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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研究及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之作——评来新夏先生等的《书目答问汇补》

陈东辉

古籍数量众多，人的精力有限，许多古籍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精读甚至泛读，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很多古籍仅需了解其大体情况。虽然近现代曾先后推出了多种古籍导读著述，但就总体而言，至今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书目答问》之作。《书目答问》作为一部带有导读性质的重要著作，曾经影响了几代学者，至今仍为此类读物之翘楚。笔者每年为浙大古典文献专业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课程时，均将《书目答问》列为首部向学生重点推荐的精读之书，避免学生在学习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生在初读之时，确实感到满纸书名、人名，颇为枯燥，但渐渐入门之后，感觉收获甚大。笔者将《书目答问补正》视为案头必备之书，收有该书的多种版本，当时感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刊布的方菲点校整理的《书目答问补正》颇具特色，因为它加入了部分重要图书在1949年以后的整理出版情况。关于《书目答问》的增补之作，数量不少，但分散各处，并且大多印数较少(有的还是稿本)，流布欠广。当时曾想，如果有一部著作能把上述增补之作汇成一编，必将给广大读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将使《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大为增强。中华书局于2011年4月推出的来新夏、韦力、李国庆三位先生共同完成的《书目答问汇补》(以下简称《汇补》)，就是这样一部著作。笔者见到此书后，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部120万字的著作通读一过，在受益匪浅的同时，深感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之性质有点类似于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杜泽逊的《四库存目标注》，不但嘉惠读者良多，而且必将极大地推动《书目答问》的研究，堪称《书目答问》研究及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之著作。具体而言，该书之特色至少有以下三大方面：

(一)底本选择妥当。因当时条件所限，来先生之旧稿以民国二十年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作为底本。清光绪五年王秉恩所刻的贵阳本(简称“贵阳本”)，改正了光绪二年刻本多处误字而成较善之本，编者遂决定改用贵阳本作为《书目答问汇补》之底本。柴德赓曾经先后撰写了《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和《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揭示了贵阳本的价值。柴氏曰：“《答问》由光绪五年王秉恩贵阳刻本，与原刻颇有异同，予尝校得二百八十余条，大率原刻本误而贵阳本是，范氏补正，殆未见此本。今观范氏所补正者，贵阳本每先有之，贵阳本所已正者，范氏或沿旧未改，则范书虽佳，贵阳本亦自有其价值。”此外，吕幼樵在《<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贵阳本的价值。但吕氏在文中得出的“王秉恩学术水平、目录学眼光，均超过范希曾”这一结论，尚可商榷。范氏未能见到贵阳本确实是一大遗憾，《书目答问补正》之所以出现多处沿袭旧本讹误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利用贵阳本。然而就总体而言，范氏的重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前人已多有指出，此不赘述。从《书目答问汇补》所收录的16位学者、藏书家的增补批校也可以看出来，范氏所补之内容最为丰富，除了订正原书之误外，既有大量增补，又有不少点评，应该说总体上最有价值。

(二)材料丰富，内容完备，堪称《书目答问》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汇集了江人度、叶德辉、伦明、孙人和、赵祖铭、范希曾、蒙文通、邵瑞彭、刘明阳、李笠、高熙曾、张振、吕思勉、韦力等清末至当代16位学者、藏书家的增补批校(含两位佚名氏批校本)，其中大多乃首次公开刊布。如伦明批校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邵瑞彭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自书肆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刘明阳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自书肆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诚如该书“后记”所云，刘明阳批校本考订精审，见解独到，品评是非，冰释疑窦，实有点睛之效。如在该书第769页《笠泽丛书》一条下，刘氏批“陆本、顾本两本行格同，显明区别，只在卷末‘清朝’两字抬不抬”。高熙曾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韦力批校本乃稿本，今藏韦氏芷兰斋，此前从未公布。该书中有不少汇补者按语，对各家校语及贵阳底本略作说明，同时兼采其他学人的研究成果，以断是非。正文中为来先生所加，附录中为李先生所加。如第261页的按语指出，张锡瑜《史表功比说》一卷，范希曾误“表”为“记”。第277页的按语指出，孙联薇，范希曾误“薇”为“微”。第284页的按语指出，《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四川初刻本著者作倪，笺补本作倪粲，并误，应作倪灿。第325页的按语指出，《穆天子传郭璞注》七卷平津馆本刊于嘉庆丙寅(十一年)，嘉庆无庚寅，叶氏题“庚寅”，佚名及伦氏并题“庚申”(嘉庆五年)，亦皆误。第358页的按语指出，范希曾题“旷照阁”，当系“照旷阁”之误。第370页的按语指出，《武林旧事》十卷的知不足斋本刊于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叶氏所题“癸亥”当误。第393页的按语指出，《曾文正公奏议》三十二卷，《书目答问》初刻本作薛氏编，苏州刻本、贵阳本有增改。第458页的按语指出，宋刘撰《汉官仪》三卷，晁志作刘敞撰，非。有绍兴九年刻本，阮元有影宋钞本缮写本。第788页按语指出，刘氏误“嘉靖”为“万历”，“己巳”应作“乙巳”。关于宋苏过《斜川集》六卷《附录》上下二卷，该书第784页的按语指出，《宋史·苏过本传》，有集二十卷，久已散佚。乾隆时吴长元得旧钞残本，复从各书纂辑成帙。阮元从旧本重加缮录，矨定诗文六卷。除了上述正讹纠谬、补充材料、考辨原委之类的按语外，尚有一些按语乃言简意赅之点评。如第259页按语谓明凌稚隆刻本《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乃“精刊大本”。

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与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同为清代尔雅学最有影响之论著。关于郝、邵二书之高下，多数学者认为郝书胜于邵书，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梁启超就是典型的挺“郝”派。《汇补》第154页《尔雅义疏》条下，张之洞曰：“郝胜于邵。”叶德辉評补云：“按邵书胜郝，谓郝胜于邵，耳食之言也。”第154页《尔雅正义》条下，李笠批曰：“不及郝。郝取材极富，精读之，识字之道思过半矣。”《尔雅义疏》、《尔雅正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并且此类评价见仁见智，不易断定。在此我们无意评论郝、邵之高下，但《汇补》所收录的上述相关资料，对于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颇有价值。

(三)附录完备，索引详细，在编纂体例方面颇具特色。《汇补》之附录包括“书目答问版本图释”、“书目答问刊印序跋”、“书目答问题识”和“书目答问通检表三种”，从而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其中“书目答问版本图释”详细著录了编者经眼的49种《书目答问》的书名、著者、出版者、行款以及收藏者。此外，编者还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较为重要的版本，配以清晰之书影，共计53幅，以达版本比勘之功效。《书目答问》问世之后，各家不断翻雕递印，由此产生了大量版本。各家翻刻时多有序跋述其刊刻原委。“书目答问刊印序跋”收录了8家11种序跋，包括潘靇的《书目答问序》、王秉恩的《书目答问跋》、李元度的《重刻轩语书目答问序》、舒龙甲的《书目答问笺补序》、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自序》、《上南皮张相国论目录学书》和《书目答问笺补凡例》、叶德辉的《书目答问評补序》和《书目答问評补后序》、柳诒徵的《书目答问补正序》、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跋》。这些序跋对于明了各家刊印《书目答问》之旨趣，以及该书之流布颇有助益。《书目答问》乃影响巨大之重要书籍，不少学者和藏书家常常把相关感想记在所得书上或所编书志中。“书目答问题识”收录了陈彰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叶德辉的《书目答问》题识十二则、秦更年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伦明的《书目答问》朱笔题识、孙人和的《书目答问》蓝笔题识二则、王伯祥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二则、袁行云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二则、王秉恩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二则、潘景郑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罗的《书目答问笺补》墨笔题识、高熙曾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三则、来新夏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五则、刘明阳的《补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五则、邵瑞彭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这些题识虽然多为短札片语，但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刊有这些题识的《书目答问》大多珍藏在各大图书馆，故对于《书目答问》的研究当属不可多得之宝贵资料。“书目答问通检表三种”包括《书目答问所谓著述家之姓名、籍贯、学派、著述表》、《书目答问著录之书籍而作者未列著述家之书名表》、《书目答问未列著述家而著作著录于书目答问中之各家姓名、著述表》，系来先生1943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时，在其师余嘉锡的指点下，利用暑假编制而成，有点类似于课外作业，但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

《汇补》附录中有不少精到的考辨文字。如第1119页指出，清光绪二年四川初刻初印本《书目答问》四卷、清光绪二年四川修订重刻本《书目答问》四卷的行款字数相同，而其他版刻方面则完全不同，实为两个版本。二者相异之处如下：一、两个版本经部正文从第四行双行小字开始文字不同；二、两个版本的刊刻字体不同；三、两个版本的版框大小不同，初刻初印本大，修订重刻本小；四、卷端下书口所题刻工姓名不同，初刻初印本题“邹履和”，修订重刻本题“彭焕亭”。又如第1121页著录了清光绪四年吴县潘靇影刻本，认为此本与清光绪二年四川修订重刻本的行款字数、卷端下书口题“彭焕亭”刻工姓名，以及经部正文第四行双行小字始题“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均相同，当据以影刻。再如第1131页著录了民国十年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增辑书目答问》四卷(题艺风老人辑)，初学者仅看书名，容易产生此乃《书目答问》增补之作的误解。其实，此书行款字数及正文内容几与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相同，唯边栏不同。同时，附录还纠正了某些版本著录之讹，如该书第1120页著录了《书目答问》四卷有近年《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影印清光绪三年濠上书斋重刻本，指出：影印本卷首载《书目答问》提要云“此为光绪元年刻本”，当错。上述种种，显示出汇补者在版本目录学领域之深厚功底。

该书之所以能成为精品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三位编者的精诚合作。来先生撰有《“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一文。从古至今，“文人相轻”固然十分普遍，但“文人相亲”亦代不乏人。该书可谓“文人相亲”之硕果，堪称典范。该书凝聚了来先生近七十年的心血。来先生学识博洽，德高望重，提携后进，自不待言。《书目答问》在来先生的学术道路上占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他曾满怀深情地说道：“四十多年读了一些书。如果有人问我何书最熟？答曰：《书目答问补正》；如果有人问我有何经验？答曰：《补正》当是治学起点。”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来先生精通古典目录学，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中克服种种困难撰写了《古典目录学浅说》这一高质量的著作。此书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刊布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至今已重印多次，被全国多所大学选为教材或指导参考书，另外还被译为韩文出版。笔者长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目录学”课程，即以此书作为教材。来先生在古典目录学领域的高深造诣以及对《书目答问》的烂熟于心，乃《汇补》取得成功之基础。另外，私藏古籍善本之富超过不少省级图书馆的韦力先生，很爽快地将自己“所写存私藏古籍著录成稿”纳入《书目答问汇补》，来先生颇为感动，喟然而叹曰：“韦力君，固今之刘杳也！”韦氏之补内容较多，版本丰富，尤其是收录了不少和刻本。从该书的“叙”和“后记”可以看出，李国庆先生对该书贡献颇大。当时来先生年事已高，精力不济，甚至以前自己在书上批注的那些墨笔小字也因目力不逮而模糊看不清。李先生利用整整五年的业余时间，通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将来先生“毛笔行楷，蝇头细字，上下勾画，左右移写，密布于字里行间与天头地脚处，几无隙地，形如乱麻，如入迷宫”之旧稿整理成符合出版要求之清稿，并增补了大量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李先生还从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了珍贵的《书目答问》之图录。再则，他还在《书目答问》原书卷末所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加了按语，其内容是在每位学者之下增补字号、籍贯、主要履历及著述等，使《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带有简明清代学术史之性质，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此外，李国庆还撰写了学术性很强的《书目答问汇补后记》，既显示出他在相关领域的深厚功底，又为该书锦上添花。

(陈东辉，副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