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寒门多艰亦藏龙

卢作孚，一位在民族危难中涌现出的猛士，一位起自平民阶层的杰出人物，一位最早梳理出中国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思想家，一位致力于变革社会、匡正人心的实践者。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是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亦是最成功的现代集团企业。他在重庆北碚进行的渐进式改革，于混乱之中开辟了一个新型社会的雏形。

卢作孚以五十九年的生命所创造的业绩，其意义和影响远超出了工商界。从一个有限的时段看，他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者；但若将目光放远一些来审视，他又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成功者。作为一位以救世济民为人生目标的实业家，他的思想与成就给今人留下了受用不尽的精神遗产。

卢作孚曾言：“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而是盼望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许多人都把这个意义弄不清楚，往往败坏事业，成功自己；自己虽说是成功，社会却失败了。”

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卢作孚的真知灼见足以穿透历史，直击许多人的“心魔”。不少人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内心深处却长存沉重的挫败感。何以摆脱此种困惑？笔者以为，不妨回首前贤之路，认取正确的路向。

今日学习前贤的必要性，也恰在于此：曾经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当下的道路，更要借鉴昨日跋涉过的征途。

这就是我们重温卢作孚的意义。

卢作孚生于1893年4月14日，出身贫寒，是典型的贫家子弟。

卢氏祖籍在四川省合川县肖家场，一个县城以北38公里处的小乡镇，卢氏祖屋就在镇东北3公里外的新学村。此地今属重庆市合川区，在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分属合川县与岳池县。卢作孚的祖父卢仲义，既无田地，亦无农具，只能给地主当长工。当时卢家的状况以“家徒四壁”来概括，一点也不夸张。笔者曾亲至其地考察，三开间的卢氏祖屋迄今犹在，向来访者昭示着卢家当年的贫穷困窘：门楣狭小，室内昏暗，后面的两间已经倾颓，院中留有旧时的石磨、石臼等，附近还有一方水塘。屋内如今尚住有一农户，因家贫而无力起新屋，卢氏祖屋方得以保留。

卢仲义这位贫苦农民，操劳到死也无力为自己挣下一块安葬之地。他故去之后，家人向雇主求得了一小块“牛滚凼”，勉强将老人安葬。此处卢氏祖墓今已迁至一小丘上，局促于一块菜地之畔，且无墓碑，颇显荒凉。

卢作孚之父名高贤，字茂林，后以字行。卢茂林幼年时曾短暂地读过私塾，到了五六岁便为大户人家放牛，小小年纪，就备尝稼穑之艰辛。及至年龄稍长，经合川县城黎姓舅家的长辈引荐，卢茂林去了县城一家裁缝铺做学徒。

旧时小店铺的学徒，在学艺之余，要包揽师父家所有的杂活儿。卢茂林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所得报酬仅够饭钱。如此下去，何日是尽头？几年以后，卢茂林决意另谋生路。经过深思熟虑，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距合川几百里远的隆昌、荣昌两县盛产一种以苎麻织成的细麻布，因是当时流行的夏季长衫的专用布料，故而又称“夏布”。彼时合川与隆昌、荣昌之间，唯有一条崎岖山路可通，麻布商人从两县进货，要雇挑夫用扁担挑回来。青年卢茂林有的是力气，便离开裁缝店，去做了挑夫。

卢茂林发现商人包装布匹用的粗麻布，在货物运抵合川之后就会被当作废品扔掉。于是，他用做挑夫攒下的钱做起了小本生意：以低价向批发商买下包装布，清洗熨烫之后，卖给买不起细麻布的贫苦人家。卢茂林的粗麻布颇受贫民欢迎，不久，他的手头便宽裕了不少。于是，他开始在给别人挑运麻布时，趁便向批发商购入少量麻布，再以比市面上便宜得多的价格转卖给邻居。薄利多销的策略使卢茂林大获成功，他不再做“棒棒”（挑夫），转而做起了麻布小贩，自己进货，自己挑回来卖。渐渐地，卢茂林在全县都有了名气，乡邻们开始叫他“卢麻布”。

稍有盈余以后，卢茂林在县城北门外杨柳街一带的高石坎租下一座三合院内的厢房，又在舅家的热心作伐下与李氏成了婚，新婚妻子贤惠能干，有眼光，识大体，很受卢家老少与邻里的敬重。凭着聪明和勤奋，卢茂林这个贫农子弟，终于融入了小县城的市民生活。

合川县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汇流处，地势开阔，景色宜人，系川北商客赴重庆必经的水陆码头。县城之东，有一座山丘拔地而起，山顶有城墙环绕，此即闻名天下的宋代抗元遗迹——钓鱼城。当年蒙哥大汗横扫欧洲，得“上帝之鞭”威名，未料率军来攻钓鱼城时，百计用尽而不能下，最终负伤不支，在撤军途中一命归西。钓鱼城遂被史家誉为“上帝折鞭处”。

县城北门外的杨柳街，是一片陋屋麇集的贫民区，这就是卢作孚的诞生地。

当年的杨柳街，系城外嘉陵江边的一条石板路，今已拓展为一条大路，两侧颇见繁华。卢作孚的出生地高石坎，地名尚在，然其故居已无迹可寻。唯邻近有一条朱家巷，仍保留了百余年前的原貌，石板铺路，陋屋夹道。行于此间，大有时光倒流之感，不禁揣想当年。今日杨柳街一带的居民，与其他合川人一样，人人皆知卢作孚大名，却多不知此处即是卢作孚的出生地。

2　城头微光开童蒙

卢茂林有6个子女，前面5个为男丁，最小一个是幺女，卢作孚排行第二。卢氏家传的字辈，清末民初间的顺序是“显达仲高魁，国荣兴士海”，卢作孚属“魁”字辈，最初名为卢魁先。因受新式风气熏染，卢氏兄妹后多改名而不称字辈，依序为：长兄卢志林（魁铨）、卢作孚（魁先）、三弟卢尔勤（魁甲）、四弟卢子英（魁群）、五弟卢魁杰、幺妹卢魁秀。

卢作孚出生之时，卢家的情况比上一辈有了相当的改善，但仍囿于社会底层。从幼年起，卢作孚就很知体贴父母，帮母亲分担家务，砍柴担水，抹桌扫地，照管弟弟，颇具勤劳孝顺的美德。卢家日常饮食极为素淡，唯有卢茂林从隆昌担麻布回家后，饭桌上才会出现稍有油荤的菜。据三弟卢尔勤回忆，每逢此时，卢作孚就躲到一旁去，照旧是咸菜下饭，绝不朝父亲的饭碗望一眼。

卢作孚自小性格和善，遇事宁肯亏自己，也不肯亏别人。由于家境贫寒，他养成了极其节俭的习惯，从不向父母索取。他日后回忆，幼时每见父亲肩上因常年挑重担而磨出的黑中透红的厚茧，他就会躲起来暗自流泪，盼望赶快长大，好早些为父母分担。

几个孩子渐渐长大，卢茂林开始在心里盘算：自己大字不识，也不会算数，在贩运麻布的时候，不知上过多少当，想让孩子们有出息，就一定要送他们去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卢茂林节衣缩食，将长子卢志林送进了附近的李家私塾。3年后，卢作孚年满6岁，也入私塾就读。

旧时私塾教学较为单调刻板，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讲起，继之讲“四书五经”，再讲八股文。卢作孚天资聪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将塾师要教的课程全部学完了。卢茂林感觉这孩子将来会成大器，于是将两个孩子都送进了瑞山书院。

瑞山书院位于合川城内，前身是南宋“养心堂”书馆，至清末已有650余年历史了。卢作孚初入瑞山书院是1901年。此时，清廷正在推行新政，将各地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为取消科举做铺垫。瑞山书院也引入了“新学”，具备了“完全小学”的条件。生活在僻地底层的小布贩卢茂林，对新思潮如此敏感，能想到将两子送入新式学堂，可见当时民心思变。

瑞山书院坐落在城内瑞映山下，卢作孚入读瑞山书院后，每天不等日出便挎起装有笔墨纸砚的书篮，与兄长一道赶往学堂。旧时实行宵禁，天若不亮，城门口的栅子门便不能打开，兄弟俩只好借着煤气路灯的微弱光线，边看书边等候开门。久而久之，守城门的更夫与他们成了好朋友，每天都把城门上挂的灯拧得亮亮的，让他们好好看书，待城门大开，再热情招呼这两个全县最早入城的人。

卢作孚对“新学”很感兴趣，对数学尤为热衷。每天放学回家，总要手不释卷地温习功课、揣摩习题。此外，他与长兄两人还特别喜欢临摹颜、柳书法，在这方面用功甚深。惜乎后因家贫难支，卢志林为减轻家庭负担，只好放弃学业，跟着父亲挑运麻布。

卢作孚自幼聪颖，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入校不久，便引起全校师生的瞩目。他在校期间曾管理学生伙食，采买员买菜回来，向他口报斤数与价格，他就心算金额，待采买员报数完毕，他的账目也同时记完，分毫不差。

1904年新政普及，瑞山书院改为寻常小学堂，旋又改名为兴里高等小学堂。后在民初按照学区划分，改称第一区立瑞山小学校，即瑞山小学。县立中学的国文教员张森楷，偶尔会到瑞山小学来讲课，他发现卢作孚聪颖刻苦，可堪造就，便热心地给卢作孚做起了课外辅导，使卢作孚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底。日后每忆及此，卢作孚都极为感激这位蒙师张先生。

瑞山小学开有一门“新学”——历史课，讲授近代史，彼时国难频仍，教员们谈及时事，都涕泗横流。卢作孚日后对国耻的敏感、对强国的渴望，都是小学时埋下的种子。

卢作孚刚进书院不久，曾遭遇了一场意外磨难。他突患重病，家中却无余钱延医买药，母亲李氏心中焦急，只得自己上山采药回来给他煎汤服用。哪知道药不对症，卢作孚服下之后竟说不出话来，成了“哑巴”。父母见此，十分心疼。父亲不顾路途遥远，背着他徒步到重庆求医，医生说，如能服用天生黄，或许能治得好。可是彼时天生黄贵得出奇，市价超过黄金。父亲没有办法，只得一路流着泪，把他背回家中。

卢作孚此时虽然才八岁出头，但性格刚毅，并不因失声而颓丧，每日照旧勤学不辍。放学归来，便与长兄讨论白日所学，口不能言，就用笔写。温毕功课，一如既往地帮助母亲做家务。就这样在无言中生活了两年，奇迹突然发生。

一次，母亲带卢作孚去一位远房的舅公家。坐在舅公的堂屋里，卢作孚看到一只燕子从外面飞进屋来，在房梁上飞了一圈，又翩然飞出。他大感惊奇，跟着跑了出去，一不小心被绊倒在地。他一急，竟然喊出声来：“啊，燕子！燕子！”

听到他开口说话，母亲和舅公都甚觉惊奇。舅公忙问：“魁先，是你在说话吗？”

卢作孚大声答道：“是我！是我！”

母亲又惊又喜，连忙将卢作孚拉到身边，问了一连串问题，听他流利对答，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1907年，卢作孚自瑞山小学毕业，师长皆望他今后能入中学继续学业。可是，因生意不好，父兄已不再贩运布匹，全家生计仅靠卢志林在福音堂小学教国文维持，实在无力供卢作孚继续读书。校长和教员相约每月赠送120个小钱，资助卢作孚入中学读书，但卢茂林认为无功不应受禄，遂以家中亟需帮手为由，婉言谢绝了老师们的好意。

自此以后，卢作孚再也无缘入读任何正规学校。

离开瑞山之时，卢作孚与众恩师挥手告别，依依不舍。校长慨然挥毫，为他题写了八个字——“好而不恃，为而不有”。卢作孚将此条幅珍藏起来，后又精心装裱，挂于床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瑞山六年的学习生涯，对卢作孚一生影响甚大。他在学校里不仅获得了新知，还获得了良好的学习方法，在同辈中亦颇有威望。日后他投身实业，筹办民生公司初期即获得瑞山校友们的鼎力相助。1925年，卢作孚在合川召开民生公司发起人会议，与会者多为瑞山校友。

卢作孚本人的学历，仅止于小学。数十年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邀卢作孚到校讲演。卢作孚幽默地答道：“我怎么能在大学讲演？我仅仅是个被人称为‘小学博士’的人！”

卢作孚的“自学—求知—报国”之路，就从这个并不高的起点上开始了。

3　霾里忽闻警世钟

卢作孚辍学之后，并不怨天尤人。师长们早已为他打开了眼界，他怀着既定的志向，走上了一条极其艰辛的自学之路。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犹如烂空了内里的朽木，勉强支撑着最后的光景。朝中掌权者欲加快推动新政以挽救颓局，而民间的知识阶层则对朝廷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士绅们热衷于维新变法，有大批人已暗中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

卢作孚闲居家中，苦读不止。现实与未来都显得很混沌，他只能试图在书籍中找到一条突围之路。积郁既久，其发必速。一年之后，少年卢作孚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走出合川，到成都去求学。可是，家计艰难，盘缠又成了问题。为节省路费，卢作孚一路跟随从合川赴成都的商人徒步到了成都，而路上的食宿用度，则由亲友资助。

1908年，这位15岁的少年满怀求知热望，离开故土，经铜梁、大足、安岳，走上了成渝间的一条驿道——东大路。他跟在商队后面走了十多天方抵达成都，栖身于西御河沿合川会馆。

明清时的通都大邑，都有各地士绅出资设的会馆，供旅居异地的同乡聚会及免费住宿，具有较强的地域、宗亲色彩。会馆最初是为保护本乡工商业者与移民的利益，后逐渐演变成为能量颇大的联络、维权及商会组织。少年卢作孚的求学之路，就在这样纷扰嘈杂的氛围中开始了。

几天后，卢作孚在红照壁街找到一家收费低廉的补习学校，报名读初中程度班。在补习中，他总结的两条经验——“数学要多做题，语文要多背诵”——多年以后成为他的“教子妙法”。但该校授课内容浅显，令卢作孚渐感失望。两个月后，他明白了在此类学校学习意义不大，学知识并非唯赖入校一途。于是他果断退学，在会馆里自学。

自学的日子不仅寂寞，而且清苦，卢作孚将生活费用压至最低，省出钱购买书籍与学习用品。往昔的失学之痛，创痕犹在，成了他奋起求知的极大动力。他知道，设若因辍学而颓丧，就等于自我毁灭。自己不过是小学学历，若不下决心冲荡开去，日后怎能找到一条生路？

卢作孚的自学能力实属惊人。在会馆闭门苦读几个月，他就把当时在公共图书馆内能看到的中文版数学书籍全部通读一遍。然后，他又发奋自学英文，阅读馆藏的英文数学教材。前后费时仅半年，便读完了一批中英文数学书籍，还解了大量的数学题。这样的学习充满了挑战的乐趣，失学于他来说，不再是人生的绝境，而成了重开天地的新起点。

其间，卢作孚想为家中分担一些负担，同时也很挂念三弟卢尔勤的学业，于是便托人将三弟带至成都，也将他安排在合川会馆，并亲自辅导他自学。

父母惦念在蓉城的游子，偶或托人给卢作孚捎一点钱来，卢作孚为此常感到不安。于是，他开始勤工俭学，以住处为授课场所，招收一批初中程度的补习生，收些授课费以解决生计。年仅16岁的卢作孚小学毕业仅一年，便为中学生授业，实为不可思议。这段奇特的经历，可看作是卢作孚后来几度执教的发端。

私人授课的成功，使卢作孚对自己有了充足的信心。他将自学与授课的心得详加梳理，编写了一套专供中学生使用的教材，有《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等数种，均以“卢思”的新名字向四川省提学使司备案。惜乎这批书稿迟至1914年夏秋才交由重庆中西书局筹划出版。，并因为经费缺乏之故，仅出版了《应用数题新解（整数部）》一部。

该书为卢作孚出版的首部著作，署名为“合川卢思”。内容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四法揭要”，即四则运算规则及方法，其二为“习题解法”，共收入118道数学题及解答方法。迄今在川省各大型图书馆内，仍可找到这个版本。从该书所附“卢思现将出版之著述”预告上可窥知，其时卢作孚拟出版的还有《最新中等几何学讲义》（上、中、下三卷），以及《最新中等平三角讲义》和《最新中等代数教科书》各一册。

数学的堡垒既克，卢作孚信心大增，又开始自学古文、历史、地理、物理与化学。常读古典诗词、古文章句，尤喜韩愈文章，曾费时三年通读《昌黎先生集》，每有感悟，便做批注，每一页上都画满了圈点。

如此基本功训练，有助于形成健全的知识结构，卢作孚日后的讲话与文章皆清晰简洁，即得益于早年的苦读。

卢作孚的自学，一方面是为了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亦有志存高远的鹄的。彼时各省每年都有官费留学名额，可留学欧美、日本，唐绍仪、詹天佑、邹容、吴稚晖、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翁文灏、李石曾、张静江等，皆系清末的官费留学生。卢作孚心有所慕，希望先考入国内的一所官费学堂，再择机寻找留学的机会。他先后考取了四川优级师范学堂、陆军测绘学堂、军医学校、藏文学校四所学校。然在陆续发榜之后，卢作孚却踌躇起来，思之再三，总觉得这类学校所授有较大局限，最后都放弃了。

1912年，受几位归国留学生朋友的鼓励，卢作孚报考了北京新建的清华学堂。不巧该年清华学堂在成都不设考棚，川籍考生须赴京投考。他急忙徒步赶回合川筹措路费与学费，又兴冲冲地赶到重庆，拟搭船前往武汉，再从武汉转乘火车，由京汉铁路北上赴京。

未料，甫抵重庆朝天门码头便被告知：去汉口的客船“蜀通”轮，已于当日一早拔锚开走了。彼时水运不发达，重庆至汉口的客轮班次一月之内仅有几班，误了这班船，就无法如期赶到北京了。卢作孚非常懊丧，后来曾对晚辈提及，这次误期有三点教训：一是凡事要“决而即行”；二是“求学不能邋等（四川方言，越级之意）”，头一年报考清华甲等，就是冒进；三是他对川中水运不畅耿耿于怀。这件事，可以说是他后来从事航运业“动机的萌芽”。

自此，他彻底放弃了越洋留学之念。

留学愿望未成，卢作孚并未灰心，就知识积累来说，他具有了相当的自信。自学使他具备了认识世界的基础条件。从1910年起，卢作孚的求知范围渐又扩展至更广的领域，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科学等现状，都做了一番了解。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演变，也有所涉猎。他还大量阅读了彼时在士绅中很流行的启蒙译著，对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尤感兴趣。

在他读过的书籍里，对其影响最大的，当属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天津《国闻报》上首次公开发表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译者严复的用心，就是要借此启迪民智，图强雪耻。卢作孚对于国家如何能在“物竞”中不败、个人如何做一个“适者”的问题，大概都做过思考。他还读了同盟会会刊《民报》，初次接触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从卢作孚日后的言论与行动看，他极为赞同“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山先生的主张，是推翻专制皇权的唯一路径。

卢作孚在这一阶段进行的思想探索，意味着他已结束了单纯的自学求知，迈入了改造社会的思想准备阶段。

另一方面，卢作孚也开始了他最初的商业尝试。卢作孚初到成都时，为补贴日常生活费用，携带了不少合川特产小食品——桃片出售。此物为长条片状，由糯米粉、核桃仁、蔗糖等原料制成，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祥云斋”糖果铺在合川首创，后经不断改进，声名远扬。卢作孚出售的合川桃片，极受成都人欢迎，销路大好。一年后，手头略有盈余，他便从合川请来一名手艺高超的师傅，在成都西御街合开了一家“竹西社”，专门出售桃片，以补足家用。闲暇时候，卢作孚常给师傅打下手，后来自己也成了做桃片的能手。

卢作孚的追随者罗中典曾说：“这个小小的尝试，对他的生活是一个启迪。”冉华德先生曾对卢氏最早从事实业的时间进行考证，认为他从商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更不只是借鉴他人经验，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观察、比较与学习。

17岁的卢作孚在与命运的较量中，就已显出了他日后所取路径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