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当代作家研究.高缨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四川当代作家研究.高缨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著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2-01

书籍编号：30350871

ISBN：978754114256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889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四川当代作家研究.高缨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

ISBN：97875411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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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当代作家研究》编委会

主任

邹瑾

副主任

罗勇　聂颖　牟佳

主编

夏述贵

副主编

邓经武

论高缨的创作

陈朝红

曲折的成长历程

1961—1962年间，在周总理对文艺问题讲话的推动下，我国文艺界曾经展开过对小说和同名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热烈讨论。在党的“双百”方针屡遭践踏、文坛笼罩着“左倾”思潮的情况下，这场生动活泼的自由讨论所体现出的百家争鸣的精神，多么令人欣喜！讨论涉及了艺术的规律、典型的塑造及文学中的人性人情等问题，对活跃创作思想和理论批评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创作和评论人才的成长。通过这场讨论，人们进一步熟悉了一个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高缨同志。引起争论的作品，并不是高缨的处女作，但应当说是这个引起争论的作品，才使他初步显露出的独特艺术风格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反响。这场讨论也推动了高缨的创作不断发展，日趋成熟，而今已成为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一位创作旺盛、较有影响的中年作家。

高缨同志是和新生的共和国一起开始文学生涯的，那时他刚好二十岁，正从事青年工作，满怀着对新生活的热情和美好理想，常爱选取熟悉的青年生活作为创作题材。第一部作品是长诗《丁佑君之歌》，这部用民歌体写的长诗，以真挚强烈的感情和明快生动的语言，歌颂了丁佑君烈士的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曾获得1951年重庆市文学创作的一等奖。1956年，高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随后调到作协重庆分会搞专业创作。在这前后，他陆续写了一些诗歌，主要有反映狮子滩水电站沸腾生活和建设者精神风貌的诗集《狮子滩人》(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1957年春，正值党提出“双百”方针、文艺界春意盎然之时，高缨到凉山和西昌等地深入生活，熟悉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斗争和进一步广泛搜集丁佑君烈士生平事迹的材料，回来后写了抒情短诗集《大凉山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和叙事长诗《丁佑君》(载《收获》1958年第3期)。

这两部作品标志着高缨的创作有了新的进展，显露出某些新颖的艺术特色，但也正因此而使作家遭到了第一次打击。那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余波未尽而“大跃进”又接踵而来的年代，文艺上“左倾”思潮开始蔓延，出现了脱离生活，虚假浮夸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此风影响所及，凡是不符合那千篇一律的艺术模式，而多少有着作家自己的个性和艺术创新之作，往往就会被斥为“离经叛道”的资产阶级的“异端”。因此，《大凉山之歌》在刊物上受到了粗暴的批判，《丁佑君》在《收获》上发表不久，更被姚文元抡起棍子，打翻在地，从此不得出版。

当这些打击还未降临到作家头上时，高缨从诗歌跨进了小说创作的领域。1958年3月，他在《红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这篇小说同样有着作家的真情实感和清新可喜的艺术特色，在人们听腻了谎言和枯燥说教的时候，来自生活真实的作品，是使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受到了人们的称赞，《新观察》杂志1959年第16期特予转载推荐。但是，对小说也有不同的意见。随着1961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问世后，分歧明朗了，讨论展开了。所幸的是，当时党正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文艺上一度出现了活跃的景象，由这两个作品所引起的讨论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而避免了再遭《大凉山之歌》《丁佑君》那样的厄运。

1961年以后，响应党的深入生活的号召，高缨全家迁出成都，到西昌地区安家落户。他在县委担任了一定的工作，经常深入农村社队。生活环境的改变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题材。这以后的几年中，他陆续写了不少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电影文学剧本，主要有短篇集《山高水远》(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年出版)、散文集《西昌月》(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电影文学剧本《映山红》《渔火》(载1964年《电影文学》)等。在这些作品里，作家歌颂了党和人民克服困难的斗争，描绘了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后农村经济的活跃景象，其中不乏思想深刻、艺术新颖之作，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某些局限的烙印。在这期间，高缨曾得到出国访问的机会，留下了少量反映国际斗争的诗文。

正当高缨处于精力旺盛、才思敏捷、大有作为的时刻，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断了他的文学道路。曾赢得不少声誉的《达吉和她的父亲》被江青点名打成“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那一场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被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高缨也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而打入“牛棚”，受尽摧残折磨。

高缨被迫停笔了整整十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长期被压抑在心底的创作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而出，短短几年间，写了长篇小说《云崖初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中篇小说《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短篇小说《悔》(《四川文学》1980年第11期)，《花癫》(《人民文学》1980年第7期)，《晓色》(《四川文学》1978年第8期)及许多散文、诗歌。据粗略估计，约有六十余万字，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间创作数量的总和还要多。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所突破和进步，尤其是《云崖初暖》，标志着高缨的创作跨进了新的水平。

从高缨创作发展的概况，人们看到了一个青年作家成长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三十年来，高缨遵循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辛勤劳动，不断探索。

探索人的心灵和命运

三十年来，高缨从自己比较丰富的生活体验出发，选取了比较广泛的题材，运用多种体裁、形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自然并不都是佳作，但表现了可贵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的精神，逐渐形成了新颖鲜明的艺术特色。

高缨在创作实践中，十分注意写人，写人的感情和命运。面对头绪纷繁、仪态万千的社会生活，作家总是把目光凝聚在活生生的人上，撷取人们最能激动人心的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澜和悲欢离合的命运变化。而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时，又往往渗透着作家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爱憎。我们还发现，高缨擅长以富有诗意的笔触，着力揭示和赞美普通劳动人民的人性人情美。高缨创作的这一主要特色，在引人注目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这篇小说以写劳动人民的真诚友爱和纯朴善良的人性而深深激动人心，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短篇创作中独具异彩。小说以诗的激情和语言，描述了一个“关于父亲、关于女儿、关于人间的爱与恨的故事”。达吉和她的两个彝、汉族父亲之间的感情联系和纠葛，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实际上反映出凉山地区彝族奴隶和汉族农民昔日的苦难遭遇和如今的翻身解放，反映出彝汉民族关系的变化。作家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独特经历和性格的复杂性，揭示了马赫和任老汉身上历史留下的精神创伤。深沉的父爱和狭隘的民族意识扭结在一起，使矛盾的发展波澜迭起，变幻莫测，扣人心弦。但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劳动人民的善良品德，终于使他们冲破民族隔阂和偏见，由相争而相让，由拔刀相斗而紧紧拥抱了。这是劳动人民美好人性的闪光，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小说通过三个人物独特的命运变化，唱出了一曲激动人心的民族团结友爱之歌。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应当说是一个艺术的再创造。正如作家自己说过，影片中“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均有很大改变”，这是由于故事的时代背景、人物的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见电影文学剧本《达吉和她的父亲》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小说深沉、隽永的风格相比，影片具有一种明朗欢快的色调，尽管那“大跃进”的劳动场景与主要情节线索多少有些游离，显得较为浮泛，尽管人物的感情表达受到某些束缚，但整个影片所表现的凉山人民的命运的变化和民族团结友爱的主题，仍然是真实感人的。所以影片和小说一样被周总理热情肯定为“这是一个好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彝族同胞的喜爱。

高缨创作的这个特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喜的，难能可贵的。

粉碎“四人帮”后，高缨的创造继续沿着这样的路子前进，中篇小说《兰》是作家反映十年浩劫中人民的生活、感情、命运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如何真实、深刻地反映这个历史阶段的生活，揭示严峻的历史教训，已有不少作品进行了探索。高缨从自身的亲身经历和所熟悉的人和事取材，有意识地写现实中大量的普通人民在那黑暗动乱年月里的真实生活，疾苦、觉醒和抗争。高缨认为，即使是“四人帮”最猖獗的时期，“人民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抗争。拍案而起是一种，天安门事件是另一种，而实际生活中的斗争方式要更加广泛、复杂、多样。应看到，在摧残中的锻炼，在磨难中的考验，要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展示出党和人民的巨大力量的存在。”(见《文艺报》1979年第7期《作家在新长征中》续一)小说以女画家沈墨真的悲惨遭遇为线索。围绕着她教一个工人女儿画兰和群众保护朱总司令赠送故乡人民的珍贵兰花的中心情节，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动乱的社会生活面貌，表现了那特定历史时期里光明和黑暗、正义和邪恶搏斗的一个侧面。小说抒发了对凛然高洁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怀念，赞美了像兰一样备受风雨摧残而顽强生长、盼望春光的正直善良的人们。在作品里，疾恶如仇的退休老工人祝衡山，身患残疾仍然勤奋学画的小兰姑娘，忠厚老实的美术馆守门老人方厚德，不顾个人安危保护珍贵兰花的园艺工人宋少刚，其貌不扬、满身尘垢却冒着危险从废纸堆里抢救国家文物字画的荒货匠何老三等等，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活生生地浮现在读者面前，显示了人民的心愿、人民的力量。正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女画家从软弱、苦闷到觉醒、斗争的性格发展脉络，也才比较真实可信，细腻感人。尽管小说对那特定历史条件下斗争的复杂性还开掘不深，但作家怀着深沉感情写的那些普通人的悲欢和命运，却在人们心里引起共鸣，唤起了对当年亲身经历的生活及许多熟悉的正直人们的回忆。

高缨写人物的感情和命运，眼光并不局限于个人命运的狭小天地里，总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力图以小见大，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和开掘，使人物的命运具有典型的意义。这种努力，同样表现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云崖初暖》里。

《云崖初暖》是高缨经过多年酝酿准备，计划写的三部曲长篇《奴隶们起来》的第一部，它以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凉山为背景，以磅礴的气势和广阔丰富的生活画面，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凉山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以及彝族人民在地下党和红军的影响教育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阀豪绅、反动奴隶主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作品热情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也深刻地揭示和控诉了奴隶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奴隶的深重苦难和他们挣脱锁链，奔向解放的历史壮举，展现了那一时期凉山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以刚健清新的文笔，描绘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生活画面，结构安排了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但他的目光和笔力，仍然集中在各种人物的个性、心灵和命运上。作家对木嘎、乌妞、尔格、巴曲、陈锣儿等几个彝族奴隶、汉族农民和地下党员的形象的塑造，他们的悲惨命运和种种不同的觉醒与反抗历程都是真实可信而具有概括意义的。善良软弱、劳苦一生的老巴曲，对奴隶主的“恩赐”寄予某种幻想，苦苦积攒了为儿子木嘎“赎身”的八锭银子，不料却被强收“杂布达”的管家掠走，生路断绝，悲惨死去，他独特的个性和遭遇，难道不也是老一辈奴隶悲惨命运的缩影吗？刚强不屈、渴望做人的木嘎，不愿受命运的摆布，“娃子面前四堵墙，我要走出一条路来！”他从丁仁廷的屠刀下绝处逢生，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英雄“支呷洛”，参加了红军的行列；而美丽高傲的乌妞，面对主子的欺侮折磨从不低头，她不甘凌辱，勇敢出逃，对木嘎怀着坚贞的爱情，向苍茫的群山呼唤着自由，他们的行动反映了时代洪流对奴隶制度的冲击和奴隶命运的历史变化，奴隶的新一代正从岩石的重压下顽强生长，在血与火的锻炼中站起来，显示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饱经风霜、沉着机智的尔格大叔，本是受苦的汉族农民，被抢进凉山后沦为奴隶，与瞎子阿妈、乌妞组成新的家庭，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他独特的曲折经历生动地反映了彝汉劳动人民情同骨肉的血肉联系，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深厚基础。作家怀着饱满的感情写下的这些篇章，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比起对红军战斗生活的描写具有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对宁属靖边部总指挥丁仁廷、大头人罗洪鲁拉、丁仁廷的二夫人丁李仙等几个反面人物的刻画也极出色，他们之间互相牵制利用、钩心斗角的复杂关系，他们阴险、残暴、丑恶的灵魂和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他们和木嘎、乌妞等奴隶的命运的互相纠结，冲突及反复较量，他们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就构成了书中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的故事情节。

总之，《云崖初暖》通过个人的命运反映了民族的命运，通过人物的感情反映了历史的波澜，应当说是我国当前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长篇创作中的一个佳作。

追求艺术的独创性

高缨的创作，充满着生气勃勃的艺术探索精神。他注意吸取中外古典文学遗产和民族民间文学的养料，加以融会贯通，讲究艺术的构思和意境，并灵活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把艺术的独创性和多样性统一起来。他的那些经过认真提炼和琢磨的作品，往往具有一种形象和诗情、色彩和音响交融辉映的艺术境界，给人以清新的美感，诗歌如此，小说散文也如此。

抒情诗集《大凉山之歌》，就有这种新颖、独特的美，他善于捕捉彝族人民生活、心理、气质和大凉山风光的特征，勾勒出一幅幅色彩鲜明、感情浓烈的图画，我们从中听到了奴隶苦难悲歌，也看到了民改斗争狂飙的剪影。诗的格调和意境多彩多姿：既有炽热豪放的《酒歌》，也有如泣如诉的《口弦》，浓墨重影中的古城夜市“神秘而梦幻”，蓝晶晶的海子边的情人相思深沉而热烈。句式结构上多是自由体的长句，融合着彝族民歌的音调，排比对偶整齐，节奏起伏，音韵铿锵。试看《口弦》中的一段：

远方是璀璨的雪山，近处是幽暗的溪涧，

阿呷乌芝坐在我身边，为我弹奏小口弦，

她嘴唇像红叶，手指如嫩枝，

一只杜鹃的啼声，缭绕在枝叶间……

轻轻地拨，慢慢地弹，清清悠悠的琴音，

像苍山上的凉风，像暮色中的荒烟；

轻轻地拨，慢慢地弹，凄凄切切的曲调，

像是娃子的呻吟，像是丫头的呜咽。

有人曾指责这些诗是什么“唯美主义”、“异族情调”，这是荒唐可笑的。既然是反映彝族人民的生活和凉山的风土人情，为什么不能有与汉族人民生活和内地环境不同的另一种色彩和情调呢？诗中有“异族情调”，恰恰不是什么缺陷，正说明它有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作家追求艺术的独创性，追求艺术形成的美，不仅不是什么罪过反倒是应当热情鼓励和提倡的。

叙事长诗《丁佑君》，又是一个可贵的探索。它没有按照写英雄人物的固定模式，没有把人物神化。作家忠实于生活，写了丁佑君烈士怎样从一个对盐商家庭厌恶，对黑暗现实不满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和群众斗争的锻炼中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光辉历程。长诗在真实人物事件的基础上，经过合理的艺术加工，把丁佑君烈士思想发展成长的脉络，写得比较清晰，从而使这个青年英雄的形象，显得真实可信。在艺术形式上，诗人做了许多探索，但也比较注意艺术的完整性。长诗基本上是自由体，用各种手法和笔调，描绘了比较丰富的生活场景，抒发了人物在各种不同场合里的思想、情绪、内心活动；有庄严的颂诗，有民歌的小调，有人物的对话，有心理的剖析，有想象和幻觉的描写。句式结构也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四句段和多句段，五七言和长短句参差错落，比较协调。整个诗的节奏韵律较强，语言流畅清丽，有一种和谐、完整的艺术美。

高缨的小说，也多有诗的构思和意境，精巧、凝练，含意深远，耐人咀嚼。短篇集《山高水远》中的一些篇章，就有这个特点。《白头浪》通过老渔民祖孙三代的不同命运和性格对照，提出了继承传统、教育青年的问题，明写湖中风浪，蕴含生活风浪，人生考验之意。《金江放舟》是舟中邂逅的几个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对集体、对困难、对亲人的不同态度，寓有在困难面前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思想。有的作品，基于巧妙的构思，还善于选择一个新颖独特的角度，截取一个典型的生活片断，并不正面落墨，平铺直叙，而是侧面虚写，烘托暗示，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大河涨水》里，抗灾斗争是暗场精心，截取的是在渡口小屋里几个不期而遇的待渡者的活动这一片断，通过几个人物对困难的不同态度和思想交谈，从干部群众坚定乐观的情绪，预示着未来抗灾斗争的胜利，让人们触摸到生活强有力的脉搏。《黄莺展翅》写丰收时节围绕粮食问题的一场风波，那紧张的抢收劳动和隐伏的暗流，都在幕后，实写生产队长万秀嫂临产受寒，躺在家里休息，那不时传来的“蓬咚，蓬咚”的打谷声，撩动着她的思绪，激起她的喜悦和忧虑。安静的厢房里，仿佛滚动着万秀嫂激动的心潮和队里的风云变幻。寓动于静，意味深长。

高缨的散文也有各种格调和境界。散文集《西昌月》中有些篇章，描绘国民经济恢复后西昌城乡新貌，湖光山色如诗如画。字里行间情采流溢；《竹楼的恩情》(《边疆文艺》1980年第6期)触景生情，直抒胸臆，抒发了十年浩劫中备受迫害，一旦冲出牢笼后悲喜交集的真实感情，而《奇景·奇人·奇志》(《文汇增刊》1980年5期)，记嘉州山水，咏历史人物，从乐山大佛之情景，联想海通和尚数十年呕心沥血、舍目凿佛之奇人奇志。鉴古观今，砥砺后人，寄寓深远，读之感人。

如诗如画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个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和语言的特色分不开。高缨注意从实际生活和群众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比较清新、流畅、明丽，洋溢着诗的激情，带有一种图画美和音乐美。

我们看散文《西昌月》中对月夜景物的描绘：

月出邛海，清光如昼，天上水上，不知哪只玉兔更为皎洁，遍岸烟柳，摇曳着村庄的灯火；芦苇丛中，停泊着晚归的渔船，而田野上，哪里有月光，哪里便有菜花麦穗的清香……

月色灯火，山影湖光，闪烁摇曳，交相辉映，作家抓住了景物的特征，简略几笔就勾画了一幅邛海夜月图。

小说《大河涨水》的语言，写狂风、暴雨、山洪，绘声绘色，有强烈的动态感，有音乐美：

泼墨似的乌云，不停地倾下急雨，强悍的山风，把满天的雨柱都摇歪了。逆风奔流的沙河水，在这傍晚时分，并不是出半点儿倦意，只是那浑黄的浪涛，被渐渐添浓的暮色染得更加重浊了……不见飞鸟，也没有行船。一个身披草绿色雨衣的人，立在陡峭的岩岸上，向对岸发出豪壮的吆喊：

“哦……嗬嗬……过河呵……”风，却把这喊声劫走了，只有云中的闷雷，似乎在隐隐回答。

读着这段描写，仿佛风声、雨声、雷声、涛声、喊声，一齐在耳边回响，引起强烈的共鸣。

高缨多次到凉山彝族地区生活，注意观察彝族人民思维方式，表达感情和运用语言的习惯特点，吸收彝族民间文学的丰富养料，并加以提炼。因此，他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诗歌、小说、散文，语言往往带有比较鲜明的民族色彩。长篇小说《云崖初暖》的语言就很有特色，不管叙述语言、人物对话、环境描写等，都和反映内地汉族生活作品的语言基调不一样。书中还穿插了彝族不少神话、传说、民歌、民谚、格言等等，特别是人物对话，常用比兴象征手法，生动机敏，充满哲理和智慧。

高缨对四川农村群众的语言和方言口语也比较熟悉，他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正是用的这种通俗明快，富于表现力，又渗透着幽默风趣味道的语言，一看就知道写的是四川农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小说《鱼鹰来归》在语言上就下了许多功夫，用了近似评书的通俗生动、朗朗上口的语言，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历史的教训和作家的责任

综观高缨的整个创作，有许多清新可喜、独具风格的佳作。自然也有某些艺术上略显粗糙或在思想上留下败笔的篇章，而它们的产生，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我们应当和作家一起来共同总结历史的教训。高缨的失误或败笔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启示是，文艺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生硬地去配合一时一地的中心任务，充当政策概念的简单传声筒，这样往往会违背艺术的规律。忽视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而时过境迁，政策改变，作品往往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当然，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政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因而作家在观察和反映生活时少有不受到政治和政策的某种制约和影响。问题在于，对这一切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特别当社会生活出现种种复杂情况的时候，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善于独立思考，从党和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来严肃认真地鉴别真伪正误，并大胆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要跟着那风靡一时的错误政治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一个革命作家的胆识和责任，表现在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应当时刻和人民同甘共苦、声息相通，使自己的创作真实地表达人民的疾苦、感情、愿望、呼声，这样的作品，就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从高缨创作的得失，人们得到的另一点启示是，作家既要热爱生活，热爱人民，还要熟悉生活，熟悉人民。凡是写自己热爱的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就能得心应手，笔下生花，把生活写得真实和美，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写活。从生活出发，从真情实感出发与从某种理念出发，其人物塑造的得失和作品的艺术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作家写《大河涨水》等小说中那些老船工、老渔民、老农民的形象时，对人物充满着爱，从这些平凡人身上发掘出劳动人民的可贵品质；写《云崖初暖》中的奴隶的形象，也充满由衷的同情赞美之情，他们苦难深重，衣衫破烂，但内心充实丰富，心灵纯洁美好。高缨说过，他写乌妞、木嘎的命运，写《兰》中女画家沈墨真的命运时，眼前就浮现出许多阶级姐妹、兄弟熟悉的可爱的面影，写到动情处，忍不住热泪盈眶。反之，高缨在写《三峡灯火》中李江鹰这类“创造奇迹”的“英雄”时，在写《云崖初暖》中红军指战员的形象时，由于对生活和人物都较为陌生，多少有些从理念出发，或靠短暂的访问和书面材料做补充，因而使人物总显得较为概念。可见，离开作家浓厚的生活感受的基础和饱满感情的孕育，纵有较高的写作技巧，要塑造出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是困难的。

高缨已有了三十年的创作甘苦，有着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较高的艺术修养。如今，生活在发展，时代在召唤，人民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缨的创作，在反映现实的矛盾斗争的深度上，在塑造献身四化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及鞭挞阻碍生活前进的历史痼疾和落后事物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开掘和探索。我们殷切地期望，高缨将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保持和发扬自己的艺术特色，刻意追求，勇于创新，不断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人民的新作来。

(原载《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4期)

“人生乐在相知心”

——读《高缨小说18篇》

苏恒　胡映浓

我们读了《高缨小说18篇》，总感到五光十色的生活感性形象活跃在眼前。当我们反复拜读，过去生活现象纷至沓来，与高缨笔下的人物、故事、情节、场面相互交叉、重叠、融合，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卷入感情的旋流，时而产生几多欢乐，时而泛起几许忧愁，时而爆发一股愤怒。间或冷静下来，又陷入社会人生的沉思。

一

高缨出名很早，创作颇丰。而今他已进入老年，仍活跃在新时期文坛的创作舞台上。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向作家展现出一个广阔而又崭新的世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激发着作家旺盛的创作欲望。在新生活、新气象的感召和责任感、使命感的推动下，他又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改革时代丰富绚丽生活的新篇章。高缨的小说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偶然的事件中去捕捉创作灵感，从平凡生活中去开掘人的灵魂，从现象的表层中去透视生活底蕴。强烈的现实感、以小见大、平淡出神奇，即是这18篇小说的总体风格和特色，亦是高缨小说的成功所在。

二

高缨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能从现实和历史的两重角度去观照社会，俯瞰人生，从而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生活本质。在大部分篇什中，作者都描绘了改革时期社会的变革所带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矛盾与困惑，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写现实，也写历史，对新时期现实生活的描绘，常常穿插着对历史的回顾和展望。这样，时代的焦距拉长了，人物的命运也在历史的巨变中呈现出曲折的艰难历程。随着历史画卷的展开和叠印，我们看到了“文革”那个严酷、颠倒、毁灭人性、践踏尊严的年代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花癫》中的花工杜玉生在“文革”中被“批修”(养花是搞修正主义)而惨遭迫害，其妻翠萍在这强烈的刺激下不幸精神失常。打倒“四人帮”后，他又有了用武之地，但“文革”遗留下的伤痕——妻子的疯病，却给本应是欢乐、幸福的家庭罩上了忧伤、浓厚的阴影。从历史透视回到现实，激起读者对新时期生活的热爱，比正面歌颂改革更增加了生活的纵深感。

在《飘去了的白纸条儿》中，作者以神秘的白纸条儿意象为线索，从它的出现到消失过程象征在时代的变迁中，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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