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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传奇不奇: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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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学勇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书籍编号:30413439
ISBN:978710012779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05288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传奇不奇: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
作者:赵学勇
ISBN:978710012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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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独特存在,不仅表现为一种“沈从文式”的文学范式的确立,而且表现为一种文学精神跨越时空的持续影响。
沈从文在左翼与海派文学之外,执拗地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苦心经营他的现代神话——湘西世界。对于跻身都市的沈从文来说,湘西既是一个温馨、遥远的忆念的家园,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创作载体。与“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沈从文忆念中的湘西无疑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具有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然而,对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深情眷顾并没有使沈从文沉醉于象牙塔里大唱赞歌,他清醒地觉察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遁入虚幻的“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所以,他在对湘西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和那种雄强、劲健、乐观的人生形式进行赞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湘西的野蛮、落后、麻木、无动于衷的反省和批判。不仅如此,沈从文的卓然独步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文化人格的清醒认知,以“乡下人”的身份标示他的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了“五四”启蒙思想,广泛地了解和接触了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才使得他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批判立场。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的、完善的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与审美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使沈从文的文学表达具有了普泛的人类意义。正是在对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即对前现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的双重批判中,沈从文践约着他的文化理想。因此,“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相互参照与映衬使得沈从文的文学视野不仅阔深且具有深长的文化意蕴,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作家中从文化领域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化立场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沈从文承扬“五四”一代的文学救国使命,希望以小说代替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相信文学有力量帮助这个民族向善向美,重建文化和道德秩序,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的道路。动荡的时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现实使他努力寻求“民族品德的重铸”的途径,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与深切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这使他执着于通过文学创造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显然,他的文学思考联系着民族改造这样艰苦又沉重的课题。实际上,沈从文走的是经由文化和美学层面入手改造民众和民族的途径,它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宣导的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又与“五四”启蒙思潮对“人”的发现、“人性的解放”,改造“国民灵魂”和精神重造的基本主题一脉相承。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沈从文的文学追求具有深沉的现代品格。尽管这种经由文化重构实现民族重造的方式在异常激烈的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具有理想化色彩,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计,它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直接有效的实际变革力量,但沈从文的这种“限制性”又从另一面体现了他的独特性,他文学理想中交织、并存着的现代性与古典性造成作品意蕴的复杂性,构成了独异的“沈从文现象”的丰富内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温的“沈从文热”固然与宽松开放的文化语境和人们的多元审美趣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沈从文自身文学的魅力,以及研究者运用多种批评方法解读作家创作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价值,沈从文由此真正从边城走向世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坛上难得的“文体作家”。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文化小说,或称诗化小说、抒情小说。这种小说,不重视情节和人物,而是强调叙事主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简洁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是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
。他的小说除了注意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还有抒情主人公的确立、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描绘与人事的调和等。“造境”是他小说追求的极高目标,《边城》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营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这种讲求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具有民族的韵味。沈从文追求文学语言的真性情、去伪饰、具个性的美文效果,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那些以诗、散文融入写实的乡土小说,质朴、自然、蕴藉;描写都市的讽喻小说从容、幽默;以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铺叙的浪漫传奇小说华丽、夸张。正是他,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体式,以至于到如今许多青年作家竞相模仿,带有深深的沈从文的印记。
沈从文和他的文学世界对于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作为京派文学重镇,他提升了京派小说的艺术水准。他与左翼作家取不同角度,共同探视处于社会历史变动中民族的出路,以独特的文化立场观照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历史和民族命运的走向,深情而焦虑地思考“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予回应。他影响了一大批作家的文学道路,即或是像沙汀、艾芜这样的左翼作家也不例外。当代大量的“乡土文化”与“都市批判”小说,无不映现着沈从文的持续影响。即使在台湾,1987年对大陆作品实行解禁时也经历了一场“沈从文狂”。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作家以其浓郁的民族性和中国气派、中国风貌的文学书写与世界文学进行富有才华的对话,从而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
第一章 乡与城:神性湘西与病相都市
第一节 精致的“希腊小庙”
一、走出边城的“乡下人”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曾用笔名休芸芸、炯之、小兵、甲辰、懋琳、璇若、上官碧等近五十个,湖南省凤凰县人。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景色秀丽,充满传奇故事。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出生在一个旧军官家庭,祖父沈宏富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组织当地的武装起义。嫡亲祖母是苗族,母亲出身世家,能识字读书,对沈从文影响颇深。沈从文六岁入私塾,并开始接触湘西的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湘西秀美奇幻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受压迫的历史既使他富于幻想,也在他心灵上积淀了沉忧隐痛。1917年他小学毕业按当地乡俗入伍,曾随所属土著部队辗转于湘、川、黔、鄂四省边境地区,当过预备兵、班长、上士司书等,见识了湘兵的勇武强悍,但也目睹了军队滥杀无辜的暴戾和残忍,过早面对了生活和社会中的血腥、黑暗和愚昧。这一切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呼唤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人生。少时的翘课经历和军旅生活让他对沅水流域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码头极为亲切熟悉,那块土地上悲欢离合的人事和奇特的民俗风情滋养了沈从文的灵魂和心性,并成为他日后笔墨生涯的重要资源。1922年,沈从文接触到《新潮》、《改造》、《新青年》、《创造》、《小说月报》、《向导》、《东方杂志》等刊物,经过抉择奔赴北京,升学未成自学写作,后在北京的酉西会馆与“窄而霉”的沙滩公寓度日。精神的无根与空间的逼仄使他这一期间的生活相当困窘。1924年底,沈从文开始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28年到上海,1929年他与胡也频、丁玲合编文学刊物《红黑》、《人间》等。同年,胡适担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时,请沈从文去教文学课与写作。 1930年起,沈从文先后在青岛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33年返回北平,此后常居北平,同年9月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由于此前的主编吴宓令刊物“老气横秋”,所以杨振声提携了少数民族出身的沈从文,希望其血性与“蛮性”“有助于为北方文坛注入刚健朴质的活力,恢复为人生而文学的新文学传统”
。这时,沈从文的创作也进入成熟期和丰收期,1931年到1937年出版二十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许多代表作就产生在这一时期。1936年他主持《大公报》文艺奖评选,扩大了京派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昆明西南联大担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除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外,还承担《益世报》、《大公报》以及《平明日报》等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陈列展品写标签,后从事文物和古代服饰研究,有《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等专著问世。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数易其稿,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沈从文于1988年逝世。
沈从文是京派创作的大家。他著作等身,出版小说集和散文集八十多部。《龙朱》、《旅店及其他》、《虎雏》、《都市一妇人》、《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都是他颇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重要的中长篇小说有《阿黑小史》、《边城》和《长河》(第一卷)等,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也为人称道。
沈从文用文字构筑了湘西世界。他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歌吟湘西边地的“人生形式”。他数次表白,“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乡下人”这一指称在沈从文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早期的中国人……认为乡下人愚昧,不可教育。沈从文把这种偏见颠倒过来,指出乡下人的社会责任是在道德上的自我作主,保持独立的尊严。”
这一定位既是沈从文对自己文化人格的认知,也标识出他的题材取向、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是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广泛了解和接触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后才逐步确立起自己“乡下人”的文化身份的。“乡下人”既表明了他对湘西的重新发现和情感依恋,又是沈从文自我判断的尺度和标准,而“乡下人”的保守和顽固还使他始终坚持“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的审美理想,不在文学事业上投机取巧,也不把文学当作商品,从而创作出独具异彩的文学世界。
“乡下人”爱土地,湘西边地生活形态和民俗文化是沈从文着力表现的对象,他“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沈从文笔下那些勇猛的水手、吊脚楼上的娼妓、看船的老者、开小客店的老板娘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坚忍乐观地生活。那些普通乡民的日子是这样的:
毛弟的妈就是我们常常夸奖那类可爱的乡下伯妈样子的,会用蕌头作酸菜,会做豆腐乳,会做江米酒,会捏粑——此外还会做许多吃货,做得又干净,又好吃。天生着爱洁净的好习惯,使人见了不讨厌。身子不过高,瘦瘦的。脸是保有为干净空气同不饶人的日光所炙成的健康红色的。年四十五岁,照规矩,头上的发就有一些花的白的了。装束呢,按照湖南西部乡下小地主的主妇章法,头上不拘何时都搭一块花格子布帕。衣裳材料冬天是棉夏天是山葛同苎麻,颜色冬天用蓝青,夏天则白的,——这衣服,又全是家机织成,虽然粗,却结实。袖子是十九卷到肘以上,那一双能推磨的强健的手腕,便因了裸露在外同脸是一个颜色。是的,这老娘子生有一对能作工的手,手以外,还有一双翻山越岭的大脚,也是可贵的!人虽近中年,却无城里人的中年妇人的毛病,不病,不疼,身体纵有小小不适时,吃一点姜汤,内加上点胡椒末,加上点红糖,乘热吃下蒙头睡半天,也就全好了。腰是硬朗的,这从到井坎去担水可以知道的。说话时,声音略急促,但这无妨于一个家长的尊严。脸庞上,就是我说的那红红的瘦瘦的脸庞上,虽不像那类在梨林场上一带开饭店的内掌柜那么永远有笑涡存在,不过不拘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见了这妇人,总都很满意,凡是天上的神给了中国南部接近苗乡一带乡下妇人的美德,毛弟的妈照例也得了全份。譬如像强健,像耐劳,像俭省治家对外复大方,在这个人身上全可以发现,他如说话的天才,也并不缺少。
沈从文强调湘西生命形态的健康、协调和自然存在,表现湘西人原始强劲的生命活力,赞叹他们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展示他们淳朴自尊的民情民性,湘西由此成为自足自在的桃花源。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蕴藏了丰富的民俗文化景观,这些民俗事象积淀着民族集体无意识,是湘西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个“乡下人”的“审美择取与变形”,成为湘西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
沈从文在湘西与都市两重文化体验中看待古老中国的“常”与“变”,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关注现实社会,“乡下人”这时又承担了价值评判者的角色。他意识到“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他没有从政治、阶级层面反映乡村的落后和都市的罪恶,也不取经济角度探讨社会进步与道德颓下的永恒悖论,而是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文化层面上剖析社会和人生的复杂相,以“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他以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和理想化的乡村生命形式比照都市暗淡的现实状况和扭曲矫饰的人生形态,从湘西下层人民的性格和灵魂中发掘情感美和道德美,赞美和眷恋湘西世界,批判和审视都市文明。由之建立了城乡对峙的文学格局,二者互相映衬,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形态,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明“真正呈现出病态”
。
沈从文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哲学思考,追寻“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完善的人性,“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形体虽小而不纤巧……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他通过描写城乡世界各种形态的生命形式来探索人性,人性是他全部创作的核心和中轴,尽管他也意识到表现人性“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
,“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
,“形体”也小,但他坚信“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
。与此相应的是他独特的生命哲学,以及他所区分出的特定审美概念——“生命”和“生活”。在沈从文看来,生命超越于生活,前者是本质、永恒、理想和自由的,后者则是鄙陋、现世、琐碎和沉重的,并由此形成以生命为主要审美取向的文学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发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功能”
。
沈从文对人性的特殊关注与他独特的文学理想有关。动荡的时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现实使他努力寻求“民族品德重造”的途径,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湘西时期传奇的生活经历既让他领会了爱与美,也让他向善向美,“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
。这一切都使他执着于通过文学创造来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他让人们领略湘西世界自然生命的美丽和雄强,认识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伟大和光辉,湘西世界成为他“阐扬个人和民族精神雄强向上的总体象征”
。而他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既是对湘西世界生命形式的衬托,也是焦灼于民族品德消失而发出的严厉警告。
二、散文镜像里的湘西
除成就最高的小说外,散文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曾给予沈从文的散文极高的评价。司马长风曾写道:“一九三五年冬在《论语》杂志举办的‘我最爱读的三本书’征文中,他所举的第一本书即是《从文自传》。”《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都是现代散文中自成一格的精品。陈衡哲对沈从文的创作也有很高的赞誉:“中文写得最好该数他了。”
《从文自传》记录沈从文少年时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既有温馨的回忆又有淡淡的感伤。“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点明了他的创作与湘西难分难解的精神血缘关系。《湘行散记》和《湘西》诗意地描绘湘西的风物人情,是他1934年和1938年两次重回故乡的产物。《湘行散记》共12篇,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记叙沈从文从常德到桃源,再乘小船沿沅水上行直到家乡一路的所见所闻,在回忆和感触中写活了湘西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水手、妓女、纤夫、山民……三教九流的生活和命运在他笔下栩栩如生。《湘西》包括题记共10篇,193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分馆结集出版,侧重描写具有代表性的物产和当地的“地方问题”,夹杂着沈从文对它们的议论,有地方志的特点。这两个散文集组成一幅山水风情画卷,对生活在沅水流域湘西下层人民的人事哀乐作了广阔反映。正如沈从文所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传奇。”
他写多情的年轻水手和沧桑的老水手在“阴雨天气”下严酷而苦难的生活,赞叹他们谋生度日的努力执着;他写杀人后落草为寇的矿工,写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经历和面对死亡时奇特的从容;他也写“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人性的复杂性,认为他才是“活鲜鲜的人”;他借写辰溪的煤反映湘西人在被压榨与掠夺之下孤弱而顽强的生命;又在《凤凰》中介绍地域文化的特异性,讲述蛊婆、行巫、女子落洞这些奇特的故事和风俗,并用现代的观念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这些散文比小说更集中、更逼真地反映出湘西世界特有的人生图景。
《湘行散记》和《湘西》内容各有侧重,但有一共同特征,“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因为主要是叙述又可直接抒情,读者能更直接地触摸、感受到沈从文的灵魂和他对湘西非同寻常的感情:“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
这两个集子是作家两次返乡的观感,心境和观照家乡的立场更为理性,他肯定湘西生命坚忍执着的生活方式,“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的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
然而沈从文也深刻地觉察到,虽然客观历史对于他们看似毫无意义,但历史是无情进行着的,从这一点来看,湘西和湘西的生命是停滞、封闭和浑噩的。他在挖掘湘西生命富有诗意和庄严的一面时,也发现了湘西生命被践踏而不自知的悲惨的一面,对于湘西生命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
。因此,这些“乡土性抒情诗”的底蕴是同情、悲悯和炽热的爱。深切的爱和担忧有时也化成对湘西历史和现实的感慨、议论和批评这样比小说更直接的情绪抒发,他在《苗民问题》中要求平等;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中责问湘西屠户人种退化的责任在谁,处处显示着对民族和人民疾苦的关切。
这两个散文集贯穿了沈从文对历史和生命的审视与反思。这种反思是沈从文着眼未来,通过比照现在和过去得以实现的,邂逅、重逢和追忆带来浓重的历史感兴。重返故乡的他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年前的绒线铺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原来眼前的女孩正是当年绒线铺女孩所生,在感觉中,时间和生命仿佛都停滞了。《辰溪的煤》中的孤女眼看就要重复大女不堪回首的老路;《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老水手每天都以八分钱出卖经验和力气,这种生存方式三十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其他水手的命运也大同小异,不是老死沟壑就是流散四方。这种生命形态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似乎已是湘西历史的常数,也是湘西生命恒定的生存方式,因为“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
。因此湘西的历史是湘西人自己出演的,蕴含在普通人轮回的生活里和时时发生着的哀乐生死中,他们浑然不觉统治阶级书面的历史,并因这种浑然不觉而显出生命的庄严和混沌。湘西的可爱和可悲在这里,沈从文散文内涵的复杂性也在这里。
沈从文对湘西生命所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尊重和肯定的。起于绿林、毁誉参半的牯子大哥,执拗顽强的虎雏,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但在感情上忠诚痴情的妓女……他们的生命虽原始未凿但痛快淋漓;他们有人性的弱点,但淳朴正直、助人为乐、有诺必践等才是主要的性格特征。沈从文留下了湘西人心灵和命运的真诚历史,交织着强悍、美丽、苦难的历史。他在湘西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审视生命,与小说中人性探索、重造人生的主题切合,因而湘西的许多人物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可以得到彼此的印证,或者也可以说,是湘西鲜活的生命激发了他的审美感受和创作冲动,使得沈从文一发而不可收地抒写着对湘西的全部情思: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
沈从文谈及自己作品中深蕴的美感时说道:“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鸭窠围的夜》里的水上人极像“柏子”;河街偶遇几年行踪不明的“虎雏”,因而写了《虎雏再遇记》;《边城》中翠翠的原型原来是《老伴》中的绒线铺女孩;《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夭夭也有颗不受拘束的心等等,都是沈从文心目中“美型”的塑造。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艺术特色独特而鲜明。这些散文语言朴素、生动,善于吸收运用湘西丰富多彩的民间语言,既摇曳多姿又古朴自然,不乏想象的意境。表达人事的哀乐时深沉含蓄,常用平淡无奇的客观叙述让事实说话,沉痛的情感和人世的辛酸隐藏得很深。《辰溪的煤》、《沅水上游几个县分》就是如此。《湘行散记》和《湘西》还将散文、小说、诗歌和游记等多种文学因素熔于一炉,创造了独特的散文形式,表现出对散文体式的大胆实验和革新。
由芷江往晃县,给人的印象是沿公路山头渐低渐小,山上树木转密蒙。一个初到晃县的人,爱热闹必觉得太不热闹,爱孤僻又觉得不够孤僻。就地形看来,小小的红色山头一个接连一个,一条河水弯弯曲曲的流去,山水相互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读过历史的必以为传说中的古夜郎国,一定是在这里。对湘西人民生活状况有兴味的人,必立刻就可发现当地妇女远不如沅陵妇女之勤苦耐劳而富于艺术爱好。妇女比例数目少一点,重视一点,也就懒惰一点。男子呢,与产烟区域的贵州省太接近,并且是贵州烟转口的地方,许多人血里都似乎有了烟毒。一瞥印象是愚,穷,弱。三种气氛表现在一般市民的身上,服饰上,房屋建筑上。
怀化镇过去二十里有小村市,名“石门”,出产好梨,大而酥脆,甜如蜜汁,也和中国别的地方一样,虽有好出产,并不为人注意,专家也从不曾在他著作上提及,县农场和农校更不见栽培过这种果木。再过去二十五里名“榆树湾”,地方出好米、好柿饼。与怀化镇历史相同,小小一片地面几乎用血染赤,然而人性善忘,这些事已成为过去了。民性强直,二十年前乡下人上场决斗时,尚有手携着手,用分量同等的刀相砍的公平习惯,若凑巧碰着,很可以增长旅行者一分见识。一个商人的十八岁闺女死了,入土三天后,居然还有一个卖豆腐的青年男子,把这女子从土中刨出,背到山洞中去睡她三夜的热情,这种生命洋溢的性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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