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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含瑛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3-01

书籍编号：30382507

ISBN：978751136561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9178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女性人物

版权信息

书名：风从海上来：张爱玲图传

作者：含瑛

ISBN：978751136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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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不尽的张爱玲

张爱玲一直以来是个说不尽的人物，有着说不尽的话题，她像一部未完的《红楼梦》一样引得世人对她进行各种解读。有人说她是个天才，才华横溢；有人说她性情孤僻冷傲，不近人情；有人说她无情自私，毫无安全感；有人说她痴心，被人伤害了却不知反抗……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中国，她是文艺青年口中的谈资，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对她的看法，然而却没人敢说自己懂得她、理解她——就像没人敢说自己读懂了《红楼梦》一样。

然而，这样将她放到“神坛”上，我想她本人倒是未必愿意。因为张爱玲曾经讲过两件事，一个是关于她的祖母，另一个则是关于胡适之先生。她的祖父张佩纶曾经因为马尾海战失败被罢官定罪，因为这个缘故，她的祖母李菊藕曾经跟自己的子女说“福建人最坏”——当时的中国海军多为福建人——这自然是一个妇人的胡言乱语，只是因为卫护丈夫的缘故，然而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却写道：

“西谚形容幻灭为‘发现他的偶像有黏土脚’——发现神像其实是土偶。我倒一直想着偶像没有黏土脚就站不住。我祖父母这些地方只使我觉得可亲、可悯。”

后来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又用到了“偶像的黏土脚”这个说法，足见她并不喜欢那样被神化。她一向喜欢标榜自己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这样害怕“高处不胜寒”的虚空，反映到她的文章中便是人性的复杂性，没有一个彻底的人物。

她说人性是一本复杂耐读的书，一辈子都读不完。在她看来，我们生于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不彻底的道德观——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她这些对人性的认识使得她的作品里充满着各种可悲可怜的人物，他们一个个鲜活而真实，也许这才是我们热爱她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每个人都能在她的作品里看见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

因为这些因素，我以为张爱玲自己并不喜欢我们这样将她神化。她从不见找上门来的读者，就连面对狂热的读者都感到手足无措，更别提将她封为一代小资代言人了——任何标签她都反感，说到底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就是那样真实的一个人，无须美化亦不必丑化。

正缘于此，我决心写一本与众不同的张爱玲传记，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那么多年，我也跟广大“张迷”一样，是她忠诚的拥趸。

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便是一直广受好评的《倾城之恋》，那一年我才上大一。她的语言文字仿佛有种魔力，使你在初见的时候便感到一种猝不及防的惊喜。她就像一片无垠的绿色里突然冒出来的一朵姹紫嫣红的花，难怪胡兰成日后形容她是“临水照花人”。

从那时开始，我便尝试着阅读她的作品，搜集一切能够读到的文字，从小说到散文，从剧本到翻译作品，从知名作品到散佚作品，我像一条水蛭一样紧紧地吸附其上，舍不得错过任何熟悉她的机会。

这样断断续续但持久坚韧的爱，距今已经十四年了！她的作品陪伴我从懵懂的少女到日渐成熟的女人，是她用通透的智慧教给我许多人世的荒谬与不确定。

从来没有哪个作家伴着我那么多年，像老朋友一样静默地陪在我身边，除了曹雪芹，只有张爱玲。一部作品也好，一个作者也罢，若能陪上我们一生，这才是对作家最大的肯定吧。

越是长大，越是明白人世的各种无常、爱情的千变万化、婚姻的平淡无奇。等到生老病死已经看过，回过头来再看她的作品，看她那珠玉一样的警句，常常在微笑过后有种深沉的荒凉感。

越了解她就越爱她，当我知道她在十二岁的时候说出“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终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天”时，我的激赏与赞叹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面对她的天才，我常常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仿佛再好的语言在她面前都显得无力。这使得我在撰写这本传记的时候也暗自叹息，可惜给她作传的人才华不及她九牛一毛。若她九泉之下有知，但愿看在后辈的一片赤诚之心上，一笑了之吧。

面对铺天盖地的关于她冷艳、骄傲、自私的言论，我实在不能无动于衷。当然，我并非否定别人对她的评价，只是往往有些人要么把她说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要么把她形容成一个感情自私的怪僻天才。我以为这些只是她的一面，她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重视的侧面。

当然，她给人这样的错觉也绝非偶然，人们对她的了解多半也是从一鳞半爪的作品里来。往往这一鳞半爪给人各种误解，这也正是我想不自量力为她作传的动力之一。姑且不说我们这样的寻常人对她会有各式各样的误解了，就连她一生深爱过的男人胡兰成也如此。张爱玲曾对他说过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依我看，他未必懂得她。起码在胡兰成作品的《今生今世》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到处撇清责任且胡言乱语的男人。

怪道张爱玲晚年在给夏志清先生的信中要埋怨胡兰成的“糊涂”，才隔了多少年的情事啊，他竟然忘记了——也许，不是忘记，而是胡兰成的天性，他天性喜欢传奇性的故事。因而看他写张爱玲，常常看得人云山雾罩，仿佛飘在云端。他自己也认为，他跟张爱玲是一对神仙眷侣。

比如胡兰成说张爱玲自私狠辣，又说她没有同情布施的心——尽管他有自己看似合理的解释，但是，这样夸张的语言实在让人骇然，张爱玲白爱了他一场。

这样的观点我每每看到都要替张爱玲气结。这说明胡兰成只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自然，这个男人是学识渊博、外形清秀、讨女人喜欢的普通人。

看张爱玲的作品，却完全感觉不到所谓神仙眷侣的仙气，处处写实，说到底不过是一对人间烟火情侣。这不禁让我感到好奇，一样的爱情，胡兰成的文字反倒像个女人一般，喜欢美化事物，自动屏蔽不太罗曼蒂克的东西；反观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留给我们的是一对寻常爱人的凄凉故事罢了。

胡兰成以为那样写法的必定不朽，因为已经成仙，但是料不到我们还是喜欢张爱玲的叙述，因为真实永远比传奇更有吸引力。尽管张爱玲写了一本《传奇》，然而她的传奇也是普通人的传奇，她热爱普通人的生活，因为那是生活的底色。

一位伟大的作家若没有悲天悯人的胸怀与气质，怎能写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张爱玲自己就说过，对于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她都同情，又说了这样的话：“有时你会发现，再讨厌的人若细细思量，原不过是个可怜人。”这么明显的悲悯，然而人们看不到，许多人跟胡兰成一样，只顾着看她传奇的一面，只顾着想她惊艳的时候。也许，我们该换个角度，看一看张爱玲的另一个侧面。那一面也许没有这面令人熟悉，但是更为朴素，至少我在那一面看见了她的慈悲与质朴。

她的轨迹并非只有香港的“传奇”、上海的“流言”，这些只是她漫长人生一个辉煌的起点，她还有无尽的美国岁月。她的前三十年像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五彩缤纷，她的后半生却悠长得像永生的历史。

上海时期的她是戏剧化的、传奇性的，有点像小说；美国时期的她更像平平淡淡的散文。前半生她像个小说家，后半生她更像个学者。

这些林林总总的印象，或许也难免落入“自以为是”的俗套，然而，我愿意抛开既定标签，力图觅得一个较为像样的张爱玲。

我自己也清楚张爱玲的伟大，我的再多努力也避免不了“盲人摸象”的可能。她像曹雪芹一样，是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井。

著者

落尽繁花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再怎么悠长的岁月，有一天也会心头一颤，怎么说完就完了？从前觉得度日如年的快乐，都会变成将来惆怅的记忆。

夕阳无限好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张爱玲

大约天才合该是这样的——要么出生在贫穷之家，要么出生于没落贵族。不知是否缺钱少衣能够引起人的斗志，还是因为急景凋年容易让人敏感多愁，总之，天才们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走这样一段人生。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如是说。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我们熟悉的《金锁记》，开篇苍凉的月色铺满了整个故事，像笼罩了晕黄的丝织物，那织物虽贵重，却总有点儿轻飘飘的距离感——1920年的夜晚，中秋才过了几日，毛茸茸的月亮照着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处中西合璧的老房子。老房子靠近苏州河，藤萝爬满了院墙，从外面看倒还是一处幽雅的居所，只是凑近了才闻到一股铜绿发霉的腐朽味道。

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老房子里，很多年以后当她从天津的家返回上海时还跟着保姆何干一起回访住在那里的大爷大妈，对老房子影子似的往下沉的感觉依然触目惊心。好在，那一晚，她还只是个粉红色的婴孩。当她睁开好奇的双眼开始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第一眼看见的是否是她那位美丽非凡的母亲，黄素琼。母亲黄素琼将她交给老妈子何干。何干是张家的老人了，服侍过老太太——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藕，张爱玲的奶奶，连带着又养大了她的父亲张志沂（字廷重）、姑姑张茂渊。她出生的时候，这个曾经的簪缨世家只剩下了空壳子，像夕阳的余晖一样，看着和煦但终免不了西沉的一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光父亲这一边继承的祖宗家业就有安徽、天津、河北等地大宗土地，南京、上海等处房产8处。

此时，她的奶奶已经过世好几年，而爷爷张佩纶则更早。“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后来的她曾说过这样动情的话，对一向“寡情”的张爱玲来讲，这也许是最深情的告白了。

当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也算是一时佳话。张佩纶原先娶过两任夫人，先后病故，待到四十岁的时候反倒成了一身拖累的光棍汉，奶奶李菊藕容貌清丽，样貌很是端方，嫁给张佩纶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姑娘却要学着做人家的后母。在这一点上，她与张爱玲的后母颇相似。

后来的张爱玲对爷爷很感兴趣，而姑姑张茂渊则直说爷爷配不上奶奶。没错，姑姑的美貌遗传的是奶奶的——虽然她自己觉得长得像爷爷多一点。

张佩纶祖上是河北丰润人，算是“耕读世家”。他个性狷急耿直，书生意气，在朝中与同辈张之洞等人常常语出惊人，因倾慕明末东林党，遂自称他们是“清流党”，光听这名字就可得知他是有多讨厌“浊流”了。

他甚至公然反对过李鸿章，只是不知为何李鸿章非但没有计较，反而在他政治上走下坡路的时候伸出援手，将心头爱李菊藕嫁给他。后来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回忆文章里提及，李鸿章大约是因为体恤故人之子才“出此下策”。李鸿章的夫人十分不乐意，自己的女儿花容月貌，对方已经年过四十还是个“罪臣”，将女儿嫁过去简直是自讨苦吃。做母亲的总是比父亲多一点疼爱，这是“国际惯例”。

据说当时的张佩纶被曾朴写进了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后辈们好奇的时候就看《孽海花》去追寻先人的踪迹，张爱玲稍长的时候总问父亲，奈何父亲一味辟谣，告诉她全是假的，令她失了兴味。她转而去问询姑姑，姑姑却说：“我们是没办法，受够了，现在不作兴这个，你们这一代要向前看……”多么英气的姑姑！

受够了什么呢？显然不是张佩纶，想来应该是受够了所谓大家族的虚妄与道德的虚伪，像《红楼梦》中的探春一样，要么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要么幻想自己出生在一个寒门小户里还能享点家庭的温馨。

爷爷张佩纶是名重一时的文人，但终其一生他也只是个文人，政治上的作为与他的老丈人李鸿章是不可比拟的。

人人都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结合是佳偶天成，张爱玲却说奶奶并不怎么会作诗，存下的一首诗还是经过爷爷润色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她这样舍得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

张佩纶去世的时候，儿子张志沂只是个七八岁的孩童，女儿张茂渊两三岁，对他似乎没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李菊藕对子女的培养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个性，乃至后来的张爱玲一切成长的遭遇都与此有关。

一般说来，母亲独自带大的男孩通常性格温顺，敏感细腻，而一手培养的女孩则常有着独立自主的坚强。

关于张爱玲父亲与姑姑的成长，她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里通过几个老妈子的嘴有过清晰的描写。李菊藕不知出于何种缘故，将男孩当女孩子养，却将唯一的女儿当个男孩子一样散养。张志沂幼年常常穿着女孩子气的衣服，不大出门，有时偶尔出门，清瘦的身子必定挨着墙角走，面色苍白，身形瘦长，仿佛一阵风吹着就能倒了似的，活脱脱一个女子气的男人。

兄妹两个如此不同，这为他们日后因意见不同分道扬镳埋下了祸根。世间万物看起来是那样偶然，因为它只给我们呈现它的结果，必须掰开果子看到内里方能见着那让人疼痛的因。

如果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还算是伉俪情深、情投意合，那么当年倔强的黄素琼与张志沂的婚姻则是真正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了。黄素琼的爷爷是长江水师提督，母亲是黄家从湖南买来的小妾。姨太太出身，一生要强，生怕别人瞧不起。

黄素琼与张志沂定的是娃娃亲，在她还是个幼儿的时候大人们早已将她一辈子的幸福托付给另一个孩童——张志沂了。他们不曾去想黄素琼的未来，反正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也没见天塌了地陷落了。

她与张志沂不同。黄素琼虽然裹着一双小脚，却是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新思想一路过来的，内心清刚要强，从不服输，有了孩子之后的她总是对张爱玲说她们那一辈的女人没得选择，想去读书都不能，一心一意地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我们湖南人是顶勇敢坚强的！”这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她生得美丽，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她的形象永远是朦胧的洋装，还有湖蓝水绿一样葱茏的色彩——如果遗传真有那么神奇，我们也许该感叹，张爱玲终其一生对鲜艳色彩的爱好可能来自她这个学油画的母亲。她晚年在美国的时候，甚至将地板都涂满这种蓝绿色。

也许，那时候的她怀念的是小时候在天津的时光吧，一张她三岁模样的照片，胖嘟嘟很是可爱，剪着齐眉的刘海，端坐在凳子上，母亲为她的照片着色，用的就是那种蓝绿色。

黄素琼的勇敢强势遇上张志沂的温柔适意，原本该是多好的一对璧人。张志沂学识渊博，浑身透露的是中国旧文人的儒雅与闲适，出了名的好脾气。只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再不能一如先辈们那样生活。

黄素琼那面的“新”与“强”，与张志沂那面的“旧”与“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思想的交集。他们没法子像过去的人一样，夫妻性格互补地凑巧拼成一个圆。

长大后的张爱玲也奇怪母亲缘何要嫁给父亲，母亲只幽幽地说，你外婆要强好面子，已经定下的婚事如果悔了，岂非要人看笑话？！

是的，旧中国的父母们就是这样狠心，为了所谓家族的荣耀，将儿女们一生的未来维系在某个完全陌生的人身上，他们自己也是这样，摸爬滚打一辈子蹚过岁月的河流，自信靠着一股“摸石子过河”得来的经验完全可以让他们与幸福结缘。一旦过了婚姻那道门，此后流泪还是流血全看她自己的造化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信条。

为此，黄素琼顶讨厌的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后来她着意培养女儿忽略对儿子的照管，也许还有这一层补偿心理。

如果不是这一早已经签订的婚书，世上也许少一个天才女作家，但是会多出两个平凡而幸福的家庭吧。黄素琼自己后来也说：你爸爸年轻时候倒是不难看，挺秀气的。假如他遇上了一个爱他的女人，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惜，这世间令人感到最无可奈何的就是“如果”两个字。

没错，她不爱他，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她抗拒着他的一切，张志沂却始终对她怀有一份难以言传的爱意。她漂亮、自立、勇敢、坚强，每一种都是他周围的女人罕有的，她对他而言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他也曾用心想要走进去，奈何他清瘦的身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通往幸福的那扇门。

这个自信满满的女人带给他一生的怀想与自卑，让他在日后每一次想要亲近她的时候，内心总觉得密布隔膜的哀伤。

过了几年，他们家举家迁往遥远的北方——天津。离开祖辈的老房子原因别无其他，只是黄素琼与张志沂同父异母的哥哥一家处不来，妯娌之间尤其不和。

有人的地方就有战争，有女人的地方常年硝烟弥漫。

黄素琼固然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人——张爱玲在《易经》中就曾这样毫不留情地说道，但她那个贪钱的大爷大妈只怕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连累着日后两家还要为爷爷奶奶留下的一点家业打官司，想来簪缨贵胄的生活确实也有不得已的酸辛。

挂在斜阳外的命运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

——张子静

这个粉嫩的女婴满周岁了，她咧着嘴笑着面对周围的世界，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尘世多美好。她终其一生对凡俗世界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她曾这样说过。她爱人生。

家里还是老法子，在满周岁的时候给孩子准备各色东西以检测孩子们的志向。大红的漆盘里摆了一支毛笔、一个顶针、一个红丝线穿起来的古铜钱、一本书、一个骰子、一只银酒杯、一块红棉胭脂等。老妈子们表现得比张志沂和黄素琼两个人还要紧张，仿佛这个小婴孩的未来全在抓周这件古老而神秘的事情上。

她伸出粉嫩的小手一把抓住毛笔，然后似乎还不满足似的又抓了下胭脂——张爱玲在另一处散文作品《童言无忌》中又说抓的是小金镑和笔，但无论怎样，笔总是第一位的，至于爱美与爱财，倒也是真的。

张志沂凝重的脸上现出几分轻松的快意，老妈子们赶紧附和着说小姐将来是个顶爱美的人呢——她们不提毛笔代表的那回事，在她们心里哪有女人当先生的？作家是什么，更是听也没听过的名词。

此际大着肚子的黄素琼约略也是满意的，毕竟这个女孩子的未来原来还可以这样期待，即便知道这是古老的骗人把戏，心中还是忍不住欢腾——她本是这样毫无选择，女儿的人生应当别有一番天地吧？

几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黄素琼为张家诞下一个万众瞩目的小少爷，给他起名小魁——但看这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魁”这样的字眼，可见张志沂自己虽看不见出路却依然对下一代寄予厚望，而那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则被唤为小煐，完全没了小魁的气势。

小魁的出生为这个正日益像影子般往下沉的旧家庭带来一丝甜蜜的宁馨，此时的父亲还没有沉沦在狎妓、纳妾和赌博的轮回里，而初为人母的黄素琼也是满心喜悦，尽管心中的某个角落里早已埋下出走的种子，但此际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母亲”两个字带给她的责任与分量让她暂时无暇分身，囿于这片安稳而保守的小天地。

小煐初时对这个新来的玩伴约略也是兴奋开心的，只是随着年岁的渐长，她渐渐地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觉察到家里的变化。她与黄素琼小时候一样很早便感知到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在那样一个旧家庭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无须出口已经很伤人——全在一言一行中，哪里还需过多言语？

后来她的弟弟张子静说他们的母亲黄素琼一生最恨男女不平等，裹小脚便是他童年所能感到的母亲的愤懑。在张爱玲幼小的时候，母亲总是不住提醒她一个女孩子要如何自立图强。黄素琼看到家里老妈子的势利后，总不忘强调一句：“现在不兴这个了，都讲究男女平等了！”

老妈子对她的话阳奉阴违，满面带着狐疑的笑，只轻轻地“哦”了一声，将所有的不屑与不信全抛撒在那一声低沉的“哦”里面。

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张子静这样写道：姐姐早慧，观察敏锐，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钩心斗角，她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雷峰塔》里关于保姆的偏心有着活灵活现的体现，弟弟吃饭不小心掉了一只筷子，就是好兆头——筷子落了地，四方买田地。

若是姐姐掉了筷子，保姆就高声说：“筷子落了土，挨揍又吃一嘴土。”张爱玲不服气，便嚷嚷着说她也能买田地，小小的她便知道这个世界如何为难着一个小女人。可是保姆告诉她女人不能买田地，甚至她也不姓张，她姓“碰”，碰到哪里是哪里。多么悲哀，才出生，命运已被写好脚本，千千万万的中国女性只需要老实本分地倾情演出。

她抓周家里没人太当回事，可是轮到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情形则又不同。“好东西总搁得近，铜钱、书、毛笔。骰子和酒杯都搁得远远的，够不到。”于是，小魁便抓了铜钱，丫鬟讨好地说他将来会有钱——如果人能够预测未来，该是多么悲怆的一幕。

成年后的张子静一生未娶——他唯一从父亲那儿继承到的遗产便是上海的一处只有十四平方米的小亭子间，最后孤独地老死在那里，比姐姐的苍凉结局还令人欷歔。

可是，抓周这个古老的游戏在他们姐弟两人身上，似乎又有神奇的预言功效。姐姐抓了毛笔与胭脂——张爱玲终其一生笔耕不辍，并且极其爱美，而弟弟抓到了铜钱——张子静曾经长期在中央银行的扬州分行与无锡分行工作。

或者，我们愿意相信有些东西冥冥中自有天注定，那些我们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往往统称为命。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以为中国人有着朴素的信仰——命运，但凡在人海里沉浮个几十载之后的男男女女，总是会哀叹一句：不服不行啊，这是命。

倘如此，也许张爱玲后来的遭际是命中注定。这个自小被周围视为天才的小姑娘，对弟弟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半是怜爱半是嫉妒——嫉妒他是个男孩子，可以不用锐意图强便能继承祖业，不用害怕未来的各种不确定。

小小的她那么早便能从保姆的态度里看出自己地位的高低来，这般早慧日后成就了她，也毁了一个女人糊涂的幸福——太过锐利而通透的女人，如何获得俗世的幸福？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长大成人的张子静这样形容姐弟两人的不同，只是那会儿姐弟俩已经几十年未曾见过面，姐姐再也看不到弟弟写下的这番话。想来真是不胜欷歔。

无论如何，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改变了她在家中的地位，并且陪伴她在以后漫长的成长岁月中，一起经历喜忧参半的童年。这个家族的平顺与波折，他们曾并肩迎立过，共同泡着这个家里的酸风甜雨，最终却酝酿出迥然不同的命运。也许，这正是命运的玄妙之处，无法让人一眼洞穿，只得跟着它的剧本不停往前走，不到最终谢幕无法得知它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人生。

没有时间的钟

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张爱玲

旧历年的清晨家家户户放鞭炮，“爆竹一声除旧岁”，何等喜庆。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讲，再没有什么事比过年还要值得等待与庆祝的了。

那一年，母亲已经远走欧洲，对于一个没有母亲的家来说，她是多么渴盼新年里别人家的鞭炮声来为她祝福。头天晚上她说要守岁，这样就能够看到清晨的热闹了，老妈子何干不让。她心疼大小姐，承诺早晨早点叫她起来。

她放心地入睡，梦里都是人家的热闹与繁华，等醒来才发现已经晚了，来不及了。“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好似那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一样，她没等到看见繁华，已经日薄西山了。

花无百日红，一个家族就像一朵花没有永远兴盛的可能。她一睁开眼看见的已经是露滑霜重的晚秋，肃杀颓丧，鲜花着锦的日子一去不返，那朵娇俏妩媚的花朵早已被绣在锦缎上——仅供凭吊，没有生命。

不知是不是因为她出生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此后的人生她格外地喜欢月亮，对月亮的描写常常千奇百怪。但无论是何种月色，到了她的笔下，留下的只是苍凉与凄怆，即便是柔美如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还是凄然。

“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这段《小团圆》中的文字，读来不免让人有种凄惶的阴郁之感，月色那么美，可是到底是晚唐时候了——盛唐已经过了，所有的鼎盛、所有的繁花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所谓名门望族，所谓钟鸣鼎食之家，到了她那里只剩下空壳子，就是这个空壳子还要像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心上——背不动也得背，因为这是无法选择的包袱。

晚年的张爱玲还曾写信给好朋友宋淇说这是她的所有，也是她的包袱，她得永远地背下去，甩也甩不掉。

族人的荣耀或许没了，时代已经变了，还有更大的毁坏要来，一早她便知道这样的道理。但是家里的规矩还没有变，像一个校不准的时钟一样滴滴答答敲着不相干的钟点，一切还要按着旧时的礼法来，诸如长嫂如母、长兄如父。

张家就是这样一个老时钟，尽管它已经校不准周围世界的钟点，却还在慢悠悠地按着它独有的步伐往前走——不到那一刻真正来临，它就一直这样，拖着经年累月积攒的风霜佝偻着身躯，向前，向前，向前——它的向前也不是“前”，只是漫无目的地立在那儿，在时间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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