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中流周恩来1966—1976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砥柱中流周恩来1966—1976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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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山,南哲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6-01

书籍编号：30410774

ISBN：978720310359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93234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砥柱中流周恩来1966—1976

作者：南山，南哲

ISBN：9787203103592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动乱岁月 砥柱中流（1966-1976）

一、把住经济生死关

1 艰难之中抓生产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1966年，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大跃进”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好日子没过几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跌入灾难的深渊。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通过天下大乱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置人民要吃饭、生产要发展这一基本常识于不顾，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共和国的每次经济劫难，最苦最累的都是周恩来。这一次更是空前绝后。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舒一口气了。到1965年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代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要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问题。

1966年3月，周恩来到邢台地震灾区，亲切慰问受灾群众

1966年3月，周恩来在何家寨村，站在木箱子上，向受灾的群众讲话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的。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周恩来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1966年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

《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民委员会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页《要事汇报》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担心会冲击生产的预感，如今已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串联运动开始危及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红卫兵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不料，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时，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联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个问题（注：《意见》一共讲了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双眉紧蹙，思绪未断。

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联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联。黑龙江省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来电告急。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看来，必须调整斗争的策略。对中央文革，有些问题要先斩后奏。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李富春把起草的关于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对文件稍作了修改。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之外。

文件指出：工厂、农村及工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工人、农民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外出串联，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以保证生产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生产任务重的地方和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公社、生产队、企事业单位，应迅速建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9月8日，周恩来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央文革一伙对此又进行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不予理睬。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的情况反映以及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生产问题的材料一起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

次日，即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联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不能丰产不丰收。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行？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又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周恩来在首都体育场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拂袖而去。

工交座谈会前后的抗争

“文化大革命”像一头癫狂的怪兽，咆哮着在神州大地肆虐。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等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为癫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通通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使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紧急指示》的下达和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肯定，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联，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尽管处境是那样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无疑是向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调到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周恩来的斗争方法很高明。他表面上没有急于否定陈伯达的十二条，但他知道这十二条在座谈会上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

11月17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联表示担心。

刘澜涛、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十二条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

陈伯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找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打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余、谷二人读其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而后，陈伯达又用他那难听的福建腔普通话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议的汇报。

此时的林彪，实际上是中央文革请来的“尊神”，来替中央文革助威压阵。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

还未等谷牧说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地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6日的会上，王力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注：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倘若是“反对”，那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还对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们鼓励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地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种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不止一次地对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2 挽救交通大动脉

大串联、大夺权、大武斗，铁路交通劫难四起，经济命脉危如累卵。周恩来断然决策，双管齐下，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嫉妒、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性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大陆的每一抔泥土，撩拨得人们神志不清，上蹿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1967年3月18日，两份报告几乎是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200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按常规，每天必须运出5000多个车皮，而目前每天只能运1700多个车皮。局枢纽站三间房有时一天竟滞留车皮1000多个，使列车无法进站。大兴安岭林场30多万立方米木材积压待运。还有人强调要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致使局内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止，已发生行车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其中恶性事故29起。事故之多、损失之重，为该局历史上所罕见。

来自江苏省的报告反映：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夺权没有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夺权之后，交通运输部门指挥不灵，车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资堆积如山，运不出去。有人说，夺权后革命不像革命，生产不像生产。

看罢报告，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泯灭了良知。为了所谓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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