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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回忆朱蕴山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3-01

书籍编号:30346627

ISBN:978750347222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9062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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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蕴山先生像(1948年12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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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蕴山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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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朱蕴山赠送孙儿德新、孙女德华诗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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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革代表。图中第三排左起第三人是朱蕴山,第一排左起第二人为何香凝,左起第三人为李济琛(194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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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全国政协讨论宪法时,朱蕴山与何香凝、谭平山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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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朱蕴山(摄于197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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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30日,朱蕴山副委员长逝世,5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追悼会

说明


朱蕴山(1887—1981)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朱蕴山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英勇奋斗。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联络国民党民主派,积极进行民主活动。1948年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决心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蕴山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等领导职务,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民革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87年11月3日,是朱蕴山10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朱蕴山一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出的业绩,学习他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编辑《纪念朱蕴山文集》,辑入了朱蕴山的生前友好、民革干部及其亲属的纪念文章20余篇,并收入了朱蕴山不同时期的诗词和文章,以助于我们了解他革命经历的风风雨雨,进而产生钦佩之情。鉴于编辑水平所限,时间仓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多蒙中国文史出版社热忱帮助和支持,以及朱蕴山亲友的多方协助,谨此致以衷心谢忱。


祝修林、杜丁文、韩省之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说明:本书1987年首次出版,名为《纪念朱蕴山文集》,现收入《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更名为《回忆朱蕴山》。

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纪念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屈武 钱昌照


今年11月3日是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朱蕴山同志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缅怀他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朱蕴山同志是安徽六安县人,青年时代离家求学,考入徐锡麟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经徐锡麟先生介绍,加入光复会,开始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他参与徐锡麟刺杀清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被缚往刑场陪斩,亲睹了徐锡麟先生英勇就义的情景。后来,他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继续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后,朱蕴山奋起投入了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6年,他与刘希平、沈子修、宋竹荪等密谋在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再次被捕。获得自由以后,为了反抗安徽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先后到上海、天津等地活动,控诉军阀的罪行,呼吁同乡团结起来,救乡救皖,参加反对军阀的斗争。


朱蕴山同志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救国救民、振兴中华,必须提高国民觉悟。他决心兴办教育,开展宣传,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1918年,朱蕴山回到六安,同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共同筹建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他们募集经费、安置校舍、延聘教师,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课教员。由于他们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这所学校为皖西和豫鄂边区培育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优秀干部。后来,朱蕴山同志还和社会进步人士一起创办《平议报》,任主笔,在传播革命思想、针砭安徽政弊、为民伸张正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2年8月,朱蕴山同志在上海拜见了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完全赞同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并具体参与酝酿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坚决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同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926年元月,朱蕴山同志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随即返皖,在安庆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党部,吸收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安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朱蕴山立即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他们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名义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并推动地方武装统一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朱蕴山同志无比愤慨,他不顾个人危险,掩护过不少革命志士。后因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遭受通缉。他赴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起义。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继续从事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共开辟鄂豫皖苏区工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朱蕴山反对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坚持民主抗日的主张。1933年冬,为促成福建人民政府和瑞金红军联合抗日,他积极奔走磋商。后来,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朱蕴山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将军联络,推动抗日工作。1936年,他两次去太原,与阎锡山部商谈,促进山西方面同共产党合作。翌年春,他又偕同中共中央代表南汉宸、彭雪枫,带着毛主席的亲笔函,秘密与阎锡山会晤,商谈配合抗日及组织革命团体等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蕴山同志回到大别山,组织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众抗日运动。1939年,他来到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推动抗日,他往来于川、康、滇、桂等省,团结联络西南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反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1944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朱蕴山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干事,参与主持民联日常工作。民联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对于号召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投入人民革命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7年,朱蕴山同志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这时,国内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国民党民主派同志深切感到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朱蕴山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一起,联络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共同筹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建工作。1948年元旦,民革正式成立,宣告与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公开决裂,谋求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在民革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朱蕴山同志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同年12月,他随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他列名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55人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9月,他作为民革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朱蕴山同志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和大政方针的制定。他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团结合作,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促进祖国的繁荣和统一,不断贡献力量。


朱蕴山同志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位深孚众望的领导人。民革初创时期,他担任中央常委,代理主持政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长期担任组织部长职务,1979年10月,被选为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在担负民革领导工作的30多年中,对于民革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团结和动员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参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巩固扩大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朱蕴山同志为民革组织的创建、成长所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朱蕴山同志从青年时代起投身革命,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不怕陪斩、坐牢,经年奔波劳碌,整整奋斗了一生。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但始终遵循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只要革命需要,总是勇往直前,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1944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南北东西一野鸥,虚名虚利不虚求,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充分表达了朱蕴山同志的生活追求,也正是他当时为革命四处奔忙、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生动写照。朱蕴山同志心胸坦荡,持身严谨,生活俭朴,待人接物和蔼谦逊,有长者之风。他的高尚思想情操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朱蕴山同志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不断追求进步的、革命的一生。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努力奋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朱蕴山同志生前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曾多次发表讲话或诗文,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台的亲朋故旧,不要忘记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教导,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及早走上正确道路。我们纪念朱蕴山同志,要学习他为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大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我们也希望在台湾和海外的爱国有识之士,能够从朱蕴山同志一生的业绩中得到启迪,为促进“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出有益的贡献。

一片赤诚心 满腔报国志


——纪念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朱学范


今年11月正值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缅怀朱蕴老的光辉一生,用以祈念先人,激励后者。朱蕴老不断探索真理,不断追求进步,在他那94年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始终贯彻着孙中山先生团结奋斗的爱国精神,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我与朱蕴老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就已经认识了。当时他已年过半百,在团结进步人士、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做斗争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我是非常敬佩的。朱蕴老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华出众,曾中过前清秀才,本可涉足仕途,但他看到列强入侵,清廷腐败,国运日衰,在青少年时代就走出书塾,活跃于社会。他接受新思想,主张革新,参加反清活动,加入光复会。特别是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发后被捕,绑赴刑场陪斩,表现了临危不惧的气概,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英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又训练骨干,扩大武装,参加反袁之役。袁死后,他极力主张结束军阀割据。为此,他呼吁教育改革,普及国民知识,推广新文化运动,办学办报,培养青年,抨击北洋政府。“五四”运动后,在陈独秀、李大钊革命思想影响下,他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朱蕴老挺身而出,公开通电反蒋,揭露蒋介石的反叛行径。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蕴老积极参加抗日工作。那时,上海、南京相继失陷,武汉便成了全国抗日斗争的中心。我在武汉组织全国各地工会负责人酝酿筹建中国工人抗敌总会。这时朱蕴老在西南组织“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发动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的抗日运动。1938年,我随中国劳动协会西迁重庆,继续发动工人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这时朱蕴老也在重庆,联络推动西南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我们在重庆常有接触,并都得到作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那时,朱蕴老经常往返于重庆、成都、昆明、长沙之间,协调国民党中左派、民主派抗日运动,广泛宣传联共抗日反蒋主张。他曾同我商讨过民主抗日反蒋的问题。他曾谈到:国民党军队内大部分军官和士兵是要抗日的。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并表示要为西南抗日反蒋和民主抗战运动多出力。他还几次南下桂林、昆明等地,同李济深、龙云、刘文辉等人商议推动民主抗日运动。1943年秋,他返回重庆,我们又见过面。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民心向往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中共中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国飞机大炮和几百万美元的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在八百里战线上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内战,使中华民族重蹈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初,廖承志同志来渝,他是刚从粤北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一到重庆,他在广东酒家邀请民主人士聚会,我应邀前往,席间又一次见到朱蕴老。我们都认为,国民党当局坚持反动立场,坐失民主和平建国良机,因此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幻想。1947年夏,我在欧洲参加世界工联会议,从欧洲回香港时,绕道美国旧金山看望了冯玉祥将军。冯将军根据当时形势,也认为必须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他立即写了一封信,委托我代表他去香港见李济深先生。我回到香港后,通过梅龚彬、陈此生两人见到李济深,探讨了此事。李济深、何香凝都表示同意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俩联名写了一封信,信是写在巴掌大的白色绸巾上,由朱蕴老联络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绸巾上写的是:“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今天,传信的朱蕴老和受密信联络的各位同志都已先后谢世,这封巴掌大的密信就成为当年创建民革的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1947年秋,经过多方联系,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陈此生、柳亚子、朱蕴山和我等人,经过多次座谈,一致认为进一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公开宣告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时刻到来了。当时征求了在上海的宋庆龄先生的意见,决定这个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在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那天召开了筹备会。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朱蕴老和我,都被选为中央常委。在讨论组织名称时,很多同志认为“国民党”三个字已被蒋介石等人搞臭了,何香凝先生坚持保留“国民党”三个字,认为可以多团结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朱蕴老也极力支持这个意见。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朱蕴山、李济深、柳亚子、何香凝等代表民革中央,于同年6月25日发表声明,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12月26日,朱蕴老同李济深、梅龚彬等19位民主人士由香港启程北上,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我与李富春同志前去迎接,1月10日到达沈阳,1月22日,会同55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的联合声明,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推动和组织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斗争。同年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我和朱蕴老都以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盛会。


新中国成立后,他虽年逾花甲,仍兢兢业业,辛勤劳作,他在民革中央当了十几年组织部部长,并继李济深、何香凝之后,荣任民革中央的第三任主席。他始终坚持团结爱国的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努力。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时,我是第一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参加并主持第一部民革党章的起草工作。1979年五全大会后,我又当了一个时期的组织部部长,在贯彻民革组织路线方面,我与朱蕴老前后交叉配合得很好。


朱蕴老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在50年代中期有了机会,中央组织老区慰问团,我们结伴前往延安参观访问。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延安城,虽然几经战火的洗礼,但还保留着古老的风貌。旧时的墙基围绕着延河边的平原市区,往上蜿蜒上山。延安人民都在和平、民主的气氛中辛勤地建设家园,我们参观了市容、新建的窑洞,参观了工厂、学校,特别是面对党中央同志当年办公起居的地方,一种肃然起敬、感动奋志的心情油然而生。当时朱蕴老想把我们的这种心情拍下来,永作纪念,于是我们在延安一同合影。现在物在人去,每当我看到那张珍藏的照片时,就回忆起同朱蕴老在一起的日子。


十年动乱期间,朱蕴老不为权势所动,相信“东风渐解冻,万籁展雄姿”的明媚春光就要到来,写下了“壮志今犹昔,豪情尚未消,愿得腰下剑,斩尽此妖娆”的壮烈诗篇,表现了当年“陪斩坐牢,生死不计”的仁人志士胸怀,和对“四人帮”横行的无比愤慨。


大同共产终须至,曲折荆榛不算奇。


痛饮一杯除旧岁,安排秃笔写新诗。


这是朱蕴老70年代初期写下的诗句。他学识渊博,吟诗作文,文采横溢,爱憎分明。他写下了不少具有革命内容和抒发志士情怀的诗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还把自己多年珍藏的1400余册古籍、碑帖、书画、影印等捐献给了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了新形势、新格局,新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壮大。朱蕴老九泉有知,亦当含笑。

怀念故友朱蕴山先生


胡子昂


纪念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革命活动家——朱蕴山先生百年诞辰,我谨以片断回忆奉献,略表自己怀念故友之情。


早在重庆抗日斗争浪潮中,我同朱蕴山先生就有密切交往。他同赵一民、王洪贤、陈铭枢及我的挚友鄢公复和我的小孩胡克林等,常聚在我任董事长的华康银行和我的家中,商讨抗日救亡事宜,开展了许多抗日反蒋斗争活动,并与我在一起进行过多次这方面的密谈。


我在暗中十分支持朱蕴山先生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常通过华康银行具体业务负责人鄢公复以及胡克林给他以尽可能的帮助。例如,当时他在重庆生活上相当困难,又须有一个较隐蔽的住处立脚,就安排他住在华尔行商店楼上。这是个由华康银行、华西兴业公司为主要投资者,在名义上由胡克林任董事长的商店,是掩护重庆一个民主青年革命组织——“青民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秘密据点。朱蕴山先生住此达一年左右,生活费用全由我们负责,他的斗争活动是十分积极的,确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贡献。


……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朱蕴山先生曾同时在北戴河消夏,几乎每天都相约在他的避暑住宅前树林中喝茶畅谈。他专门叫人摆出一桌两凳,泡来好茶两杯。我们边品茶边摆龙门阵。从国民党谈到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主革命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活动、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好形势,我们谈今论古,十分愉快。特别是当我们更多地忆及重庆抗日斗争中所亲身经历过的进步活动时,兴致更浓,常相对而笑。但是,在忆及“文革”这场浩劫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灾难时,彼此都义愤难平。我们就这样,常常一谈谈了两三个小时。言谈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一心要为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做出贡献。


当我回忆这段光景时,又引起我对朱老的深切怀念。


1987年5月

怀念朱蕴山同志


季方


朱蕴老长我三岁,今届整百,而幽冥永隔已六年矣!渐近他的诞辰,愈增我的怀念。


当年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我们都是邓演达的忠实同志。邓演达的主张是:中国不需要第三党,要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要么是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裹胁的那一批人不能代表国民党,他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应该清除。所以邓演达主张以国民党的左派同志为核心、骨干,继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去完成中山先生的未竟之业。朱蕴老是赞同邓先生的主张的。邓先生被捕后,他极力营救。邓先生被难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层分裂,朱蕴老因反对搞第三条路线而离开,即与李济深、徐谦及十九路军的高层搞联合反蒋工作。后来在香港发起组织了民革。但他始终坚持的正是邓先生的主张啊!为了实现这个主张,他真诚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终于在新中国成立时重逢了,都深深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并且超越邓先生的遗愿,这是足可告慰先烈的!


朱蕴老一贯关心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前身的农工民主党,即在“文革”中,民主党派“靠边站”,被造反派勒令停止办公的情况下,朱蕴老担心当年老人只剩他和我寥寥数人,有关历史将来会淹没不明,而于1971年2月1日至2日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我,详述他所了解的民主革命阶段中的这个片段,至今捧读,感慨万端!


蕴山老友,余今病老在床,双目失明,脑力差矣,唯命儿辈记此数语,寄托我对你深深的怀念!


1987年5月14日

忆念朱蕴山先生


张劲夫


蕴老是我们安徽省的革命前辈,但我认识他,是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这时桂系主持皖政,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初到安徽,脚跟不稳,又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日抗战。为了占住这块地盘,与蒋政权嫡系存在权利争夺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宗仁以比蒋嫡系表现开明的态度,邀请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到皖助李主持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同时欢迎安徽省籍民主进步人士参加动委会的工作。当时蕴老任动委会的总务部部长,沈子修任组织部部长,光明甫任宣传部部长,常藩侯任后勤部部长,不久章乃器调任财政厅厅长,由蕴老代章主持动委会的工作。各部的总干事都是秘密地下党员和同情党的进步人士,如童汉璋、周新民、翟宗文、朱子帆。我们地下党运用这一合法组织,派进去大批地下党员,并发展了许多新党员,各部的主任干事、干事,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和靠近党的爱国进步分子。同时运用这一合法组织,办训练班,组织40多个动员民众的工作团,向各县派指导员。这些同志和单位都是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工商界各种抗敌协会,在皖西大别山地区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抗战局面。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省动委会在这一时期,起了积极的作用。自1938年春省动委会成立,至次年春的一年时间内的绝大部分时间,省动委会实际是蕴老在主持工作,皖西大别山地区的上述抗战局面,蕴老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当时是省动委会内的地下党负责人,对蕴老这一历史性的贡献,是亲历其境的见证人,我认为应在中国抗战史上对蕴老这一历史功勋,做出应有的评价,并实事求是地载入历史史册。


在这一年左右时间中,我与蕴老接触较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于我党不仅自觉地尊重,忠诚执行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而且对地下党员,充满着感情,热爱青年。当时像我这样的党员,要比蕴老年轻20多岁,他是我们的革命前辈、长者,而我每有事进言,蕴老无不采纳,无不支持。使我深深感到蕴老内心深处,是把地下党的意见,当作他理所当然要执行的革命任务,而且执行得很认真,很真诚,使我深受感动。


蕴老待人不仅热诚,而且表现出宽厚胸怀,平易近人。因此,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蕴老能够团结多数,实际上在当时皖西大别山地区,他是许多人围绕着他团结抗战的核心人物,致使桂系当时的头面人物如代主席张义纯及后任主席廖磊等,感到蕴老是对他的政权的威胁,以致在一年后,就不能再容忍蕴老主持省动委会了。桂系当时这一处置,暴露了他们脚跟未站稳时假装开明的真面目,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蕴老的尊敬和怀念。在蕴老离去后的1939年上半年,桂系对省动委会还来不及做大的人事变动。但到这年下半年后,国民党顽固派的防共、限共阴谋,桂系也在大别山地区推行。我党中央指示地下党将党员骨干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向皖东、皖东北新四军活动地区转移,我和郑位三、彭康、谭希林同志即于7月下旬转移到庐江的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离开了省动委会,何伟同志以新四军四支队办事处主任名义,留在金寨附近的新四军兵站,负责布置撤退工作。到了1940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桂系一方面在皖东向我军进攻,一方面在大别山地区搞反共活动,省动委会此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控制在桂系手中,变成反人民的工具了。但抗战初期蕴老主持省动委会工作时奠下的基础,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桂系无法消除其影响的。现在时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回忆往事,不由不引起我从内心深处对蕴老的怀念和尊敬。也不由得想到,我们国家,我的故乡安徽,能多有几位像蕴老这样的革命长者,该多好啊,该会对我们党的革命事业,有多大帮助啊!蕴老已离开我们好几年了,我相信安徽人民是永远怀念他的,他将永远活在安徽人民心中。

片断的回忆


——纪念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李文宜


朱蕴山同志生前,我们都很尊敬他,称他朱老。朱老和周新民同志都是安徽人。我很早就听新民同志说过,朱老是革命的老前辈,早年加入光复会、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等政治活动。1926年1月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筹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吸收一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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