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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窦欣平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09-01

书籍编号：30422019

ISBN：978710805924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8484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遇见·汪国真

作者：窦欣平

ISBN：978710805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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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相识与偶遇

1956年6月22日出生在北京的汪国真，于2015年4月26日凌晨，悄然病逝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这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诗人，一生只度过了短暂的59个春秋，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有人称他是一位饱受争议的诗人，一面拥有如火的读者，另一面却遭遇诗坛的冷遇和文学评论界的讥评。成败自有定论，就像汪国真所说的，“人民认为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如果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也不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走进汪国真的创作历史就会发现，他的诗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歌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汪国真的诗”绝不为过。那是一个属于汪国真的时代，媒体将汪国真诗歌在当年引发的全国性热潮称为“汪国真现象”，这个现象持续了长达五年之久；五年之后，诗人并未落寞，一直到他在病床上与世长辞，长达25年的时间里，汪国真的诗歌不断被出版社出版、再版，诗集发行量创新诗出现以来中国诗集作品中的发行量之最。而25年间，他的诗集更未间断过被盗版的命运。

汪国真的传奇还在于他的多才多艺。他不仅是位诗人，还是书法家、画家和作曲家。他生前向往古代诗人的才学，把诗、书、画、曲四艺皆精作为奋斗目标。汪国真与那些只树立理想却不践行的人不同，他的行动是和理想同步的。早在1993年，汪国真就开始习练书法，他天资聪慧，再加上勤学苦练，很快就有了很大的提升。他的书法自成一体，虽然在书坛未必能脱颖而出，但在诗人圈、作家圈里，却是小有名气的。曾师从吴镜汀、徐悲鸿、李可染等大家的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王学仲先生撰文说：“汪国真的书法笔画舒展、神采飞扬，可谓潇洒、遒劲、大气磅礴！”这样的评价，是汪国真书法最好的注解。

诗人的名气，加上书法的实力，使汪国真的书法很受人喜爱和追捧。不过，他没有肆意乱写，除了无比慷慨地满足诗友、文友的求赠之外，对于商业性的书法创作却十分谨慎。不难发现，风景名胜区的邀约是他的首选，于是，他的很多作品留在了名山大川的碑石上。人生只有几十载，镌刻在山川上的书法却能流传于后世——所以说，汪国真一定是心存抱负的。

书法风生水起时，绘画也相伴而行。汪国真的画以牡丹、竹为主，或许是因为这样的题材雍容淡雅，能给予他内心的宁静，所以汪国真才情有独钟。此外，他的音乐事业也在2000年起步，汪国真在少年时就喜爱音乐，之后他透过诗歌的韵律找到写作与作曲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自学，一步步推出了自己的音乐作品，最终跻身作曲家之列，曾在北京音乐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专场音乐会，音乐作品亦被收录于中国音乐学院的教程。

汪国真，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诗人。

因为缘分，我有幸结识了他。

那是2003年的年底，我尚在新华社某期刊担任执行主编，正在为杂志筹划的一场论坛邀请嘉宾。我的好友、亦是我的主管领导张宝瑞先生向我推荐了汪国真。汪国真的名字我当然知道。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诗，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有同学说他是台湾的诗人，可是我总有一种错觉，诗人这么有名，一定是已经作古了。这种想法很可笑，皆源自我心底的那种因崇拜而产生的距离感。那日，张宝瑞先生说起了这个名字，自然令我十分兴奋，而后又听他讲述了与汪国真结识并因志趣相投成为好友的故事。自此，我更是对与汪国真的相见充满向往。就在那一年的冬季，在我策划组织的论坛上，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诗人，他的朴素、儒雅、淡定与平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快，我们又有了交集。2004年8月，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京城四大怪才”丛书，分别是汪国真的《国真私语》、张宝瑞的《宝瑞真言》、司马南的《司马白话》和吴欢的《吴欢酷论》。新书出版后不久，于2005年1月16日下午，在北京中关村书城举行了一次签售会。这四本书中，只有《宝瑞真言》是一本传记，因为我是这本传记的作者之一，便与四位名家一同参加了活动。我的位置是在最左边，右侧挨着的就是汪国真。活动开始前的间隙，我们一直在交流。他翻看着放在面前的四本书，忽然拿起《宝瑞真言》对我说：“传记写得好看不容易，《宝瑞真言》我已经看了，你写得不错。”这四本书在签售会之前早已送到作者手中，汪国真所言不是假话，他一定是读了。听他这样说，我心里非常高兴。其实，口述史的写作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无论是哪位大家的口述史，如果成书，采写者的二度创作都十分关键。为了《宝瑞真言》的写作，我在工作之余的无数个夜晚经常加班加点，但图书出版时，出版社在中国版本图书馆的登记数据上却只有口述者一人，虽然在封面上写了我作为采写者的名字，但在合法的登记手续中，我已经不是作者了。当时碍于宝瑞老师的情面，我并未向出版社争论此事，但却因为“爬格子”的辛苦而心有不平，毕竟，劳动成果的认可是文字作者最为渴望的回报。此时，听汪国真如是对我说，我的心顿时暖暖的。他读了书，也对作者的辛苦有感知、有评价，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却足以令人感到满足。我想，汪国真是经历过多年退稿的煎熬后才迎来成功的，所以他懂得写作的艰辛，更愿意鼓励年轻作者，这一点是作为名人的他极为难得的品质。在接下来的签售过程中，我心情愉悦。此时，一个可爱的青年读者忽然找到了我，他请我签名的书并不是《宝瑞真言》，而是我在不久前刚刚出版的影星周星驰的传记《周星驰外传》。坐在一旁的汪国真看到了，问：“这是你的书？”我点头。他又说：“回头送我一本。”我以为诗人是在开玩笑，只是笑了笑。

那次签售活动之后，我经常会在金蔷薇文化沙龙的活动中看到他。每次见面，我们寒暄之后并没有过多交流。这种不交流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也行走在文学路上，但我并不写诗，面对一位神坛之上的诗人，我很担心会在谈诗中露出我的无知；而除了诗，我在当时却又找不出可以和诗人交流的其他话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每一次，汪国真只要出现在活动的现场，就会有很多人围上来。他的朋友非常多，他会和大家一一寒暄，寒暄过后也不会清闲，老朋友们又会把慕名等候在一旁的新朋友介绍给他，所以他总是被众人拥在中心。于是，我恢复了做记者时养成的习惯，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在他与别人的交流中去感知他。

不过，不久之后，我们有了一次偶遇。

那是2007年春季的一天，我应邀前往琉璃厂参加一位朋友的画展，没想到，我在那里见到了同样出席开展仪式的汪国真。仪式结束后，主办方安排了午餐，我吃过饭以后便准备离开，恰好那天汪国真没有开车，我们住的小区又不远，他便搭上我的车一道返回。在路上，我们有了独处的机会，也便有了畅谈。

我告诉他说：“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之间有谈恋爱的，就会把您的诗写进情书里，成功率挺高的。”

汪国真显然对这样的现象很了解：“这样的事情确实非常多。有的人呢，可能就因为我的这些诗结合了，可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反而因为这些诗分了手。”说完，他便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我很好奇：“因为诗分了手？”

汪国真边点头边解释说：“比如《河南日报》的一个记者，曾经跟我讲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当时跟他的女朋友正在谈恋爱，就觉得我的诗特别能表达他的心声，所以他就抄了我的一首诗送给女朋友，只不过署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结果女朋友一看就火了，说：你拿汪国真的诗署上你的名字来骗我。”

我也笑了，问：“她知道是您写的诗吗？”

汪国真说：“对，她知道，那时候我的诗集还没出版，但已经有很多人在私下里抄我的诗，她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对我的诗很熟悉。那个记者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读过这首诗，竟然知道诗的作者是我。结果适得其反，女孩子认为他不真诚，两个人就吹了。”

我把车开得很慢，就是想借着这样难得的机会和他多聊聊。

我问他：“诗歌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名气吗？”

汪国真想了想，说：“最开始写诗时并没有想到会因此出这么大的名，只是想把我的思想、感情通过诗宣泄出来、表达出来。可能我所表达的内容跟很多读者产生了共鸣，所以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名气。就像我搞书法一样，开始练只是因为我的字不好，没想到后来大家喜欢我的书法。我不是特意为之，只是想改变某种状况，但这种状况改变之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我又问：“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您又如何看待您的诗产生的影响呢？”

汪国真先是露出了微笑，忽然又神情严肃，回答说：“虽然从我成名到现在已经过了快20年，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我的诗歌之所以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还是因为诗的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诗集还是不断在出版、再版，而且还有盗版，一些诗也在2000年以后陆续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诗集能够被盗版，是因为在民间有读者。我的诗集连续被盗版17年，在大陆我没听说过有第二个诗人。至于我的诗被选入了课本，如果不是有积极意义的优秀作品，是不可能进入教材的。我现在还经常会参加一些公众节目，每次到了活动现场，主持人把我的名字一报出来，往往掌声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非常热烈。所以我很高兴，我觉得我的诗并没有被遗忘。”

车还是很快到了他家楼下，我和诗人的谈话意犹未尽，可也只能就此别过。没想到，汪国真却问：“你下午有事吗？如果没事，就到家里坐坐。”

那是第一次去他的家，装修很简单，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书。比书更明显的是书法作品，墙上挂着他的字，书房里除了笔墨纸砚之外，最有意思的就是改装之后的墙。为了适应书法创作的需要，他把一面墙装置成了他的桌案，由几大块木板组成，顶端固定在墙上，底端有支架，挥毫创作时，便不再是伏案写字，而是垂直于地面写字。汪国真指着墙上的木架，十分自豪地说：“在这上面写字，可是需要功力的。”的确，在墙上写字的功力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汪国真这样做，只能说明他已经把书法当成了他的事业。事实上，对于将书画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汪国真来说，这面墙就如同他当年的书桌一般重要，已经成为他使用最多的一块创作园地。

不过，我们的话题还是没有离开他的诗。我说：“当年的那些读者，喜欢您的诗喜欢到了十分狂热的地步，可是也有一些人在批评您的诗？”

汪国真眼望着窗外，神情淡然地说：“当时的确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我的诗俗、肤浅，没有深度，而且这个声音还不小，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惯我的这些诗。”

我追问：“您那时也就三十几岁，听到这种声音有什么样的想法？”

汪国真回答说：“我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人，而且心态一直很平和，我觉得，如果我按那些批评我的人的那种思路、那种写法、那种追求去创作的话，那我的结局肯定跟他们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没有走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深刻的、崇高的、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却并不买账。如果读者不买账，事实上这些作品也就没有意义了。”

那一天，一杯清茶，时光飞逝。诗人的话语如同我们相识时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朴实得就像个普通人，但朴实中却让我看到了深邃。正是这种思想上的深邃，才使他的诗拥有两个与众不同，其一是通俗上口，其二是富含哲理。这些都是我在那一天所领悟的，可以说，相识几年时间，唯有那一天的谈话让我真正了解了他。

那次畅谈之后，我们交往更多了。比如2007年4月25日，我为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担任策划，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一场以青年成才为主题的交流会，汪国真作为主讲嘉宾，不仅与北大学子们分享了他的诗歌之路，还讲述了他的散文《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的创作过程，以此劝告大学生要培养善于观察、懂得发现的能力。比如2008年7月，作家出版社为家父的一部长篇小说举办研讨会时，汪国真因为将赴外地参加既定的活动不能参会，便在临行前将特意写下的“风华妙笔”几个字让我转交家父。后来，他获知这部小说由郭宝昌导演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翻手为云覆手雨》时，还特意给我发来短信，表示祝贺。再比如2012年4月13日，我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便是推荐人之一。我将自己出版过的近十本书送去他家时，他还特意问：“有《周星驰外传》吧？”我才意识到，当年在中关村书城签售时，他索书的话并不是玩笑，不由得心生歉意，急忙把手中的书递过去。他把那些书拿在手中，一边翻看着，一边说：“我这几天有时间，正好都看看。”很多人都说过汪国真细致认真，那次我当真感觉到了，他那么忙，还抽出时间看我的拙作，的确难得。他在中国作家协会报名表的介绍人意见一栏郑重写下了推荐语：“欣平先生出版过许多著作和文章，其书其文都很有文采，产生了较大影响，我愿意推荐他入会。”虽然那一年我未能如愿入会，但国真先生的推荐语，已然成为激励我在文学路上努力向前的动力。

后来，我感觉到他越来越忙，在北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有几次我和宝瑞先生趁他在京的间隙同去拜访，他总是兴奋地告诉我们一些他当时正在忙的事，比如他的书画签约了经纪公司，他可以安心投入创作；比如他在各地的工作室正在或即将建立；再比如他开始在电视台担任主持人……总之，言语之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欣喜。或许，这种欣喜寄托的应该是他对再创辉煌的渴望。

不过，汪国真并不会因为忙碌而忘记朋友。听说我近年来向编剧、导演的方向发展，他经常询问、鼓励，在看过我执导的一部公益题材微电影后，还特意在微信上发来评语：“形式很新颖，主题很深刻。”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位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诗人、书画家、作曲家、主持人，竟然英年早逝，意外地离开了我们。

宝瑞先生是我和国真先生共同的好友，获悉噩耗之后，他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谈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建议我为国真先生写一部传记。宝瑞很了解国真先生和我之间的友谊，他认为汪国真的一生，值得有一部全面、准确而又美好的传记留下；而我又是可以写好这部传记的人选之一。他的建议里含着深情——我记得，春节刚过的时候，宝瑞先生就曾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汪国真病重住院的消息。我能感觉得到，他当时十分担心，很想去医院看一看，但他也很清楚家属并不想外界过多打扰，因为汪国真患病的消息当时还对外封锁着，而宝瑞也是从医院的朋友那里意外获知的。无奈，去医院探望的想法只能作罢。可是，已经获知消息的张宝瑞却无法平静，虽然无法去看望，却先后给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都打了电话，告诉大家做两手准备——如果康复了，便组织大家去医院探望，欢欢喜喜地去，给诗人一些惊喜，祝他早日出院；如果不幸走了，那便要尽最大力量组织起沙龙的朋友们前去送行，让诗人一路走好。为此，张宝瑞通过医院的朋友密切关注着汪国真病情的变化，甚至延后了去河南参加笔会的计划。不久之后，他听说汪国真病情略有好转的消息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汪国真去世以后，张宝瑞一直在为汪国真的诗坛成就鼓与呼，不断在金蔷薇沙龙的朋友群内转发有关汪国真的消息，并在追悼会之际积极组织沙龙朋友前往送行。如今，他希望能有一部汪国真传记问世的建议，寄托的是他对老友的无限深情，而我，又何尝不是呢！

传记，记录的是传主的人生。我觉得，一部好的传记，不该妄加评论，当力求真实，以事讲人。我会用这样的要求指引我的创作，勾勒出一位真实而精彩的诗人的一生。感谢国真先生的母亲李桂英女士、国真先生的胞妹汪玉华女士的信任，这份信任已成为我为国真先生立传的动力之一。感谢所有受访者的真诚回忆，没有来自众人的支持，便难以再现国真先生丰富的人生。作为作者，我想用一本书的时间，为所有喜欢汪国真的读者讲上一个故事，故事是一位卓越诗人的一生历程，里面有一件件微小却不平凡的精彩故事，它们会带着我们一同走进他的世界，将精彩长留于我们的记忆深处……

第一章 习主席引用了他的诗

北京之夜。

飞机越飞越近，远远的，灯光勾勒出的城市越来越清晰。透过机舱内的玻璃窗，汪国真深情地望着这座无比熟悉的城市。它在夜色中被灯光装点得流光溢彩，显得神秘但却恬静。

飞机降落在了笔直的跑道上。刚刚走下飞机的汪国真打开了手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手机刚打开就不停地响了起来。这响声不是来电的铃声，而是短信提示音，无数个提示音叠加起来，交织在一起，纷乱而不停歇地奏鸣着。汪国真十分意外：只关机了一两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多短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上的短信列表，想要一探究竟。他很快发现，这些短信都来自他的友人们，且毫无例外地都是祝贺短信，祝贺的内容也都惊奇地一致：习主席引用了他的诗。

这一天，是2013年的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了题为《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重要演讲。汪国真没有想到的是，在习主席这篇言之有物且饱含激情的演讲中，竟然引用了他创作的诗歌《山高路远》中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这是一份极高的荣誉。汪国真既惊又喜，因为这让他意识到，一首好的诗，重在通俗易懂，也重在饱含哲理，正因如此，他的读者才可能遍布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层和不同的年龄层。

这一夜，注定是汪国真的不眠之夜。

回到北京的家中时已是深夜，汪国真却全然没有睡意，依旧沉浸在习主席引用自己诗句的惊喜之中。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客厅里的电视机，在节目回放中终于见到了习主席那亲切而熟悉的身影，亲耳听到了主席的演讲：“彩虹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有句话说得好，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

习主席的话，深深触动着汪国真。“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这正是汪国真渴望在诗中寄予的情怀。此时此刻，因为习主席的讲演，许多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当年的汪国真，曾是一位红遍全国的诗人，然而，他的成功却是在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后才有的收获。回想起处于低谷中的岁月，支撑他的动力便是精神深处对文学的向往。因为有了向往，也便有了精神支撑，才有未来的成功。在汪国真看来，这首《山高路远》正是他当年的心灵写照——

呼喊是爆发的沉默
沉默是无声的召唤
不论激越
还是宁静
我祈求
只要不是平淡

如果远方呼唤我
我就走向远方
如果大山召唤我
我就走向大山
双脚磨破
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
双手划烂
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在《山高路远》中，人们可以看到奋进的勇气，也可以看到积极求索的热情，这正是汪国真对待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与待人处事，而这一切的形成，则要感恩家庭的教育。在汪国真的概念里，“父慈子孝，母严子规”是最为科学的教育理念，而他的家庭正是以此为原则。而且，父亲汪振世在大学时期学习的就是教育学，毕业后的工作也是以教育为核心，因此，对子女的教育也显得十分“专业”。他既有严格的一面：汪国真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因为贪玩而成绩退步，父亲知道后，狠狠教育了他一顿，让他长了记性，逐渐养成了刻苦学习的品性；他更多的是慈爱的一面：他把孩子的爱好与想法当作空气和土壤，将合适的激励与引导当作绿化，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在土壤上蔚然成林。

可以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既没有令汪国真感到压抑，也使他不敢放肆，形成了他宁静而开朗、细腻而不乏果断的性格，在日后曲折的文学道路上，汪国真才得以遇到挫折依然能够坚忍地坚持。

与《山高路远》相映衬，汪国真在另一首诗歌《不曾改》中，同样表现出了他坚忍的性格与心灵求索——

追求不曾改
那追求
像涨潮时的大海
退了　还会再来

向往不曾改
那向往
如同身上的血脉
与生命同在

青春不曾改
那青春
改变的只是容颜
可那一颗心呵
永远与春花一样
——汹涌澎湃地开

20世纪90年代初期，汪国真的诗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歌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图为读者抢购汪国真诗集的场面

2013年，虽然不是诗歌的辉煌年代，但汪国真在大学校园中依旧被青年读者包围

2007年，汪国真（右）、作家张宝瑞与青年学生交流

2011年6月18日，汪国真、张宝瑞在家中畅谈

2007年4月25日，汪国真（右）与窦欣平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合影

第二章 光阴里的故事

1956年6月22日，汪国真出生在北京西城区延年胡同附近的一家妇产医院。当他还在母亲的腹中孕育时，喜悦不已的父母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琢磨着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了。虽然他们并不确定即将出生的婴儿是个男孩子，可是却提前起出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汪国真。

其实，当时一共起了三个名字：汪国真、汪国善和汪国美。至于为什么是三个名字，完全源自汪父的一个理想“计划”。他不仅企盼妻子生出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而且还希望以后家中能有三个男孩子，于是，起名时便大胆地放眼未来，按照家族宗谱顺序首先选定名字的中间字为“国”字，而后，怀着对孩子品性的寄托，确定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真、善、美。当然，计划只是最初理想化的懵懂期待，第二年的12月，汪国真的妹妹汪玉华出生了，是一位千金，原来的名字也就用不上了。不过，女儿的出生为家里带来了别样的快乐，此时，父母俩感受到了养育一儿一女的莫大幸福。

汪国真慢慢长大着，北京城的胡同里、机关大院里、学校里，都曾留下他成长的印记。

成长中最温馨的注脚，就是父母既无私又严格的爱。

汪国真的父亲汪振世，为人谦和，1929年出生于福建厦门后溪乡。1949年，汪振世与同乡不同村的少女李桂英结识，李桂英小他五岁，两人相识后便开始不断往来。1953年9月，汪振世由厦门大学教育学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进入国家劳动部，来到北京从事技工教育工作。两年之后，汪振世与李桂英在北京喜结连理，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结婚后不久，一儿一女的相继出生，无疑为夫妻俩增添了喜悦，但相伴而来的则是抚育子女的辛苦。

父亲汪振世工作繁忙，母亲李桂英便在家里全职带孩子。李桂英出身大户人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上小学读书，1955年毕业于厦门集美初中。在厦门生活时，李桂英衣食无忧，生活起居都有专人照顾。但在来到北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她需要承担起打理家庭生活和带孩子的重担，每天忙里忙外，分外辛苦。这样的生活与原来有人照顾起居的生活截然不同，但李桂英却从不曾有过半点怨言，不仅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让一双子女可以在单纯的生活环境中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年幼的汪国真眼里，虽然无法明了母亲李桂英的坚强与担当，但这种可贵的品质却已经耳濡目染地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日后踏上艰苦的文学创作之路时，无论是取得成功，抑或是遭遇失败、非议，他都能不受干扰，坚守自己的文学追求。

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孩童，汪国真在父母的爱中成长。

三岁的时候，正处在渴望感知外部世界年龄中的汪国真有了一个新发现，就是邻居家添置的收音机。在物资缺乏的年代里，收音机无疑属于生活中的奢侈品，在整个劳动部机关干部的家属楼中，只有一两户人家买了收音机。可以说，收音机里是一个新奇的世界，有歌曲、有相声，还有故事，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美妙声音，幼年的汪国真总是睁着漂亮的大眼睛，充满好奇与渴知。看到儿子经常跑去邻居家听收音机，母亲李桂英很担心会给邻居家添麻烦，所以总是要在邻居家收听收音机时把恋恋不舍的汪国真带回家。

不过，母亲是最懂孩子的心的，李桂英怎么会不知道儿子那份带着好奇心的迷恋？于是，为了给孩子的童年增添一点乐趣，李桂英就和丈夫商量，准备给家里添置一台收音机。然而，买一台收音机可是一个家庭的大开销。当时汪家全家人的生活花费都来自汪振世每月五十多元的工资，一个月下来，已经捉襟见肘。维持家庭生活尚且很紧张，哪有富余的钱来置办一台123元的红星牌收音机呢？李桂英咬咬牙，将父母给她的一个金镯子和一只金戒指都卖了出去，才凑够了买收音机的钱。当收音机买回家时，天真无邪的汪国真兴奋得跳了起来。接下来的时光，收音机成为汪国真感受精彩世界的窗，给他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一直到长大以后，汪国真都无法忘记收音机带给他的快乐，而且，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了用来换收音机的金手镯与金戒指的分量，远远不止一两多的实际分量，因为那是母亲的积蓄，是准备应对家庭不时之需的“箱底钱”，母亲却为了给孩子带来童年的快乐，狠心拿了出来。这样的分量，汪国真终生难忘。

的确，母亲的无私和对子女的慈爱，早已触到了汪国真的心底。在他成为诗人后，并没有忘记为母亲写首真挚的诗，名为《母亲的爱》——我们也爱母亲

却和母亲爱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爱是溪流
母亲的爱是海洋

芨芨草上的露珠
又圆又亮
那是太阳给予的光芒
四月的日子
半是烂漫　半是辉煌
那是春风走过的地方

我们的欢乐
是母亲脸上的微笑
我们的痛苦
是母亲眼里深深的忧伤
我们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却总也走不出母亲心灵的广场

从1959年到1982年，这台汪国真三岁时家里添置的收音机一直使用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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