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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华社烈士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编写组著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1-01

书籍编号：30357070

ISBN：978751662885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3188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新华社烈士传

作者：编写组

ISBN：978751662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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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蔡名照

新华社是我们党亲手创办、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1931年11月7日，伴随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瑞金成立。85年艰苦奋斗，85年初心不改，新华社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起经历风雨，一起走过辉煌，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高举奋进的旗帜，吹响冲锋的号角，充分发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重要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新华社的历史，就是党的新闻事业史的缩影。新华社的一篇篇报道，就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真实的写照。

在85年光荣与辉煌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以栗、瞿秋白、博古、何云、李竹如、叶邦瑾、钱毅、刘鸣、沈建图、黄作梅、李平、邵云环。。。。x这150多位烈士，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也有的牺牲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前赴后继、义无反顾。他们是新华人的杰出楷模，在中国新闻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新华社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担负着“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从瑞金、延安、西柏坡一路走来，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南征北战，穿越枪林弹雨，出入千军万马。特殊的历史，铸就了新华人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牺牲的150多位优秀新华人，更是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红中社负责人、《红色中华》报首任主笔周以栗，在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时壮烈牺牲。红军主力长征后仍留在苏区坚持战斗的红中社社长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逮捕，拒绝劝降收买，高唱《国际歌》，从容赴难。抗日战争时期的韩秩吾，抱着“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干革命”的理念，牺牲在反“扫荡”战场上。解放战争时期的谢文耀，把一切献给党的新闻事业，直到他牺牲时，孩子也没见过他这个爸爸。1999年南联盟局势恶化，邵云环主动请缨到贝尔格莱德分社工作，面对纷飞的战火，她说:“我最怕的是稿件发不出去”，最终牺牲在工作岗位上。85年来，对党忠诚已经成为新华人忠贞不渝的信念，沁入骨髓、融入血液，化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勿忘人民的深厚情怀。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新华社报道工作的根本遵循。85年来，一代代新华人忠诚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秉持为民情怀、扎根人民群众，把基层当课堂，把群众当老师，与人民同欢喜、共患难、齐奋斗，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充分发挥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新华社烈士名单中，不少人都是扎根群众的典型。在新加坡长大的仓夷，16岁时毅然告别家人，回国参加抗战，成为新华社晋察冀分社一名优秀记者。他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用自己的笔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歌。他说:“人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那就叫作幸福。”他也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钱毅深入农民、盐民、渔民、棉民，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他说:“群众真是母亲，靠近他们，总有乳(使我丰富的营养料)的。”他整理出版了《庄稼话》一书，收录了苏北地区群众常用的2230条民谚俗语。没有对人民的深厚情感，没有一切为了人民的信念，就不可能成就这些新华社记者的光辉业绩，也不可能成就他们的英雄壮举。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也是新华社的重要传承。回顾新华社85年发展历程，实事求是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见证着新华人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良好的职业操守。那些为党和人民事业牺牲的新华人，有的不顾生命危险记录战争的真实画面，有的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抗战时期担任新华社社长和《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提出，报纸要有鲜明的立场，政治上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演变。他特别强调，办通讯社，就要随时准确地了解时局的动向，做到在政治上对党和人民负责。他非常重视新闻真实性问题，强调一定要把真实放在第一位，失实的报道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同时也给各级党组织决策带来错误的导向。这些蕴含着实事求是精神的论述，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开拓创新的永恒追求。开拓创新，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新华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红中社创建之初，中央革命根据地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面对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和艰苦危险的环境，同志们努力开拓、积极创新，播发的电讯远播海内外，《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达到四五万份。时任红中社社长的瞿秋白非常重视业务建设，他要求《红色中华》报增加基层群众的报道，并亲自撰写了《送郎参军》等小调歌词发表在报上，积极动员群众保卫苏维埃、粉碎敌人的“围剿”。在他的领导下，红中社组建了一支近千人的工农兵通讯员队伍，使报道更加接地气，更富有战斗力。抗战时期担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何云，面对办报所需物资的严重短缺，动员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研制出“半铅模”，试制成功了用土纸取代毛边纸打纸型，还组织大家自制铅版、油墨等，保证了华北《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被朱德总司令称为“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85年来，正是靠着开拓不息、创新不止的精神，新华社事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这就是烈士们身上体现出的新华精神。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已经成为全体新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1999年8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血染的丰碑——新华社烈士纪实》一书中，穆青同志题写书名，郭超人同志撰写序言，充分体现了对新华社先烈们的敬仰之情。“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再次出版《新华社烈士传》一书，就是要通过学习社史、缅怀先烈，进一步弘扬新华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继往开来的担当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接过先辈们传下的接力棒，万众一心，拼搏进取，努力形成与党中央治国理政相适应的新闻品格和新闻力量，早日建成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人民期待。

2016年10月

原版序言

郭超人

在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当漫漫的长夜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的时刻，从江西瑞金的崇山峻岭间发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特大新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重重包围中成立了。这宛如漆黑的夜空中突然升起了一道耀眼的朝霞，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星火”正在变成“燎原”的烈焰，中国革命即将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发布这条历史性新闻的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时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即今天的新华社。从此，新华社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便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屡经坎坷，饱受考验，为人民作出了应有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68年来，新华社的许多记者、编辑、行政管理和通讯技术人员与千千万万革命者一样，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血迹斑斑的监牢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的同行，也与千千万万革命者一样，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遗体，又继续战斗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社这支队伍的历史缩影。本书所记述的，就是新华社历史上为人民献出生命的部分同志的事迹。

列在本书第一位的是红中社第一任负责人周以栗。他早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他教过书，搞过农民运动，还参加过武装起义，在白色恐怖下从事过地下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里遭受过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红军部队。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时，担任主席的毛泽东便指定周以栗组建了红中社。红中社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无线电台，坚持每天向全国发布新闻，同时抄收外部的重要信息编印《参考消息》供领导人参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发挥新闻工作的耳目喉舌作用。三年以后，在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前夕，周以栗在转移途中遭受敌人袭击，在寡不敌众的激战中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这是新华社为中国革命战争英勇捐躯的第一位烈士。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新华社的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中的一个部分，活跃在抗敌斗争的第一线，用自己的血肉创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942年6月，她在日本侵略军对我太行山区大肆进行“扫荡”中，与战友们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击。在弹尽援缓的情况下，她毅然冲出山洞纵身跳下悬岩而壮烈牺牲，年仅30岁。在解放战争年代，新华社女记者叶邦瑾不幸在一次战役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获。她在敌人长时间的酷刑下保持着革命者的凛然正气，最后竟被残暴的刽子手剖胸挖心而死，为新中国的诞生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新华社记者与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道跨出国门，在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上挥洒着自己的血汗，他们中的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等同志的遗体至今还长眠在异国的山野，成为中朝人民伟大友谊的象征。1955年，新华社记者沈建图在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报道的途中，因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爆炸而魂断云天，这是在和平年代的采访中流血牺牲的第一位成绩卓著的新华社记者。在此之后，时间过去了44年，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新华社的一位优秀驻外记者又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在异国他乡献出了宝贵生命。这就是今年5月8日，在美国的罪恶炸弹袭击下不幸牺牲的邵云环烈士。

从周以栗到叶邦瑾，从沈建图到邵云环，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六十多年岁月里，已有150多位新华社记者和工作人员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英勇捐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铸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其实，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从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到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无论中外，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总是从新闻舆论工作入手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他们在整个革命征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正确的新闻舆论工作来传播真理，唤起民众。因此，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新闻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新闻记者就是革命战士。无产阶级的敌人对此也毫不含糊，他们不管你拿的是枪杆子还是笔杆子，只要是共产党人，是革命者，就“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战士从不把新闻工作当作一种单纯的职业，更不是一种谋求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是为人民、为民族求解放的神圣革命途径，因而为革命的新闻工作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想，这就是《血染的丰碑》这本书给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和平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尽管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邵云环等三位烈士的壮烈牺牲表明，今天的新闻工作仍然充满了艰辛和危险，党的新闻工作者是为了宣传真理、坚持正义，还必须准备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世界总的趋势在走向缓和，除了少数发生战乱的地方以外，当前对新闻工作者更大的考验，是在和平环境下如何体现我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如何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这一要求不仅不比为党和人民牺牲生命容易，有时甚至会更艰巨和更复杂。这是因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们既要向世界开放，大胆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又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和“西化”图谋——从政治上的颠覆到文化、艺术上的渗透。在国内，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强大优势，又要防止市场经济法则对社会生活的消极影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反映极其复杂的客观世界时，不仅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更要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运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能力。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今天，在新闻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仅靠这一点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像江泽民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

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核心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与历史上那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们面对的是同样的考验。烈士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们充盈天地之间的豪迈的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想，烈士们树立的历史丰碑，不仅由于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浸染而辉煌灿烂，更由于他们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而永世长存。

1999年7月9日

——记《红色中华》报首任主笔周以栗

郑德金

周以栗，男，湖南省长沙县(今望城县)人，1897年10月26日生。他是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曾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31年《红色中华》报创刊时被任命为首任主笔兼红中社负责人。他用自己的工作为红中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在红中社工作时间不长，后因身体有病停职休养。1934年11月在转移过程中，被敌俘虏惨死于血泊中。

毛泽东亲自点将

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这一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期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主席。

大会召开的当晚，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成立。红中社最初的工作内容是:一、播发新闻。它最初播发的新闻就是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二、编印供大会阅读的“参考消息”(日刊)。

不久，又创办了《红色中华》报。《红色中华》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红色中华》主笔。这时，红中社的工作任务又多了一项，办《红色中华》报。那时，社和报对内是一个机构，对外是两块牌子。这一体制，在我党的新闻史上一直沿袭了很长时间，直至全国解放，新华社各地的分社才与报社彻底分开。

曾参与《红色中华》报创刊工作的王观澜同志1981年在《红中社的创建》一文中回忆道:“毛泽东同志从开始就很关心红色中华社的工作，他很信任周以栗，通过周以栗来领导报社工作。”“《红色中华》最初的报头就是他(指周以栗——编者注)写的。”

192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

周以栗，字子慎，湖南省望城县今霞凝区桥驿镇人，1897年10月26日生，世代佃农。父亲周世昌，是一个沿门做工的皮鞋匠，母亲戴九姑则是一个靠纺织为生的农妇。

周以栗同志自幼聪明，记忆力特别好，旁人常夸称他过目不忘。因此，很得老师姜济寰、邹寿祠等的喜爱和资助，得以毕业于长沙县立师范第一班。毕业后，在长沙县立第一高小、长沙周南女校任课。后经徐特立、何叔衡等同志引荐，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经毛泽东等教育界人士推荐，他曾赴北京学习汉语拼音方法。回长沙后，著有《中国文学的出路》《国语拼音法》等书。他的标准普通话教学，深得师生喜爱。

1924年，周以栗在周南女校任教时，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因政见不同，曾与学校教务主任李树藩发生冲突。李树藩图谋报复，要解聘他。这时，适逢徐特立同志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了长沙，担任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同志聘请周以栗任教务主任，这时周以栗同志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1924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领导民众运动。这时候，各地国民党省党部相继成立。周以栗也就在这之后加入了国民党，并于1926年8月间的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后来又兼任了青年部长，积极地在湖南开展民众运动和青年运动。

1926年6、7月间，湖南到广州参加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学生回湘。为了培养骨干，更好地开展工农运动，湖南著名的共产党人夏曦、何叔衡、周以栗又将这批学生集中起来，在衡阳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介绍各县情况和工作方法。训练班办了半个月左右，周以栗同志作了几次报告。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为了培养农运骨干，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冬，毛泽东同志在主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积极筹建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并亲赴湘、鄂、赣三省党部提出这一倡议，得到了三省党部的响应和支持。为了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毛泽东同志与湖南党组织商量，决定由周以栗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1926年阴历12月中旬，周以栗离开湖南到了武昌。

1927年1月15日，周以栗参加了湖北省党部召开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董必武等同志一道，讨论了创办三省农讲所、推荐筹备员等事宜。1月16日，三省农讲所筹备处宣告成立(后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公地点设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内。

农讲所筹备处成立后，经费、校址、设备、学生、教员等均无着落，周以栗为此不辞辛苦地四处奔走，协助毛泽东同志为创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3月1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常务委员，周以栗同志为教务主任。4月4日，农讲所师生召开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会上，周以栗同志详细地报告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经过，要求学生“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认识种种农民问题”，号召大家“成为农民运动职业家”。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739人，其中以湘、鄂、赣最多，大多数是各省工农运动骨干及党团员骨干。所设课程29门，主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略及常识，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还学习军事项目等。

为了统一领导，共同抵抗军阀的压迫及土匪的骚扰虏掠，1927年3月15日，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团体红枪会、黑枪会、绿枪会，在武昌农讲所召开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会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代表周以栗同志作了报告，他希望河南武装农民“应巩固自身组织，与革命工作......”

在农讲所工作期间，周以栗主要负责教务工作，但毛泽东同志因当时工作很忙，常不在农讲所。所以，实际上农讲所的日常工作多是周以栗同志负责。他很尊重毛泽东同志，常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并协助毛泽东同志在师生中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同志不在农讲所时，他代替毛泽东同志负责农讲所党的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农讲所停办了。农讲所停办后，周以栗到了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他化名“易云”，到河南省担任省委书记。

1927年12月，周以栗亲赴河南豫南特委检查指导工作。1928年元月赴确山县，2月到汝南县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农村根据地，对河南的革命斗争作出具体布置。

1928年4月15日，由于组织被破坏，周以栗同志不幸被捕。被捕后，敌人残酷地折磨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背，烫他的全身，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后经过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多方营救，周以栗同志才被释放出狱。

1929年，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周以栗同志冲破敌特包围，历经艰险，辗转来到了福建省汀州市福音医院傅连暲同志处治疗那已被敌人折磨得极度虚弱的身体。1930年8月，周以栗同志的身体稍微好转后，党派人把他接到了红军部队，让他担任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我党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主客观条件，命令红军各部队去攻打南昌、长沙、九江等中心城市。毛泽东同志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抵制。这时，党中央派周以栗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到红军部队说服毛泽东同志攻打长沙。然而，他没有说服毛泽东同志，反而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在毛泽东同志的帮助下，周以栗同志转变了立场，坚定地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这边来了。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彭德怀等同志，及时地抵制了“左”倾路线对红军部队的干扰，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这对于毛泽东同志纠正“左”倾路线和制订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确立“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起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留吉安休息时，周以栗曾代理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职务。

1930年12月，周以栗同志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和活捉张辉瓒的战斗。1931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后，周以栗担任了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并派了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在一次会议上，周以栗同志因为宣传了山上有个马克思主义，因而受到了围攻。在青塘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大争论中，周以栗同志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和王明路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1931年4月，周以栗同志经毛泽东等同志的提议，被增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同年6月，又任中共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根据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边界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并积极为红军筹集款子，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革命斗争。

红色中华社的奠基者

1930年12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于江西龙岗歼灭了国民党第十八师，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同时，缴获了半部电台(因为发报机、电动马达都被砸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一个充电器和几个蓄电池，所以称之为半部电台)，解放了6名报务人员，他们愿意为工农红军工作。1931年1月1日，我军又缴获了国民党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的一部15瓦电台。这一部半电台，就成了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最初的物质基础。

1931年1月16日，靠这一部半电台，中央红军无线电队在江西宁都县一个叫小布的地方成立。当时这个无线电队的任务之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周以栗同志作为中央苏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作为会务主持人之一，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会场设在叶坪的一个祠堂内。红军无线电台就设在离会场仅相隔几十米的老乡家里。

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1月7日宣告成立，并播发了第一批新闻，内容就是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和有关文件。

红中社对外播发新闻的呼号为CSR(ChineseSoviet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至1956年9月改用汉字模写广播新闻为止)。

红中社还通过无线电台，抄收国内外新闻，包括当时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上蒋介石所作的报告，编印成“参考消息”，供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阅读。这就是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前身。

红中社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社。成立始初，战争环境、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红中社的采编人员斗志昂扬、忘我工作。红中社一方面负责搜集各种信息编印成“参考消息”，也叫“每日电讯”，油印后供中央机关负责人参阅。另一方面负责对外播发新闻。每天以红中社(CSR)的电头，用明码电报向全国发布几条新闻，内容有苏区建设消息、苏维埃政府的公告、声明等。最初，红中社的编辑人员只有两三个人，而且有的还担负着其他工作。如周以栗同志，他既是红中社的负责人，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内务人员委员(相当于内务部长)，工作是很繁忙的。

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创刊。这时，红中社的主要任务又多了一项，就是负责《红色中华》报的出版。《红色中华》报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说: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号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他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目前他的工作:

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这不但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还要能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能运用自己的政权，达到镇压反革命的阶级，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目前改造苏维埃，特别是建立乡苏维埃，以及纠正过去土地革命及现时肃反工作的非阶级路线，对于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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