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之危机，激发出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拯救欲。他们从西方发达的科技和昌盛的物质文明中，深感自身的贫穷与落后，从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和民主制度的盛行中，看到千年封建社会的流弊。在暮色四合的清季天空下，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连载《原强》一文，痛言“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并完整阐释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说。同年，康有为联络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奋笔疾书一万余言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呼吁“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后来还提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的著名论断。1896年，梁启超愤懑于各地幼学教习“蠢陋野悍、迂缪猥贱”，在《变法通义》之《论幼学》中开篇疾呼：“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此时，朝廷上下对于育才兴学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如1897年梁启超在倡导创办女子学堂时说：“甲午受创，渐知兴学，学校之议，腾于朝庑。”1898年春，张之洞在《劝学篇》（英译为《中国的一线希望》）中深忧“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认为“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并且明确意识到“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强调坚守“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同时呼吁“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1901年12月，清廷在《为切实举办大学堂谕》中开篇指明：“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且兴办教育“全以教科书为胜败”。其实，早在戊戌变法前，管学大臣孙家鼐在奏请译书局编纂各书时就提出：“学堂教育人才，首以书籍为要。”1902年正月，另一位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明确强调：“故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于是，近代历史重大的变革关头，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书，编写出版教科书成为当时表达危机思想的一个方式，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刻不容缓的神圣伟大使命。

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标志，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根基，是人们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基本。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课程实施的载体、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从本质特性上说，是按照一定目的，以文化信息为基本载体，有意识地确立文化标准的文本。文化的种类有很多划分方式，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同一社会内部的文化分为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及突生文化。“主导文化代表着在社会发展中的某一时刻，拥有最大权力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残余文化是指过去形成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在过去通常是作为主导文化而存在着的文化，虽然现在已经不属于主导文化的一部分，但仍然是被体验和实践着。残余文化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社会或文化制度依然存在。突生文化是指与主导文化相对立的新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构成了文化的未来取向。”一般而言，教科书在过程演变中常常选择主导文化及突生文化为标准，在主动介入中需要利用技术手段处理原初文化信息，在现实情境中通过教学实践理解与创新文化标准。正因为如此，教科书自身便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模铸人思想、制约人行为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教科书的话语实践本身就是历史文化事件，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比某些战争更加深远。梁漱溟曾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我常说它是人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两千年以来’。”这种“未曾大变”显然是与传统封闭社会中由“三、百、千”进而“四书五经”等传统教学用书所确立的文化标准相联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忧思中国现状、叩问中国文化、设计中国未来的时代。各界普遍感受到了民族存亡与文化存亡的关系，认为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于是，在那些伴随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与焦灼的救亡意识的特殊时空里，传统的启蒙读本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不宜教科”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以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自觉意识，用激情与灵感及我们难以想象的热诚，将自己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熔铸在一本本小小的教科书中，确立新的文化支点和标准。例如，1912年《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一期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阐述了这套教科书的编辑要点，现抄录如下：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一、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一、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一、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一、注重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一、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一、联络各科教材，以期获得教授上之统一。

一、各科教材俱先选择分配，再行编辑成书，知识完全，详略得宜。

一、各科均按照学生程度，循序渐进，绝无躐等之弊。

一、关于时令之材料，依阳历编次。

一、各书均编有详备之教授法，以期活用。

一、书中附图及五彩画，便与文字相引证，并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

一、初等科兼收女子材料，以便男女同校之用。

凝重的印记，铭刻了多少天翻地覆的沧桑，传递着遥远而清晰的信息。中国近现代教科书从《国文》到《国语》、《作文》，从《修身》到《社会》、《公民》，从《理科》到《自然》、《常识》，从《体操》到《体育》，从《唱歌》到《音乐》，从《手工》到《公用艺术》，从《图画》到《形象艺术》……《卫生》、《社会问题》、《人生地理》、《人生哲学》、《科学方法》、《公民生物》、《医学常识》、《论理学》、《心理学》……“科学”、“文明”、“自由”、“民主”、“议会”、“法律”、“国家”、“人民”、“电报”、“电话”、“留声机”、“显微镜”、“交易所”、“托拉斯”、“银行”、“证券”、“图书馆”、“博览会”……不论是教科书的名称变化还是名词术语的更新，不论是教科书的内容选择还是编排体例，抑或一幅幅插图、一个个符号，都以别开生面的原创力和果敢精神，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进行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构筑从现代人到现代中国生机勃勃的发展空间，拯救危亡中的民族。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显历史场景中不同社会生活历程、人物的生存状态，勾勒出悠长岁月中民众记忆里的中国社会图景。在对百年中国教科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常常凝视着教科书版权信息上的一个又一个熟悉的、陌生的名字，想着他们与教科书之间的种种联系，并希望将其呈现给读者，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中，在人生的悲欢与离合、奋斗与彷徨、幻灭与执着、成功与失败中，艰难而又坚定地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担当及人格魅力。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智者群体，其中很多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人物、学界大师，也有很多因时过境迁、资料缺乏等各种原因，生平资料至今无从查找，甚至在各类研究中均未留下只言片语。我在附录中列举了其中一部分，而无法把他们全部呈现，因为随着一本又一本遗散在民间的教科书的发现，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名字。他们是岚飘雾绕的苍莽群山，不论是在清季的天空下还是民国的烽火中，伴随着无数个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以其学养、眼界追随新知，以一种特有的气质与风范，开创先河、引领风骚，创造了令人追慕称羡的辉煌。他们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默默努力与奉献，每一个人都是令我们回望的山峰。

岁月悠悠、时光浸染。本书选取十六位人们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名人，他们中有七十高龄亲自编撰教科书，首次在课文中呈现“体育、德育、智育”思想，以及“科学”概念和学科体系的张之洞；有译述震撼青少年学子，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成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启蒙精神实质的新式教科书编译、规划、审定者严复；有引领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龙头，促进教科书“黄金二十年”发展，第一位将中国教科书带上世界博览会舞台的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有编译、参阅多种中小学教科书，并以其全新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国家教育政策引发教科书变革的蔡元培；有编译、编纂、校订过文学、理化、生物、矿物、博物、哲学等诸多学科教科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教科书史上编辑教科书种类与数目最多的杜亚泉；有中国第一本新式学堂自编教科书的参与者，并以其编写的作品唱响晚清浩荡的学堂乐歌运动的沈心工；有以一人之力，在20—21岁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编撰国学教科书5种19册，在22岁又编撰乡土教科书6种的刘师培；有编撰、校订多种教科书，且以超凡的胆略和气魄创建中华书局、推动教科书编撰出版激烈竞争新局面的陆费逵；有早期编撰地理、英语教科书，并力倡白话文使得教科书文化语境得以转型的陈独秀；有从小接受新式教科书启蒙，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促成1922年新学制变革且著述中学教科书的胡适；有中国近现代高中教科书唯一的女性编撰者陈衡哲，及校订小学常识教科书、调查研究中学理科教科书、大胆撰文质疑中小学党化教科书的任鸿隽；有因编撰畅销英语教科书获得丰厚版税，卷入民国教科书第一案的林语堂；有在烽火岁月中将党义课改为公民课，创立国立编译馆编审教科书、并将签有大名的教育部许可证印在各类教科书版权页上的朱家骅；有八年抗战中六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主编公民及童子军教科书，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及推动边疆、华侨教科书发展的陈立夫；有从民国到新中国潜心编撰中小学国文、国语、语文教科书，历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主持新中国教科书的编审和出版工作，且二十一世纪后其编写的小学教科书影印并脱销的叶圣陶。

虽然时代的不断变迁决定了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当我们再次与这些近现代名人“邂逅”于教科书时，常常不由自主地踏上他们亦真亦幻的生命旅途，一次又一次感受他们的人生梦想、他们的年少轻狂、他们充满阳光的青春时光，以及他们历经艰难却依旧不肯更改的坚持，这是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品格修养的“我们”存在。所以，希望通过一些平常意味的描述，呈现他们与中小学教科书或密切或偶然的一些联系，以管窥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知识分子“会通以求超胜”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诚如胡适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中强调，“用科学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来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在晚清民国教科书飘逸的书卷气息中，在文字与插图中跳跃着的温情中，我们至今还可以感受到他们小心守护着一本本小小教科书的价值关怀。穿越岁月的风雨、动荡喧嚣与浮华，小小教科书以相对凝定的视角标示出一个时代智者群体对特定生活世界的文化的深邃反省、思索和忠实记录，发黄的纸张、灵动的文字以及依旧精美的插图，仿佛陈年酒香淡淡地弥漫在文化的空间，释放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气质及风雅，也昭示着现代人所需要的清澈宁静的启蒙情怀。

吴小鸥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宁波大学至善楼

张之洞：古稀之年的新锐视野

张之洞（1837—1909）

教体育 第一桩 卫生先使民强壮

教德育 先蒙养 人人爱国民善良

孝父母 尊君上 更须公德联四方

教智育 开愚氓 普通知识破天荒

——摘自《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第1页

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人生跨度越咸、同、光、宣诸朝。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这位“短身巨髯，风仪峻整”的实干家曾被伊藤博文誉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作为，在教育上更具卓识眼光，是推动中国启蒙教育坐标从“科举”到“科学”位移的关键人物。他撰写的《劝学篇》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积极参与订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他在湖北创造了中国区域现代教育的典范，在师范教育、方言教育、派遣留日学生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最为难得的是，张之洞以其特定的视野与身份，古稀之年披挂上阵，以一代儒臣对皇权与时俱进的忠诚，亲自撰写《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不仅第一次在教科书中提倡“体育”、“德育”、“智育”全面发展，而且汇聚了“科学”、“文明”、“中国”、“人民”、“知识”、“读书”、“理想”、“思想”、“自由”、“法律”、“民权”、“革命”，甚至“西装”、“贸易”等大量的现代词汇，这本以官方力量推行的教科书，极富新锐思想与视界，为幽暗时空的中国社会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成为唱响在晚清的别样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