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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107岁老人周有光的首部人生传记,书写跨越百年的大时代的生命沉思
作者:金玉良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01
书籍编号:30361266
ISBN:978702009157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0709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作者:金玉良
ISBN:978702009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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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偶然机会我有幸结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他渊博的学养、前瞻的思维、丰富的阅历以及儒雅的谈吐,深深地吸引着我。陪他聊天增长见识,听他讲故事开启心窍。十多年来不论酷暑还是严寒,都阻挡不住我每周一次探望老先生的约定。每次推开先生小书房的门,映入眼帘的几乎是同样的镜头:老人手拿高度放大镜(患青光眼、白内障)看书、读报;或端坐电脑前,左手举着放大镜,一只眼睛眯缝着,右手敲打键盘写文章。
周有光先生一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士绅之家。年轻时患肺结核、忧郁症,算命先生说“活不过三十五岁”,妻妹张兆和说“二姐嫁个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然而,一月十三日周先生历经四个时代(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在众亲友的祝福声中迎来健康长寿的一百零七岁华诞。
周先生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抗战胜利后赴美国。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回国,供职于上海金融界和经济学界。一九五五年十月奉命改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周先生的孙女曾调侃说:“爷爷,你吃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
俗话说,“三十而立。”五十岁,早已过了创业之年。而且,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是两个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在两个毫无关联的学科间改行,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周先生凭借不懈的努力、执著的追求,硬是在“知天命之年”奇迹般地“再立”,并成为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是语文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他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先生八十五岁离开办公室。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仍在关注世界,关爱万物生灵。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的文章。如: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苏联解体的教训,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中印两国的外包经济,中东局势,巴以纷争,后资本主义等。周先生百岁时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时至今日仍然手不释卷,笔耕不止。继《朝闻道集》之后,去年又出版《文化学丛谈》、《拾贝集》、《静思录》等。著名学者李泽厚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周先生不止一次说:“我很幸运,能搞点工作。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即便活下来,荒废二十年还能做什么呢?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十年?‘抗战’八年,‘文革’又是十几年,加上不断搞‘运动’。我对于‘名’无所谓,有了‘名’就不能做事情了。人家说‘无官一身轻’,我说‘无财同样一身轻’。我现在钱不够用也不愁,明天讨饭今天也不愁。”
周先生不仅把名利看得很淡,对生死也看得很透彻。二○○二年,他的夫人去世。送别的那天晚上,周先生的眼圈第一次红了。亲人们担心,老人是否能承受这突然的打击。他却平静地对孙女说:“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希望这个时候不要给你们添麻烦。”周先生一辈子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替别人考虑,从不给子孙和社会添麻烦。理智告诉他不能被悲伤击倒,因为还有工作要做。在其后的两年间,周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多方联络,力促张允和先生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如期出版。他说,这是对妻子最好的纪念。
常常听到有些老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
周先生则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周先生不刻意追求长生不老,而是顺其自然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不吃补品,喜欢白菜豆腐。每天读书、看报,强调多动脑、多思考。喜欢昆曲,也看美国大片《阿凡达》。爱喝中国茶,也喝星巴克咖啡。关注“全球化”的老人足不出户,但老夫也发少年狂。二○○三年,子侄们陪九十八岁的周先生去北戴河。未到海滨浴场,老人就令儿子周晓平下车去买两条游泳裤。
对于一百多岁的高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我几次建议周先生写自传,但他都谦虚地说:“我没什么可以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我不是社会活动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专业工作者,过去只钻研经济,后来搞语言文字。只有搞专业的人看我的东西,知道我。到了八十五岁以后写杂文,才有许多人喜欢。”
在与周先生交往的十余年里,我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有目的的采访;没有想过,也不敢想有朝一日写先生的传记。见面听周先生谈论最多的是国内、国外一周时事以及他正在构思的文章内容,我还是他“公民教育”课的关门弟子。这是任何采访也无法采访到的!从先生那里我知道什么是“三权分立”,什么是“三大自由”,什么是“R2P(保护人权的责任)”……
严格地说,这本小书称不上周先生的传记。我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从林林总总发生在他个人身上的,或欢快或感伤的故事中,勾勒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青果巷、内天井
周有光母亲徐雯端庄、大方,出阁前是宜兴有名的美人。婚后生育成长者四女一男,周有光是独子。
周先生对于儿时记忆最深、最美好的是常州青果巷老宅的内天井。小孩子在里边玩儿非常安全,他六岁之前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讲到这儿,老人仿佛回到一百年前。
内天井也叫内室天井,它和北京的四合院不同。四合院相对开放,内室天井四周封闭,完全属于个人空间,那里小巧而幽静。
青果巷在常州众多街巷中历史悠久,它始建于明朝。从东到西,巷子不长,没有门牌。其中礼和堂周(有光)家,八桂堂赵(元任)家,贞和堂张家最有名。当年,瞿(秋白)家赁居八桂堂。日后,青果巷走出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母亲徐雯
礼和堂坐落在路南,五进五开间的明朝建筑。这些房子自家不住,全部租给房客。走进大厅,在东墙又有一道门,里面是曾祖父清朝年间建造的新房。新院虽然比旧院小,但整体建筑精致、考究。坐北朝南的大书房横跨内外两院,大书房的天井很大,里面有假山、水池。
大书房是周家几位小姐和房客女孩子们的私塾馆。这间私塾馆开风气之先,不仅开设国文课,也有音乐和英文课。爸爸的小书房清静、雅致。小书房外面是客厅,平时不准小孩子随便进去。但小孩子的好奇心是执拗的,越是不准进去的,越想方设法进去,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刻。周先生回忆起爸爸的小书房,仍然羡慕不已。红木家具、古董摆设,把房间布置得淡雅、清爽,书架上放满线装书。他说“爸爸的学问高,修养好”。
小书房内天井临街的墙角,有棵常州城独一无二的白皮松。白皮松多生北国,江南罕见,所以他们家也叫白皮松周家。白皮松气味芳香,四季常青,每年脱皮。民间传说白皮松的树皮能治疗皮肤病,一俟树木脱皮,便有人提着小布袋上门讨要几片树皮,回家煮水疗疾。
妈妈的卧房很大,有老式雕花大床,靠墙一侧有宽的搁板摆放物件。床铺上,寒有“汤婆子”取暖,暑有“竹夫人”纳凉。夏天放下蚊帐,小孩子在床上玩儿,不怕蚊蝇叮咬。南面有落地长窗,长窗与内天井相连,这里是周先生儿时的“王国”。天井里面栽种一些矮小、半攀援的植物,留出空间给小孩子玩。左面种小蔷薇科的“十姊妹”,一年四季花不断。对面墙边种山药。山药开花虽然不漂亮,但很快结满小小山药蛋。摘下用锅蒸熟,比山药好吃。山药的根茎繁殖极快,每年大丰收。
妈妈卧房外面一间叫客室,专门用来招待女客人。室外亦有天井,不过这个天井与众不同,其中有一面墙只有半人高,姐姐们常常倚坐这里看书、吹笛子。两个天井间的墙下面有通连的水池,水池里边养小乌龟,看着它们爬来爬去非常好玩。
竹夫人,也叫“竹姬”。炎热夏日,人在睡觉时搂着它或把腿放在上面,就凉快多了
祖母住的房子叫水阁,共三间。窗外是河,河对岸叫下塘,河边有条很宽的路,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祖母水阁的玻璃窗又宽又大,这在当时不多见,玻璃还属时尚品。月明星稀的夜晚,在窗前看河里渔翁张网捕鱼。有时看见海船在窗前经过。
海船是木头造的,有两三层,又高又大。海船像条大鱼在水中游弋,船头画成鱼头状,两侧有大大的鱼眼睛。海船靠帆行驶,船工劳作辛苦。河上没有永久性的桥,平时用渡船连在一起搭成浮桥。有船驶来,排成一条横线的渡船由中间划开,海船通过后,渡船再合拢。
礼和堂的房子有夹弄,也叫备弄,是仆人进进出出的通道。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就发生在备弄里。到了夜晚,备弄里有“油盏”照明,这种油盏在中国流传一千多年,它的原料是灯草加豆油。灯草有专门卖的,一把把,白白净净。油盏和蜡烛不同,灯草不结灯花,蜡烛要不断剪灯花才明亮。母亲房里有洋灯(使用火油),不用油盏。
周先生说人类对于新鲜事物有个探索、认识的过程。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几乎离不开各种电器设备,但在一百年前却不是这样。常州戚墅堰发电厂是中国人自己创建的第一个电厂。它地处沪宁(上海至南京)铁路中心,发的电上送南京,下输上海。因为周先生父亲是电厂董事,电厂建成发电首先给周家大门口安装电灯。但是家人不了解电的知识,害怕触电不敢靠近。无奈,父亲请电厂派人将其移至巷子口。
从前老房子的备弄比现代楼房的走廊宽,除了行人,也是晾制风干菜的地方。秋天,把新鲜白菜悬挂在里面,晾到半干不湿的时候拌上调配好的作料,码放坛子里储存,是冬天最好的小菜。妈妈卧房楼上住着曾祖父的姨太太,家里人称老姨太太。老姨太太信佛,也信狐仙,常年吃斋念佛。老姨太太去世,她的房间一直空闲。
周有光年龄稍大,放学后时常一个人上楼看书、写字。楼上有天台,天台不是玩儿的地方,是放东西的。他家天台放了许多酱缸,用来酿制酱油。夏天有太阳的时候把酱缸打开晒太阳,阴天下雨用尖顶的缸盖盖起来。老姨太太侍养的那只猫长寿,通人性、懂规矩。家里请客摆桌子把它叫来守在旁边,一旦发现有小猫嘴馋,想偷吃,它毫不客气,一巴掌打过去。天台上,经常有自家小猫和外来的小猫嬉闹,会朋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周先生的童年充满欢乐、祥和。
汝南周的后代
周有光先生说,“姓”是表明家族系统的称号,世袭的姓氏制度开始于周朝。当初,贵族有名有姓,平民有名无姓。中国,直到民国初年,显赫家族姓氏前面还贯以郡名。他们家叫汝南周,汝南在现在河南。黄河流域是汉民族的发祥地,汉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最早进入农耕社会。
后来,汉人迫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由繁荣的中原地区向蛮荒的长江流域迁徙。远古,黄河就叫河。先民们在河边砍伐树木,开荒种田。慢慢水土流失,河水变黄。周先生说:“古书上有‘圣人出黄河清’的寄语,事实是‘圣人出清河黄’。”
晋朝时,周家祖宗从汝南跋山涉水到宜兴,常州祠堂是分支。曾祖父为了和宜兴“接谱”花了许多银两。接谱就是认祖归宗,承认常州这一脉是宜兴周家的分支,把常州家族成员按辈分编入总的家谱里。周先生小的时候在家乡看过周家家谱,里面好事、坏事都记录,很有趣。不记得哪一代祖宗非常邋遢、落魄,袜子脏兮兮像用黄酱煮过一样,因此,他的绰号“酱烧袜”。如此有特色的祖宗,比做什么高官的祖宗更让后辈忘不掉。
家谱记录的第一代祖宗是晋朝周处。根据京剧《除三害》里讲,周处曾是地方一害。有一天,周处去茶馆喝茶。听本地一位老者对外地老翁介绍,此地有三害:山中有白虎,长桥下有蛟龙,地面上有周处。周处闻之大惊,从此改恶从善,投军立功。后来,被朝廷封为高官。建国前夕,宜兴建筑工地发现周处墓,虽然是衣冠冢,但出土的文物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南京历史博物馆设专门展厅展览,周有光先生专程从上海坐车去参观。
从前,过年要祭拜祖宗。腊月三十,大户人家把祖宗画像也叫神像依次悬挂在厅堂里,供案上摆出祖传的宝贝和其他供品。小门小户没有神像,只有祖宗的牌位。神像一米宽、两米高,工笔彩色画。早前没有照相技术,每当长辈年事渐高,晚辈就要找专业画师给长辈画像,裱成挂轴保存起来。长辈去世,逢年过节拿出来悬挂,让那些不曾见过祖宗的后人祭拜。这样,晚辈心里对祖宗就有了印象。神像一直挂到正月十六,每天给神像上香,早、中、晚供水、供饭。
周有光先生仍然记得曾祖父母、祖父身穿朝服,像菩萨一样端坐的样子。过去,读书人不但有名、有字,还有号。一般不能直呼其名,要称呼字或号。晚辈更不能叫长辈的名,这是规矩。曾祖父神像旁写着润之公,祖父是逢吉公。抗日战争爆发,这些东西尽于灰烬,后人不用祭拜祖宗了。
讲到此,周先生笑了,风趣地说“中国人不祭拜祖宗了,美国人却供奉我们的祖宗”。抗战胜利后去美国,住纽约有名的“华尔都府”大饭店,他意外发现中国几尽绝迹的祖宗神像竟被美国人当成艺术品高高挂在客厅里。
常州作为早期工业城市是周有光曾祖父那一代开头的。曾祖父考取功名做官,时间不长便辞官返乡办实业。先后开办几个纺纱厂、织布厂,还有几家当铺。当铺是早期的金融机构。曾祖父是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家,他很有钱,但不置办土地。家里只有一片坟田,是供守坟人种菜、种粮食的。守坟人住房子不用付租金,种田不用交地租。解放后,守坟人的阶级成分是贫农,他种的坟田没有被没收。
道光年间曾祖父的实业办得有声有色、兴旺发达,此时却闹起了“长毛”。为了躲避“长毛”,周家老老少少纷纷打扮成乞丐四处逃难去了,唯曾祖父一人不离开。“长毛”围困常州,曾祖父倾家中所有供养守城将士。“长毛”攻不下常州,改战南京。南京被占领,建立太平天国。两年后,“长毛”羽翼丰满再打常州。城池陷落,曾祖父投水,尽忠朝廷。直至李鸿章亲率大军收复苏州、常州,周家人才陆续归来。曾经繁荣、发达的常州只剩下残垣断壁,一片凋零。曾祖父的厂房、当铺毁于战火,家产化为乌有。
周有光祖父心灰意冷,什么事情也不想做,至此家道中落。扫平太平天国,朝廷对有功人员加官晋爵,曾祖父被封为“世袭云骑尉”。云骑尉是官名,世袭就是世代相传享受朝廷的俸禄。有了朝廷俸禄,周家到清朝末年仍然过着绅士生活。中华民国建立,俸禄取消,就靠卖厂基地、当基地维持家用。卖一处,够用几年。
同样打“长毛”,为什么周(有光)家没落,张(允和)家兴旺发达?周先生说这和各地社会发展的情况有关。当时,江浙沿海比内陆发展快。大部分江浙有钱人已经过着城镇生活,而安徽一带还停留在庄园式的生活。张氏家族住在圩子里,构成一个小社会。为了安全,家里有武装力量——圩勇。“长毛”发生,曾国藩的湘军率先与之对抗。随后,李鸿章联络安徽各庄园的圩勇组成淮军。张允和曾祖父张树声在淮军地位仅次于李鸿章。
平定“长毛”,李鸿章官至宰相,张树声先后做过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代宰相,曾率兵征战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反观周家,住在城市,没有田地,没有庄园,没有圩勇,工厂、当铺烧毁,浮财散尽,家庭破落是必然。
父亲的“诗钟会”及其他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人们的社交活动也悄然发生变化。七八十年前,张(允和)家几位青春年少的姊妹在苏州九如巷组织“水社”,出版手抄本刊物《水》。每期出版一二十份,或送师长,或在亲友中传阅。后来,她们长大了,远走了,《水》也随之停刊。一九九六年初,中断几十年
《水》的家庭小刊物《水》复刊。这在亲友乃至社会上引起不小波澜,被出版家范用誉为“本世纪一大奇迹!”截至二○一○年九月,复刊后的《水》已经出版三十七期,成为散居世界各地张家后人的纽带。
本期《水》封面由沈从文祖孙二人合作,画为孙女沈红11岁时作,沈从文题注
从前,像张家姊妹这样结社、出版同人刊物很普遍。周有光先生至今清楚记得父亲的“诗钟会”。每当诗会活动,父亲诗友十来人在大客厅用抽签方式确定诗文题目,在规定时间内“交卷”,诗文写好不得传看,由专人统一誊写,然后大家点评。名列榜首者,吃饭不出份子钱。酒席多由家里厨子做,有时也请外边厨师。虽说小孩子不能参与其中,但在旁边远远观看、聆听文人雅士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谈论也是极其有趣的事。
父亲周葆贻,字企言,国学功底深厚,秀才出身。明清时代专称考入县学的生员为秀才,秀才到省府参加乡试,考中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考中者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贡士参加太和殿的殿试,得中为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周葆贻考取秀才,坐船去参加乡试。途中遭遇大风浪,虽然没有翻船落水,却惊吓而病。父亲是独子,祖母再也不准去赶考。
此后,父亲周葆贻以教书为业,他开办“存粹专修学校”并兼私立常州中学国文教员;也曾被英籍犹太富商哈同请去上海,在他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讲课。周葆贻晚岁主持“兰社”,曾刊《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
父亲有诗会,母亲有流行于妇女中的歌堂文学作消遣。歌堂文学也叫说唱文学。今天很难找到当年的唱本了,不过有些如《孟丽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改编、拍成电影得以广泛流传。这些唱本大多由女才子创作,它包括一段说白(讲故事),一段唱词(吟唱),内容往往是历代贞节烈女的传奇故事,为女子树碑立传、扬眉吐气。母亲常常在客室邀几位闺中女伴,边说,边唱,边吃茶点,十分惬意。母亲闲暇无事也把《再生缘》、《天雨花》、《珍珠塔》等说唱给年幼的儿子。
父亲周葆贻
周先生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诗会、歌堂文学进入尾声,相继出现舞厅、剧场、影院等娱乐场所。上海当时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新鲜事物从这里开始。欧美进口的黑白无声电影很有趣,一边放映影片,一边有人站在台上口译故事情节,同时外加乐队配乐。乐队演奏员几乎都是菲律宾人。看一场电影不但欣赏电影明星高超演技,同时享受优美的解说词和悦耳的音乐,以至于有声电影出现,许多人仍然喜欢无声电影。
周先生因为受家庭影响从小喜欢听昆曲,夫人张允和对昆曲的痴迷更胜他一筹。张家姐妹从小拜师学习,各个演技高超。张允和经常参加堂会,是有名的票友。
二○○一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周先生兴致勃勃对我介绍说:
“昆曲始创元朝,流行于明朝和清朝前期。至今有六百年历史,比京戏早。昆曲一般以小规模的厅堂为演出场地,演员的动作较小,身段婀娜、楚楚动人。它的音乐婉约、细腻。从文学角度看昆曲是高雅艺术,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听不懂,也理解不了。
“昆曲的戏文都是诗词语言,汉语在古代和现代有很大区别。《吴越春秋》中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可能是我国最古老的诗篇,比《诗经》(西周至春秋)还古老。《弹歌》二言,是最短的诗句。《诗经》四言,是二言的扩展。三国时期仍然流行四言诗,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李白和杜甫(唐朝)的诗歌,已发展为五言或七言。到了明、清,戏曲变为七个字或十个字一句。比如上海的越剧十个字一句,前四个字和后六个字中间稍停顿一下。从这些可以看出戏曲语言是由诗词发展来的。”
1957年2月16日,在北京市文联礼堂演出《寄柬》。左起:梁寿萱饰红娘、张允和饰琴童、姜宗禔饰张生
一百年前的“特快专递”
饭后的黄昏常常令人遐想,脑中会闪现曾经看到过的优美景致。不经意间,我与周有光先生聊起苏州的小桥流水,扬州的瘦西湖以及绍兴的乌篷船、黑毡帽……
周先生说古代文学作品中,常有“小桥流水”、“大漠孤烟”的描写,这和当时人文环境有关。那时人类活动和自然界更贴近、更直白、更融洽。扬州瘦西湖的二十四桥是概数,表示桥多的意思。过去江浙一带水道密集,船只繁多。填河修马路,是民国初年开头的。马路,就是宽阔能跑马的路,虽然现在不跑马匹跑汽车,仍然叫马路。
江南建造房屋和北方不同,南方造房子往往利用河流的便利条件。周家礼和堂就是前门临街,后门傍河,叫“枕河人家”。前门上街出行,或坐轿,或骑马;后门有水码头,既可以乘船远行,又作为“运输线”,柴米油盐都从这里搬运进门。河道上除了载人运物的客货船,也有张网捕鱼的渔船,还有快如穿梭的脚划船。这种脚划船,现在几乎看不见了。它的长度比乌篷船长,宽度却比乌篷船窄,只有一人宽,状似飞梭。小船中部两侧有长桨,船夫不用手操作,而用双脚划船,速度飞快。
信息传递方式,古代有驿站,有邮亭。一八四○年英国发行世界上第一枚邮票,二十多年后(一八六六年)清政府在海关总税务司下设邮务办事处,一八九六年成立邮局。清朝最早(一八七八年)发行的邮票因票面有龙的图案,所以称邮票为“龙头”或“邮花”。
周先生说,以上这些都是官方信息传递机构,脚划船是民间的流动邮局。从前在常州老家,时常听到有人一边拍打后门,一边大声喊“信来啦!”随即有家人打开后门接过信件或物品并付清“邮费”。脚划船送来的有家书,有亲友馈赠的板鸭,也有江阴七姑妈刚刚烧好的河豚。河豚味道鲜美,但是烹饪不当,吃了会中毒。过去,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各地有各地的特产。江阴七姑妈烧的河豚最好,而“响蛋拌嫩豆腐”只有常州人会做。
一百年前的脚划船,相当于时下的“特快专递”。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用它传递信件或小件物品,便利、迅捷,但在今天就落后了。如今交通工具发明层出不穷,汽车、火车、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传递的方式也多种多样。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与普及,不但老式四码电报已绝迹,手写的、贴着各式各样邮票的信件也将成为“古董”。取而代之的是有线电话,移动电话,电子信箱……
再过一百年,又会是什么样呢?
拉倒菩萨办学堂
周有光先生常常和我夸奖他的祖母学问大,家里打官司,祖母自己写诉状。“大学问”的祖母是他的启蒙先生,他三岁随祖母学习唐诗。虽然启蒙早,但因独子金贵,他正式上学读书并不早。他说父母亲过分疼爱,也会给孩子带来莫大的烦恼。他描述儿时“一个人在深宅大院里没有玩伴,是寂寞的宝玉”。
母亲时常把他放在内天井里,池塘里的小乌龟,地上的小花小草,空中飞舞的蜻蜓、蝴蝶都是他的玩伴。某次,他独自一人偷偷跑到外院。碰巧房客陈家两个比他稍大一点的小姐姐踢毽子,他好奇地站在旁边看她们玩耍。时候不大,女孩子的妈妈发现了,立刻把小姑娘招呼回房。
他说,“虽然没有撵我走,但实际是不准我和他们的女孩子接触。”这就是旧礼教在他幼小心灵打下的第一个烙印吧!有时,一个人实在无聊,就溜到大书房窗外悄悄往里张望,听先生讲课,随姐姐们的读书声在心中默念。
周先生出生前后,恰逢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逃出北京,跑到西安。在经历几乎亡国的巨大劫难之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垂帘听政的慈禧此时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回京后,清政府连续颁发了一系列“新政”上谕。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
一九○五年九月十二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原定于一九○六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这是中国开始现代化教育的第一步。周先生记得一百年前,跟随家里男当差去河对岸东下塘,观看大人们在寺庙里,用粗绳索套在泥菩萨脖子上,把它们一个个拉倒,打烂,改庙宇为新学堂。
周先生说,古代庙宇的功能多种多样:佛教徒烧香、拜佛,老百姓听书、吃饭、住宿。庙里有资产,可以借钱。庙里也是犯科作案人的避难所。中国历史上许多故事发生在庙里,如《西厢记》。“说书”开始于寺庙,庙里用讲故事向百姓宣传佛教。慢慢地不但讲佛法、佛经,也讲其他的故事。最初,“三国”的故事就是说书人在庙里讲述的。两百年后,罗贯中根据这些故事加工、整理成传世之作——《三国演义》。庙宇既是人们寄托灵魂的圣地,也是社会活动中心。庙宇变学堂,不仅惠及读书的孩子,更改变各个阶层的传统观念。拉倒菩萨不单单从形体上打掉偶像,更触及人们的心灵深处。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权,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历史纪年进入中华民国。这一年,周有光上学读书。他就读的育志小学师资力量雄厚,大多聘请当地或苏州、上海有学问、有威望的名人、学士;开设国文、算数、英语等课程。每年春秋两季,本县三所小学的学生在城边练兵场召开运动会。这些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是前所未有的。
新学堂男女同班上课,但不能接触,女生有单独的休息室。上课前,男学生先坐好,边上留一条过道,由女老师把女生带进来;下课,女生离开教室后才准许男生离开座位。如果一家既有男孩又有女孩就麻烦了,哪怕兄妹或姐弟同班,中午也要分别送饭。周先生将其概括为“男女同班,兄妹隔离”。上、下学,男生可以自己回家,女生必须有家人接送。
升入小学四年级,可以自愿参加“童子军”组织。童子军有统一的服装,高高的英式帽子很神气。童子军培养小孩子独立生存能力。比如,利用一根棍子、一条绳子在没有桥梁的情况下设法攀树过河。这些生动活泼的户外活动不但锻炼体魄,同时培养小孩子的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不但教他们学会自救,也学会互助。周先生强调“培养完备的人格是教育的任务。从小就要有独立思考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能束缚儿童的天性”。
无论什么年代,爬高上树都是男孩子的最爱。寺庙改成的育志小学,树多、鸟多。屋檐下有许多鸟窝,鸟妈妈、鸟爸爸在这里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忽然,小鸟的太平盛世没有了。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的小男生趁老师不注意,爬到屋檐下掏鸟窝、偷鸟蛋,害得鸟妈妈、鸟爸爸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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