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将之将：蒋百里评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将将之将：蒋百里评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曹聚仁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8-01

书籍编号：30348404

ISBN：978751332231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0965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将将之将：蒋百里评传

作者：曹聚仁

ISBN：978751332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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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英：我的父亲蒋百里

1938年，抗日战场烽火燎原，而在大后方广西宜山，一位将军与世长辞。虽然此将军身死不在沙场，但是他身后的荣耀却异乎寻常。章士钊、黄炎培、邵力子等名流宿彦纷纷送上挽联、挽诗。几年之后，他更是被国民政府以国哀之礼风光大葬。纵观民国历史，能够得此殊荣者，唯其一人——他就是蒋百里，民国最负盛名的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风云激荡、堪称传奇。他是文人，他和梁启超亦师亦友，和蔡锷多年同窗，和徐志摩更是交情莫逆。他做过保定军校校长，被誉为国民革命军的“智囊”。蒋纬国曾经做过他的副官，连德国的兴登堡都非常赞赏他。

一

蒋百里，浙江海宁人，自幼聪慧，思想激进。赴日读书，入军校，与蔡锷同窗。全优毕业，天皇赠剑。回国后，几经辗转，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少将衔，时仅30岁。

蒋英：这个事正合他的心愿，他一心要报国，一心要建设国防，建设新的军队，所以他就上任当了保定军校校长。他一进学校就抓改革，首先给每一个学生一套新军装、新皮靴，要学生们重视仪表。第二就是抓伙食，他亲自到伙房去抓——是不是卫生？是不是有营养？第三是抓教学，凡是保定军校的无能力的教师，他都撤掉，让新从日本回来的老师上任。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创办于1912年10月，为当时全国最高军事学府，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学制最正规的一所军事学府。蒋的到来，为学校输入了新的血液。

蒋英：他抓教学，老师请假，他就自己亲自讲。他很受学生的爱戴，学生经常给他写信。但是事情不是那么顺利，他也有他的苦恼：第一，下来的人跟新上来的军官闹矛盾，就是说旧军人跟新军人相斗，不合作。旧军人破坏新的改良，所以他被弄得很烦恼。第二，上边的经费一直不下来，他就亲自到北京去。教育部是由段祺瑞管，他去找段祺瑞，段祺瑞答应给他钱，但实际上一直没有落实。

蒋百里对官场之中的个中环节勾当知而不为多年，再加北洋当权，他不是嫡系，虽被任用，但不予方便，处处掣肘。蒋有权无钱，无从施展，军人的血性充盈，决计行一事，以惊世人。

蒋英：他从北京回来，半夜也没睡着，起来叫书童给他磨墨，给蔡松坡(即蔡锷——编者注)写了一晚上的信。蔡松坡也是留日的，跟他是好朋友。他把他的苦恼告诉蔡松坡，然后还写了一封遗书给他的妈妈。第二天早上，他就号召所有的学生集合，用沙哑的声音对学生说：“我要求你们做的，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要求我做的，我没做，所以我要惩罚我自己。”说完，他向办公室冲去，拿出手枪来自杀了。学生们听见一声枪响，都很害怕。到办公室一看，校长躺在地下，鼻孔流血，一身军装都湿了。

蒋百里自杀时，由于勤务兵上前夺枪，子弹打偏，没有伤到心脏，只是擦伤了肺的表面，但蒋以一死谢天下的行为却揭开了北洋军界的黑幕。国会对政府极为不满，提出责难。各团体慰问蒋百里的电报多如雪片，要求查清事情真相的电报络绎不绝。

蒋英：这时候段祺瑞也着急了，就亲自到日本大使馆去，要求日本大使派最好的医生给蒋百里疗伤。日本医生来了，还带来一位美丽的护士给蒋百里护理。蒋百里脱离生命危险后，到北京来休养。

在北京疗养的时间里，蒋开始注意身边这个叫佐藤屋子的日本护士。她不仅美貌，而且贤淑。时日长久，蒋百里开始心动。

蒋英：护士后来就回去了。这个护士长得既漂亮又能干，蒋百里爱上了这个女子，可她回日本去了，蒋百里就给她写信，向她求婚，一封不够两封、三封、四封，写了很多美好的情书。他做文章做得很好，想必他的情书写得也很好，最后打动了这个女孩子的心。她决定到中国来。蒋百里就派他的士官同学去接她，把她护送回中国天津。他们就在天津结婚了，婚后，就到北京安家。

蒋迎娶日本妻子，举案齐眉成为佳话。

蒋英：她的日本名字叫佐藤屋子。她说佐藤屋子这个日本女子死了，我现在是中国女人，我姓蒋，我叫蒋左梅——蒋百里给她起的名字，他最喜欢梅花。这个日本女子爱中国，爱我们这一家。在家里教育孩子，她说汉语。她穿的衣服都是中国衣服，你看不出来她是个外国人。

二

蒋百里自杀之后获救，离开了保定军校。不久，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后，蒋百里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之后，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方面的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等，这些书成为军校的教辅。1918—1919年，蒋百里受邀考察巴黎和会，游历欧洲。他在法国的凡尔登亲见战火过处，民不聊生，深为触动。此后，竟俨然有偃武修文之意。于是回国之后不久，蒋百里著书一册，名叫《欧洲文艺复兴史》。可请谁来作序，蒋百里想到了一个人。

蒋英：梁启超和我父亲蒋百里是顶好的朋友。我父亲称梁启超为老师，其实他们又是老师又是朋友，经常在一块儿，一起写文章。梁启超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也到梁启超家里去。蒋百里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给他作序，梁启超写了序，写了5万字，所以梁启超又倒过来请蒋百里再写序。现在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已经又重版了。

梁启超曾经回忆，为蒋百里作序，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后来这篇长序以“《清代学术概论》”为名成书出版，被后人引为佳话。但蒋百里毕竟还有一个身份是军人，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军阀混战，蒋百里也难身免。

蒋英：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就不大好了，军阀混战，弄得中国一片战火硝烟。各路军阀都请蒋百里做他们的军事顾问，蒋百里也都接受了，但是都站在打败的一方。

蒋百里先后以军师职，服务几任军阀，最后辅佐的是自己的学生唐生智。无奈军阀混战，胜败难于论断。蒋介石的北伐军开到，唐生智不敌，蒋百里也因战败逃亡。

蒋英：唐生智大败以后，就逃到日本去了。蒋百里在上海。那时候蒋介石抓不到唐生智，就说我们一定要抓蒋百里，因为蒋百里家里有一个无线电台，而唐生智办公室里头有密码。但是蒋百里那时候住在上海的法租界，他们不能动手。许多人劝蒋百里说：唐生智逃到日本去了，你也可以到国外去。蒋百里说：我没有钱，我不去。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要逮捕蒋百里。他派了蒋百里的一个学生叫刘文岛，来劝说老师到杭州去“休息休息”，蒋百里大概也无知，就真的到杭州去休息了。他在杭州待了几天，被逮捕到南京去，关到三元巷的军狱里。他还算受优待——给他两间土房子，家人可以来看他。我母亲天天早上带着孩子去看他，晚上回来。他隔两间房是邓演达，邓演达的家属不能进去，他有什么秘密的信，就托蒋百里的夫人给他带。蒋百里跟邓演达有的时候晚上也说几句话，但是不久邓演达就不见了。蒋百里在监狱里，主要是写书法，他天天写字，有的时候跟孩子们玩，教孩子们打桥牌、下棋。七八岁的小孩不是对手，都教不会，但蒋百里不寂寞，还有孩子陪他。

蒋百里入狱，震动八方，但头一个跳起来的不是他的学生、部下，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徐志摩。早年间，蒋百里曾和他一起创建新月社，交情莫逆，以至于徐志摩登高一呼，文学青年应者无数。当时流行一句口号：陪百里先生坐牢去。

蒋英：父亲跟徐志摩是同乡，徐志摩也是海宁人，徐志摩的父亲跟我父亲的父亲是好朋友。徐志摩尊重蒋百里，蒋百里入狱，他不服，打个铺盖卷，也到监狱去陪蒋百里一宿。蒋介石想枪毙蒋百里，但是他不敢，因为蒋百里周围保定军校的军官们太多了，怕影响，所以一直拖了三年，最后由他的参谋长说好话，才放出来。1932年，两蒋言和，但对蒋百里，蒋介石仍然有所忌惮，于是祭出法宝，请百里先生出国考察。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中日之战。1935年，他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迅即得到蒋介石电令，赴西安汇报考察情况。蒋百里登机之时，是1936年12月11日，翌日，西安事变爆发。

三

翌晨，曙光未起，闻枪声四起，疑系军队凌晨演习，初未介意。俄尔，机关枪声大作，辨为实弹射击。然犹以练习打靶，决未料及祸变发于俄顷。也未几，枪声由远而近，似在咫尺之间。余伏案整理文稿，有一青年排闼而入，询余姓名毕，即曰“请先生至客厅休息”。语未毕，两健卒挟余出。(摘自蒋百里日记)

蒋英：那时候西安很紧张，蒋百里跟张学良有一定的关系。张学良很佩服蒋百里，张学良说他：“不做官，没有钱，有学问。”张学良很信任蒋百里，就请教他，说蒋介石不见人，也不说话，我没有办法，你想想办法吧。蒋百里就觉得那个时候绝对不能打。

事变第5天，也就是12月16日下午4点，蒋百里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请百里先生坐到了床前的沙发上，对他说：“张学良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其心目中以你最为适宜，但我未置可否。”蒋百里赞成派人去南京商谈，他认为“南京和西安之间相持不决，眼下已成僵局”，但是他本人“和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从蒋介石居所辞出，蒋百里问张学良：“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当中，你最恨的是谁？”少帅回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蒋百里于是说：“那么最好派他去。”张学良被弄糊涂了。蒋百里给他解释：“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张学良深以为然。

蒋英：蒋百里问张学良：你有多少兵？张学良说：蒋介石有多少兵在这儿呢？蒋百里说：那你兵多，你是居胜，要打的话，你会打胜的。但是空中呢？你有多少飞机？张学良说：我一架也没有。蒋百里就提醒他：蒋介石有很多飞机，他要来轰炸你。所以这个事情，我劝你绝对不要打。蒋百里去劝和，作了一些贡献。

“西安事变”的历史结局，早已是众所周知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从此掀开新的篇章。是年12月27日，蒋百里和那批“有幸”做了一回“政治俘虏”的南京要员们，一道登上了平安离别西安的飞机。刚到上海家中，他马上就电邀好友、著名报人陶菊隐相聚畅谈，向陶菊隐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这意外“撞”进“西安事变”的种种亲身经历。不过碍于当时言论的限制，尽管蒋百里所述的内容非常精彩，陶菊隐也只好把它浓缩成短短数百字的《西安归客谈》，披露在了上海的《新闻报》上。据说，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有的获知这些“离迷惝恍的内幕新闻”之后，“一致认为蒋百里(在事变当中)做了一篇好文章，促使问题迎刃而解”。

蒋英：从西安回来以后，他住在上海，有一辆汽车。他说：现在打仗了，我是军人，我也要上战场。他开着汽车到南京去，自己报告说：我是军人，我要去打仗，我的汽车不要了，捐给国家。

此时，全面抗战尚未开始，但东三省已失，华北危如累卵。尽管蒋百里几次向国民政府请示，要求上前线带兵抗日，但都被婉拒。于是他再入书斋，1937年，新作写成，名为《国防论》。在这本书里，蒋百里除了断定中日之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更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英：写《国防论》，他不是连续地写，他走到哪儿，《大公报》的记者就跟到哪儿。他有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了记者就拿走，也不留稿，都是零碎的东西，事后收集起来形成一本书。书里有许多论点，建议打持久战，这样子可以切断日本人的补给线，日本人没办法再打下去，中国一定会胜利。

四

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等待局势扭转；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防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英：蒋百里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告诉他怎么打。信我看过，他建议在湖南衡山作根据地。南京政府很好地安排他，他到处作报告，讲演，写文章发表，说中国一定会打胜，中国是有希望的。

1937年，蒋介石命蒋百里以特使身份，出访意大利和德国宣传，争取援助。百里虽不抱希望，但“知其不可而为之”。

蒋英：墨索里尼接见了蒋百里。蒋百里有一个很好的讲话，说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日本说是打共产党，其实是来欺负中国人民的，我们希望意大利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让他到德国去，因为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是同盟，但是德国与意大利还不一样，日本听说中国有代表来，早就派人做了工作，所以蒋百里到德国去，没见到希特勒、戈林。

回国后，蒋百里在报上连发文章，被誉为“战时的文坛健将”乃至中国政府抗日政策的“发言人”。其中影响最大者，首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发表后“轰动了中国的战时文坛”，文章的结论俨然成了抗战时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1938年8月，蒋百里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这一职位原来是由蒋介石自己兼任。百里一再谦辞不成，乃同意以“代理”身份主持这个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校长)的最高军事学府。是年，陆军大学西迁，蒋百里主持校务，一路西行，边走边写，抗日文章绵延不断。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衰弱，生活都由妻子蒋左梅照料。这个曾经的日本女子佐藤屋子，在贫弱的中国和自己的祖国日本之间，毅然决然地作出了选择。

蒋英：蒋左梅很苦恼：第一，蒋百里是军人，家里没有什么人可以陪她解闷，帮助她理解她，她很寂寞。还有一个就是，她生了五个女儿，这对她来讲是压力，而且我们小的时候生活还不是很好。“九一八”前后，我们都是中学生，一回家去，看见妈妈，就对妈妈不好。我们对妈妈很冷淡，她教我们日文，我们不学，跟妈妈保持距离。后来大了，我们懂得了她的痛苦。但是我父亲始终对她很好。

1937年，蒋百里送蒋英出国学习音乐，在异国的码头一别，父女从此天各一方。1938年的11月，蒋百里在随同中央陆大西迁的途中一病而逝。抗战局势不断变化，但是蒋百里所预言的战况一一呈现，而中国的抗战之路也正符合蒋百里的战略构想，逐次实施。蒋百里生前遗留的话也在振聋发聩：“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可惜的是，蒋百里自己却没能看到他所坚信的这一幕。8年之后，抗战胜利，当他移葬西湖的时候，众人发现蒋百里的尸骨竟然不腐，栩栩如生。好友竺可桢抚棺痛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蒋英：我觉得蒋百里应该算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懂文、懂武，他懂西洋的、也懂中国的。他懂拉丁文、日文、德文。他爱文学，他会写诗，他也会打枪、骑马……我觉得他属于文艺复兴的时代。

(转自《纵横》2009年第8期)

前记

二十五年前，抗战第二年，我在浙闽沿海一带旅行，春末到了福州，恰好碰上福建全省举行科学宣传周，也参加了开幕式。教育厅长郑贞文先生要我对青年学生作讲演。我说：近代中国思想，以“闽学”为主潮，不过，过去七八百年间的“闽学”，乃是朱熹在建阳南平一带所传授的格物致知之学。到了今日，这样的“闽学”还不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闽学”，郑樵(渔仲)的“到自然、到社会中去研究”的“闽学”。(郑渔仲和朱熹时代相先后，都是南宋学人。)我又说到我自己，本来如清代正统派的朴学家一样，研究考据之学，奉郑康成(东汉末年大经学家)为宗师。古人称郑康成之学为“郑学”，如今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郑学”——郑渔仲之学。这番话，很得贞文先生的赞许。(郑氏原是科学家。)我也举了一些战场上的实例。过了几天，陈仪(公侠)主席邀我谈话，他也提到我的演讲，他说我的主张和蒋百里先生相接近。(公侠先生原是百里的好友。)我说我是单不庵先生的弟子，单师也是百里总角之交。我们就谈到他们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

我本来是伏处书斋，作考据文史的工夫，过的是学究生活，抗战把我带到“行万里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从乾嘉学人的方式，走向顾亭林、顾祖禹的治学途径去了。这一方面，颇受百里先生的影响。百里说过：“现在哪里是青年人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从课堂上得来的可宝贵得多。”(见当年《大公报》)他所讲的正是我这番话的注解。八年的战地生活，倒把我一点“上不巴天，下不巴地”的空头学问弄得有点边际。最重要的一点，我并不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我本来是金华学派的后学，经过战地生活，更和颜元、李塨的学派相接近了。)

先师单丕(不庵)先生，他也是乾嘉考证学的学人。(他的生活方式，则是宋明理学家这一型的。)他的读万卷书，是了不得的，可是，他一生学问竟如英国史学家亚克敦(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一般，书斋里井然排着几万卷图书，据说每一部每一卷都遗有他的手迹。而在余白上，还用铅笔的细字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单师则用毛笔。)他的无尽藏的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惊服的。……但他之于历史学，也到死为止，并不留下什么著作。这蚂蚁一般勤劬的硕学，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无一泓清泉，也就不曾喷到地面上来呢？”我是单师最心爱的弟子，当然没有批评他的意思，但我和查猛济兄(他是百里的至亲)，和百里先生谈到单师时，不禁有“徒然的笃学”之叹。(我也觉得十分惭愧，总想把单师的一些劄记及考据文字整理起来，可奈我们那位不识字的师母，她顽强地拒绝把单师遗书送到文澜阁去保存起来，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最近根据手边的一些史料，替百里先生写一本传记性的小册子。就因为文献不完全，许多方面，只能缺疑，等有机会再来增补。像我这样不曾弄得十分完整便刊行的事，单师一定不赞成的。但许多事都不能俟河之清才来做的，我想百里先生不会怪我的草率。好在他的几个女儿都是了不得的，她们一定会写出另外的传记来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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