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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扬帆沧海：杨槱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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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煜宇,陈志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0-01
书籍编号：30391124
ISBN：978731318163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5058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版权信息
书名：扬帆沧海：杨槱传
作者：董煜宇 陈志辉
ISBN：9787313181633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序言
杨槱教授是我的老师。按南方习俗，我总是以先生敬称之。1949年秋我进同济造船系学习，先生以系主任身份召集全体新生“训示”，实际上是介绍系的情况和对新苗的勉励。可惜不久先生即离沪去东北就职，我们未能亲聆先生的授课和教诲，实为遗憾。1954年4月先生调任大连工学院造船系主任，我恰好是该系秘书，这样我就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了一段时间，顺利地完成了两校造船系的合并任务。
先生曾多次强调：“我国有18 000公里长的海岸线，6 000多个沿海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大国。只是在近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闭关自守政策，导致海权丧失，海上力量衰退，从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他还说：“我们必须铭记这个教训”，并立下一生献给祖国造船事业的宏愿。近一个世纪以来，先生始终无怨无悔，执着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在青少年时代，他勤奋学习。越洋留学和赴美汲新，他贪婪地学习和掌握造船造舰的各种知识，举凡舰船的总体设计、制图、浮性、稳性、快速性、不沉性、侧倾、下水、操纵性、适航性、结构、强度、损伤、轮机、副机、舾装、机舱管理、船厂设计、选址、勘探、工厂管理、生产计划、器材供应、船舶监造、工种协调、安全生产、加工制造、机械装备、铆与焊、修船业务。各类船舶，小到巡逻艇、大到航母，无不谙熟于胸，吸收知识面之广，无出其右者。
1940年回国后，他换岗十数次，只要振兴祖国造船业需要，他总是义无反顾地、甚至不带家眷奔向前方，从不计个人得失。几年中，转奔于李庄、重庆、青岛、马尾、上海、大连诸地。更为值得敬仰的是解放前夕，他是非分明，由马尾返沪，不随军去台。并毅然决然地于1949年底奔赴东北旅大承担筹建新船厂的重任。充分表明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他的行动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赏和敬佩。
先生博学多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但从不以此炫人，相反总是谦逊好学，他的行动感人至深。1951年到1953年间他任中苏造船公司副总工程师（实为中方总工），虽然他有那么好的英语底子又身居高位，却为了工作需要，重新苦学俄语。每当我见到他与俄方人士自由交谈时，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无限敬佩之心。1964年始，先生虽已近知命之年，还担任校领导之职多年，为了充实数学与力学知识，居然邀请年轻教师为他补习数学和力学。不仅认真听讲、做笔记，还一丝不苟地做了大量习题。这种甘当学生不耻下问的认真态度，当时就感动了许多人。
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推动我国造船学科和船舶工业发展的先驱。20世纪文革后期，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刚刚兴起，先生就已敏感地意识到计算机辅助设计的重要性，不仅大力提倡，还以耳顺之年的高龄身体力行地编程序、穿孔、昼夜上机。这在同辈的学者中恐属绝无仅有的。在他的带领下，青年教师也负担起共同编制一系列辅助船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任务，在国内起到了引领作用，开出“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新课并出版了同名的教科书。
在加强船舶工程经济分析方面，先生早有预识，但囿于建国以来对管理和经济工作的轻视，他的远见卓识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大力倡导开展船型经济论证和水上运输经济分析的研究，成为国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一面重要旗帜。他不仅带领团队完成了许多生产研究课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批才华出众的研究生，开设新课，出版教材。经济分析现已成为船舶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先生以特高龄转向从事船史研究，奔波于各地，还笔耕不辍，先后正式出版了6部船史论著。
先生对我国船舶事业的贡献难以尽列，功绩至巨。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只有聊聊的几个字。在2012年交大毕业50周年校友返校大会上，被首位邀请到大会上发言时，仅说了以下一段话：“我这一生，只有8个字，‘问心无愧，与世无争’”。声刚落，就博得了全场200多位校友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谨以本文代序，不胜惶恐。
何友声
杨槱院士
2013年4月杨槱院士和马德秀书记、张杰校长代表学校接受朱英富院士向母校赠送“辽宁舰”模型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以及船舶海洋和建筑工程学院的党委书记张卫刚等看望杨槱院士
导言
杨槱（Yang Yu，后依汉语拼音改为Yang You），字君朴，1917年生于北京，原籍江苏句容。1935年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留学，1940年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2002年该校授予荣誉工学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历任同济大学讲师，重庆民生机器厂副工程师、工程师，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教员，交通大学副教授、教授。1944—1946年参加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赴美国实习考察舰艇修造技术。回国后，先后任海军江南造船所工程师，海军青岛造船所工务课长和上海海军机械学校教务组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同济大学教授、造船系主任，大连造船厂建厂委员会工务处长，中苏造船公司（现大连造船厂）副总工程师，渤海造船厂筹备处工程师，大连工学院教授、造船系主任。1955年至今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先后任副教务长、教务长兼造船系主任，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顾问等职。曾兼任镇江船舶学院（今江苏科技大学）副院长。历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船史研究会名誉主任，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杨槱院士是中国现代船舶设计和船舶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研究川江（长江上游）船舶性能，参加了当时最大川江船“民俗”号的设计，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论文。1950年代，他辗转南北，先到大连，后来到葫芦岛参加船舶工业的生产和新船厂的筹建工作。后来就转入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工作。1960年代，主持制订中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1960），并推动了中国船舶稳性研究。随后，指导研究生首创被动式减摇水舱模型试验设备，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试验研究，成果为设计、研究单位广泛应用。主持并参加了“沄州”号巡逻艇的设计工作，主持参加15 000吨自卸式运煤船新船型的预研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1970年代，在中国率先倡导和组织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的研究工作。编制了“干货船主要尺度分析”“船舶型线设计”等计算程序软件，首先发起研制“海洋货船设计计算机集成系统”。主持和领导了经济型的5 000吨近洋干货船和15 000吨远洋干货船的方案设计，该两型船均已批量生产。1980年代以来，指导研究生应用现代工程经济学和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沿海和长江的煤炭、石油运输，集装箱运输和渔业捕捞船队进行技术和经济评价，解决了水运和渔业系统的船型分析和船队规划问题。与此同时，还组织和参加了几项海洋石油资源勘探开发项目的效益、风险评估和设计工作。
除了船舶设计外，杨槱院士对造船史也有很深的造诣，其研究课题包括“中国造船发展简史”“秦汉时期造船业”和“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等。进入新千年以后，杨槱院士更是进入了海洋船舶普及性写作的新高峰时期。
杨槱院士作为造船领域的专家，得到了学界及传媒的广泛关注。在已有关于杨槱的事迹介绍中，较系统的是《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能篇交通卷》杨槱专篇、1996年思梵在文汇报撰写的专题《杨槱：船舶设计据上游》、造船史学者辛元欧2004年在大连理工大学校友报撰写的《老师中的杰出代表——杨槱院士》、2004年张仁颐撰写的《我的老师杨槱先生》、2007年顾伟民在上海交大报上撰写的《杨槱与造船》、顾定海在《联合时报》撰写的《智者寿：访中科院资深院士杨槱教授》，张银炎2009年在《中国船舶报》撰写的《朴素、真诚、勤奋——杨槱院士二三事》等。而最详细的，是1997年杨槱自己撰写回忆性质的传记《一个造船者的自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地阐释了杨槱造船人生的发展历程，对本书的编撰至关重要。2010年8月，杨槱院士又撰写了《耄耋抒怀》，对自己的学术人生做了简明扼要的回顾。虽然这个小册子并未正式出版，但仍然是对《一个造船者的自述》的重要补充。
由于侧重点有所不同，已有的相关传记和资料在一些方面也力有未逮。如报刊文章过于注重对成就的描述，对学术成就取得的历程重视不够，对历史细节的阐释更是不足，杨槱先生自己回忆著作中描述的历程非常详细，但对相关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叙述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历史细节回顾仍显不足，时间也只限定到1990年代。
本书在消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前人阐述中的薄弱环节，按时间顺序有针对性地拟定了访谈提纲，对重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访谈，除了访谈杨槱先生本人外，还对他学生、家人进行了细致的访谈，整理出了15万字访谈资料，并调阅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所存的重要档案，查阅搜集了已归档但并未整理的档案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过程中发现了杨槱院士在英国留学期间物理学实验笔记，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刊物《中国造船》创刊号，百件左右的电子书信、发言稿、书稿等。这些原始资料既是研究杨槱学术成长历程的重要史料，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尽管杨槱院士的大部分资料已归档案馆，但其办公室的那一部分还未整理编目。采集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对其重要资料进行了整理。当中包括有：杨槱院士在英国留学期间物理学实验笔记，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刊物《中国造船》创刊号，百件左右的电子书信、发言稿、书稿等重要发现。这些原始材料既是研究杨槱学术成长历程的重要史料，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
另外，杨槱院士求学和各时期工作过的机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杨院士在学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背景。因此，课题组搜集了包括格拉斯哥大学、民生机器厂、江南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中外文机构史，以期与杨槱本传互证。
本书主要依据杨槱院士的相关传记资料、回忆录、访谈资料，经整理编撰而成，共分为三编。第一编“看船·学船”，着重写杨槱院士的家庭背景和学习经历；第二编“造船·教船”，分七章讲述杨槱院士五十余年的船舶设计与船舶教育生涯；第三编“写船·望海”，关注于杨槱院士晚年在船史研究、海洋文化及其推广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三编内容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荀子·劝学》曰：“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杨槱院士，正是善于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并能融会贯通，进而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谦谦君子。本书通过对杨槱院士学术人生发展历程的梳理，再现了作为造船专家的他在国家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国造船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执着探索、不懈前行并取得成功的轨迹。杨槱院士除了设计、研究实用的船舶外，还将成为特殊的“舟楫”，引导我们渡向智慧的彼岸，为今天的科技工作者提供历史的借鉴。
第一章 童年时代
北平出生（1909—1918）
江苏句容是杨槱的故乡，句容市地处苏南，紧邻南京，是南京的东南门户，素有“金陵御花园”之美誉。可是这一切在杨槱的记忆中比较模糊，1917年在北京出生的他，关于故乡记忆是父亲给他讲的故事。
杨槱祖上并非名门，祖父之前世世代代在句容务农，到了祖父杨声远这一代终于有所改变。祖父从小家里非常穷，无法读书，年纪轻轻就要放牛，帮家里维持生计。放牛时候要路过私塾，听到私塾里有人读书，他就扒在窗户边上看，边听边记。后来老师发现，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听课的。又问他懂不懂他又点头。后来老师又问了他几道问题，杨声远居然都答对了。老师大为吃惊，不但没责怪他“偷学”，反倒觉得杨声远勤学聪颖，就让他继续来学习。结果他学得很好，老师就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倾囊相授。后来，杨声远也就成了一名私塾先生，开始在句容县华阳镇寨里村的私塾教书。因为他教授的学生成绩都不错，因此在当地获得了比较好的名声，就跑到当时江宁县土桥镇（今南京市江宁区土桥镇）做私塾教师。
到了杨槱的父亲杨宗炯出生时（1888），杨家的情况就要比祖辈们好了一些，起码可以不像乃父杨声远一样边放牛边“偷听”先生讲课。杨宗炯，别字仲杰。从这个名与字中可以看到，为他起这个名的人（或是其父杨声远）甚为喜爱“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希望这个孩子富有文采。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杨宗炯就到了句容县里的初级中学和省会南京高中读书。虽然后来杨宗炯并没有从事文学，但料想他国文也相当不错，因为他于宣统元年（1909）考取了京师大学堂预备科第一类。按当时的大学堂章程，报考预科第一类只考国文和英文，毕业后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学等分科大学（相当于本科），但分科大学延至1910年3月方才开办。
图1-1 1911年句容县附近行政区域图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辛亥革命。消息传至北方，震动极大，京师大学堂的教员、学生纷纷请假回籍，无心上课，后来更至停办，杨宗炯因而失学。年轻的他在停课期间是淹留北京，还是返回江苏句容老家，现在并无证据确定。但估计到当时南方的战况，杨宗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较大。在求学期间，杨宗炯与同为京师大学堂预科第一类的学生、同盟会会员孙炳文（1885—1927）成为好友，并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两人一同创办《民国日报》，鼓吹革命。孙炳文比杨宗炯早一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却因在试卷中写有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话语被开除。对于武昌首义，杨、孙二人应当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1912年（民国元年）5月，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下令，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1854—1921）。孙炳文也因为严复复查试卷，认为开除无理，学籍得以恢复。然而，在恢复上课后，却因为经费紧绌，北京大学一度面临停办。教育部更提出对原有学生和外国教师的“结束办法”，令原来分科学生于民国元年年底前毕业，引来学生的极大不满。同年10月，杨宗炯预科第一类毕业。然而，杨宗炯并未直接升读本科，原因亦在于学校经费紧张，校长如走马灯一般换了一任又一任，加上教育部朝令夕改，校务一塌糊涂。1913年1月，何燏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5月，他竟宣布“凡预科毕业生欲入本科者，须经过入学考试”。北大预科毕业生一片哗然，认为与“大学令”中持预科毕业文凭者可升入本科的承诺相违背，发生了预科生集会请愿的学潮。这次学潮，最终以何氏开除为首学生8人，以及教育部暂时解散在校预科生而被压制。9月初，本科开学又被教育部勒令叫停，后者提出要把北京大学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但亦因校长学生反对而不了了之。
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直到1914年下半年，杨宗炯才入读北京大学法本科法律门。在预科毕业后的两年间，他靠打零工赚取生活费。档案显示，杨宗炯曾于1914年（民国3年）3月，在北大预科班临时担任过一个月的英文书记，月薪金30元。
除了孙炳文以外，杨宗炯还结识了比他晚一届预科毕业的郭定保，以及他的哥哥——从留学日本回来的著名律师、同盟会会员郭定森。郭氏兄弟的籍贯也是江苏句容，与杨宗炯有同乡之谊。其父郭业庸，以经商起家，在句容县开“泰和生”布店，兼营百货；后在城郊购地百亩，又在天王寺镇开设“祥和”分号，家资万贯。郭家大宅纵贯句容县城西门大街路北，共七进四十多间房屋。郭业庸亦善于结交马相伯、康有为等当时有名之士，因此句容郭家在当地成为有名的大户人家。
杨宗炯原来有位原配夫人，还生育有3个孩子，但后来因为霍乱流行，妻儿都不幸染病罹难，他也因此而独身了。杨宗炯的才华深得郭定森赏识，就有意把自己的小妹介绍给他。一天郭定森对小妹说：“有一个人（杨宗炯），在历史革命的转折时期，会有一番作为的。你嫁给他怎么样？”妹妹过惯了郭家的锦衣玉食，不大愿意嫁给这个家境一般的人，说道：“那我就是从米缸里跳到糠缸里了。”但她姐姐郭定权倒欣赏这位北京大学的青年才俊，表示愿意嫁给杨宗炯。于是，杨、郭两家的亲事也因此而定。后来杨宗炯携家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在当地也算是知名人士，广州某小报也不知从何处得知此事，将之刊登，名为“姐代妹嫁”。
估计杨宗炯是在北京完成了他的“小登科”的，因为他当时还在北京大学法律门学习。到了1917年（民国6年）10月17日，郭定权诞下麟儿，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杨槱，但这时他还不叫这个名字，家里人都唤他的小名——大林。因为家中添了新成员，杨宗炯从北京附近的三河县请来了一位王姓奶妈，把还在襁褓之中的杨槱交给她照顾。小杨槱对这位奶妈的感情非常深。由于杨宗炯前面3个孩子都夭折了，他怕这个新生儿也会养不大，因此让小杨槱自会说话起就称这位奶妈为“妈”，而把亲生母亲郭定权唤作“大孃孃”——这是杨槱表兄、表姐对郭定权的称呼。
虽然这位奶妈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据杨槱称，他自己受她的影响相当大。有两件事给杨槱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吃饭，他不小心把一粒饭掉桌上了，奶妈一定要他吃掉。同时她说：“一粒米也不能浪费！”并吓唬他：“不吃你以后会被这粒米饿死的！”从科学角度这当然很无稽，但却使杨槱一生养成了节约、不浪费的性格习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为国家工作、研究中。
奶妈有时候会拿点零食给杨槱吃，一看到有别的小孩在旁边，她就会嘱咐他：“大家分着吃。”渐渐地，杨槱也养成了这个习惯，从来不自己一个人独自吃东西。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心里也始终想着别人，自己不会独自一个人享受。
1918年（民国7年），杨槱出生后的第二年。经过4年的本科学习后，杨宗炯以平均成绩79.5分毕业，在北京大学法本科法律门中排行并列26名。按照不久之前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本科毕业可授予进士头衔和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杨宗炯亦可算作“登科”了。
然而，就在北京求学的数年里，杨宗炯看到了中国国内形势巨变：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率领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却在出任内阁总理过程中遭到暗杀，背后主谋指向袁世凯，从而引起反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的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不顾一切地推行“洪宪帝制”，更妄图通过加官晋爵来收买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和教授，幸而校长胡仁源与诸教授“意持不可”，北大“独未从贼”。蔡锷等人发动了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因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发生矛盾，引起“府院之争”，督军团团长张勋借口调停带辫子军入京，于1917年7月1日为溥仪复辟，解散国会，是为“张勋复辟”。段祺瑞又将张勋打败，成为“再造共和”的所谓功臣，黎元洪引咎辞职，总统之职亦由冯国璋取代。
北洋政府的腐败，杨宗炯一一看在眼里。他已决定，等毕业之后就到广东去，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杨宗炯毕业后，便辞别在北京当律师的妻舅郭定森，携同妻儿举家迁往广州。他放弃在北京工作定居的这个决定，对杨槱一生的影响亦不可谓不大。
寄寓革命（1919—1926）
就在复辟与“再造共和”闹剧上演的同时，孙中山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展开护法运动。海军总长程璧光、盘踞广东的老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表示支持护法。于是，孙中山便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召开非常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1917年9月，孙中山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然而，因为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本意只在借孙中山先生的名声以扩张地盘，军政府人心不齐。孙中山于次年1918年5月，即辞去大元帅之职，指出“南北如一丘之貉”。他本人亦避居于上海法租界。同年9月，北京安福系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倡议召开和平会议，南北弭兵。国内名流熊希龄、蔡元培等亦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表示支持。12月13日，孙中山派身在广东的胡汉民为南北和平会议代表，与北军议和。此时，杨宗炯正在胡汉民手下做事，因而也一同前往上海，担任秘书。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开幕。3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鉴于全国反段气氛高涨，南方乘机提出8项条件，北方不能接受，和议破裂。胡汉民则辞去议和代表一职，留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0年10月，孙中山的亲信军队——陈炯明援闽粤军从福建漳州一直打回广州，桂系军阀逃回广西。年底，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估计此时杨宗炯亦跟随胡汉民等人回粤。次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任非常大总统。因为杨宗炯的法律学本科背景，可能担任过大理院推事，即最高法院审判员。
1922年6月，陈炯明围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乘永丰舰脱险，转往上海，随后胡汉民亦跟从。杨宗炯可能并没有跟随前往，但在此期间，他也会带同杨槱前往江苏句容老家探望老父杨声远。杨槱回忆，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父亲把他带回了江苏句容寨里村，当时祖父杨声远已经瘫痪了，不能讲话，但能写字。见到自己的孙儿，祖父自然很高兴。当时同在他身旁的还有杨槱的一个堂兄，属兔，比他大两岁，祖父之前唤他做“小兔子”。两个小孩子在打闹，祖父杨声远就写：“小兔子会骂人，大林会打拳”。
由于各路军队讨伐陈炯明，1923年1月，陈被迫逃往广东惠州。次月，孙中山回广州就任大元帅，成立陆海军元帅大本营。次年4月，孙中山大元帅特设法制委员会，并任命戴季陶为委员长，杨宗炯为6名委员之一。或许是工作原因，杨宗炯一家住在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芳草街，旁边是原来广东三大学宫之一的番禺学宫。与番禺学宫连同附近的广东贡院一带，一向为广州城的文脉之地，当时的名人大多愿意在此安居卜邻。
事有凑巧，其时杨宗炯好友、共产党员孙炳文亦住在此处，与杨家为邻。1924年5月，孙中山一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地点正在广东贡院。恰好，杨槱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杨宗炯便安排他前往广东大学的附属小学读书。按当时惯例，小孩在上学前都要取一个学名，杨宗炯便请在人品与学识上都令人佩服的孙炳文，给自己的这个长子起学名。孙炳文用《诗经·大雅·棫朴》中“芃芃棫朴，薪之槱之”一句，给杨槱起了一个“槱”字的单名，别字君朴。按照传统《诗经》学者的解释，芃芃是茂盛的样子；棫和朴都是树名，分别指白桵和朴树；薪是把它们砍成柴；槱是指（把柴）堆积起来。比喻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而孙炳文则有更深一层的引申：其时，孙中山已经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展开合作，意在打倒北方军阀。鉴于大革命的热烈形势，而恰恰杨槱的姓——杨也是一种树，这就是希望这棵“杨”树也要跟棫和朴一样成材（柴），然后积聚到中国热火朝天的革命和建设之中来。
这样，杨槱便带着孙炳文的美好祝愿，每天到附近的广东大学附属小学上课。这所小学当时规定，小学生要学习文言文和用毛笔练习书写，这给杨槱的中文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据杨槱回忆，在广东大学附小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二是亲身经历了沙基惨案后的游行示威。
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东大学的礼堂演讲，因杨槱就在大学的附小就读，就和全班同学一起被老师带到礼堂听演讲。杨槱回忆说：“我们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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