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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走近王羲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郭飞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2-01

书籍编号:30339668

ISBN:978751363590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0295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艺术家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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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郭飞小弟是从包头走出来的书法艺术探索者,他对魏晋书法特别是王羲之的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这一点与我有着惊人的相似,因而我们便有了一见如故的亲切。在他京华履职期间,我们交往较频繁,谈论最多的便是如何认识“二王”法书、如何学习“二王”法书,以及历代书家在传承书法中的利弊得失等。当然,我们有时也免不了小酌几盅,以聊叙幽情。


壬辰岁末曾听他讲正在写一本关于王羲之的书,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或是三五年之后的事,所以也就未太当真。甲午初秋的一天,当他拿着厚厚的《走近王羲之》的书稿向我求教时,我着实吃惊不小,顿时对这个年轻的小兄弟平添了几许钦佩之情。


说起《走近王羲之》的写作由头,大抵源于我们的一次对话。古往今来很多学书之人都说自己师法“二王”,然而真得“二王”正脉的又有几人呢!何以故?我俩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大家只关注“二王”法帖临摹和学习,对“二王”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生活、民间习俗,以及“二王”的生平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对他们的书法艺术理解得不够透彻深刻,以至于对“二王”的书法特色、境界的把握得不够准确……这次聊天可能是使他产生在更深层面、更广视野研究王羲之这一念头的动因。由此可见,他对王羲之的学习研究是从内心而发的。为了本书的创作,他阅读了已出版的几乎所有关于王羲之的书籍,翻阅了有关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大量史料和论著,可以说他已经把这一段历史和王羲之生平了然于心了,写书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一部28万字的专著便诞生了。阅读《走近王羲之》使我产生了如下感受。


首先,这本书再现了宏阔的汉魏两晋的时代画卷。作者以史家的视角用近乎小说讲故事的手法再现了东汉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重大事件、政治制度、文化特点,对魏晋名士在那样的时代舞台的潇洒与惊醒,得意与惶恐,自由人生、张扬个性与艺术创作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读来颇受启迪。


第二,这本书以经纬纵横的叙事之法,竭力探索那个战乱不断、政权更迭的时代与文人的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精神极度自由、个性充分张扬、艺术创作异彩纷呈的内在关联及深刻原因,作者有自己的独特之见,读来发人深省。


第三,这本书追本穷源地梳理了琅玡王氏的兴衰史,以及王、谢、庚、桓几大家族的政治起伏,又延伸至他们在书艺上的相互拼比、相互激励,以探求王羲之书法一峰独秀的成因,在当代书坛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这本书描述了在高手林立的东晋书坛,王羲之以宽阔的胸怀、谦虚的态度上下求索,遍临大江南北名碑,养其气,丰其神,吸收借鉴时代书家的营养,集而大成,增损古法,终成一代书圣的历程。


叙说王羲之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历代有多少仁人志士都想一探究竟,然而总是直着来、绕着行。郭飞以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勇往直前,取得了骄人进展,《走近王羲之》只是初试牛刀而已,我期待他真正能“走近”王羲之,以偿自己的大愿,也为学术界填补一项空白。


是为序。


何济洲


甲午金秋于心斋


何济洲,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海关总署《金钥匙》杂志主编。师从欧阳中石先生,曾得林散之、赵朴初、启功等先生亲授。

序二

王羲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书法家,被誉为“书圣”,其《兰亭序》不仅是书法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千百年来,王羲之及其书法为历代书家推崇膜拜,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心追手摹,此人而已”。许多人把研究王羲之及其书法作为一生的追求,我虽不才,但也愿意成为其中之一。


一位老师曾经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想学王羲之书法,必须深入了解他身处的历史时代中的社会事件、文化传承,了解他的家学家风、人生经历、家人朋友,甚至了解他的习惯喜好如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这样你才可能融入他的生活、体会他的感受、走进他的心灵。为此,我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和阅读。我几乎翻阅、查找了公开出版的所有与王羲之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但我同时发觉,目前对王羲之的综合研究并没有想象中的多,大多还是就书法论书法,很少有人把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王羲之“为书名所掩”,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文化名人很多;一方面是历史上关于王羲之的记载确实不多,而且历代学界对不少记载尚存疑问。不过,这并未让我感到失望,反而更加激起我继续深入研究了解王羲之的愿望。一直以来,有三个问题困扰着我,也成为我不断研究思考的动力:一是为什么在两晋时期出现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庞大的书法家群体,书体也在此时完备成熟;二是为什么此时出现了以“韵”为审美标识的书法现象;三是为什么王羲之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书圣”的。


在不断的学习思考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正如生物的生长无法离开特定的自然环境一样,任何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其个体也并不是卓然独立的,而是与他周围的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正是这种紧密度决定着个体成就的大小及其历史地位的高低。王羲之作为王氏子弟的出现,有其偶然性,但作为“书圣”的出现,却有其必然的条件和原因。如植物的生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和“融合”,就像某个地区的大生态圈;东晋皇权的衰微和门阀政治的确立,就像是其中的小环境;“玄学”的兴盛和琅玡王氏的家学家风就像是施于土壤中的营养,给予王羲之书法艺术丰富的养料和动力。其独特的际遇就像是培育植物发长的园丁,通过修剪、嫁接等手段养护、引导、修正着他的成长道路。他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像是与其共同成长的树木,彼此竞争、相互扶持。当然,他本身应该是一个基因良好、极富潜力的种子,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对于一株参天大树的成长,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作为门阀士族子弟的王羲之,当时几乎每一个历史大事件和人物均与其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不少人和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试图通过全面剖析王羲之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政治事件、文化现象及其家族传承、人生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和思想,找到打开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之门的钥匙。


我始终认为,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在于,成就一个伟大书家的众多条件中,道远远大于技,“字外功”更重要。“书者,心画也”,书法可以全方位展现中国文人的学识修养、胸怀格局、气质境界、风流才华。后世雄强刚硬如李邕者、庄严肃穆如颜真卿者、俊媚遒劲如赵松雪者、天纵奇才如米芾者、自然天趣如苏东坡者、平和冲淡如八大山人者,见字如见人,气质面貌一览无余。他们之所以能被后世千百年传承,除了在书法技艺上达到的高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及其作品无一不代表了中国的“士”的精神。即使为后人诟病的王铎之流,也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传统意义上对“士”的要求,其作品中才出现扭曲和跌宕。王羲之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者。从书法的沿袭和传承上看,王羲之书法如一个宝库,后世书家从王羲之处各取所需。“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这种善和美,不仅是书法作品中的善和美,更是王羲之思想境界、道德修养、才华性情中的善和美,与后世文人颇有“神通”之处。说到底,书法是中华文化的衍生品,是中国文化的外在表达形式。学书之路,便是一条寻根之路、一条践行“士”的精神之路、一条完善自我、提高修养之路。


我不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对王羲之书法的研习还未窥得门径,试图写这样的一本书无疑是唐突和困难的,但作为一个王羲之书法的执着爱好者,我心中的冲动和狂热一直以来难以抑制。尽管我为此阅读了大量书籍,也进行了“自以为是”的深入思考,但由于才学所限,其中仍有许多粗浅之处,还望专家学者和书学同道批评指正。学习书法需要一生的努力,对王羲之及其书法的研究更是终己一生都难以穷尽的事业。此书的完成,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郭飞


2014年初冬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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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概貌


王羲之生于西晋末年,主要活动于东晋年间。两晋与之前的三国及之后的南北朝有着密切的关联和共同的特征。研究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应该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探讨。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包含了许多王朝,如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之后的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当然也必须加上北方前后建立的五胡十六国、北魏及分裂之后建立的东魏、西魏,及再之后的北齐、北周,这还不包括期间建立的一些小国,林林总总三四十个王朝,但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却通常把它们归入一个时代进行整体研究。当然,近年来三国是热门题材,一些研究者把三国单独进行研究和论述,但终不是主流。


把三国两晋南北朝放在一起研究,不只是因为它们共同孕育在我们这片伟大的土地,更是因为这些王朝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气脉相连、难以分隔,由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和属性。研究一个王朝,实在难以不与其前后及同时代的王朝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从中国历史全貌来观察,会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华文明五千年就是一部由乱到治、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文明形式的不断发展。西周、汉、唐、宋以及之后的明、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由萌芽到长大,再到强盛、完全成熟的过程。而此之间出现了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所谓的“乱世”。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它承接两汉、开启隋唐。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两汉,我想是“强”,用一个字形容隋唐,我想是“盛”。两汉的强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一方面均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像春天的种子,它要发芽长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成长中的焦虑、莽撞和粗犷。而隋唐是不同的,它如盛夏的大自然,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尽显华美和灿烂。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了哪些变化,让这两个时代如此不同?我们在关注和赞美两个伟大时代的同时,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研究中间的这个“乱世”?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启迪啊!


就本书主题来看,从书法角度讲,汉以隶书为代表,唐则书法全面发展,特别是唐楷基本达到了中国书法的最后圆满和辉煌。隶书代表了书法的“古”,唐楷代表了书法的“今”。从自然到规范、从古朴到惊艳、从天真率性到法度形成,从质拙雄浑到尽善尽美,中间难以绕开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期间的许多天才人物不断涌现,将中国书法带到了最高峰,灵性毕现,直指人心,穷尽奥妙,畅达天地。特别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风,足足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他们留下的作品,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标识。其实不只书法,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事件、社会制度、科学文化、人物传奇,对后世影响之大并不逊于汉、唐,或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想,与其说是“乱世”,不如说是黎明前的萌动,盛世前略显慌乱的忙碌,无数的生命和活力在此刻涌动、融汇、交集,只等待一个时机迎接“大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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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我们首先走近这个特殊的时代。


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起讫时间,时间下限基本有所定论,即结束于公元589年,也就是隋朝灭陈,实现中国统一的年份。但对于开始于何时,历来争论颇多,有人认为应当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算起,也有人认为应当始于董卓之死和曹操镇压黄巾军时年,即196年。近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周一良及田余庆等,均认为应当是196年,即汉献帝建安元年算起,理由是这一年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汉朝名存实亡。翦伯赞形象地比喻,曹操在这个时候已经“把皇礼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了”。因诸位先生不仅学术上高山仰止,其分析也合情合理,足以明辨视听,所以目前已为学界共识。从公元196年算起,到公元589年结束,共有393年,这个时间比两汉的四百年稍短,但比唐(共289年)、宋(南北宋共319年)、明(共276年)、清(包括“后金”也才295年)均要长许多。


这393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乱世”。其间,没有战争的年份只有70多年,平均5年多才会有一年的太平。而在人们直观印象最乱的时代——战国,在254年中打了185仗,平均每3年多就会停下来喘息一下。而这又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据史料记载,在此期间发生了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619次。期间王朝更迭频繁,皇帝成为最高危的“职业”,被史料记载并可考的皇帝近90位,其他不被后世正史承认或记载的帝王足有上百人之多,而能善终者寥寥无几。现代人所羡慕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更如颈上悬刀,被杀或灭门者不计其数。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进行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移民迁徙,甚至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大变动,都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引起的。鸡与蛋谁前谁后的问题之后我们再讨论,但由此可见人口流动的规模和影响。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乱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均创造了足令后世惊叹的辉煌。中华民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特别是融合的方式不是通过本体民族发动的战争和民族压迫,而是少数民族在不少杰出领袖的带领下主动地、自发地向汉文化靠近;官僚机制不断探索完善,封建王朝管理方式得到不断尝试和总结,为隋唐国家机器的构建提供了有力保证;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结构完整、概念明确、文字精练的法典,其精神及体系一直延续到近代;儒、道、释三家不断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继春秋战国后进入第二个大发展期,并初步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根梗;科学技术并未因战乱而停滞,相反在农业、天文、医药、数学等方面成果斐然;文学迎来大发展,以“三曹”为首的“建安风骨”和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几座高峰;书法绘画、雕塑造像,更是几乎达到巅峰水平;期间产生了如“竹林七贤”“清谈误国”“狡兔三窟”等后世耳熟能详、令人回味的成语和故事,让人突然会觉得这段历史如此真实和生动。


下面,我们慢慢揭开它的历史大幕。


第一节 历史回顾


一、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地方势力日熏,社会矛盾突出。东汉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刘辩继位为少帝。屠户出身并在当时执政的何太后兄何进在与宦官争夺权力中,联络了当年控制京师的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曹操时为其中的典军校尉),杀死八校尉统领蹇硕,并密谋尽杀宦官,为壮大势力,召时任并州牧的董卓入洛阳。后何进被宦官死杀。而袁绍尽死宦官后,董卓渔翁得利,不费吹灰之力独揽朝政。不仅如此,他废黜灵帝,另立刘协为汉献帝。董卓的专横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强烈反对,酿成了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大规模内战局面。


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号召各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并推立袁绍为盟主。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持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不久也分崩离析,初平三年(192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经过激烈的混战后,到建安元年(196年)时,全国形成了许多割据势力和区域,主要有:袁绍占据青、并、冀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两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郡部分;士燮占据交州;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占据汉中地区。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当属袁绍和曹操。


董卓入洛阳后,曹操逃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聚兵反抗,并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初平三年(192年),诱降黄巾军三十万人,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后来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此时,他表现出与当时群雄不同的战略眼光和野心。建安元年(196年),他把汉献帝迎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同时屯田积谷,以蓄军资;不限门第,开门纳士。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两军进行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官渡之战”,全歼袁军主力;又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中原地区。建安十二年(207年),提兵北上,打败了侵袭北方的乌桓。建安十三年(208年),南下攻占刘表之子刘琮所据的荆州。之前依附于荆州的刘备南逃。江东孙策之弟、此时的东吴之主孙权,已看清曹操攻打荆州而实志在东吴的图谋,派鲁肃与刘备会晤,并与受刘备之命的诸葛亮,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谈定结盟之约。在之后的赤壁大战中,孙刘联军不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也迫使曹军退回中原。自此也暂时形成了南北相持的局面。


北归的曹操,集中精力用兵于关中、陇西,把统一范围扩展到整个北方。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按照与诸葛亮隆中对时定下战略,率军入川,占据了原属刘璋的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取汉中。正当刘备实力不断壮大之际,孙刘联盟破裂,孙权派军袭杀正由荆州向曹军发起进攻的刘备大将关羽,占领荆州,隔三峡与刘备军相持。


汉延康元年(220年)一月,曹操死;十月,其子曹丕称帝,国号魏,定都洛阳,建元黄初。次年(221年),刘备称帝,定都成都,国号汉,世称蜀,建元章武。孙权一度于221年接受魏国封号,但229年,孙权也称帝,定都建业(今南京),国号吴。同时,蜀、吴恢复结盟,共抗曹魏。之后,南北之间虽然仍常有战事,但总的来说,力量大体平衡,三足鼎立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三国建立后,政治均较为开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国力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科技文化发展也比较迅速。


三国时期,魏蜀吴出于增强军事实力考虑,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加大开疆拓土力度。魏国实行了屯田、租调制,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恢复速度较快,水利、冶铁、交通、商业得到不同程度发展。源于东汉的北方大族得到发展和加强,“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更是强化了北方士族地位,这些士族在之后的西东晋、五胡十六国、北魏,甚至到隋唐依然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源远流长,不可绝断。特别是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在曹魏时代屡立军功。景初二年(238年),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使辽东归入魏国。正始十年(249年),发动高平陵政变,得以独揽朝政,之后通过镇压毋丘俭和诸葛诞反抗,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此时,出现了原属曹魏一派的、以阮籍和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等名士,开始由儒入玄,对司马氏进行了消极反抗,之后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陆续归服于司马氏,但他们开创的“魏晋名士”风度和玄学之风却几乎影响了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甚至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时的蜀、吴两国,一个向西南扩展、一个向东南进发,从中国历史上看,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融合、开拓东南农业经济均起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族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均设有屯田区,会稽郡农业生产尤其发达。历代修建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累年征战,孙吴又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从而形成了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顾、陆、朱、张这样世居高位的大族。在之后的东晋及南朝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蜀、吴后期,国势均日趋衰落。


公元263年,司马氏帅魏军灭蜀,蜀国历二帝,共四十三年。两年后(265年)司马炎以接受禅让为名,代魏为晋,史称西晋。魏国历五帝,共四十六年。公元280年,晋军攻占建业,吴帝投降,吴国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司马氏以晋代魏,虽然为历代史家文人诟病,但客观上讲,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流离的人民得以安定,动荡的社会得以喘息,至于谁家称帝于百姓何干?


二、西晋的短暂统一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平吴,统一南北,全国共有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经过九十多年的战乱,人口已不足东汉末年的一半。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虽加以改革,但总体变化不大,官员也多为旧人,故一脉相承,难以割裂,史家常常统称为魏晋。政治方面,中央最高官职设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中书省的监、令负责起草诏令。侍中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尚书所奏文案如有不妥,侍中有权即加封驳。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负责纠弹不法和掌断刑狱。选官用人机制仍沿用九品中正制。西晋官僚体制,对后世影响很大,中书省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成令,为后代所沿用。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不少律条的规定,起到了缓和社会各阶级矛盾的作用,巩固了中央政权。可以说,晋律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秦汉律法,不仅为之后隋唐至明清的法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蓝本作用,而且其中的一些法律精神和律法结构体系,一起影响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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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前期采取了宽和节俭的治国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农,从而增加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以方便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户依资财贫富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称为九品混通之制。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朝。对吴蜀故地,则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对大族加强了防范。但在晋武帝后期,一反之前俭朴低调作风,反而变得骄侈淫逸,豪门贵族奢靡成风,竞相攀比斗富,历史上著名的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就出现在晋武帝末年。晋武帝不仅不加制止,还旁观取乐。一时权贵阶层强取豪夺、横征暴敛、贪腐成性。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社会地位日隆,朝廷通过“征辟”方式选用官员时,世家大族占尽优势。曹操起兵之初,由于其宦官家族的出身,不为当时名士所尊重。世家大族出身的袁绍,在讨曹檄文中称其为“赘阉遗丑”,曹操不得已三发教令,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人才。实际上,他对世族名士也是极力争取。对此本书将另有篇章进行论述。从其子曹丕继位以后,进一步向世家大族妥协。特别是在选人用人上,提出了“九品中正制”,士族出身的司马氏建立西晋后,更加重视大族利益,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东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晋进一步规定,高官显爵按照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高官可按照官品高低庇荫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荫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东汉、曹魏以来的世代高官而且累世袭土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占据有特殊优势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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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宫廷势力内斗在选帝继位方面出现重大问题,皇帝势弱,皇后贾南风专权,引起“八王之乱”;二是到惠帝时,天灾人祸并行,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多地发动起义;三是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不断壮大,参与到了西晋内战之中,最终演变化为“五胡乱华”,并最终颠覆西晋政权,西晋于愍帝邺被杀(316年)后正式灭亡。西晋历四帝,共41年。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后称王,次年即帝位,国号仍为晋,史称东晋。而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此处历史背景,本书将在后面章节详细进行论述。


三、东晋的偏安政权


西晋覆灭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火连年。不少中原汉族人士纷纷南迁。“永嘉之乱”后,北方诸州人口通过几批共有达九十万人南渡,约占到当地土著的六分之一。琅玡王司马睿在大族王氏的策划下,早在永嘉元年(307年)已出镇建业,在长安沦陷后称帝。


东晋政权在政治、经济等政策制度上,基本沿袭了西晋的做法。与西晋不同的是,东晋王朝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大族紧密相依。从开始王氏大族在东晋建立初期发挥重要作用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后,门阀制度已向门阀政治过渡,士族大户在东晋的政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氏、庾氏、谢氏、桓氏相继成为实际执政者。而南方本土氏族,也在整个社会政治、军事、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部东晋史,就是侨姓士族之间、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之间的斗争及合作史。而北来的流民,在其各自的流民帅的带领下,对东晋王朝特别在士族之间的争斗中发挥着独特的、微妙的作用和影响。司马氏的皇权和正朔,随着士族之间的斗争和合作而飘摇起伏,但却一直生死与共。当士族大户势微,并被下层族姓人士占据上风后,东晋的统治也告结束了。下层士族人士刘裕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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