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拂去历史的尘埃，解密遗落的档案。芳香的书页里，有修身的“青云梯”，有齐家的“规矩”，有治国的“利器”，有平天下的“他山之石”。踵武前贤，敦勉后学。思想在路上……

作者：唐浩明著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9-01

书籍编号：30425104

ISBN：978755524240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3874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版权信息

书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

作者：唐浩明

ISBN：978755524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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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晚清时期的天下第一奏折

近年来，以清代皇帝后妃为题材的所谓清宫戏风行荧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观众，借助现代化的媒体，过了一把“人间帝王家”的干瘾。人们在熟悉了“朕”“万岁爷”“大人”这一类称呼的同时，对君臣朝廷之间的路数也略知一二。看戏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上折”“递个折子”这样的话。这个“折”“折子”便是奏折。奏折是当时大臣与皇帝沟通的一条最重要的管道，尤其是对地方上的官员而言，上一趟京师朝见皇上是桩很难的事。于是，一年到头大量的要政大事便通过奏折来禀报，并按照朝廷对奏折的批复来办事行政。同时，奏折也是臣工与皇上感情联络的主要纽带。皇帝可以从日常的奏折中看出所委大员对他的情谊深浅、忠诚程度、和朝廷贴心不贴心等等。曹丕的一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话，曾经被无数文人所引用，并因此而自豪。其实，对于通常文章而言，是攀不上“经国大业”这个高度的，惟奏折这种文章或许可以接近。

晚清是一个风云剧变的时代，乃名符其实的多事之秋。现在仍大体完好地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数十万份军机处副录的奏折，是那个时代所留下的最权威、最直接、相对来说也是最为真实的记录。

在咸丰后期至同治年间，备受海内瞩目的奏章，当属两江总督衙门所拜发的各类折片。以总督曾国藩为名义签发的这批折片，一时有天下第一奏折之称。

咸丰十年春，曾氏取代何桂清做了两江总督。两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地域宽阔，物产丰富，且人文荟萃，历来为国家的重要地区。而眼下它的衙门所在地江宁府，却做了与朝廷对抗的敌国都城，攻克江宁便成了朝野上下压倒一切的大事。新上任的两江总督，又是肩负收复国土重任的湘军最高统帅，这个衙门自然成了天下关注的第一衙门，从这里发出的奏折，几乎每份每篇都牵涉到当时整个国家的军政要务。同时，此时的两江之主乃望重士林的一代文章宗师。他所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在近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总汇。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两三百名才隽之士，当时的文章高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先后都为他代拟过奏折，即便从纯文章的角度来看，两江总督衙门里所产生的折片也决不会是平庸之作，像《参翁同书片》这样的折子，一时间全国各大衙门的师爷们争相传抄，广为播颂，奉为参折弹章的经典之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评点者从曾氏存世的两千多道奏折中，选出其中最为精粹的四十七篇来加以述说议论。与对曾氏家书的评点一样，评点者会联系到该折产生的背景、上折人其时所处的状况、折子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内幕等等，来为读者剖析这道奏折中的不为常人所知的曲折机奥，抉出其易为人们所忽视的精微细末。

评点者尤为注重的是，从这些奏折里所体现出的晚清时期大臣与君上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个身为朝廷的部院负责人，是如何通过反映社情民意与积极建言献策，来表现自己的抱负才干，以求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一个处于大局重新洗牌的特殊时刻的离职大臣，是如何充分利用稍纵即逝的天赐机遇，借朝廷之力，将事业做大做强，以至于领一时之风骚，为当世之骄子；一个执掌兵符的战地统帅，面对同一营垒中的种种疲软散漫、腐败恶劣，是如何通过引来上方宝剑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从而赢得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一个拥有重权的地方官，是如何借上奏申述的机会，巧与中央政府周旋，既如愿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得罪大老板；一个想干大事业的方面大员，又是如何通过奏折来提出自己的设想创意，并因此取得朝廷全面赞同的最佳效果。评点者一如既往，也很乐意借议论所选折片之机，说说点点滴滴的读史浅得，与读者一道来领略中华民族那些永具魅力的历史智慧。

奏折其实就是写给中央的报告。其名称虽随着封建皇朝的消失而消失，其实质毫无疑问将会长久存在。通常人自然轮不到给中央写报告，但给上级写报告，则是许多人都会遇到的事。在政府部门里，地市要给省写报告，县要给地市写报告，乡镇要给县写报告；在其他部门里，中层干部要给主管领导写报告，主管领导要向董事会写报告，即便身为一个普通员工，到了年终时，也要有一个本年度的述职报告。可见，报告这种文章，几乎于每个人都有关系。当年这批有着“第一报告”之称的折片，给我们今天有志于写好本职报告的人，多多少少有点借鉴和启示作用。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湘军某营官给曾氏呈递一份军情报告。报告说这段时期来仗打得是“屡战屡败”。曾氏读到这里，提起笔来将“战”“败”二字互换，变为“屡败屡战”。同样是四个字，只不过位置换了一下，通篇报告的气象便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说的是曾氏败而不馁的气概，但这种气概是通过看似不经意的文字改动而体现出来的。这一则说明文字本身的重大功能，二则也说明曾氏文字功夫的精到。我们透过保存在曾氏老家富厚堂奏折草稿的修改原件，可以知道当时每道折片都是经曾氏精心修改而后誊抄拜发的。所选的这四十多道折片，是曾氏全部奏折中的文章精品。评点者在每道折片后都加上“写作简析”与“要言妙道”两个栏目，分析其写作上的特色，勾出其篇中的精采文字，以求帮助读者更好领会该折片在为文上的良苦用心，而于自己的报告写作有所裨益。

唐浩明

癸未深秋于长沙静远楼

原折：授翰林院侍讲及四川正考官呈请代奏谢恩状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

新补翰林院侍讲充四川正考官曾国藩为呈请代奏，恭谢天恩事。

八月初三日，接到知会转准吏部咨称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国藩准其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窃国藩楚省菲材，山乡下士。西清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日，廷试翰詹，猥以芜词，上邀藻鉴，列置优等，授翰林院侍讲。沐殊宠之逾恒，俾迁阶以不次。旋于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温纶再捧，寸衷之惶悚弥深；使节初持，万里而驰驱未已。乃复荷高深之宠，俾真除侍从之班。愧屡沐夫鸿施，曾无坠露轻尘之报；惟勉勤乎蛾术，益凛临深履薄之思。所有国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请代奏，叩谢天恩。谨呈。

译文：授翰林院侍讲及四川乡试正考官请为代奏谢恩状

新近补授翰林院侍讲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曾国藩，为恭谢天恩之事请人代为呈递奏章。

八月初三日，接到转来的吏部咨文上说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国藩准予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暗思国藩不过是湖南省一个平庸之辈，偏僻山村里的下等士子而已，供职翰林院，惭愧学术疏浅；协修史书，在众史官中也只是叨陪末席。今年三月初十日，朝廷考试翰林院与詹事府官员，臣以粗劣的文词，获得皇上的赏识，列于优等，升翰林院侍讲。沐浴着破格的特殊恩宠，得以迁升不按常规。接着在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温馨的谕旨再次捧到，心中的惶恐更加深重；初次持节出使，此身已作好万里奔波的准备。又蒙受高厚的宠信，得以正式进入文学侍从序列。惭愧屡次获得宏大的恩赐，却没有给皇上以露珠尘埃似的报答；惟有勤奋学习，时时以临深履薄的心态对待职守。所有国藩的这种感激心情，按理应请人代为具折奏报，借以叩谢天恩。谨呈。

评点：清代奏折的传递

在评点曾氏这道奏折之前，笔者先来对清代的奏折作点简单介绍。

在清代，官员们给皇帝的报告有两种。一种是报告例行公事，如财政的收入支出，军营的管理操练等等。这种报告叫做题本。先送通政使司收取，由通政使司报往内阁，由内阁处理后再择要汇报给皇帝。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则用奏折的形式直接向皇帝陈述。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它有级别和职责的限制。清制规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及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职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将军、都统、提督有权上奏。用今天的职务来套，即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监察纪检方面的官员，文职省长副省长、武职大军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都有上奏折的权利。由省里派出的管理数府州及负责督粮、盐法事务的高级行政长官道员，遇有要事，也可以专折上奏。此外，负有特殊使命的人，虽不在这个级别之内，也可以临时授予他单独上奏的权利。如曾氏后来带湘军出省打仗，他当时是一在籍守制的人，没有任何职务，但肩负的担子非一般，他向皇帝请求单独奏事的权利，皇帝同意了。

这两者之外，遇有非要向皇帝通信息不可的话，则只有请够资格的人代为呈递了。

题本、奏折分行到光绪二十七年时，朝廷实行“改题为奏”，即将题本改为奏折，也就是说废除了题本。从那以后，文武大员向皇帝报告情况，便只有单一的奏折了。

各衙门对呈递奏折一事极为看重，尤其是远离京师的地方大员更是视为神圣。各省题本，均由驿站按规矩一站一站地送往北京，通常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通政使司。但奏折不同。它是由发折官员的侍从武弁专差护送到京，并且限定时刻到达。若是紧要公文，则用快递。当时的快递分为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几个等级。若是四百里、五百里则逢站换马；若是六百里、八百里，则日夜兼行，逢站不但要换马，说不定还要换人。将奏折送出衙门外，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拜折”。拜折时得举行隆重的仪式。这天一早，衙门警卫森严，卫兵严执刀枪站在甬道两边，僚属们则按品级列排于庭院中。大堂上设香案，将一个尺余见方的木箱供放在香案上，木箱由黄缎包着。一切准备就绪后，奏折的主衔官员穿戴得整整齐齐地走到庭院中，面对着大堂香案上的木箱。这时，辕门外放炮三声，随之鼓乐齐奏，主衔官员对着香火燎绕中的木箱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走进大堂捧起木箱，然后庄严地交给一旁的送折武弁。折弁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通过庭院甬道走出辕门。此刻辕门再放炮三声，以示恭送。

有趣的是，这个看似神圣的黄缎木箱里其实是空的，奏折并没有放在这里。要等这个仪式结束，衙门内外完全安静下来后，奏折才由人包好，从衙门后门交给折弁带走。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揣测，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热热闹闹中办的是“假的”，“真的”却是在悄没声息中进行。读者诸君不妨细细地去观察观察，便可以发现，世间许多事其实都是在这种形式下办成的。

奏折到了北京后，它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到达皇帝的手里呢？原来，清廷有专门办理此事的机构，名曰奏事处。

奏事处分内外两个部分。外奏事处由御前侍卫大臣兼管，其办事官员系从军机处、内务府及各部院的中级官员中调充。内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全由太监充当。

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有一则关于内廷奏事的记载。这则记载上说，每天半夜十二点钟时，各部院派人将奏折带到东华门外。没多久，东华门开，这些人随外奏事官进入大内，来到景运门内的九卿朝房，将所带之奏折连同本衙门名片一同交给外奏事官。外奏事官将奏折登录于簿。过一会儿，乾清门打开了，外奏事官捧着所收的奏折进去，将它们交给内奏事官。内奏事官将奏折全部收集后，时间不会超过凌晨两点。乾清门外的石栏杆上搁置着一个白纱灯笼。当这个灯笼从栏杆上移到石阶上时，则表明皇帝对今天奏折的处置意见快要下达，于是各衙门送折者聚于门外候旨。不久，内奏事官捧着奏折出来，高呼“接事”。大家静听。内奏事官叫某衙门的名，该衙门送折者走上前去。内奏事官一边将奏折递回，一边传达皇帝的旨意，或是“依议”，或是“知道了”，或是“另有旨”。即便数十上百道奏折，内奏事官的传达都不会出错。

从这则记载来看，清代皇帝处置国事的效率之高，简直惊人：一道奏折凌晨递上去，天不亮便有了结果。这样的高效率，倒令人生疑了：一、皇帝每天半夜两点就得起床看奏折，这可能吗？二、如果这一天的奏折有一百多道，他在天亮之前能看得完吗？不过，徐珂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他虽没亲自去过奏事处，但还是有机会听到过别人说起这类事的，故而这则记载也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瞎说。姑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下面，就来说说这道奏折。

这是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一道奏折，作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此时曾氏三十三岁，中进士点翰林已经五年了。在京师翰林院度过三年勤奋而清苦的岁月后，迎来了他仕宦生涯的第一个幸运期。

这年三月，道光皇帝亲自坐镇正大光明殿考试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员。翰、詹两个衙门的官员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为皇帝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如起草一些朝廷需要的应用文，为皇帝代笔做些诗文，整理史料档案等，工作清闲，亦无实绩可考，故而翰、詹的迁升，便主要依仗于诗文的考试。这是曾氏进翰苑后所遇到的第一次大考。考试的内容为一赋(题为“如石投水赋”)一文(题为“烹阿封即墨论”)一诗(题为“半窗残月有莺啼”)。曾氏的成绩为二等第一名。一等取五名，可知曾氏为此次考试的第六名。赋和诗都已无法找到，《烹阿封即墨论》这篇文章却被保留了下来，笔者将它附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此处便不再抄录了。

因为成绩优良，曾氏得以升级，由翰林院检讨升为翰林院侍讲，品级为从五品，还是属于低级官员的行列。

过了两个月，好运气又降临到曾氏头上。他在考差之试中获胜，被钦命为四川省的乡试正考官。京官薪俸薄，全靠年终的养廉费和外官的进贡而过舒服日子。翰林院事少权轻，养廉费最低，外官又几乎没有进贡的，故翰林院的官员一般都较清贫。翰林院的外快主要来自于放差，最好的差使便是做乡试的主考官。做一次乡试的主考官，朝廷所发的程仪，外加该省再送的程仪及中式举人的谢银在内，可得一千五六百两至二千五六百两银子的额外收入，相当于翰苑中小官员四五年的俸禄的总和。四川路远人多，较之其他省的收入亦更多一些，故此次的乡试正主考，对于经济拮据的曾氏来说，正是从天而降的一笔大财富。曾氏从心底里感激皇家的天恩高厚，遂有这道谢恩折。因为官阶不够，得请别人代递，故有“呈请代奏”字样。

这类折子表达的是一种对皇上的感激之情，并没有实事，其核心乃一个“谢”字，若要简洁，只需几个字就行了：谢谢您给我升官放差。但作为一道奏折，便不能这样直白粗放地写，因为那将会显得没文化、没学问。这类折子最看重的是富有书卷气的典雅味。要造成这种氛味，主要的功夫便在营造文字上，即锻字炼句。汉魏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创造了以四六相间为主的文体，十分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文章华美丽，读起来，又极富抑扬顿挫之感。这种文体被称为骈文，又叫四六文，在当时很受人喜欢，发展到后来，则成为专门在文字上做游戏，于内容反而不顾了，于是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便是针对这种骈文而来的。从那以后，骈文被散体文所取代，不再成为主流文体了。但有些场合上的为文，本就没有多少内容可言，但又不能写得简短直接，于是这种专在文字上用功夫的骈文便派上用场了，如祝寿文，如庆贺文，如包括谢恩折在内的各种谢情的应酬文等等。这种文章要写好也很不容易，它需要肚子里藏着许多书卷，又需要文字功夫精深老到。

比如“西清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便是用典贴切、对仗工整的典型四六文。西清，是清代宫廷内南书房的代称。南书房在大内的西南角，为康熙皇帝的读书处。后来康熙招来一些学问优长的翰林来南书房当值，起草诏令，并为他代笔诗文。这间房子位置在内宫的西南，房子里的活计清闲高雅，故又称之为西清。古时以滴水计时，滴水器称之为漏壶。待漏，即等待时刻的到来，也即待命的意思。“西清待漏”，很贴切地表示了他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四术，指诗、书、礼、乐四种经术。东观，汉代宫中藏书之处，此处借指翰林院里的国史馆。曾氏在此之前做过国史馆协修官，即校书之事。“三长”，泛指国史馆里的官员。这两句骈文，说的是曾氏谦称自己学问不足，是个滥竽充数的翰林院官员。这个意思经过如此的文字加工，便显得很文雅，很有档次。下面的“温纶再捧，寸衷之惶悚弥深；使节初持，万里而驰驱未已”，两句也是典型的四六文。其中的“之”“而”是虚词，可算一个字，也可不算一个字。

这种四六句式的骈文不可多用，但若在文章中偶尔用上一两句，只要工整贴切，便会给文章增加不少美感，让本来一篇平平淡淡的散文顿时闪烁亮光，即使是写给上级看的公文汇报也不例外。这便是这道谢恩折给今天读者的启示。

这道折子中有“蛾术”两个字，今人文章用得极少，稍微给大家解释下。这两个字出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郑玄对此有一段注释。意思说，蛾就是蚍蜉，蛾子即蚍蜉之子，是很小的虫子。这种小虫也跟着蚍蜉时时学习它们的作为，日积月累，也可以垒起土堆。后人于是以“蛾术”比喻勤奋学习。

写作简析　以贴切之用典、工整之对仗抒格外感激之情，文字华丽而不绮靡。

要言妙道　愧屡沐夫鸿施，曾无坠露轻尘之报；惟勉勤乎蛾术，益凛临深履薄之思。

原折：应诏陈言疏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凡。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响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深浅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译文：应谕旨命陈述意见疏

为响应诏命陈述个人意见之事而奏报。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命令，各部门领导及负有监察献言之责的科道官员，都要对朝廷用人行政诸方面的一切事宜，据实禀告，并以密件形式上报。从这道命令中可以看到皇上品德谦虚且励精图治。臣私下认为，用人与行政，这两者自古以来都是相提并论的，独独到了我们清朝，则各种政事，朝廷都有一定的规矩制度，既完备又详尽，不是可以随便议论的。故而今天我们应当仔细研究的，不在行政，而是在用人一个方面。当今人才并不缺乏，给这些人才以好的作育，并让他们脱颖而出，确实需要依靠皇上的巧妙运作。大抵说来，此中的机制为三点：一为转移，二为培养，三为考察。三者不可废一，请容臣来为皇上陈述。

所谓转移，是什么意思呢？我朝每代君王为政，大抵都是因为时俗出现了偏差，于是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偏归中。顺治时代，因战争创伤刚刚恢复，民心未定，故圣祖皇帝(康熙)以“宽和”为政策的基调。康熙末期，国家长久平安无事，故吏治松弛，刑罚少使用，故百姓偷懒，因而世宗皇帝(雍正)以严刑峻法来加以补救。乾隆、嘉庆的时候，社会风气崇尚才华，故读书人好高骛远，因而刚刚离开我们永远而去的皇帝(道光)以镇静来加以收敛，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一时间，优秀人物皆墨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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