料到他是未来 《国富论》的作者。从很多信件可以了解到，斯密同数学家和哲学家达兰贝尔以及反对愚昧和迷信的伟大战士霍尔巴赫男爵联系密切。当时斯密还前往日内瓦郊外的伏尔泰庄园拜访过伏尔泰，并同他有过几次交谈。他认为伏尔泰是那个时代一个极其伟大的法国人，其实早在1755年，斯密就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明了他对法国文化的极为熟悉。从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了解约翰·罗的思想和活动，并读过一些法国著作家所写的关于约翰·罗的学说体系的著作。

应该说，斯密来到巴黎正是时候：那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学者，因此不会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而同时却能够从约翰·雷·李纳和杜尔阁的学说中接受一切有益的东西。

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重商主义者的态度。一方面他把重商主义者看作是思想上的敌人，虽然他身为教授，一向稳健持重，但对重商主义者仍不惜开展尖锐批评。另一方面，尽管走向同一目标的道路有所不同，他依然视重农主义者为盟友。他在 《国富论》的结论中宣称：“这一学说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写到，“重农主义未曾、也许水远不会危害世界的任何地方”。当然，后一句话可以看作玩笑语。这就是亚当·斯密经常开玩笑的方式：板着面孔，几乎不露一点声色。

在法国的三年，对于斯密个人，仅从做人的意义上来看，第一，大大改善了他的物质境遇。根据他与白克烈公爵双方签订的协议，他不只在旅法期间，每年可领取300英镑，而且—直到死都可以退休金名义每年领取300英镑。这使斯密在以后的十年内有可能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而且已不必再回到格拉斯哥大学了。第二，几乎所有同时代的人都指出过这一时期斯密在性格上的变化：注意力更集中，精力更加充沛，更富于求实精神，更加刚毅，并已学会同各种人物，包括与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沟通与交流，但他依然没有学会上流社会文质彬彬的举止和风度，在大多数熟人眼里，他仍然是一个有点古怪的、漫不经心的教授。斯密的散漫性格很快与他的荣誉融为一体，仿佛已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认真而简朴的一代宗师

《国富论》出版两年后，斯密经过白克烈公爵和其他有影响的熟人以及景仰者的举荐，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年薪高达6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斯密在海关一直干到晚年。后来他移居到爱丁堡，在该城旧区租了一所住宅，继续过着以前的俭朴生活，并将自己攒下的很多钱捐给慈善事业。他死后留下的唯一贵重物品就是一大批藏书。

类似斯密这样的官职，实际上是一种高薪而清闲的差使，但斯密仍把自己的很多时间都用在公务上。由于这一点，再加上年迈和疾病，就使他无法继续深入地进行科学工作。的确，他最初有过一个计划，完成他的第三部巨著，即关于一般文化和科学史之类的著作。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设想，因为他的著作重版工作花去了他相当多的时间。斯密在世时，《道德情操论》再版六次，《国富论》再版五次。1784年 《国富论》出第三版时，斯密作了相当多的增补，写了一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此外，他也相当关注自己的著作在国外出版的情况。

苏格兰首府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个文化中心，在某些方面并不逊于伦敦。一方面，这是个并不很大但却很舒适的城市，斯密恪守自己多年的习惯，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经常接见为数不多的朋友和熟人。另一方面，斯密是欧洲的名人，来自伦敦、巴黎、柏林和彼得堡的旅游者们千方百计地想结识这位苏格兰贤人。

1790年7月斯密于爱丁堡逝世，享年68岁。斯密逝世前，一直身患重病，辗转病榻约四年。

斯密很有理智，有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正气，但他又很仁慈; 他深恶不公正、残暴和横行不法等行为，但又极容易与这些行为妥协。他相信理智和文明会获胜，但也非常担忧它们在不文明和因循守旧的世界中的命运;他憎恨和鄙视官僚官吏，但自己最后却成为其中的一员。

斯密对劳苦大众，主要是工人阶级深表同情。他主张尽可能提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因为他认为，“如果社会中的极大多数人陷入贫穷、不幸的境地，社会就不可能繁荣昌盛，同时也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他还认为，让用自己的劳动养活整个社会的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这是不公道的。但同时斯密也认为，“自然规律”就注定了劳动者要在社会中处于底层。

斯密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上升的、进步的阶级，这在客观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不是狭隘的、暂时的利益，而是广泛的、长远的利益。由于他本人是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因而对资产阶级毫无好感。他认为，一些企业主和商人贪婪地追求利润，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损害社会利益，比如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压低自己工人的工资。他们始终不渝地想压抑并限制自由竞争，建立一种有害社会的垄断制度。

总之，在斯密看来，资本家是国家进步、“国家财富”增长的天然工具，而他之所以拥护资产阶级，也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利益相一致。这个观点从斯密一直传到李嘉图，并且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学术之路

经济人假设与看不见的手

从1765年12月到1766年l0月，斯密在巴黎度过了大半年。但他在巴黎社交界的影响并不如他的朋友休谟前三年在当地的影响，当然也不如十年后富兰克林在当地的影响。斯密虽然未能在巴黎社交界拥有名气，但是与爱尔维修的结识，在当时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爱尔维修这个人很有魅力，且聪明过人。爱尔维修在他的哲学中力求使伦理学摆脱教会封建制度的枷锁，宣称利己主义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进步的因素。新伦理，实质上即资产阶级伦理学的基础，就是自私自利，就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然努力，这种努力只有当别人同样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才受到限制。爱尔维修把自私自利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全世界倾心自然的作用相提并论。与此有关的是人们天生平等的思想：每个人，不管其出身和地位如何，都应该享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整个社会也就会因此而和谐发展。斯密发展了这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用于政治经济学。斯密所创造的关于人的本性和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概念，成了古典学派观点的基础。关于 “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提法就是从 《国富论》中援引而来的。

斯密的思路设想可简述如下。自私自利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但人只有在向别人提供劳务，把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进行交换的时候，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分工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人们相互帮助，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尽管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但各个人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让他毫无阻碍地行动，也能使社会富裕繁荣。更何况，正如俗语所说，秉性难移，所以这种力量甚至能够 “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即使是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蛮法律……”在这方面，斯密强烈反对重商主义，因为后者限制人的“天然自由”，即买卖自由、雇佣和受雇的自由、生产和消费的自由。

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的资本 （当然，实质上就是指资本家），使他的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通常他并没有同时考虑到社会利益，也没有意识到，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祥，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看不见的手”，是指客观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这些规律不仅不依照人们的意志发挥作用，而且往往违背人们的意志。斯密以这种形式把经济规律的概念引入了科学，从而向前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样一来，他实质上是把政治经济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了。斯密把利己主义和经济发展的自发规律，即能借以有效地发挥良好作用的条件，称为自然秩序。在斯密和后来的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看来，这一概念似乎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这是经济政策即放任主义政策的原则和目的; 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理论结构，是研究经济现实的一种模式，或者说范式。

在物理学中，抽象的理想气体和理想液体被认为是认识自然的最有效的工具。真实的气体和液体反倒显得并不 “理想”，或者只有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才显得理想。然而，将这种反常情况加以抽象，用来研究 “纯态”现象，是有很大意义的。“经济人”和完善的自由竞争的抽象在政治经济学中也有某种类似之处，因为真正的人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私自利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完全一样，永远没有，也不会有绝对自由的竞争。然而，如果科学不作一定的假设，把无限复杂且多种多样的现实加以简化、模拟，从中分出最重要的特征，那么科学就不可能研究大量看得见的经济现象和过程。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人”和自由竞争的抽象化是完全正确的，并在经济科学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它尤其符合18、19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经济人”就是人的永恒的、天然本性的体现。这不是发展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发展的起点。关于人的本性这样一个超历史的概念，斯密同当时的所有大思想家，特别是同爱尔维修，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

斯密通过 “经济人”这一观念，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问题：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的动因和动力问题。同时，他在考虑到“自然”人中隐藏着资产阶级社会真正的人的前提下，对这个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在当时来说极为深刻的回答。

放任主义与自由竞争

斯密认为，在商品和货币、资本与劳动可以自由流转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将能得到最合理的、最佳的利用。竞争自由是他的经济学说的基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整部 《国富论》中。斯密甚至把这一原则用于医生、大学教授和教士……如果让各种宗教和教派的神职人员相互自由竞争，不给任何一个集团以特权，更不给垄断权，那将是最有益而无害的 （即指他们发挥最高效率）。放任主义政策，或按斯密的说法，如果每个人的经济活动最终会导致社会得利，那么显而易见，这种活动就无需加以限制了。

斯密的作用并不在于他发现了放任主义原则，而在于他极有根据地和系统地论证了这一原则。虽然这一原则产生于法国，但使这一原则发展到逻辑终极并成为经济理论基础的则应该是这位苏格兰人。英国变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后，客观上已希望有贸易自由。在法国，重农理论之所以风行，多半是由于开明和自由派贵族的一时高兴，兴头一过，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在英国，斯密的 “风行”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贵族的信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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