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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实录毛泽东1:早年奋斗史1893—1927(新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全面了解毛泽东。客观反映历史,细节还原真实。追寻273位亲历者,梳理226万字实录,毛泽东传记经典力作。
作者:李捷,李捷,于俊道等编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8-01-18
书籍编号:30392111
ISBN:978755028906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34611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实录毛泽东1:早年奋斗史1893—1927(新版)
作者:李捷
ISBN:9787550289062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一、韶山少年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这一天是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
韶山冲
萧三写道:
在中国的中南地区,在浩浩荡荡的长江(扬子江)的南岸,有一个很大的湖泊—洞庭湖。湖的南面,伸展着一块美丽的大地:流着湘、资、沅、澧四条江河(它们都流入洞庭湖,又转汇入长江);蜿蜒着五岭山脉、雪峰、武陵,以及衡山山脉—这里有中国著名的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在这块大地上,覆盖着密密的树木、竹子、茶山、果树……散落着整齐的稻田、棉、麻、菜园……住着3000多万人—现在增加到4800万了。
这就是湖南省,中国美丽而又富饶的省份之一。
在湖南省湘江流域的湘潭县韶山冲,有一座大山,叫韶山。山上有韶峰,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这山好像一座锦屏,一起一伏,绵亘约20里长。这个地带原就叫作韶山冲。一般说,冲长十里。
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冲里,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房屋,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其中姓毛的最多。他们大都是种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忠厚、朴实、勤劳、善良的老百姓。
韶山的落脉处是一座不高但草木茂盛的山,叫韶山嘴。韶山冲有一条小溪顺着韶山,经韶山嘴,弯弯曲曲向东南缓缓地流过去。在韶山嘴的对面,在那山环水抱的南岸,有一栋半瓦半茅的朴素的房屋,叫上屋场。那时候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两家人,堂屋正中为界。公元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这所房子里的毛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子。他就是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毛主席。
家世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毛氏家族源远流长。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记载,韶山毛氏原籍江西。元末明初,农民起义,王朝迭兴。由于战争灾难连年不断,其始祖太华公不能立足,于元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从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省吉水县内)迁徙至云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娶王氏,生八子。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太华公因军功封官入湖南,长子清一、四子清四随其父母一道来湘,居住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清一、清四移至湘潭县七都七甲(今湘潭市韶山区韶山乡)定居,在这个荒僻的山乡,白手起家,垦荒务农。从此,毛氏宗族便在韶山一带繁衍生息,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共同创造了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太华公就成为韶山毛氏家族的第一代祖先。
从第一代至第六代,毛氏家族没有固定的谱系。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韶山毛氏第一次修族谱时,制定了从第七代开始的固定谱系: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二修族谱,因恐原订谱系不够,于是又续订了20个: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以后,毛氏族谱经历三修、四修,均未再续谱系。毛氏从第7代开始严格按照上列谱系取名。
从始祖太华公算起,毛泽东是第20代子孙。目前韶山毛氏最晚的辈系,已是第二十四五代了。
毛氏家规颇严。据族谱记载,有家训十则:“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还有家戒十则,即戒“游荡”“赌博”“争讼”“攘窃”“符法”“酗酒”等。当然,在封建时代,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三纲五常”。
《韶山毛氏族谱》共十五卷,附首一卷,前后修过四次:创修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二修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三修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修于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内容包括传赞、祠堂图记、契文、墓图、家训、家规、任事录、世系表等,是研究毛泽东家世的珍贵资料。据《韶山毛氏族谱》(四修)西河堂民国三十年活字印本,毛泽东的家世如下表: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公元1870年生,1920年1月23日卒。早年读过几年私塾,从17岁开始当家理事。
1936年冬,毛泽东回忆说: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15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每年食用共35担—即每人7担左右—有25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7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我10岁时家中有15亩地,一家5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7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49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
我则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公元1867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四都唐家圫,与韶山冲相距十余华里,仅一山之隔;卒于1919年10月5日。因排行第七,因此又名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这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是极普遍的现象。文家世代务农,家境小康,因祖先葬在韶山冲,每年总要拜扫坟墓,想在当地找个落脚点,便将文氏许配给毛贻昌。
文氏生下五男二女,但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都不幸夭折。毛泽东出生后,文氏唯恐出现意外,便将他寄居在外祖父家,拜当地龙潭的一块巨石为“干娘”,以保平安。因此,毛泽东的乳名叫“石三伢子”。
文氏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1936年冬,毛泽东回忆说: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农民的儿子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父亲的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母亲的通情达理、从容镇静,这些淳朴农民的优良品质,都融入了他的身心。后来成为文学家的毛泽东少年时代的好友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在六七岁的时候,便开始在田地里劳动了。到13岁时,他白天要在地里做一个成年人所做的工作,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是全家“最有学问”的人了,就是说,识字最多。此外,他父亲常在夏天月亮底下教他和弟弟打算盘,要他们学会用两只手同时打。但他们吃的只有糙米饭和蔬菜,逢每月的初一、十五,家里给雇工们吃点鸡蛋和鱼之类(很少吃肉),他和母亲、弟弟是没有份的。
从小就耕种田地,从小就受了劳动的锻炼,所以毛泽东深深地知道中国农民群众生活的痛苦与要求。毛泽东自己就是农家出身—这个出身,这个环境,使得他从小时候起就和农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
乡间传说着几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把稻谷打了下来,都摊在坪里晒着。忽然,天下起雨来了。大家忙着收谷子。幼年的毛泽东没有急着收自己家里的谷子,而先帮助一家佃户去收。父亲生气了。泽东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些……
一个冬天,泽东离家去学校读书。路上遇着一个穷苦的青年,他在风雪的冷天里只穿着一件单衣,冷得打战。泽东和他谈了几句话之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给了他。及至假期回家,家里检查他的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质问泽东,泽东照实地说了出来。
又有一次,旧历年底,父亲叫泽东去别人家里取回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一些衣服褴褛的可怜人,他就把手中的现钱都给了他们。
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足以启发我们读者深思的故事:一天,泽东的父亲叫他和他弟弟去收田里的拖泥豆。弟弟调皮,选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拾,豆子稀,拾起来容易些,面积也宽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的地方,老老实实地一颗一颗地摘、拾。这样,时间要得多,但面积却比较小。父亲来了,随便一看,竟称赞弟弟而责备哥哥。但泽东拿篮子里所得豆子的数量给父亲看,父亲也就不说话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泽东从小做事就是踏踏实实的。他小时就具有一种忠厚诚实和朴素的品质。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些钱,但是没有赶猪回家。过了十来天,猪价也涨了,父亲叫泽东把猪赶回来。泽东到了邻家。邻家说:“猪价涨了;我又喂了十多天,现在我是不卖的了。”泽东说:“是呀!你又喂了十多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空手回到家里……
韶山冲的人们到现在还都传说着这些故事。“润芝(毛泽东的字)先生从小就是很讲礼性(讲理)的。”他们说。
二、乡间私塾
南岸私塾
从1902年春天起,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南岸私塾读书,塾师是邹春培先生。毛泽东先读《三字经》,继而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诗经》等。这些书都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基本教材。
关于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书的情况,王淑兰(毛泽民的妻子)回忆说:
邹春培先生对我母亲说: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邹先生就说,你特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因为他开始学会翻《康熙字典》。还有填红蒙字,他就不填,要自己放手写。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由于他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劳神,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他在家里,除了劳动,就是看书。热天,晚上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凳上放一盏灯,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冷天,就干脆不放帐子,困在床上看。
毛宇居(毛泽东的族兄)也回忆起了这样一段往事:
他在南岸读书时,一次,和一些小朋友跑到一个农民的菜园里去摘黄瓜吃。主人发现了,别的小孩一个个跑了,他却不走,忙给主人赔不是。主人倒很赞赏他,说他是个诚实的孩子。还有一次,邹春培先生的母亲晒盐姜,小朋友好玩,喜欢拿点吃。她就把盐姜放到屋顶上晒,然后把梯子搬走,并生气地说,看你们哪个还能吃。毛泽东轻声地笑着说,我们不吃多的。他叫同学们拿来一根长线和一根竹竿,自己捉来一只螳螂,把它系到线上,又把线扎在竹竿上,手举着竹竿一攘,螳螂被抛到姜盘里,再轻轻地一拉,螳螂锯齿般的脚便将片片盐姜带了下来。
还有人回忆说:
毛泽东从小酷爱游泳。有一次,邹春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们温书。书读熟以后,毛泽东和几个同学便到私塾前的池塘戏水。邹先生回来,见此情景,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先生不禁连连点头。
1904年秋天,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到韶山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是毛咏生。
1905年春天起,他又到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师从周少希。
井湾里私塾
1906年秋天,毛泽东转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是毛宇居。在此前后,毛泽东开始研习书法,初习欧(阳询)体,后学钱(南园)体,为他后来博采各家之长、偏重于怀素狂草,打下了基础。
当年毛泽东的同学刘授洪、郭梓材回忆说:
毛泽东的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做,他做得很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做。他对人很有礼貌,但是对无聊捣蛋的人,则力主治服。他常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
毛宇居先生回忆说:
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最爱看的是《精忠传》《水浒》《隋唐嘉话》《三国志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里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毛泽东在回忆从韶山南岸私塾直至井湾里私塾的5年读书生活时,这样说道: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3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8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辍学务农
1907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据王淑兰回忆,凡是在韶山冲能够借到的书,他都借来了,连和尚的经书也读。
1936年冬,毛泽东回忆辍学在家的往事时说: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叫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次辍学,不但没有使毛泽东沉沦下去,反而激发起他继续发愤读书的渴望。他对周围的小朋友说,我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复学以后
1909年秋天,在毛泽东的再三要求下,父亲终于同意他复学了。他来到韶山乌龟井私塾,拜毛岱钟为师。这位塾师,便是毛泽东在同斯诺的回忆中提到的那位“失业的法科学生”。
毛岱钟又名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这时,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回来一位教师,经常向乡亲们讲述在外地的见闻和爱国维新故事。他就是李漱清。毛泽东慕名而至,十分赞同他的主张,他们很快便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友。
1910年春,毛泽东又到韶山东茅塘私塾读书。塾师是毛泽东的堂叔,名叫毛钟麓。他是一位颇有思想而又见多识广的秀才,曾在云南蔡锷将军麾下供职。后来,他力主毛泽东进新式学堂,还说服了毛泽东的父亲,让毛泽东到东山小学堂读书。
在东茅塘私塾,毛泽东在毛钟麓先生的指导下,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还接触到一些时论和新书。
这一时期,湖南也和全国一样,正处在辛亥革命前夜,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危机四伏,几件重大的事件,在少年毛泽东的记忆里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1936年冬,他说: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作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作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开始了一个叫作“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
东山高等小学堂
毛泽东所说的那所非常新式的学堂,就是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1910年秋,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第一次远行。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著名政治改革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地夹在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改写后的诗是这样的: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结交了两位要好的同学,这两位同学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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