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画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汪曾祺画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有汪曾祺一生重要时期的照片和传记，更有部分照片从未公开。通过一张张带着记忆的老照片和文字让您了解一个鲜活的汪曾祺的个人世界。

作者：汪凌著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9-01

书籍编号：30398518

ISBN：978753479261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507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汪曾祺画传

作者：汪凌

ISBN：9787534792618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汪曾祺（1920——1997）

一 老街巷和老屋

如今的大淖巷

高邮比我想象的要衰老，然而，这里却是汪曾祺的故乡。

2004年6月下旬，我先到南京，然后沿宁扬高速公路前往高邮。沿途，除了青青田野，还有随处可见的荫荫草木，间杂着高高矮矮的红白丁香树。公路上的隔离带是被修剪成圆柱形的矮松和丁香。靠近城区，修剪的痕迹尚浓；离得远了，花和树便因人工罕至而恣意生长。那时正值高温，空气中蒸腾着炎炎暑气，一丛一丛的丁香花掠过眼前，我却无从寻觅戴望舒诗中幽雅静谧的意境。

1981年，汪曾祺一别故乡四十二年。返乡途中，应该也有丁香花盛开吧。

转眼间，高邮已在眼前了。

高邮隶属扬州，一向以生产咸鸭蛋闻名于外，这让汪曾祺很不以为然。因为此地历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就有先民繁衍生息。秦王嬴政筑高台置邮亭，“高邮”之名由此而来；这里还因为“世风崇文”而文化底蕴丰厚，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均出于此。在20世纪末，则出了一位著名作家——汪曾祺。

和汪曾祺有关的旧物旧事，都在高邮旧城人民路一带。这里依然青石板铺路，沿街有人家，也有店铺。沿街的门面，多漆成黑色的狭长木板，即“铺闼子门”——“一列宽可一尺的厚厚的门板嵌在门框和门槛的槽子里”（《异秉》）。清晨，卸掉木板即是店堂；黄昏，上了门板就表示歇业。风吹雨淋，门板早已褪色，有的剥落了油漆，斑斑驳驳，时间的年轮与沧桑一目了然。当时正值中午时分，里面人家穿着朴素，屋内或屋外的煤球炉上，炒菜锅飘出阵阵香味。说朴素也好，说古意也罢，当地人的悠闲自在却是显而易见的。

我要找大淖巷和苎家巷，一路问，一路径往深处走去……在一个狭窄的巷子口，一块铜牌钉在青石墙上，大淖巷到了，大淖该是在它的尽头。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大淖记事》）

《大淖记事》发表于1981年，是汪曾祺在一年半时间里连续写下的七篇故里小说中的第四篇，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它描述大淖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大淖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风俗、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巧云是挑夫的女儿，长得美如天仙，她爱上了小锡匠十一子。可是保安队的刘号长看上了巧云，要十一子放弃。十一子不从，被保安队捆起来，朝死里打。锡匠们找到十一子时，他还有悠悠一口气，被巧云接到家里，用陈年尿碱救活了。之后，巧云找出爹用过的箩筐，做了一名挑夫，挑担挣钱养家，“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在民间，自有一套人性法则，自由，率性，没有许多虚伪与周旋，凡事处之泰然，沉默而坚韧，生生不息。

小说写情事，却非常干净，不沾尘埃。巧云被刘号长奸污了，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跳淖里淹死，她只是怔怔乱了一会儿心绪，后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一夜，她撑小船到淖中央的沙洲，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　

《大淖记事》几乎是一幅幅风俗画的描摹，人事浸濡在风俗中，相得益彰。

小说里的宜人景物，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我按图索骥，寻觅而去。曲折的巷子里很安静，其中一扇门虚掩着，望进去是个天井，一张陈旧的雕花木桌旁围着四只长条凳，木凳中央已磨得略有凹陷，可见年代久远。院子空地上，错落着日常用具和菜蔬，一位眉须全白的老者，坐在竹椅上打盹。此情此景让人产生错觉，宛如时光已经凝固。

走到巷子尽头，又向右侧延伸而出，就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了。

可是，眼前的大淖已成一处臭水浜，野草灌木杂生，几乎填满了水地。小说里那个诗意的沙洲如今是一片红砖建筑，据说是一家种鸭场。岸上有一两户简易房。看见人来，几只鸡“咯咯”叫着惊散而去，看家狗则狂吠不已。

此大淖已非彼大淖！

人非物也非，一切都在静悄悄地改变。

我走进对面的苎家巷，找到11号汪家老宅，有一位老人，从面相到神态，都与汪曾祺颇相像。这应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了。交谈中，我忽然有些恍惚，如果汪曾祺不去西南联大，大概也会像他的这个兄弟，终老于此吧？

汪家早年成片的老屋如今只剩下逼仄狭小的几间，据说这都是过去汪家堆放杂物的地方。后来，大片的房屋或充公，或被人占去，早非己有。汪家人带我去看保全堂和老虎灶，看当年宅院大门的所在，如今，它们都成别家屋院了。汪曾祺在世时，老家人还心存些指望，现在则不再幻想，只是对前来游历的人说说而已。

告辞了汪家，我又去文游台拜谒（汪曾祺写过一篇《文游台》，该是他少年记忆中的文游台吧）。那里本是纪念秦观（少游）的地方，现在家乡人把汪曾祺也请了进去，在一个侧院，开辟了汪曾祺纪念馆。

世事的变迁就是这样巨大。

①汪曾祺故居外景

②大淖巷

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芦苇荡（1991年）

①旧时的大淖

②如今的大淖

③如今的大淖

①文游台里的秦观塑像

②文游台内汪曾祺文学馆

①汪曾祺文学馆内景

②汪曾祺文学馆内景

二 运河边上少年人

大运河

贯穿城市南北的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到高邮便成了“悬河”。有一段河堤砌着石级，传说这里曾是康熙或乾隆泊舟登岸的地方，所以叫作“御码头”。高邮人在此立了碑，建造了牌坊，俨然一处历史遗迹。拾级而上，一股潮湿、略带腥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我顿生清凉之意。宽阔、舒缓的河面上，不时有货船经过。也有泊在岸边的，船上几乎不见人的踪影，静悄悄的。这让我想起汪曾祺笔下运河行大船的情形。他说小时候看运河里行大船，精壮的船夫裸露着古铜色上身，把篙子投进水里，用肩窝处顶着篙子一步步从船头走向船尾。船的水程实际是船夫用脚一步步走出来的。可是现在，货船都用机器带动，常常三四条地连在一起，从岸上望过去，细长的一条，有时能听到“突突”的马达声，有时则连声息都没有。人力的壮美早已退缩于记忆中，曾经的野性与豪情如今再也无从寻找了。

在运河两岸，杂生着我叫不出名的灌木和草树，沿河公路的另一侧，却是农家景象，有水田，也有荷塘，或者就是一塘水。我站在河边，目送河水流淌，心里被一股温热的思绪所感动，千百年来，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大运河始终朴素地、汤汤地、包容一切地向东而去。我想象着19岁以前的汪曾祺在运河边上的情形，独自一人，有时远远地看运河上的船夫舞篙子，有时听河边的村姑扯起尖脆的嗓门……这些童年印象，后来，都一一进入满面风尘满面霜的“老头儿”（汪曾祺子女对他的昵称）作品当中了。

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正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在高邮城北门外东头苎家巷汪家的宅院里，三房汪菊生的媳妇杨氏产下一子，即汪曾祺。杨氏头胎是一个女孩，因此，汪曾祺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成为大家钟爱的“惯宝宝”。因为他肤色黑，小名“黑子”。小时他常去自家开的药铺玩，尤其是保全堂，几乎天天去，店里伙计叫他“黑少”。

母亲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是模糊的。汪曾祺出生后，她的身体越来越坏，被诊为肺病，这在当时是绝症。于是她自我隔绝，住进一间偏屋，不让人抱儿子去见她。汪曾祺三岁时，杨氏终于不治。因此，汪曾祺对生母的印象，只依稀和旁的事物联在一起：一是父亲带着他，陪母亲乘船去淮安看病，船篷里挂着好些船家自腌的大头菜，大头菜的气味便一直在他鼻息间萦绕；再是一丛秋海棠，种在母亲房外小天井里的花台上，自开自落，红艳艳地始终留在他记忆里。此外，他从父亲的画室里翻出母亲写的大楷，知道了母亲读过书，嫁到汪家后过着一种悠闲的生活，并不为柴米操心的。

汪曾祺继母任氏

后来，父亲续娶了张氏。张氏将前房孩子当作己出一般地呵护体贴，因此，在汪曾祺心里，对这位后娘是尊敬而喜爱的。他在一篇散文里这样写张氏娘：

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模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我的母亲》）

然而，这位张氏娘在婚前就有了肺病的征兆，到汪家后又操劳家务，没几年也去世了。汪曾祺17岁在外地读高二的时候，父亲又娶了第三位妻子，是为任氏。汪曾祺19岁便离开家乡，因此，他和这位任氏娘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直到1981年，才又彼此相见。他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

当时县里已经有了西式学堂，汪曾祺先上县立第五小学附属幼稚园，随后就读于第五小学。小小年纪，他就颇有“才名”，因为国文和书画都好，很得老师的喜爱。学校在一座佛寺旁，他几乎天天放学后都要去佛寺，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和十八罗汉；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他要经过一条大街，街上有各种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炮仗店、烧饼店、染坊……他一路走一路看，小城里的人和事都印在他脑子里了。汪曾祺初中是在县立初级中学读的，主课是国文、英文和数学，他依然是国文、美术好于其他，依然好奇于学校里原有的放生鱼池、供奉吕洞宾的小亭子、别处少见的紫竹、护城河边如烟的柳浪、一丛一丛的野蔷薇、大红绑腿的猎人和斑鸠……高邮县没有高中，于是汪曾祺考了江阴的南菁中学。这是一所重理化轻文史的名校，课业沉重。他勉强应对，却买了一部词学丛书，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他还常常看《子不语》《夜雨秋灯录》《板桥杂记》一类的闲书。少年人的好奇心，民间生活的熏养，古典文学的濡染，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

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汪曾祺暑假回家后，江阴即告沦陷，南菁中学回不去了。随后的两年，他先后在淮安、盐城的高中及迁到高邮的扬州中学借读。

江阴沦陷，汪曾祺和家人在父亲的率领下，前往高邮附近的庵赵庄避祸。他们住在村中一个小庵里，汪曾祺也因此遇到了一些人事，记住了庵前的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三邈三菩提”。43年后的某一天，这些往事突然浮现于汪曾祺的脑际，短篇小说《受戒》就这样诞生了。小说甫一发表，即引起轰动，人们兴奋之余也纳闷，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受戒》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苏北田园的背景下，小和尚明海与少女小英子之间朦朦胧胧的感情。小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如流水一般平静而流畅。明海被舅舅领去荸荠庵当和尚，庵中和尚过着近似俗人的生活，没有太多清规戒律。庵旁居住着赵姓一家四口，自家日子过得兴旺，还租了庵里的田，小英子是这家的小女儿。因为年龄相仿，庵里没事的时候，明海常去小英子家。明海聪慧伶俐，赵家一家人都喜欢他。姐姐大英子要赶嫁妆，小英子就包下田里的零碎活，她的帮手是明海。一天，明海和小英子到地里去挖荸荠——

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小儿女初萌的情愫，纯洁、烂漫而天真。诗之所谓“思无邪”，亦不过如此。因为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所有过往的记忆都被时间过滤，乡土中的一切变得光洁如诗，又加盈盈的江南水意，那一方乡土，更显湿润、柔软，温情脉脉又逸气飞扬，表达了人性自由的梦想。

小说结尾只写了清新的乡村景色，一尘不染，意境自现——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

生长在逶迤千里的大运河的边上，弥漫的烟水已成深刻记忆。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跑到运河堤上去玩；还有高邮湖，浩浩渺渺，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还有巷子附近的大淖……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一天看不见水的日子。于是，“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水是流动的，因而不滞涩，洒脱灵动；水是清明的，因而荡涤浊气，不染尘埃。汪曾祺19岁离开故乡，除去昆明七年，在民风气象迥然不同的北京，倒是居住了近五十年光阴。然而他的作品，仍是大多浸渍在一片水乡温柔的恬静幽美中，或者发散出水一般的气质——舒缓而灵逸。可见，家乡的一片水气滋养了他漫长的人生——滋润了他的成长，也造就了他的为文气质。

晚年汪曾祺对童年、少年事件的回味一直兴趣盎然。应该说，他在故乡得到的精神滋养极其丰厚。当时的乡村社会还完整保留着古老传统，这个传统，既饱含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也有具体的承载形式，它们渗透在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个敏锐的少年人心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①大运河

②苎家巷

③大运河边的牌楼

④汪家附近的东大街旧景

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1991年）

三 耕读一脉传家

汪氏族谱

读汪曾祺的全集，我惊诧于他对“微小”事物的趣味，既沉迷又娴熟，和当代人的“爱，而不能”成鲜明对比。他的儿女后来写他们眼中的父亲，曾提到一个细节：他们的母亲抱怨当爸爸的为什么没把身上那点本事传给儿女（大意如此）。我想，这恐怕怪不得汪曾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相应的生活根柢，自然难有相应的文章气质。

高邮汪姓是在清朝晚期从安徽的徽州迁移而来的，到汪曾祺已是第九代。1989年，汪曾祺有皖南之行，其中就有歙县一地。他戏称此行为“寻根”之旅——

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祖父为修家谱，曾到过歙县。这家谱我曾见过，一开头是汪华的像。汪华大概是割据一方的豪侠，后来降了唐，受李渊封为越国公。“越国公”在隋唐之际是很高的爵位……他在当地被称为“汪王”，甚至称之为“汪王大帝”……汪家是歙县第一大姓，我在徽州碰到好几位姓汪的。我站在歙县的大街上，想：这是我的老家，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慎终追远，是中国人抹不掉的一种心态。而且，也似无可厚非。（《皖南一到》）

汪氏这一支到高邮的情形，在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之前，已不十分清晰，只是传说他的曾祖父中过举人，曾在外地坐馆，后来做盐票生意，却不慎亏了本，几乎把家产赔尽。汪家后来的产业，都是汪嘉勋白手创下的，靠置地、开店铺，渐渐恢复了家业。汪家的田地曾有两千多亩，但基本上都委托给专门的田禾先生管理。汪嘉勋的主要精力放在城里的店铺上，其中有两家药铺，一是万全堂，一是汪曾祺用作小说背景的保全堂。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字淡如，是一位乡间的雅士。在南京读完旧制中学后，他返回家乡，年纪稍长，就以眼科为职。眼科是汪家的祖传，汪菊生本来就“绝顶聪明”（汪曾祺语），渐渐医术精进，在当地小有名气。所以，汪家在当地虽不算望族，也是有产有业、衣食无忧的殷实人家。

汪家大略可归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耕读人家”。这曾是存在于旧中国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乡绅阶层。他们自幼进私塾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以田地为生息之根，以读书为经世之用。科举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向上走的路径，于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一般”则散落于广大的民间社会，成为传播教化、稳定乡野的力量。高邮汪家，大致如此。汪嘉勋曾参加过清末的科考，中过“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可是，世事难料，谁也想不到他参加的是最末一次科举考试，从此，中国就废科举改学堂了。对于散布在民间人数众多的“汪嘉勋”们，功名路断，只有转入他途，或者就埋没于乡间了。

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

但是，他们自幼从进私塾起，便循序渐进地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而传统又是一套融合了儒释道精义、自成体系的价值系统，简单说来，就是进则为君为国为天下分忧，退则隐逸山林独善其身。因此，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读书人，进和退便都有了“出口”——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有崇尚并遵循的文化思想和学术风气；在日常生活领域，他们有寄情托志并优雅化了的物质形态，即所谓“生存的趣味”。尤其江浙一带，此风习可一直上溯到晚明时期。

晚明的江浙一带，经济极度发达、文化极度成熟。在同期考取进士的书生当中，江浙一带占去三分之二。不再为生计发愁，使得人们有余闲、有能力、有兴致去关注“身外之物”，将生存的基本衣食住行逐渐精致和优雅化，甚而至于出现所谓“无用”之乐，而能真正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体系，则是得益于士子文人的广泛参与。尽管江浙一带考取功名者最多，但这一带也是失意士子文人云集的地方。他们因各种缘由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能寄情山水，将心智用于自身居住环境，参与营造园林和居室，在江南的佳景秀色中，形成了精致的、温文尔雅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括诗文、绘画、品茗、饮酒、抚琴、对弈、游历、收藏、品鉴，也在园林、居室、器用、造物上形成相应的品质，庞大而完整。

因此，江浙一带的士人，泽被于历史渊源，以及丰沃物产与佳丽山水，养育出了他们对趣味的爱好，各种“雕虫小技”滋生蔓延。

具体到高邮汪家，汪嘉勋幼读诗书，年长后又兼学佛，书案上有顾炎武的《日知录》，曹雪芹的《红楼梦》，甚至还有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他吃酒吟诗，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碑帖。在汪曾祺小的时候，爷爷教他读《论语》，写八股文。为表示对这个孙子的喜爱，汪嘉勋还赏给他一块紫色端砚和几本名贵的原拓本字帖。

关于汪菊生，除了散落在一些篇章中的记忆碎片，汪曾祺还专有《我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等文章记述其行状。汪菊生年轻时当过运动员，踢足球后卫、撑竿跳高、玩单杠、游泳、骑马，还练武术。在儿子的记忆里，父亲经常打抱不平，曾一掌将勒人钱财的侦缉队员打得从船上一溜跟头滚到码头上。这是武行。文事上汪菊生则丝竹书画无所不能，到后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画画和制印上。刻印之人多爱藏石，他也不例外，他心爱的三块田黄名章，后来曾出现在儿子的小说《岁寒三友》和一篇说名物的散文里。汪菊生手极巧，总是兴致高昂地制作各种玩意儿——荷花灯、蜈蚣风筝、养金铃子的小玻璃亭子，秋天则做玲珑剔透的西瓜灯。汪曾祺的生母去世后，汪菊生给她糊了几箱子四季冥衣。在为人上，汪菊生则全无禁忌，不拘礼法。比如，他与和尚称兄道弟；再比如，儿子17岁初恋，他在一旁出主意；他喝酒，给儿子倒一杯；抽烟，给儿子一根，还先给点上火……从汪曾祺那些趣味盎然的讲述中，你能感受到，父亲的所爱，也正是儿子的所爱，甚至在某些方面，儿子要逊色于父亲呢。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到了汪曾祺这一辈，他是长子，又聪慧，小学毕业后，父亲为他延请了两位老先生，分别讲授《史记》和桐城派古文。此外，还有一位国文老师高北溟，在国文课上教授明代归有光的散文。上初中后，在师长父辈的影响下，汪曾祺在绘画、书法、刻石及戏曲方面，更是大有长进。这些古典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汪曾祺日后为文的风格都有着很大影响——一方面，训练了汪曾祺对汉语言的敏感，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多的几位文体家之一；另一方面，则衍化出《岁寒三友》《徙》《金冬心》《钓鱼的医生》等小说里的传统文人形象。

《岁寒三友》发表于1981年，开门见山，开篇就讲三个人——开绒线铺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画画的靳彝甫。他们从小一起长大，都曾有生意好的时候，热心当地公益，对人温厚，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有个好名声。靳彝甫有三块爱若性命的田黄石章，有人想买，他说：“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他经人指点，在上海卖出了几幅画，就“行万里路”去了，一去三年。三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兵荒马乱，又被强人所压，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意破产，眼看要走上绝路，靳彝甫回乡了。他将田黄出手，约了王瘦吾和陶虎臣到酒楼，一人面前放了一百洋钱。最妙的是文章结尾——

汪曾祺的祖母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都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此情此景洒脱从容，是以“侠义”“患难真情”做底子，汪曾祺对民间人物真性情的赞叹和向往，由此可见。

从汪家的女眷身上，汪曾祺学得的则是另一种民间气象。祖母出身于诗书之家，她的父亲是同光年间当地有名的诗人谈人格。祖母勤劳，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做酱、包粽子、做糟鱼风鸡、腌咸菜、包汤圆；她的针线极好，给祖父做“挖云子”鞋、剪花样……在汪曾祺的记忆里——

祖母很喜欢我。夏天晚上，我们在天井里乘凉，她有时会摸着黑走过来，躺在竹床上给我“讲古话”（讲故事）。有时她唱“偈”，声音哑哑的：“观音老母站桥头……”这是我听她唱过的唯一的“歌”。（《我的祖父母》）

汪曾祺的二伯父去世早，无子嗣，二伯母年纪轻轻就守节，她要她喜爱的汪曾祺做了二房的继子。她教这个继子《长恨歌》《西厢记·长亭》等诗词，有时也会讲一些轻松的文学故事给汪曾祺听。后来，二妈的故事出现在汪曾祺的小说《珠子灯》里。二妈死了，汪曾祺当过一回孝子，戴孝披麻，做逢七，陪鬼魂吃饭——

家里办丧事，气氛和平常全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变得庄严肃穆起来。开吊像是演一场戏，大家都演得很认真。“初献”“亚献”“终献”，有条不紊，节奏井然。最后是“点主”。点主要一个功名高的人。给我的二伯母点主的是一个叫李芳的翰林，外号李三麻子。“点主”是在神主上加点。神主（木制小牌位）事前写好“×孺人之神王”，李三麻子就位后，礼生喝道：“凝神，想象，请加墨主。”李三麻子拈起一支新笔在“王”字上加一墨点。礼生再赞：“凝神，想象，请加朱主。”李三麻子用朱笔在黑点上加一点。这样死者的魂灵就进入神主了。我对“凝神，想象”印象很深，因为这很有点诗意。（《我的家》）

我由此想到，一段时间里，时有关于私塾在中国南方农村一息尚存的消息见诸媒体。“私塾”，如今已是一个故纸堆里的名词，然而它却涉及传统文化得以记忆和延续的途径问题。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成为乡村的“儒”，比如汪嘉勋、汪菊生，再比如给汪曾祺的二伯母“点主”的翰林李三麻子。学者张鸣曾在《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一文中说：“‘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同样，汪曾祺也曾谈到风俗带给他的兴趣和美感，在他看来，风俗包含了仪式（礼）和节日，是生活的艺术，是“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欣”。也许，汪曾祺因其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喜爱与敏锐，更早地表达了礼仪对民间社区的意义。他在《谈谈风俗画》中表示：“我小时候最爱参加丧礼，不管是亲戚家还是自己家的。我喜欢那种平常没有的‘当大事’的肃穆的气氛，所有的人好像一下子都变得雅起来，多情起来了，大家都像在演戏，扮演一种角色，很认真地扮演着。”　

四 翩然西南联大时

年轻时的汪曾祺

战争年代，一切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汪曾祺在混乱的状态下高中毕业。接下来他必须选择：就业、考学或其他……恰好有高中同学邀他一道去昆明考西南联大。从未出过远门的汪曾祺，从此走上了和汪家祖辈及同辈不同的另一条路。

不想从此一别故土，归来已是六旬翁。

1939年6月，汪曾祺离开家乡高邮，辗转前往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当时往昆明有陆路和海程，他走的是海程。由上海搭轮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然后坐滇越铁路火车，由老街入境，达昆明。兜好大一个圈子！汪曾祺虽然有所准备，比如带了好多清洁的法国进口矿泉水，但在滇越线上，他还是染上了恶性疟疾。结果到昆明后就发作了，高烧超过40℃。汪曾祺住进了医院，还打了强心针。可是，不能因为生病就不参加考试啊，如果耽搁了，又是一年的等待。虚弱的他上了考场，没想到，真被西南联大中文系录取了。要知道，这是他的第一志愿！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都是他仰慕的名教授！他像做梦一样，居然梦想成真了！在云南，准确地说是在昆明，汪曾祺住了整七年。

西南联大是战时的一所临时性大学，荟萃了被迫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的知名教授、学者。在那里求学的时光，虽然物质生活简陋且困难，师生们却“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真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学校里洋溢着民主、自由、开放的风气，尤其中文系，单看大一的国文课选文，就别具一格——

《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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