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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美国汉学三杰之一魏斐德，经典之作历经十年积淀，系统性研究戴笠与民国特务组织的学术著作。

作者：（美）魏斐德,梁禾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2-01

书籍编号：30348289

ISBN：978751332381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700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版权信息

书名：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作者：[美]魏斐德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2-01

ISBN：978751332381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编者说明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美国历史学家，曾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研究，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魏斐德早期主要关注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大变迁，此后转入民国，以上海为基点拓展至研究国民党的全国统治。“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的“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吸引了魏斐德的目光，他用十年时间，辗转世界各地查阅档案资料，最终形成了研究成果《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英文原名为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以下简称《间谍王》）。

《间谍王》将戴笠的生平经历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一位缺乏教育、四处打流的地方青年，一跃而为国民党政权中的二号人物，他的发迹伴随着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戴笠领导下的军统为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服务，担负情报收集、暗杀等任务。随着抗战爆发，局势产生变化，戴笠与国外技术人员合作，提升秘密警察组织专业化、技术化的程度。书中还展现特务们绑架、刑讯、走私等历史细节，还原特务组织残忍、腐败的一面。《华尔街日报》曾评价此书：“与其说是某个个人的传记，毋宁说是蒋介石在中国的一份尸检报告。”本书透过叙述特务组织的发展历程与运作方式，带领读者接近蒋介石政权的内幕。

2003年，《间谍王》英文版由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经著名翻译家、同时也是魏斐德的伴侣与助手的梁禾博士译介，此书中文版也迅速问世。魏斐德评价她“对本书的中文处理远远超出了翻译”。

此次增订本在之前《间谍王》中文版的基础上，修订若干讹误，增加一篇访谈稿、“代后记”与若干插图。1998年9月19日，魏斐德在台北访谈陈立夫。经过整理的访谈记录收入“附录五”之中，借此首度公开这一珍贵史料。作为“代后记”的《讲述中国历史》一文写作于1998年；在文中，魏斐德阐明了历史叙事的理论观点，进而表明了他在中国历史写作中的独特追求。

此次出版《间谍王》增订版之际，正值魏斐德先生诞辰80周年，我们谨以此寄托对这位杰出历史学家的怀念。在此，特别感谢魏斐德先生的夫人、著名旅美翻译家梁禾女士，她为我们再次提供了魏斐德先生的部分一手资料，并撰写了本书的“增订版序”。

编者
2017年1月

增订版序

间谍战与特工历来体现一个政权极端的谋略与手段。间谍战与特工之惊心动魄，也在于其隐性、残酷与不择手段。它是一派政治力量打击政敌所采用的最无情的手段之一，常发生在一个堡垒最坚固隐秘的部分，在对方体系最关键的部分、在人与人之间最密切的维系中，意外地背叛颠覆。其内幕对世人的吸引，经久不衰。

任何政权，都会精心建立起效忠于它的间谍特工系统。运作在间谍战前沿的人，被赞誉为“孤胆英雄”“忠诚的战士”或贬为“奸细”“潜敌”等，后来又出现偏于中性的“卧底”之称。间谍战所导致的“出奇制胜”及各种几近神奇的结果，多次成为一个个战役或一场场战争的关键。因此，建立精良的间谍系统，是一个政治力量最在意、最投入的方面之一。

随着历史的飞速推移，时代的巨变，演变至今的世界各国间的间谍战，其形式与手段之精尖奇异，演变程度之令人惊骇，亦可从无声无息却无孔不入、各国间愈演愈烈的网络间谍大战中略见一斑。间谍和特工，因其手段与方式而具有明显的道德争议，属政治与道德的灰色地带，因此它暴露一个政权的真正政治信仰与道德底线。揭示重现它的历史，是解析一个政权的重要部分。

史料与史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国共间的间谍战早在民国中期已全面拉开。但由于双方的档案长期对外封锁，历史学者们几乎无法查阅相关资料，做研究的难度，实是难上又难。于是这段隐秘而关键的历史真相，长期被封锁隐藏在时间长廊的角落里，不让碰触。

斐德在研究了明清朝代的交替、清朝的兴衰、上海都市的成形与管辖、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产生与演变等历史篇章后，又把眼光投入了极具挑战的国民党间谍头目戴笠及其特工体系，他还计划在这之后继续研究中共特工史。这些研究计划使斐德感到兴奋刺激。在该书的序中，斐德提到了自己为何对研究戴笠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工发生兴趣。事实上，他历来对挑战性项目持有毅然迎战的本能。还原被掩盖、被扭曲的往昔，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这个意识于他始终非常强烈。

斐德用了八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及各类考证来写《间谍王》。在写作过程中，他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不幸：脊椎手术失败，余生离不开轮椅，与此同时他一边全职教学，一边承担各种学术领导职务。书快写完时，我们在柏林访学半年。那座城市除了是二战时期纳粹大本营之外，也是各国间谍战交锋激烈而密集的要地。秋冬季，坐落在柏林西南郊外仿萃万湖边的美国学院里，斐德久久坐在落地窗前长长的书桌上伏案疾书《间谍王》。窗外冷雾中隐显脱落枝叶的突兀树林和静谧的湖面，湖岸对面是那当年纳粹官员们作出灭绝犹太人种“最终方案”的“万湖会议”所在地，四周的氛围使二战硝烟弥漫的战场，秘密警察和特工的稠密运作，盟国在此出生入死的情报间谍战，以及西方一系列经典间谍影片的各个场景，都自然而然地浮现于历史追忆的表层。这样的环境里，斐德纵任驰骋其历史遐想，《间谍王》因此也得益于实地写作而更具史质感。让读者穿越时空，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是先生叙事的特点。

也在那期间，我们的感情生活进入了全方位的融合阶段。我们成为夫妻、知音、形影不离的生活伴侣、学术上的师友。那份饱满而热烈的幸福，使我竟能在全职教学的情况下适时完成了该著作的中文翻译。可以说，这部著作的诞生，伴随着斐德生命的坎坷曲折，见证了那迟到的幸福，是他治学执著不懈的又一产儿，也是我们学术合作的开始。

几年前，台湾国防部的档案终于开放了。随之，系列相关报道指出：这些档案表明，迄今为止世界上发表的诸多关于戴笠的研究，属魏斐德的著述最为准确。这一事实会给先生带来多大的欣慰！而他曾经如此期待经受史料的验证，尤其是当时他无法查看到台湾和大陆的一系列相关档案和史料情况下，往往不得不凭借间接材料或自己的史感来重建往昔。然而，“文字千古”。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间永不间断地对人事作大浪淘沙般的洗刷筛选，并将那些留存下来的，凝结为千古。

我一直在想：激情——生命的养料，人和人并不是天生就均等具有的。不然，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些人，他们的激情自始至终充盈而持衡？生命途中的任何逆流坎坷都无法把他们击倒。斐德在研究中国历史中所体现的激情与几近幸福的执著，在感动我的同时，也让我惊赞他那从不枯竭的热诚。说到底，一个人的不懈钻研和忘我投入，也是本身激情与精神能量的自然流露，是人的抱负与境界的体现。前者多半与生俱来，而后者，则是长期熏陶修养的结果。

新星出版社在先生诞辰八十年之际再版《间谍王》，在纪念斐德卓越治学生平的同时，又一次拉开历史帷幕，让读者从中看到一个政权的秘史，了解到国共内战的更多真相。

历史，永远为现时存在，斐德仍在为我们讲述中国历史。

梁禾
2016年12月于巴黎

前言　幽灵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1]他虽不擅长骑马，却很喜欢马。因他面带马相，特别是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很像马一样成天哼个不停，每日要用很多条手帕擤鼻涕。他很迷信“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别人当面说他举止和马一样，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用的化名也叫马行健，居然以马自居。他常说愿为蒋介石终身效犬马之劳，他是甘心为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充当犬马并引以为荣的。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2]

这本书叙述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他的经历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曾经既是个有自觉意识的游侠又具有现代组织才干的戴笠，想通过树立起一种适于统治充满共和政治阴谋的拜占庭式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

他的这个自我并非仅仅从实用出发，而是中国的新精英们在1911年废除帝制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新型职业中的一个，这些职业包括银行家、记者、律师、家庭主妇、军官、女演员和医生等。这些新颖的身份反映了现代中国在形成过程中的许多取舍：国家企图以自身来取代家庭的努力、旧科举制度废除后对职业教育的普及，以及取代那些随着帝王时代儒家体系的消亡而破落的儒生——文官们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

戴笠来自于这样一个背景：作为闭塞的“中等县城”里的精华，这些年轻人离开了世代居住、树荫稀疏的村子，为升官发财而奔向繁华的沿海城市。[3]这群年轻的冒险家们好比社会弃儿，虽然缺乏引导，但却雄心勃勃，受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民族使命的驱使。尽管许多人无力实现这种使命，而戴笠却能克服某种城乡间的巨大差别——在具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个人关系的乡村世界与一个更加广阔、充满职业责任和冷冰冰的专业知识的领域之间的差距。

在前者的背后是等级制，这种意识处处体现在戴笠对他特工部下的家长作风之中。[4]与戴笠对待下属的冷漠态度十分不相称的是戴笠广泛的个人关系网：从家乡江山县至省会然后到上海、广州及最终的南京；从河里的舢板至汽船最终到飞机；从“江湖”好汉的小股密探，到受过高级训练的特务和使用电子窃听设备的先进间谍行业；从与中国的帮匪及唯利是图之徒结伙，到与英国特工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情报官员们为盟。

这种延伸部分是由于中国新的城乡差别，在战时尤其如此。戴笠最初在中国的城市环境里找到了作为一个特工头子的落脚点，那里成了他的部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阶段进行绑架、酷刑和暗杀的理想环境。当时的军阀混战集中在铁路、河流和城市方面。但抗日战争使战地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并“从空间和时间上被分散了”。[5]戴笠在城市里的对手们离开了上海的弄堂深处，集中精力在内地的农村根据地开展新形式的斗争，包括群众动员、经济战、渗透、颠覆和宣传。

戴笠对这种变化表示欢迎，尽管这使他在对付共产党的斗争中竭尽了全力，绞尽了脑汁。特别是，作为一个能干的领导人，他具有包容对立面的能力。凭着个性的力量，戴笠从自己在军队里的劲敌手中赢得了对国民党乡村武装力量的控制，并制订了一系列后勤计划迎接即将到来的内战（爆发于1946年，即他死的那年），从而再次成功地克服了战略转变。

戴笠对自己个人领导作风的依赖具有一些坏处。首先，这经常引起他与国民党内劲敌之间的争斗，弄得两败俱伤，消耗了自己的元气。其次，为迎合蒋介石，同时也为了在那些具有他所缺乏的战地经验的老资格军事将领眼里摆脱自己的自卑感，他采用了夸张的军事作风来训诫下属。再次，这使他不能把权力下放，也使他无法信任把信息落在纸上，来形成真正现代的情报组织中常见的“档案”；相比之下，他更相信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最后，这使他无法欣赏他的头号敌人毛泽东所具有的更加戏剧化甚至是不修边幅的政治风度。

然而，最终还是戴笠不达目的且死不罢休的毅力和狡猾机敏，而非政治偶然或官僚政治的需要，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把他推上了中国政治的顶峰。当然，社会进程和经济发展永远是重要的世间变化的原因，但政治绝非只是附带现象。尽管有一种群众创造历史的虔诚观念，个别男女生动而强大的个性一直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当中的关键因素。

[1]他在黄埔甚至没有骑过一次马，因为军校没有马骑。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页。

[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5页。沈醉曾任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3页。

[3]关于闭塞之地的精英，见Yeh, Provincial Passages, 全书。

[4]戴笠对他的部下只作演讲，而不与他们共处。他们需要接受灌输，而不是改造，不存在共产党意义上的转变。

[5]Van de Ven, Introduction, p.25.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

我站了起来，凌按惯例做详细的介绍，于是砍手鞠了鞠躬。他穿了件高领的蓝黑色党服，四十岁左右，双目锐利，中等身材，蓬乱的头发剪成西式分向一边。言谈举止，显示出他既大权在握，又能巧妙而毫不留情地使用这种权力。我完全可以相信，他便是中国最令人惧怕的人。

赫伯特·雅德利：《中国黑室》

第二章　打流

青年人要干，就得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到上海来了。

戴笠在上海与戴季陶的谈话，约于1921年[1]

第三章　投奔

当年校长在广东发迹时，上海报纸上已登出“蒋介石其龙乎”的大红字标题。可惜我在上海“打流”，见识不到，看了报，既怀疑，又有些相信。一想到与上面的人缘关系不够，不见得会有我的好处，如此一想再想，总是没有勇气去投奔，只想看看风向再说。这样一等再等，直到民国十五年春我才南下去投奔的。若是早个一年半载前去投奔，难道我不是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吗？这次本处扩大改组为军统局，一审查到局长、副局长的出身资历时，我这个黄埔六期学生，不但不够充任局长，连副局长也不够资格，你说这不倒霉吗？话又得说回来，假定我没有选择入黄埔，那就什么也说不上了。

1938年4月戴笠与文强的谈话[1]

第四章　十人团

戴笠从一个侍卫随从，竟成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中国的“希姆莱”，绝非偶然。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继承了中国封建制度阉宦虐政东西厂和镖局的衣钵，也仿效了希特勒法西斯独裁工具褐衫党的凶行。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1页

第五章　“力行运作社”——蒋的共济会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中庸》[1]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

要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必先要内部团结统一，全国一致来从事生聚教训，以求具备对日长期抵抗的条件，然后再实行全面抵抗，那才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我们只有在这一次战争中能得到胜利，然后也才有机会去放手建设我们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

蒋介石对力行社创始人的讲话[1]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

这个社团的背景现在已经交代了。人们管我们叫蓝衣分子或恐怖分子。这没关系。关键是如何制造一个新的革命气氛来引导革命群众……在中国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暂缓局势，这也是一种根本的解决办法。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一种根本的对策。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日本人。我们的问题不是东北省份及热河受到侵略。假如我们能够维持现状，目前就够了。作为一个革命政府，丢失一点领土关系不是太大。当我们的力量不足时，撤退是自然的。今天我们丢失了领土，但当我们有力量时，我们将把它们夺回。历史告诉我们，失去领土的人们必须努力才能收复它。重要的问题是民族的生存。为使中国免遭毁灭，我们应当重振民族精神。虽然我们仅有一个县的领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重振中国民族精神，我们就能够收复失去的领土。为了这个根本解决办法，我们的组织应当担负起责任——重振我们的民族精神……忠、孝顺、德行、爱、和与平应当成为我们取得礼、义、廉和耻的核心指导原则——中国的民族精神由它们组成。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全靠了这些。我们若要革命成功，我们必须建立党的独裁。

传说中的蒋介石秘密演讲[1]（1932年春）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

随时随地要做到“坚实”“确实”“朴实”“充实”。绝对不好有一点畏难苟安、浮华、躐等、投机取巧的心思！革命本来就是很危险很艰苦的事情，我们要做革命党，就要做呆人、笨人，古人所谓守拙，又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只有呆人笨人才会实干！

蒋介石的演讲：《如何做革命党员》（1933年9月20日）[1]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

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中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

萧作霖：答《中国革命》读者的信[1]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

每至夜深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悚然。他［吴赓恕，开封特务站站长］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害人装入麻袋，用卡车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他手上，在东华门［复兴社在开封的总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一般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3页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战

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认的人员时，却反被利用而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构和其他人安全转移。

沈醉：《军统内幕》，第22页

第十二章　行刑队

［赵理君］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动督察专员、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还是被他的主子杀掉。戴笠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吊一番。

沈醉：《军统内幕》，第58页

第十三章　行刺

戴笠残忍嗜杀，不仅任意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一切反蒋者，对军统内部成员，只要稍一触犯他和他的帮规，就无生路，其间被秘密处死者，当以千计。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8页

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

后来我发现，这个卑鄙家伙戴笠，曾在1932—1937年期间当过中国警察学校校长，而那个在华东杭州地区的警察学校为整个中国训练了所有高级警察官员。他们认为必须有个国家警察。我想，这有点像［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但他们接受的是警察业务训练，而且他们还有美国和英国来的助理教官，但整个机构的老板便是这个戴笠。中国人都看重的事情之一，他们都尊敬的人之一，是他们的教官。他们把教官当作整个世界，当作他们的父亲。一旦成了个教官，你便永远是教官。于是戴笠在警察学校训练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不管他们后来怎样了，他们都成了——而且仍然是戴笠的学生。

海军上将梅乐斯：《纽约州警察长协会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57年7月24日）[1]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

在日军轰炸浦城的时候，出现了一队大学生，他们兴奋地走着，喧闹而无所顾忌。但当有人小声说了句“戴笠”，他们顿时噤若寒蝉，明显被震慑住了。我在华盛顿读到过关于戴将军的材料，所以对有关他的情报并不稀奇，但我听说将军的名字有时被用来吓唬孩子。我在四周烈火燃烧中间他这事，他承认说这对他有用。他无意恐吓孩子，但他的名字有时震慑住了骗子、走私犯和叛徒们。他告诉我：“正义的威慑力比枪管用。”

海军上将梅乐斯：《一场不同的战争》，第54页

第十六章　裙带

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

戴笠对军统特务们的讲话[1]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

你们年轻人必须热爱你们的祖国，不能帮助日本人或当一个叛徒。现在南岛他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便衣战士。假如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你就跟我来。

别动队招生员（1937年9月）[1]

第十八章　训练营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临澧训练班班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歌[1]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

间谍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这个行业保障了秘密知识，而秘密知识就等于力量。

不过，这种保障往往只是空头支票。在战时真正有用的情报来自于破译德国和日本的密码。破译密码和电子及卫星情报至今仍然是“硬”情报的主要来源。其余的来源则是“情报人员”，他们显然大都依赖于对其他情报机构的渗透和反渗透。

威廉·法夫[1]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梅乐斯是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和戴笠“合作”的几年中，主奴关系是处得非常之好的。主子对奴才是宠爱备至，使得奴才们也恭顺异常。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上是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他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刻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笠接到这类与他意见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了一会儿便得完全依照这一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梅乐斯从来不当着戴笠的部下给他难堪，所以戴笠便往往可以向部下夸口他和梅乐斯之间不但完全平等，有时梅还得听他的。其实天晓得，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能自己做主而不听梅乐斯的话的。

沈醉：《军统内幕》，第266—267页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

美国小伙子们从小就接触工具、汽油发动机、电器、磁体和无线电，可这些士兵们得从头开始，学习使用像改锥这类的简单工具。任何能“砰啪”作响的东西他们都喜欢。但对燃烧弹，别看它破坏力强，他们却不相信这玩意。比如说，炸弹定时器可以在破坏者启动它之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才引爆。但是，这些人对这觉得不过瘾，因为其结果难得有人看得到。

梅乐斯：《一场不同的战争》，第154页

第二十二章　间谍

还有一个极右派的冒险活动，它从一开始味道就不对头，而且我相信，将来美国人会对它感到羞耻的。这就是SACO（中美合作所），美方的领导是海军情报局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是海军少将）……中美合作所的任务是在正面战场上向日本人进行渗透，收集情报，组织一个沿海观察系统来报告敌人船只的活动，并为将来美国登陆做准备。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正当必要的。但中美合作所邪恶的一面在于其组织本身，后来它使这个机构变得面目全非。它的全权领导是戴笠将军，即国民党盖世太保遭人痛恨的希姆莱，扼杀中国人生活中任何进步事物的凶手，将里通外国的特洛伊木马派往日本阵营的大师。

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49—350页[1]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

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从满洲国和察哈尔运输到本地区，在那些地方种植罂粟是得到日本当局怂恿的。这种交易掌握在日本人和朝鲜“浪人”（游民）手中，他们在1935年以后对当地局势形成一种威胁。从河北东部把银子走私运出中国的活动十分猖獗，极大地破坏了南京政府为稳定货币制度所做的各种努力。[1]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他们拼命想得到的税收，同时为了支撑日本自己疲软的市场，日本当局便与通州的傀儡政府秘密达成协议，按照协议，日货一不缴税，二不接受管理，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河北东部涌入华北市场，通州政府对此现象须听之任之。[2]即使有些货物通过河北东部当局设立的海关关卡，对这些货物所征的税也要比战时中国海关的税率低得多。可靠的数据很难得到，[3]但关于走私程度的某些迹象可在一些国家向日本递交的强烈抗议中见到，这些国家的贷款和赔偿都有中国海关的收据担保。

勃尤：《中日之战》，第40页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

希特勒对官僚机构实行铁腕控制以垄断青年组织、商业联盟、教会，以及其他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使用盖世太保来对付时而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蒋介石政权与其不同，它在战争期间变得几乎完全依赖秘密特工，因为蒋对社会和政府无法从组织上进行控制。

齐锡生：《战时国民党中国》，第225页[1]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

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须逊一龙。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回

跋　妖魔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常禁不住自问：你为何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探究一个如此变化多端的人物？假如戴笠并非完全是个凶神恶煞，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狡黠暧昧之徒而已。人们可以佩服他的勇气和能力，或者对他既能周旋于蒋介石叵测的政坛险滩之中，又能博得部下敬仰的本领表示尊敬。但是，在道义上，他永远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甚至对“委员长”本人来说他都是个谜。

难道仅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会神？用同时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戴笠，则好比在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渐渐地，我不得不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地面对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师那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如此大量的关注全都在于展示，从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力。“社会动乱”“冲突和控制”“重建帝制”“管辖上海”和“毛主席宏伟的意志”——对这些命题的选择，此刻在我眼里都显得合情合理。出于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原因，描述那巨蟒的注视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同它搏斗。

可以说，我自己最终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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