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宰相：李鸿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悲情宰相：李鸿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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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启超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0-01

书籍编号：30348441

ISBN：978751332328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600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悲情宰相：李鸿章

作者：梁启超

ISBN：978751332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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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中的李鸿章

雷颐

1901年11月初，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全权代表与占领都城北京的“八国”谈判、签订完《辛丑条约》即遽尔长逝。两个月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写出《李鸿章传》，这是第一本李鸿章传记。此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诚如梁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所以，读解李鸿章，也就是读解那四十年的中国历史。

再深再远一点，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候，也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如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是中国被全球化狂潮巨浪席卷、国门大开、与世界历史深纠密缠联结一气的时代。

1895年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声望一落千丈，一度投闲散居。梁启超却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突然大放异彩的政治新星。由此，二人的政治生涯开始有所交集，直至李去世。

就在梁启超写此传大约两年前，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慈禧严旨，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梁启超震怒之下，甚至一度想雇人暗杀李鸿章。梁在此传中承认，自己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作为“新史学”的开端人物，他强调“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写此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虽然李鸿章“负谤于中国甚矣”，他却不随流俗成见，而是实事求是，客观评价其功过是非，得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昔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结论与喟叹。他希望，若李鸿章地下有知，能“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梁启超此时流亡日本，正在紧张地进行保皇、立宪政治活动，为组织建设和理论建构日理万机，在李鸿章尸骨未寒之际却急急忙忙专门为其写传，确实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思，而是另有深意：“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不在古人在来者，就是通过对李鸿章一生的回顾、反思、总结，对那一段历史作一番回顾、反思、总结，在这历史的节点上，引起人们对大清王朝的未来走向、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深思。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但转型之路崎岖坎坷。重读梁任公的《李鸿章传》，将李鸿章放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观念全面变革的时代背景中解读，可加深我们对艰难、复杂的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理解。对过去的理解越深透，对未来的思考就越深刻。

“天下”与“师夷长技”

梁启超强调要评价李鸿章，必须将他放在“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中加以考察。李鸿章的居之国、所生的时代，恰是中国“天下大变”的时代。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只有华夏文明才能称之为文明，其他“文明”都是野蛮不“文”，与其相对的是“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这种概念具有强烈的文化高低、优劣意义，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狄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由此发展出“严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的观念，进而形成“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的严密的意识形态。

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形成了制度化的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属国”。

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于自己的、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的意义毫无认识，面对这个“现代化”的开端，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由于清政府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时机。

在清朝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

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批判者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

但对现实的回避，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

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但是，华夏之“天下”大变，迟早要反映出来，洋务运动，便是其曲折反映之一。洋务运动最早从师夷长技、船坚炮利入手，为近代化打开第一个缺口。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成为洋务运动的最主要推手之一，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要从太平天国开始说起。长达十四年之久、险些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一个客观后果，便是使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这一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做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和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

这批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此时，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

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意识形态，展开了“合法性”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学理知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引发了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争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登上了历史舞台。1853年，时年30岁，正在京城为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投笔从戎，回到家乡安徽参加镇压太平军的团练。但五年下来，一心想建功立业的李鸿章却屡受挫败，不能不顿生“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无奈之中，他经人介绍加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的私人幕僚。正是在曾氏幕府，他的才干深得曾国藩赏识，终于在1861年底受曾氏之命回乡组建“淮军”，保卫上海。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谁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保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大臣。组建淮军时，他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力量；1862年春夏，又是在曾氏的举荐下，他出任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从曾国藩的私人幕僚而一跃为清政府的一方大员，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三年后，他就升任两江总督，其管辖之区为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是清政府重要财政来源之处。任职两江总督不过五年，他又被任命为有“总督之首”之称的直隶总督，旋即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从“地方官”实际参与中央政府外交决策，甚至渐渐“喧宾夺主”，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

李鸿章组建淮军，开始是以湘军为蓝本，但由于他身处“华洋杂处”的上海，几乎日日与“洋兵洋将”打交道，对西方近代化武器的认识越来越直观，也越来越深刻，不久之后，便在许多方面开始更多地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武器，甚至用西法操练淮军。

在具体主持“华洋会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决定“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在1862年4月他抵达上海不久，初次看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就让他眼界大开，叹为观止。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感叹亲眼看到英法军队“防卫”上海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形：“洋兵数千，枪炮并发，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他认为要镇压太平军也“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于是决心“讲求洋器”，积极设法尽可能以西式武器武装淮军。

但当时“讲求洋器”仍是骇人之举，要大规模引进西方武器遇到了巨大阻力，甚至一贯讲求“变通”“致用”，并不保守的曾国藩由于此时对“洋枪火炮”的认识有限，也对李的做法不以为然，去信劝阻，认为带兵治军在“人”而不在“器”。由此可见所遇阻力之强大。对此，李鸿章在复信中一方面对“师门”表示尊重，承认“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论”，另一方面又表示“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他还以“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说明洋枪洋炮的厉害，然后向曾表明心迹：“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可见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态度比曾国藩更为坚决。几个月后，他在给曾的信中进一步阐明了必须学习西方的根据：“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信表明他开始以俄国、日本为例论述学习西方“长技”的重要，说明他的视野已更开阔，而且他还吁求其师曾国藩倡导学习西方：“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李鸿章此时以西法治淮军的具体步骤是先购买外国枪炮，虽然经费紧张却不惜重金、想方设法求购较为先进的武器。1862年6月，他的部将程学启组建了一支有百余支来复枪的洋枪队，到当年9月淮军各营就有来复枪一万余支。到1863年5月，随着淮军的急剧扩张，竟有来复枪一万支以上，并有许多门能发射26磅炮弹的大炮。为了让官兵尽快学会操作先进武器，他还高薪聘请一些外国军官到淮军教习，教演使用洋枪洋炮。除了用西式武器装备淮军，他还聘请外国军官按“西法”操练军队，一些口令都按音译成中文，如“前进”就按英语“forward march”音译成“发威马齐”。

引进近代化武器，自然而然会导致军制的近代化。淮军本来是以湘军为师，但不久就以外国雇佣兵“常胜军”为师，学习现代军事操练和战法，在现代兵器装备和现代军事训练方面迅速超过湘军。所以近人王闿运在《湘军制》中说：“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在中国军队近代化的道路上，淮军引进西方武器、以西法操练，是极为重要的一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转型应以曾国藩的湘军最先使用近代武器为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仅使用近代武器并不能成为军事近代化标志，军事近代化标志是不仅使用近代武器，更重要的是近代化军事训练、编制。以此为标志，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起点是李鸿章的淮军，虽然这种改变直到甲午战争前都未完成，但毕竟是起点。总之，无论是湘是淮，李鸿章无疑都是军事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引进洋枪洋炮之后，一个自然的逻辑就是造枪造炮，引进大机器生产。然而，造轮船、架电线、修铁路、开煤矿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

在反对声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难以施行。

在这种强大的阻力面前，想将大机器引入中国者，不仅要有相当的权力，还要有谋略与韧性。曾、左、李，皆是此等人物。李鸿章引进电报，从提出到得到朝廷批准，用了十二年；修建铁路，从提出到朝廷批准，足足用了十七年。

所谓“电报”，是后来从日本引进的“新词”、新译名，当时国人更多将其称之为“铜线”或“电线”。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争。然而，“电报”却被认为有害于中国，李鸿章在1868年即向朝廷提出要修电报，此议一直遭到强烈反对，不被朝廷采纳。顽固派的逻辑在一道著名的奏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为朝廷接受。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坚决表示要禁止架设电线，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顽固派的逻辑中，电报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直到1879年，为加强海防，也是为了作一试验、探索，李鸿章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效果良好，他高兴地向朝廷奏报说“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增强了他架线设局的信心。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军情骤紧，李鸿章不失时机于这年秋再次上奏，详陈必须立即架设电报线的理由：“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所以西方各国“欲通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只有中国仍靠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但与西方电报相比速度大为悬殊。在俄国彼得堡谈判的曾纪泽数万里之外发电报到上海只需一日，但将电报从上海送到北京要用轮船转寄，最快也要六七天，如果海路不通，驿递则需十日。“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将对中国大为不利。总之，战争“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拨，是电报实为防务之必需之物”。这些理由，今日看来都是“常识”，但那时却是被排斥、有待普及的“新知”。险恶的现实和李鸿章的透彻分析，使清廷终于顾不得电线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准李鸿章着手办理电报局。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设立电报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

铁路对一个国家国计民生意义重大，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最长也最激烈。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奏议修建铁路。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这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自此李鸿章便不再直接谈此问题，转而不断策动他人提修路建议。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言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经费短绌而中止。转眼几年过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运兵成为重要问题。在这军情紧急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对策。到京后，刘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键节点。刘折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局势的演变以及刘折的充分说理，清廷似为所动，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就此发表意见。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约四千言，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义”“传统”“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论，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然后，他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在这“九利”中，经济与军事是富国强兵最重要的。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是商，都难以凑集，只能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订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如有人上奏指责：“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有人奏称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蠹民”的“邪说”。还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也要问一问是姓“外夷”还是姓“中国”，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罢。

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又很难从“道德”“意识形态”层面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中国近代化再次受挫。

关于是否能修铁路的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而告终，但李鸿章并未等到争论结束，在1880年就开始悄悄筑路。他明白，修铁路虽然不可能作为一项“国策”，但有可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为一项“地方”的“土政策”施行。

他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仅约10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含糊其辞未引起朝廷注意。他知道欲速不达故意不用机车，而用骡马牵引。不久，唐山矿的英国总工程师不解为何用骡马拉车皮，于是自作主张，将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顽固派得知，立马上奏朝廷，朝廷明令禁止，李又不得不改回用骡马拉车皮。1883年中法关系紧张，有可能爆发战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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