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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袁家:袁世凯及杨氏夫人后裔百年家族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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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百年袁家:袁世凯及杨氏夫人后裔百年家族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碧蓉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6-01

书籍编号:30344723

ISBN:978754953703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0399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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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五姊妹寄语读者


我们五姊妹——袁家英、袁家苮、袁家蕖、袁家菽和袁家芯,都是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袁世凯的嫡孙女,我们的祖母是袁世凯的五夫人杨氏,我们的父亲袁克桓是袁世凯的第六个儿子(大排行),也是五夫人的长子,我们的母亲陈徵是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女儿。


祖父袁世凯,我们五姊妹都没有见过,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真是百年沧桑一言难尽。我们五姊妹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中有四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其遭遇可想而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先生提出要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客观多了。我们五姊妹都不是研究历史的,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对历史人物,包括对我们祖父袁世凯的是非功过,会有一个比较真实和客观的评价。


我们的祖母杨氏,是天津市宜兴埠大户杨家的女儿,我们五姊妹都见过她,她精明、干练、公正、美丽,深得我们祖父的信任,在中南海生活时被委以主持管理大家庭的重任。她将膝下的四个儿子,按大排行为第六、八、九、十一公子,送到英国和美国,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学军事、学经济;她教育儿子不要从政,告诉子女,他们的父亲当了中华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还当过皇帝,高处不胜寒。她要求儿孙好好读书,兴办实业,为国效力。所以,她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坐吃山空,更没有一个是纨绔子弟,都为国家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祖母在世时,每逢夏天,大家都随其去北戴河,那里有属于启新公司或家里的六栋别墅;春秋天则住在北京东城区石大人胡同的房子,其余时间住在天津大营门的袁家大院。在我们的印象中,祖母很威严,我们都惧怕她。她于1937年在天津病故,葬礼十分隆重。


我们的父亲袁克桓,早年留学英国,后来在他母亲、兄弟和夫人等支持下,为国家民族工业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长期担任北方著名的重工业企业、中英合资的开滦矿务局的中方董事长。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他担任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和南京江南水泥厂的董事长。1937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他支持南京江南水泥厂里受雇于丹麦F.L.史密斯公司的辛德贝格与其德籍技师昆德掩护了三万多名南京市民,他没有屈从日寇的淫威,甚至自己的大儿子袁家宸都曾被关进日本宪兵队监狱。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南京江南水泥厂董事长,还担任北方著名的大企业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的董事长,创建了上海耀华玻璃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拟安排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从1949年至1956年,他继续为国家民族重工业的振兴与发展出力,支持抗美援朝,支持公私合营。1956年父亲病故,当时的国务院重工业部等发来唁电,国家颁发了数额很大的慰问金,《天津日报》也刊登了讣告,受到各方面的尊重。父亲病故时,最小的妹妹也已二十二岁,我们姊妹对他老人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整日忙于实业。他非常尊敬老师,尤其是对他自己的老师严修;对我们兄妹的教育,他十分重视,也经常教导我们正派做人,认真做事,孝顺长辈,慈爱晚辈,平等待人。他也很讲民主,给我们的成长包括我们的婚姻都留有很大空间。我们很敬重他,怀念他。


我们的母亲陈徵,生于1900年,1992年辞世,我们对她的感情极深。她是江苏巡抚陈启泰的独女。她的婚期因祖父袁世凯的辞世而延至1918年,陪嫁丰盛,装了一列火车。她从小被父母宠爱,从未缠过足,嫁入袁家后,作为五夫人房内的长媳,很受大家的尊重。她的性格、脾气极好,从来不着急,待人厚道,态度和蔼。在我们的印象中,她非常大度,真是肚里能撑大船。她接受新事物很快,上流社会的各种娱乐方式,她都很喜欢,学得也很快;抗战胜利后,她多次乘坐“空中霸王号”飞机往返京沪,住在上海最豪华的锦江饭店,她喜欢京剧、越剧等曲艺。新中国成立后,她被确定为知名人士家属,每周到天津市政协学习。“文革”中,她虽受冲击,但属于被保护的人士,加上我们的大姐袁家英定期寄外汇给她,她老人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除了有一段时间被赶到地下室,其余都住在天津五大道的独所小洋楼。1973年,著名美籍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首度回国,特别来拜见他们的六婶,政府也为她很好地落实了政策,包括房屋、财产等。1973年,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国家特批,带着自己的外孙李立中到了美国,在家英大姐家一住就是十三年。1986年,又随家英大姐回国探亲,看望在国内的我们的兄长家宸大哥和两个最小的妹妹家菽和家芯,原想很快回美国,但毕竟年事已高,就在我们最小的妹妹家芯的家里度过了六年,于1992年病故。母亲从美国回国后的那六年,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母亲多次说,“邓小平先生很伟大”,对国家的变革也深感欣慰。她老人家病故后,天津市政协、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前往家中吊唁,葬礼很隆重;当时,我们五个姊妹只有家芯小妹和家宸大哥在场,其余都在美国。在我们心目中,我们的母亲是位很有福气的人,她一生基本都很享福,物质生活很优越,加之拿得起放得下,心胸宽阔、大度,可以说物质和精神上她都很幸福。


我们五姊妹都是袁家第三代人,至今都健在,但都已七老八十了,我们小的时候,虽然家庭物质生活很优越,但国家贫弱,受外国人欺侮,尤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长大了,自主了,我们五姊妹不论生活在国内或国外,都自强不息、奋斗不止,都堂堂正正做人,努力去创造自己和家庭的幸福,都生活得很好,家庭成员也都事业有成。很荣幸的是,我们这一代出现了两位全国政协委员,一位是四妹袁家菽,一位是五妹夫柏均和,这也是袁氏家族中仅有的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家英大姐一家在国外生活了六十多年,已与美国的主流社会融为一体。二妹、三妹、四妹也都在美国生活了二三十年,但中国情结是永远隔不断的。我们经常回来探亲,这二三十年,看到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发自心底地感到振奋,尤其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国家富强了,自己腰板都挺直了,我们在海外有深刻的感受。小妹家芯全家一直生活在天津,生活很幸福;2001年9月11日,她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机与家英大姐赴美,飞行中正遇上九一一事件,受了一场虚惊。


我们这一代人,中国近百年的酸甜苦辣,都赶上了,有内战纷争的混沌岁月,有被日本人占领的离乱时期,也经历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国内的姊妹还经历了“左”的阶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终于迎来了国家改革开放的美好年代。我们之所以支持编写这本书,也是想通过袁家四代百年的感受,道出社会的变迁与进步,能让后代懂得坚持什么,选择什么,信守什么,珍惜什么。


我们的下一代,也就是袁家的第四代,仅就五夫人这一支而言,这一代人中年龄大些的,经历很坎坷,上过山,下过乡,遭过批,挨过斗,没享过什么福,却受了不少祖宗的连累,值得欣慰的是,他们都很坚强,都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们当中,如我们家英大姐的后代,都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都很有成就,也很有根基,已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其余第四代中的大部分也都在国外生活奋斗,算是新一代移民,各得其所,生活都挺好。这一代另外一部分一直在国内生活,经历了“左”的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改革开放后,境遇好多了,都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当中,有的当了天津市人大代表,有的做了国家干部,有的入了党,绝大部分现在都到了退休年龄,安度晚年。这第四代中最小的就是我们五妹的独生子,很出色,目前是一家大保险公司主管营销的老总。第四代,作为袁氏家族的一代人,家族观念已淡薄了许多,更加回归于一代普通而又平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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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袁家英离开中国前五姊妹合影。前排左起:袁家苮、袁家英、袁家蕖;后排左起:袁家芯、袁家菽。(2001年袁家英从美国回国探亲时提供)


2012年,距民国肇始已百年。袁家,作为这近代百年中国一个十分特殊的家庭,既经历了国人都曾体验过的历史变迁,感受到了国家强盛的祈盼与喜悦,也品尝了作为这个特殊家庭一员的特殊滋味,今天愿意讲出我们的经历与真实感受,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的进步。本书作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采访过我们家族成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内容翔实可信,在此衷心感谢作者的辛劳和所有关心我们这个家族的人。


美籍华人 袁家英、袁家苮、袁家蕖、袁家菽,中国公民 袁家芯


2011年10月

Daily TelegraphMorrison of Peking

  • [英]汤因比著,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第10页。
  • 《袁世凯和项城袁氏家族——项城文史资料》(总第十一辑),第1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市委员会编印,2005年12月,第1页。
  • 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里,引某笔记:“谓项城年十三四岁,书一春联云:‘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塾师为之咋舌,知非凡器。”参见张伯驹著《春游纪梦》(《张伯驹六种》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75页。
  • 参见张永东《百年之冤》,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 对于这三个问题,参见唐金培《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 [德]歌德著,钱春绮译《歌德抒情诗新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第274页。
  • [英]贝思福《论中国水陆必备》,见《保华全书》卷三,第5页。
  • 同上。
  •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次印刷,第914—915页。
  • 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277页。
  • 同上,第274页。
  • 《袁世凯奏议》(下),第1337页。
  • 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第736—73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42—143页。
  •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89页。
  • [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追寻现代中国 ——革命与战争》,时报出版(台北),第367页。
  • 朱步冲《袁世凯——踯躅在新旧时代间的领袖》,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期,第78页。
  • 沈嘉蔚编撰、窦坤等译《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目击变革》,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第230页。
  •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第121页。
  •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16页。
  • 同上,第203页。
  • 袁克文《辛丙秘苑》,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33页。
  • 关于袁世凯夫人们和儿女们的名字皆来源于袁克文的《辛丙秘苑》里的《洹上私乘》,最初连载于1922年3月至8月的上海《半月》杂志,其时袁克文三十二岁,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记录。袁静雪所写的《我的父亲袁世凯》最初发表于1963年,袁克齐所写的《回忆父亲二三事》最初发表于1963年12月,是半个多世纪后叙述他们少年之时的记忆。他们三人叙述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方式也有别,内容有所出入。
  • 袁克文《辛丙秘苑》,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4页。
  • 王小箭《女性艺术首先不是艺术问题》,参见《艺术时代》2009年第11期。
  •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161页。
  •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84—85页。
  • 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6年3月第一版,第133页。
  •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 袁克文《辛丙秘苑》,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39页。
  •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179页。
  • 袁克文《辛丙秘苑》,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0页。
  • 以下《袁氏家塾训言》来自《袁世凯和项城袁氏家族——项城文史资料》总第十辑《家规门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市委员会编印,2005年12月版,第144—147页。
  •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第一章 袁世凯:为人、为夫、为父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任何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宣传,也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汤因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这样的“垄断”,对于后人来说,往往已是面目全非了。袁世凯称帝失败,流于寇,名于贼,于是一顶“窃国大盗”的帽子扣在头上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告知袁世凯是“贼”是“盗”,置其后世于梦魇阴霾之中。对于这样一个清末民初的重要历史人物来说,用“窃”和“盗”的论断,似乎有点太简单、太粗暴了,也不能使得后人探明实情和真相,而且这种态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相对性。
    主观性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描述时,往往根据撰史人的环境和心情经过大脑记忆的过滤、加工而记录解释而来的。所以,历史往往是被解释出来的,每一种解释都是为各自的时代服务而解释,也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解释。而历史的相对性,就是人性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我们无法避免地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局限,我们或多或少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果我们认为能够摆脱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其实是一种自负和傲慢,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拨开笼罩在历史之顶的迷雾烟幕。
    历史是谜,是一团迷雾、一张迷网,历史有时也迷人而神秘。历史是不可挽回、不可假设和不可更改的。可是,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选择什么而且能够被历史证实的意义就尤为重要。而历史人物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又有什么意义也极其重要。我们通过了解历史人物,可以探究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
    袁世凯,首先,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也是百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历史选择了他。反过来说,也是他选择了历史。这种双向的选择,既有偶然的契机,也是必然的结果。这种偶然性,是由一个个具体细节的人和事所组成,构成一个个故事和片段,而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可抗拒性。而每个人的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选择决定命运,选择了什么,就会错过些什么;选择了什么,也必定放弃了些什么。人生也很神秘莫测,每个人通过人生历史理解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接受他不能接受的现实。
    袁世凯也如此。
    河南项城,地处中原。康熙二十九年(1690)《项城县志》这样描述:“项城远处顿山阿,襟连黄河带瀔河。大邸阁前青草满,占星台上白云多。五行善记怀应奉,十代名医想华佗。”这里,“项”是西楚霸王项羽祖先的封地,“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祥地。中原文化素有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尊道贵德、中庸辩证之精神层面。“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是袁世凯十三岁时所作的对联,自喻是藏龙静处以待勃发,亦有养精蓄锐企图逐鹿中原之抱负,而个人的牵一发,动了全家甚至动了全国,于是在中国的百年历史中,袁世凯制造了诸多第一:
    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在中国创建第一支新军。
    1905年,与张之洞合奏,第一次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
    1905年,在天津设立了第一个巡警部。
    1912年,第一次以和平方式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
    1913年,第一次实行国会选举,建立国会制度。
    1913年,成为第一位由国会选举产生的正式总统。
    袁世凯还建立了中国人的第一家银行,督修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发电厂、第一个电话电报公司、第一个电车电灯公司、第一个烟草公司、第一条环城马路,等等。
    同时,袁世凯又是在百年历史中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戊戌变法期间,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
    民国初年,到底有没有派人暗杀宋教仁?
    1915年,是被迫无奈还是忍辱屈尊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德国诗人歌德在两百多年前对于人生、对于天命有四句蕴蓄着感动和启悟的诗:“谁没有和泪啃过面包,没坐在床上哭泣呻吟,度过充满哀愁的深宵,天神啊,他不会认识你们。”认识苍天的威力其实就是面对生活环境的挑战和对自己心灵的挑战,历史学家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的影响,而家庭社会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以及日后的所作所为更是十分重要。
    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书信到家,向家人报告以重兵攻下了捻军重要根据地临淮,捻军各部溃退,族人都说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闻讯大喜过望,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袁世凯的得名即与征战行伍有关,真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诚有其名则必有其实,“世凯”二字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新生男儿一生的戎马生涯,征战疆场,一世的凯旋得胜,名扬天下。
    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岁时,养父袁保庆去山东做道员,袁世凯随其去了山东。童年的记忆都在袁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童年的成长经历、环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无疑问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寨,是为了避捻军袭击、众志成城保卫家族安全的堡垒。寨堡一丈高,寨墙外有深沟环绕。寨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角各有一座炮楼,平时每座炮楼及东西寨门均有卫兵值班,几十名卫兵轮流站岗放哨,日夜守护。寨门前架设吊桥,吊桥的升降起伏,是一种既让人安全又孤立无援的象征,人不可以随便进出寨堡,戒备防范森严。虽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对安稳,但是每当捻军侵扰,征尘狼烟,呼啸而至,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紧张,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楼鸣枪放炮以助威,直到捻军撤退。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我们可以解释为:人小无所知也就无所畏,天生胆大就处事不惊。相反,袁寨再坚固再森严,也抵挡不住时不时心理上的恐慌与失衡。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不确定性和无助感,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后来他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筑起另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堡”,不过即使他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和民国大总统,也并没有获得人身安全感和精神安全感。
    幼年的记忆和经历让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这里的胡天骄,应借历史上侵扰中原的游牧民族,代指当时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国。他在二十岁时已经历两次科举落榜,到京城想报捐功名又无望,而这也许是他投笔从戎的契机。后来在1882年二十二岁时,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1895年12月8日,经慈禧太后批准,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任命,袁世凯成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大臣——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磨难,让他渐渐胸有城府,藏而不露,谨言慎行,人情练达,能屈能伸。此时,袁世凯年仅三十六岁,事业如日中天,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重任利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开始。而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小镇,由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中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这在中国千百个小城镇中绝无仅有。天津小站从此拉开了北洋军阀集团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而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此时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凯的麾下,行将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语千真万确。
    英国海军司令员贝思福爵士(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参观天津小站练兵,给他印象最深的细节是袁世凯主持的给士兵发饷仪式,后来在他的《保华全书》中这样记载:“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发给,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哉!”
    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2月5日,“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休伯特与苏珊伉俪捐赠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前言有一句话说:“画像中的那个适逢三十九岁、意气风发的袁世凯便成为刚巧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戊戌政变中崛起的壮年政治家的唯一真实形象,可谓弥足珍贵。”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1899年袁世凯刚迈入不惑之年。画旁边的标签如是说:“胡博·华士在天津结识了一位名叫诺曼·穆泽(Normann Munthe,1864—1935)的挪威上校。诺曼1887年来到中国,加入军队并参加过甲午战争。战后,诺曼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并给新军司令袁世凯做军事顾问。他谙熟中文,而且是个中国艺术鉴赏家。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军中弥漫着浓烈的反洋情绪,诺曼怕胡博·华士受到伤害,于是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尽管士兵们并不友好,但袁世凯待胡博·华士为上宾,他愿意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坐下来给画家当模特。此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胡博·华士或许想不到,眼前这位四十岁的模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不仅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还于1916年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1899年由荷兰画家胡博·华士(Hubert Vos,1855—1935)为小站练兵时期的袁世凯画的唯一油画肖像(首都博物馆收藏并供图)。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指出:“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指出顺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道上谕其实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号,四天后,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袁世凯把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天津,作为他振兴实业、改革金融、废除科举、建立巡警、大办教育的实验场地。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洋务运动掀起的重工重商,包括西方国家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裕度支”条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谕”。袁世凯把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给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在袁世凯的信任和支持下,周学熙设立了直隶工艺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的实业机构。周学熙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两家——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以后在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和玻璃公司等等。可以这么说,当时袁世凯和周学熙开始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雏形,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一带,开滦、耀华、启新、华新等是最早打开京津冀的实业公司。冀为河北,耀华总部就设在河北秦皇岛;开滦、启新和华新都在唐山,但是它们的指挥大本营仍然设在天津,在北京也设有分部。所以,实际上这时已经形成了京津冀的一个经济实业圈,组成了发展最早、最有实力的北方民族工业。
    袁世凯在复兴商业的同时,办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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