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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黄宗江、黄宗淮、黄宗英、黄宗洛、黄宗汉，黄家兄妹联袂亮相，亲自讲述从家族、双亲到各自的故事；百余幅珍贵照片，全方位呈现黄家兄妹戏里戏外的人生。

作者：黄宗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07-01

书籍编号：30422007

ISBN：978710805807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1249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艺术家

版权信息

书名：卖艺黄家

作者：黄宗江 等

ISBN：978710805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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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黄家兄妹

天教畸人聚一家，
五十六斗论才华。
艺坛辉映照寰宇，
大千世界七朵花。

谢灵运曰：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

季羡林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

赠黄家兄妹

一家卖艺，
黄天当立。
岁在戊寅，
天下大吉。

杨宪益

赠黄家兄妹

黄家拳脚竞高低，
又是书迷又戏迷。
才学三一律今古，
艺能十五贯中西。
杂文推许别人好，
老伴夸称举世稀。
声口如斯应保护，
不须编号已珍奇。

长我一轮报晓鸡，
生时风雨正凄其。
艳阳柳堡情成曲，
烈雪高原义举旗。
怒斥江青存档案，
友于唐纳会巴黎。
劫余世纪欣头白，
笑看长安似弈棋。

宗江兄性情中人，雅俗皆通，《卖艺黄家》编成索句，打油二首凑趣奉正

邵燕祥　戊寅清明

代序　老黄家之光

黄苗子

虽然大家都姓黄，用句江湖套话：“一笔写不出两个‘黄’字。”但他们是浙江望族，又归幽燕，而我老汉则原籍南蛮广东，是五祖弘忍禅师指着慧能（后来的六祖）说的“葛獠”一类，是开化较迟的。相形之下，以大哥宗江为首的黄家，自然比蛮陌之邦的寒族黄家，显赫得多。不信，在当代艺坛文海上，齐齐整整地亮出四员虎将：江、英、洛、汉，一字排开地冠以“黄宗……”这个名牌，这岂止是我们老黄家，你推而广之，求之其他族姓，有谁家能达到这个份上？

不知道宗江的祖宗是否也有巡抚、相国，或总兵、督军来天津做寓公的。至于我，虽则出生广东，却还找不出一个相当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类人物，可以大书特书“先祖某，清封异见分子，保皇变法大夫，二品顶戴花翎……”的祖宗先代好夸耀。晋朝人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我们不敢公然把华夏始祖这一位特级大人物——黄帝，当我们黄家一姓一族的专属祖宗，那么遍翻二十四史，除了三国时代老将黄忠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刺激世人的黄姓人物。江夏黄氏，只能属于“下品”，没有什么超凡出众的势族名公，足以荣耀门户的。

我们老黄家，既没有什么门荫可凭，吃他十代八代的（像老孔家，你瞧，八十多代咧）。宗江和我，也都各向先母禀问过，我们在娘胎中没有白白多住三五个月的奇迹，更没有出世时异香满室、一道金光出现的佳话，而最为失望的是，在呱呱坠地之际，手上没有拿着一本美金支票出生！我们这些平凡之辈，活该一出来就得首先要求自己喂饱自己。

俗话说：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如今民主时代，学成的文武艺，自然受广大群众欢迎，何况经济起飞，不怕老百姓买不起。为了吃饭嘛，于是“艺”是卖定了。以老大宗江为首的黄氏一门，便堂而皇之地挂起金字招牌：“卖艺黄家”！

宗江这一门四杰，总算给我们姓黄的，添上了光彩。自然，我老汉忝为黄姓宗族子孙，也沾光不少咧！

“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位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明代名士唐伯虎，曾经昂然地写出这句诗句。清人笔记上说：“唐寅卖文鬻画，每岁以册记之，大书‘利市’于端。”唐伯虎每年卖艺的账本，封面上还一本正经地写上“利市”（即“恭喜发财”），这是何等合法的正当行为啊！它比后出百多年的郑板桥“润格”（“凡送礼物食物，不如以白银为妙……”）光明磊落得多。如有人要作《中国艺术商品化考》，不必上溯到唐代韩愈、白居易给人写墓志铭拿多少报酬之类，唐伯虎的诗句和账本，就已经是够典型的了。

“艺”是可以“卖”的：但有些人家“艺门”较窄，或仅能书法，或仅能唱流行歌曲。但这黄门四将则不同，上台演戏，下笔作文章，大哥则兼长“各国英语”，二妹则善断“疑难杂症”（宗江近年多出国讲学，宗英近潜力研究中药学）。兄弟姐妹中，诗词歌赋，唱念做打，七行七科，样样精到。一家四口上一台戏，从编剧、舞美到生旦净丑，一应俱全：你说这卖艺黄家，可不是热闹得独一无二吗？

老汉早于抗日时代的陪都重庆，与宗江相识于银社剧场后台，那是他老兄主演的《戏剧春秋》被歹徒捣乱前夕，其后又为援救《戏剧春秋》，再见尊俎周旋间；几年后，在南京的寒舍，正为周扬出洋事邀约了魏尔玛（费正清夫人）便饭，忽然，一位身穿洁白水兵服、十分英俊潇洒的“无星上士”破门而入，惊悸之余，定睛一看，原来乃是重庆分手后久别的黄宗江也。这一阵喧笑声，虽然对洋贵宾略欠礼节，却也大大增加了宾主之间的欢乐。这一些子往事，屈指已经半个世纪，这一段交情，宁不为我黄门的佳话乎！

这“卖艺黄家”，宗江、宗英算是不浅的交谊，但见过与未见过，总算都是熟悉的。当然，下次回京，宗江能小破悭吝，约同老弟洛、汉二公当面一叙，自然更能增加黄门之间的感情了，切记切记。

在传统文字中，“黄”本来是十分高贵的色彩，我们开口闭口，都以炎“黄”子孙自豪。不料近者洋风刮来，此字忽然变质，“黄”字变为公安部门“严打”目标时，为此本人被人问及“贵姓”而答以“免贵，姓黄”时，总觉得不像从前光彩。为此，谨代表全世界姓黄人士严重声明：“姓黄”的“黄”与“扫黄”的“黄”，完全是两码子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河水不犯井水的！

江湖的小行脚

黄宗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上“江湖”这两个字了。

这两个字颇有几种含混不清的讲法。

《庄子》：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广阔世界也。

《史记》：范蠡乘舟浮于江湖。《唐书》：陆龟蒙自称江湖散人。隐者所称，在野所称也。

俗云：“这小子好不江湖。”骗人方士，卖狗皮膏药的郎中，俗骨头的王半仙，王八戏子，或甚至“唱话剧的”……混蛋流氓也。

先从这不得劲处说起：办剧团，文化事业，好不清高。办事可少不得钱，掺上钱难免有点“商业化”，于是难免有点“戏班子”味；“戏班子”就难免“江湖”，“江湖”就难免有点腥腻，就加个“义气”来镇镇；“义”大发了，就不免“处世奇术”，“轧朋友”成了行帮；既有狼虎之群，必有君子之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伤了多少人的脑筋。人说戏剧是“综合艺术”，可做诽解，这“综合”包括有商人、雅士、斗鸡走狗之徒、大家闺秀、江湖女光棍、腐儒、流氓、荡妇、贞女、革命者、无聊分子、三教九流……真是杂拌儿，万花筒。多见则少怪，这世界原本如此。光怪陆离，你就却步了吗？我想起一句知友畏言：

“闯江湖要闯成个大花脸，千万别闯成小花脸！”

这也是“义气为重”的一解。也许有人连大花脸都不屑做，来个正派老生吧——“江湖满地一渔翁”。然而踏破铁鞋，何处去觅姜子牙？试抬头观看——飞机炸弹！

话说得走了，我最喜欢的仍是庄子的话，他叫我们别那么小里小气的，到广阔的世界里去求“生”。

当情绪低落的时候，望着低矮的剧场，脏旧的天幕布，抚着生了锈的情感，真想大号一声：“我闯的是哪门子江湖呀？”哪里有江？哪里有湖？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黄宗江演戏热情高涨，发起组织了燕京剧社，排演了曹禺的名作《雷雨》，在剧中饰演周冲（1940年，北京）

《晚宴》剧照（1942年冬，上海）

低潮过去，但见天幕上映着云霞，剧场里黑鸦鸦的坐满了静听的观众，台上是伙伴们的躯体灵魂。灯光台上的朋友掌握着spot light，像有一道道白光射中我，隐约约真像看见了一片水，与天相连。默念杜甫赠李白：“鸿雁几时过，江湖秋水多。”江湖秋水多！

抄寄一段叶芝的野雁诗吧——

奔波没有给他们倦容，
相好伴着相好，
飘逐寒流，或是飞腾天空，
心情从不变老，
他们仍然争胜，依然钟情，
尽管飘流西东。

真像是一群老不了的人。

然而，会老的呀！

“江湖”是伤感的字眼。

老舍先生诗云：“中年无望返青春，且做江湖流浪人。”江湖与青春像是两当子事，最多抹了个青春的尾巴。

曾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歪戏词，送给《戏剧春秋》里的老茶房，词是：“少年子弟江湖老……”这“江湖”与“老”显着无比的协调。商隐有句：“永忆江湖归白发”，好不潇洒。

朋友黄裳文章写的“老”，曾用过一句：“我已是江湖的老行脚。”看官们不知道，我却知道他年纪尚小，好不酸也，我笑说：

“算是个江湖的小行脚吧。”

原载1944年《卖艺人家》

与弟弟妹妹同演戏

黄宗江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两位姐姐比我大得多，我是男老大，下头还有老二、老三、老四，名叫宗淮、宗洛、宗汉，还有个小妹宗英。我们家住北京，我爸爸是电话局工程师，就爱带着我们看戏。京剧的名角、老角看得可多了，后来又看上了话剧。我在青岛上初中时就尽在同乐会上演戏，一台能演好几个角色：京剧里的丑老头、丑婆子，话剧里演个还让妈妈抱的小孩子，还在歌剧里演了个举火把的和平女神。我回家就给弟弟妹妹们演我自制的木偶戏，还给他们排演我编的戏。黄宗英就成了唯一的女主角兼配角。黄宗洛小时候最笨嘴笨舌，也跟在里头瞎搅和。我和宗英后来都当过职业演员，又都改行以写作为主了。可小时候话都说不清楚的黄宗洛，现在倒成了我们家剩下的唯一的演员，七十岁了，还越演越欢。黄宗汉那时还抱在怀里，派不上戏，长大了，十几岁就参加了地下党，忙于政治活动，也没机会演戏；现在离休了，成天忙活着策划修建古文化场地，如大观园、天桥乐、湖广会馆，都有他的事儿，还常策划个电视剧。这大概是小时候没过足戏瘾，在这里补课呢。

黄家兄妹在青岛。左起：黄宗淮、黄宗洛、黄宗英、黄宗江（1932年）

宗淮、宗洛、宗江、宗英戴着面具的“儿戏”合影（1931年，北京）

刚才说了，我们的爸爸是电气工程师，清末留学日本，回来赶上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往上数，我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那就叫书香世家吧，打我这儿才成了戏子，还带上了一串。我总觉得演戏这行当不错，虽不比别的行当好，也不赖，因为它最接近人生百态，你说是不是？

原载1997年3月27日《文汇报》“星星岛”

今之优

黄宗江

和妹妹同在上海演剧，妹妹出去看房子，回来向我说：

“有一间还不坏，女主人瞧样子也挺好的。我告诉她我的职业在金星电影公司，她说：‘我很了解，你们这是一种文化工作……’”

我说：“既然很了解，又何必说呢？还是有毛病。”

妹妹笑我多心。第二天两人同去看房子，那女主人向我说：

“老实和你说，昨天我也不放心，你妹妹年纪轻……老实说，她又是吃开口饭的……老实说……”

我说：“老实说，我也是吃开口饭的。”

……

倡、优、俳笑、开口饭、梨园行等等，早有训诂。最刺目的且有“犬”旁的“犹”字，几近人兽之间。“戏子”“剧人”是较后出现的名词，我从前常想“戏”字，并不比“剧”字坏，“子”字也不比“人”字坏，何以“戏子”就比“剧人”要不得。其实这想法很蠢，一个“名词”之好坏，当不在于字眼本身。

“剧人”之称乃自有“话剧”始。说实话对这两个名词我都不顶喜欢，可是也想不出更好的可以代替。“话剧”的“话”字我总嫌它小家子气，常因此就会被莫名其妙之士藐视为“说话之剧”而已。“剧人”两字我嫌它酸，大家除了写文章讲演时，日常也很少用到“我是剧人”“他是剧人”这类的话。

黄宗江与黄宗英在上海兰心剧院后台（1942年）

我们这种人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时常有难以置辞之窘。

“×先生是话剧演员。”听起来不大顺。

“剧人。”酸气颇浓。

急了就说：“我是戏子。”太显着玩世不恭。

只好用较啰嗦的话，如：“你看过×先生的戏吗？×先生……”

我心中常暗自佩服母亲，自我演剧以来遭过多少亲友的冷嘲热讽，母亲却从未说过我一句。父亲死后，诸弟妹年幼，我是长子，家里没钱……以她的年纪和处境，不应该给我这么多谅解，我忍不住问她：

“你以为演戏怎么样？”

她回答说：“不也很好吗？”

她要回家乡了，回到一群腐旧、势利的人中去。她说：“人家问起你，我就说老大在上海写剧本，写文章，间或演演戏……”

“写文章”“写剧本”高于“演戏”，很多人都这样看，甚或许多内行仍存留这种偏见，是我最讨厌的不公平事之一。虽然我个人的志向与自信还是首在“写”，“演”在其次。

演剧有时也极其光荣，他们称你为“艺术家”之类。可是一旦他们对你不满的时候，就降称为“这种演戏的”，甚或“王八戏子”。我遇到过这种事。还有“中庸”一点的说法，就是“总不大好”。

这“总不大好”是今日之标准看法，所以剧人之社会地位，殊不稳定。

或说时间太短，日子久了地位就稳定了。也难说得很。譬如文明戏子，就是由文化先锋没落为腐败分子的前车之鉴。

一般人以为这是容易堕落的圈子，的确，“见得多”，要求你“见得多”，把握不定自己就混进去了。有的以“任性”自居，以为是艺术家的性格，纵是性格，也真是性格的悲剧。以苦闷作饰词，凡事不好生去做，落为戏油子，戏混子，甚或戏氓子。

常听旧剧伶人说：“绝不让儿子再吃这碗戏饭！”《清稗类钞》云：京师伶人，辄购七八龄幼童，纳为弟子，教以歌舞，身价之巨者，仅钱十缗。契成，以墨笔划一黑线于上，谓之一道河，十年以内，生死存亡，不许父母过问。就这“一道河”的隐痛，也足令人发誓绝不让子孙唱戏了。

现在话剧后台也偶或听到一些戏语：“我的儿子，绝不让他干戏。”也有什么“隐痛”吗？还是“干一行，怨一行”的通病？

近日常听见失望的朋友们说：“干戏还是不宜‘职业’，只可‘业余’，只可‘爱美’，只可‘票友’。”我不反对“票友”，不反对改行，然只限于只宜于做“票友”的人。若大家都怕吃苦，都怕沾一身泥，都“票友”起来，成何大事？

昔日译amateurish为“爱美”，译得很漂亮，然要知道amateurish还有较坏的意义，如“外行”“幼稚”等。爱美者固然爱“美”，职业剧人爱的也绝不是“丑”。

“清客串”以“我不靠这个吃”为荣，“我就是不干这行也不在乎”。对不起，我们靠的就是这点“吃不饱，饿不死”的“戏份”。

票友“娱己性”甚重，俗谓“过戏瘾”；戏子则“娱人”。敏自远方来，看见我在台上做歌舞滑稽状，她笑了。笑完之后和我说：

“总之——我不喜欢——假使活着就是——amuse（娱）别人……”为什么不呢？假使我能使旁人高兴，人人高兴，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事呢？戏剧之源或说娱“神”，今之“神”，“人”也。何况戏剧不仅是娱乐（倒不能说它不是娱乐），然而仅一“娱”字，也足够光彩了。

听见过唱旧戏的说：“上台戏子，下台人。”好像“戏子”与“人”是两种东西，殊可悲哀。莎士比亚为君辩：

全世界是一座舞台，
所有的男人女人戏子耳。

一日伴苏联友人某君观话剧，他说：“你们的戏子很进步……”我告诉他弄错了，我们不称“戏子”，称“剧人”。他说对不起，不过在苏联，革命前称为“阿克邱拉”，革命后仍称“阿克邱拉”，其受侮辱与被尊视则不同。是的，可以同一“阿克邱拉”，灿烂若天虹，抑或污浊若死水，都看我们自己了。

我前面说过，我本不大喜欢“剧人”这个名词，不过最近我渐渐习惯，并且喜欢它了，甚至顶顶喜欢。我爱“剧人江村之墓”。他是第一个人在墓碑上这样写着，很光荣地写着。

原载1944年《卖艺人家》

我“难得糊涂”的老伴

黄宗江

古云：“难得糊涂”，又云：“大事不糊涂”，均美德也。我妻阮若珊兼而得之，敝人三生有幸。何谓大事？天下大事也，如天安门前发生事。老妻在少女时代，在“一二·九”便走在天安门前的队列了；何谓小事？日常生活小事、细事。若珊之不细，今略书一二。

把女儿忘在茅房里了

我年正半百的二女儿，时方七岁。我们住在北京一个小杂院，上的还是公用茅房。一日正将有人来接姑娘同回南京上小学，她是那天的当然主角。她妈妈进门问我：“贝贝呢？”我说：“在外头玩吧，上火车站还早呢。”我未在意，耽了半晌，只见贝贝提着裤子进来，泪流满面，抽泣道：“妈妈，草纸！”原来是娘儿俩一块上茅房，她要妈妈回来给她拿草纸，她妈妈回屋后不但忘了草纸，把女儿也忘在茅房了。

黄宗江夫妇（方成绘，1999年）

把丈夫忘在车上了

已是“文革”后，我开了一夜夜车写作。次晨，反正不想睡了，邀老伴一块儿出门访友。上了13路公共汽车，车甚空，我们坐在靠中门的双人座上。我坐到里首，对她说，我闭会儿眼，有抱孩子的上来，你给她让座，她答应着。我们是去白塔寺一胡同，准确地址我知道，她不知道。车行，我还真的眯瞪着了，还能感到她给什么人让了座。车行到白塔寺前一站西四，我蒙眬中猛感到什么，一睁眼，她已径自下车，也没喊我，我猛想起她还真不知道要去哪儿，顿时猛喊了一声：“回来！”震惊了全车，她还毫无感觉，也没回头，我只得一下子蹿下车来。

把自己忘在车下了

某日上公共汽车。她习惯于排队，无队可排时，她也总是排在人后。这次我已挤上车，只见她仍低着头慢悠悠地跟在人后。我想下车，被人挤得也下不来了。我想起她出门常不带零钱，赶紧掏出两毛钱扔给她，喊她下趟车赶到下站会合。她仍低着头排那无队之队。我只有高喊，挤在我身旁的好心人也帮着喊。售票员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打信号停车。此时我才好歹挤下车来，她还没事人似的。周围人都忘了挤不上车的苦恼，为眼见这一场有惊无险而开颜。

她的乘车轶事还多。如忘带钱上车之类，进退两难。那时尚无出租车，只有坐三轮车回家再付钱。这类事，触类却不旁通。身上该带的不带，不该带的却带着。如把全家全年布票一沓子全丢了。不一一。

天安门广场前

家中。黄宗江七十七岁生日（1998年，北京）

忘不了自己老红军的身份

她离休前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大小是个老首长了。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革命，在部队里属老红军序列了，她是很少能想起自己这个身份的。一日她接电话。我在一旁听出是现院长徐晓钟来的，请她去学院研究个事。我只听到她冲电话说：“还派车来接我啊？那么远，多浪费汽油啊！”我在一旁不禁插嘴：“老红军，跑步去！”

忘不了怎么骂那“老娘”

“文革”中，我们当然遭罪，对那自称“老娘”的自是充满了“阶级仇恨”。（语出张志新，对林、江一伙指出，现在才真是阶级斗争了。）一日，我夫妇关了门又一起开骂。我老伴一生，在闺中、学中、军中，从来是位有修养的女性，没有骂过人，更没骂过街！此时来了狠劲，想用最最最脏的字眼骂那最最最最脏的妇人，可是她说不上来，那个×字怎么也说不好，我现在也写不下来，反正是那个臭什么，骚什么的××××！

不写了，写不完。我得此“难得糊涂”又“大事不糊涂”的老伴，土一点儿说，可真是福气！洋一点儿说：可真是幸福！你说是不是？

99小满

我的好人

阮若珊

初识

1956年春，我随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之后由于我强烈要求学习的愿望，得到团领导及军区领导的同意，当即留在北京参加中央戏剧学院聘请的苏联戏剧专家古里也夫主持的表演、导演师资进修班旁听学习，非常高兴地实现了我在全国最高戏剧学府深造的宿愿。

暑假，我带着两个女儿回团休假，住在南京鼓楼四条巷一所别致的、带小花园的小洋房的楼下，据说这里过去是西班牙（或葡萄牙）使馆的房子。正是7月炽热的夏天，忽然有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其实我们这时都已三十五六岁了）推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他说：“请你看看。”我还没看清他是什么样子，他就关上门走了。我不知是稿件还是什么，放在书桌上就忙团里的事了。

午后，孩子们和阿姨都午睡了，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封写给我的信！但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最后署名是“您的，陌生的黄宗江”。黄宗江？好像听团里人提到过此人，也许在团部办公室匆匆见过一面，不太记得，反正从来没有和这个名字有过任何联系。我把信看下去，他谈到对我的印象，1953年就从丁洪同志口中知道我的名字、我的身世和不幸的婚姻；1955年吴白桦（阮的恋人；编者注）在越南牺牲，他又联想到我；1956年话剧会演，他说他远远地，也是近近地看到我，信中对我只获三等奖有所不平。这一切他都有意，我却完全不知。后来我们相识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正在太湖畔创作《海魂》和《柳堡的故事》两部电影，思想很活跃，他给我送信那天饭都没吃，只吃了两块冰砖。他充满了年轻人一样的激情给我送来这封信，一封热情、真挚、坦荡的情书，有他的自我介绍，也有苛刻的自我批判，有对不幸婚姻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他竟“蓦然回首”寻到了我，这是一种缘分吧！他离婚后，不少人为他提过年轻、漂亮的才女，但宗江不为所动，他告诉他妹妹宗英，他要找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离过婚的女人。他怎么会找到我呢？而且是那么坚定。

当时，感情的闸门关闭了的我，经过青年时代不幸的婚姻，又经过一段痛苦的、经常自责而又不能摆脱的无望的爱情。最后，吴白桦牺牲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决心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再也不愿在感情的围困中折磨自己了。我毕竟三十五岁都过了，并且我对戏剧事业执著追求，总向往着参加建设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创作实体，这些就包容了我全部的情感。我热爱我的工作，但宗江的信激起我内心的波澜，打破了我的平静，对这样一位真诚的、坦荡的、谨慎严肃而又热情的人，我不可随意对待。从他的信中我感到他很有才气，品格不俗，很有些相见恨晚之感，但我又很顾虑，毕竟我们很陌生，距离较远，而我才貌平平，不像他幻想得那么好。这时，宗江的好友王啸平、胡石言也常来看我，并向我介绍宗江是个好人。宗江急于得到我的答复，在南京的一个暑假，他几乎每个清晨都来看我，彼此的感情逐渐升温。他很喜欢我的两个女儿，这也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很快地互相了解，感情迅速增长。我们像两个大孩子一般去玄武湖，乘着木船，船娘摇着橹，在暮色苍茫中度过美好的夜晚。两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过了一段谈情说爱的日子，在美丽的玄武湖定了终身。

好事还须多磨

宗江说我们都老大不小的了，用不着花前月下培养感情，也不需长期考验，我们彼此已经很了解，很相投，而且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相聚时间难得，何必拖呢？巧的是天赐良机，暑假后我又带着孩子去北京上学，宗江在总政创作室，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于是我们在1957年元旦，就在我家故居隔壁“三道栅栏四十号”一间小平房举行了简单的婚仪，买了些水果、糖、茶之类的。来的客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来自祖国各地，都是新朋友，而我的老战友、老同事，有些却没有来。我知道，在我的老战友中对我和宗江的结合有异议，他们不能认同宗江。当时我的家庭虽说没有杀出个老夫人，但老爷子来信说：“我家无白丁。”我们全家，父母、兄弟姐妹无一不是共产党员，怎能接收一个“白丁”呢？老父母觉得遗憾，但他们并未阻止我。我的弟弟妹妹们给予了我同情、理解和支持，特别是我的四妹若瑛，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帮我张罗婚事。就这样，宗江这位前半生有家无实的流浪公子，带着仅有的半条军毯，半柳条包揉成一团一团的旧衣服，和我一起建立了一个清贫但温馨的家。

情定梅花山（1958年，南京）

开始大女儿想不通，不能接受这个“黄叔叔”，她心里只存在一个“白叔叔”（吴白桦），二女儿却很开心，管宗江叫“黄叔爸”。我们带着两个女儿出去玩，宗江肩上扛着贝贝（丹娣），宝宝（丹妮）噘着嘴生着气跟在后面，她比贝贝大两岁，情绪有些混乱……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两个女儿都很自然地改叫爸爸了。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表妹婿，是某省一首长，见面时对我家大官热络，对宗江冷淡，宗江很生气，还是四妹劝慰了他。总之，我们家不是党员就是官员，宗江承受着压力，但他毫不自卑。按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我们是不般配的，一个老党员，准师级干部，一个非党员，排连级干部，一个来自红区，一个来自白区，好像很难协调。但我们俩却从未想过这些，也毫不在乎这些。当时也有不少人是赞成我们的结合的，如我们的老首长陈沂部长、江岚部长、陈亚丁部长等等。

婚后我们到呼和浩特省亲，两位老人家见了宗江很满意，妈妈说他斯斯文文，很有礼貌，是有学问的人，对这位自找上门来的大女婿也认可了。1958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在南京，这时我已怀孕，我们游了梅花山，宗江肩上扛着丹娣，手里牵着丹妮，连同我肚子里的丹青，照了全家福。5月3日，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在布谷鸟声声催唱中，我无痛分娩生下了小女儿丹青，宗江无比高兴地第一次做了父亲。1958年夏天，我调到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从此我们全家定居北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宗江的爱与痴

我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宗江由于他父亲早逝，很小即走上社会，以后婚姻生活不顺利，几乎长年没有个真正的家，有一些单身汉的生活习惯。他没有积蓄，有钱就请朋友吃饭。其实他是很爱“家”的，我们成家后，他努力想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很顾家，不乱花钱，尊重妻子，疼爱女儿，包括她们长大成婚后的夫婿、孙儿。他很笨，家务活儿一窍不通。“文革”中劳动改造，朋友们笑谈他的“手笨得和脚一样”，实在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干家务活儿总出反效果，还得别人收拾残局。但他心是好的，抢着倒垃圾，有空时负责采购，家里的饼干、糖果以及那些盒子，都是由他负责装配。他对我的两个女儿视同己出，后来我们生了个小女儿，三个女儿就是亲姐妹，因为爸爸待她们一视同仁，无任何差别。小女儿长很大才知道两个姐姐是同母异父姐妹，但她们早已没有这个界限了。我们婚后几十年，宗江从未对我说过一句严厉的话，从不和我生气，而且总是顺着我。我当然也很尊重他，他以满足我的一切为最大快乐。他如此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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