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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生正逢时忆国殇:吴祖光自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吴祖光,姜井勇校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3-01

书籍编号:30434144

ISBN:978730817807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971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艺术家

全书内容:

生正逢时忆国殇:吴祖光自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序一 吴祖光:中国文人的一个奇迹

杜高


2003年4月9日晚,北京落着小雨。我接到苗子、郁风夫妇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祖光于午间辞世。他俩的语调低沉而平静,我也不太感到突然。因为一个真正的祖光,一个谈笑风生、睿智灵敏的祖光,早在五年前那个令人伤心的江南春雨的四月,已经跟随他深爱着的凤霞远远地离去了。


这五年的岁月,他独自默默地坐着,不再说一句话。朋友们去看望他,心里都很难过,只能拉着他的手,默默地相望着,用心灵和他对话,也不知他感受到了没有。


4月5日清明节那天,香港“凤凰卫视”刚刚播放了一部纪念新凤霞逝世五周年的专题片《永远的霞光》。多美的一个标题,那是凤霞和祖光两个名字的组合。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人们通常只把它看成一个大文化人和一个民间艺人的奇妙相遇或一个新文艺工作者和一个旧艺人的美好结合。如果从人性的纯美和心灵的相通来看他俩的爱情,简直要认为这个美丽的婚姻真是上帝的一篇杰作。电视片最后一个镜头是默默坐着的祖光,他仿佛在预想着什么。几天后,他果真在凤霞五周年忌日(4月12日)前赶到了她的身边。两个生命在天国永恒地融合在一起了。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五十年。他的名字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我整个青春年代的政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我们是在“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罪名下,熬过了苦难而屈辱的二十二年的。


在我的心里,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他的学养和文采。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


我认识吴祖光是1952年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凤楼,离我住的青年艺术剧院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氛的小院子,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富吸引力。吴祖光是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我幼年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除了他的学识、成就和智慧以外,他为人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而他的谈吐又那么活泼风趣,所以在他家做客特别愉快而不感到拘束。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他们那时结婚不久,凤霞每天晚上都要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她的琴师每天都来家,和她一起琢磨推敲新的唱段。她虽然忙,还是那么热情地款待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年轻朋友,给我们包鸡肉馅的饺子吃。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恭敬地叫她“大嫂”。我们喜欢去他们家,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听凤霞唱戏,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吴祖光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他逝世后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他的品格在不断地昭示着我,他的精神生命永远不会离我而去。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在大人物面前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也从不以大人物自居。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50年代初,我和他交往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他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必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做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吃惊地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警卫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又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对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做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邀请。


1953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准备出版,那里收集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情趣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图,大都出自名画家手笔,如张光宇、丁聪、郁风等,但是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蔡亮那年才二十岁,还是美院的学生,祖光信任和扶植无名青年,没有半点论资排辈的俗见。《艺术的花朵》出版后,我们都为蔡亮高兴,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人对后进者的爱心。三十多年后,蔡亮已成了一位名画家,他回忆起这件事时深情地对我说:“祖光的用心到我当了教授后才真正领略,他是给我一个机会,要我向那几位名家学习,看看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鼓励我上进。我想起他对我的培育,就懂得了我应该怎样爱护自己的学生。”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于直言。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因为我和路翎在一个创作室工作,我和几个朋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的“小家族”,被关起来审查批斗。“反胡风”运动本来同吴祖光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纯真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出于一种善良的心意,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公道话。他不知道这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点政治世故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躲避都来不及,吴祖光的率真就这样给他自己招来了一场大祸。


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他去出席文联座谈会,临出门新凤霞还拉着他,不让他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果真上钩了。他的一番善意的发言,发表时被安上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吴祖光和黄苗子、丁聪、唐瑜等文化人被打成“二流堂”右派集团,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被定为“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股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揪上台,听任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比如有一次田庄、汪明和蔡亮等几个朋友在祖光家看到一本印制精美的《世界名画集》,欣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画,到“反右”运动时竟变成在吴祖光家看“春宫图”,作为吴祖光腐蚀青年和“小家族”集团生活糜烂的一条罪状而公之于报刊,真教人愤慨之极!


1979年春,小集团平反后,我和几个朋友在祖光家重逢,凤霞已经瘫痪,我们抱在一起,是那样淋漓痛快地号哭起来。


1980年春,我结婚了。我的岳父在他工作单位的食堂办了两桌酒菜招待亲友。凤霞叫儿子吴欢背着她出席婚宴,她说:“别的宴会我都可以不去,杜高的婚礼我就是爬也要爬了去!”她把她自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幅《春桃》由祖光题诗“开花春灼灼,结实夏双双”赠送给我。食堂的大师傅和服务员们听说新凤霞来了,都来围住她,请她唱几句评戏。她已经很久不唱戏了,但她要用自己编的词唱几句,刚刚唱完“好人遭罪,苦尽甘来”两句,便哽咽着,泪流满面,唱不下去了,只好由女儿吴霜替她唱了一支歌。这情景使在场的人们都深受感动。


新凤霞也是一个奇迹般的杰出女性。一个几乎不识字的民间艺人,身残志坚,靠着自己超人的灵性和刻苦勤奋,靠着对祖光的深情笃爱,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居然把自己锤炼成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个独一无二的典型的中国式的女才人。人们都知道,吴祖光戴着右派帽子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后,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找新凤霞谈话,要她立即和吴祖光离婚,划清界限。新凤霞回答:“祖光是好人,我要学王宝钏那样,在寒窑里等他二十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培育出对爱情这样忠诚而又不向权势低头的坚强女性。


我们平反改正以后,吴祖光担任了四届政协委员。二十年的大苦头,非但没有改变他的文人秉性,反而使他更深切地同情人民疾苦,更勇敢地为冤屈者鸣不平,为弱小者仗义执言。在各种会议上,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呼吁政治民主、倡导思想自由的充满激情的发言。吴祖光的民主理念,纯然出自一个艺术家的真诚的仁爱胸怀、朴素的人道精神和正义感。最富有人性魅力的是他心中的平等意识,他认为人和人没有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平等是民主的基石。


在日常生活中他平等待人。90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商场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在他家工作过的小保姆,得到他和凤霞的爱护,他们培养她们学裱画、学电脑、学文化,使她们以后有好的出路。


记得1995年8月,蔡亮突然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很悲痛,跑去告诉祖光时,我哭了起来,我说:“‘小家族’的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汪明走得最早,好日子都没有看到;田庄呢,刚平反,就没了。罗坚本不该走得这么早的,谁知道他的心情是那么压抑呢;最可惜的是蔡亮,风华正茂,巴黎的蔡亮工作室还在等他回去,怎么忽然就死了呢?我没有好朋友了……”祖光一把拉住我的手,眼眶里闪着泪光,对我说:“还有我呀!……”


又有一次,我去看他,讲到田庄的爱人敏凡身体不好,孤身一人,生活困难。他叹了一口气,默然点点头。我起身走的时候,他把我拉住,带到他的书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这一千元,是我的稿费,给敏凡送去,就当我给田庄的。”


祖光就是这样一个爱朋友、重道义、不忘旧情的中国文人。


只要回想一下过去了的那些噩梦般的岁月,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在极左政治的沉重压力下经受着精神煎熬,无一人不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而唯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从不趋炎附势,不谨小慎微,不世故虚伪,不看风行事,他始终是他自己。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吗?难道这不是祖光留给我的最宝贵的昭示吗?


吴祖光的逝世,唤起了千万中国人对失去了一位铮铮风骨的正直的文化人的深切痛惜,人们哀悼他,赞美他,怀念他,更加认识到他体现的人文精神的宝贵价值,也更加懂得了他的文人品格对于我们民族的意义。


4月19日,是一个晴朗的春日,是人们向吴祖光最后告别的日子。他安睡在鲜花丛中,爱戴他崇仰他敬佩他的人们哀伤地肃立在他的身旁,他永远地睡着了,不再醒来。我想起了他的名句:“生正逢时”。他是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坎坷和困苦中,创造了奇迹般的辉煌人生的。我深信吴祖光将永生。


吴祖光走了。我的档案所记载的那个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年代,以及全部荒唐而痛苦的内容,也永远地终结了。一切都成为历史,永不重复的历史。我不愿猜想未来的人们将会用怎样的目光和怎样的心情来看待我们所经受过的这一切。


2003年4月19日夜稿毕

序二 我爸爸和我妈妈

吴霜


我的妈妈是那种人,做一切事情都只为了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放弃许许多多必须抛弃的东西,哪怕这些东西是非常宝贵非常不舍的,而我说的那个目的就是她要成为一个顶尖艺术家的理想。


而我爸爸是那种人,他很平和很谦让,并不抓尖抢上,他可以容让许多事情,但这却没有影响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作家,这主要来源于他的头脑,他的睿智的头脑和豁达的本性。


或许从文化档次上说,我爸爸是高于我妈妈的。这一点我妈妈心里最清楚,她自认为永远都比不上自己的丈夫,所以她对爸爸是敬佩的、崇拜的,也是追随的。


但我爸爸不那样想,他从心里欣赏我的妈妈,佩服我的妈妈。他认为我的妈妈是一个最美丽的女子,不单外表还有内里,她是天下第一。


多少年来,有不少和我父母熟悉的人们在心里未必觉得我爸爸和妈妈的婚姻是那么的适合。并且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会觉得这段婚姻有可能会半途而终,就像许多同类的婚姻那样。在我爸爸和妈妈来说,恐怕他们两人之间最不够般配的地方就是文化背景。我爸爸家里是几代书香,而我妈妈的父母则是城市贫民。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两个南辕北辙的人殊途同归,在人们的一路祝福声中稳步前行,最终走向生命终点,在天堂汇合,实现永恒。


其实人们的怀疑是有足够原因的。


一般说,像我妈妈这种站在舞台当中的“红角儿”,会有两个极端的特质。一方面,她是独撑一方的人尖子,整个剧团甚至整个剧种没有了她就会垮掉,但是同时,她缺乏文化素质,是个“白丁”。因为她出自寒门,整个家庭背景就缺乏文化素质,从小学艺登台但没有读书上学,所以她说自己是个“瘸腿儿”,其中甘苦,妈妈自己心里最清楚。像这样的妈妈,在她自己最风光最辉煌的时期嫁给了身为大作家的爸爸,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有缺憾的婚姻,是否长久不得而知。


这就是父母二人的功力了。我妈妈当初主动地要求嫁给我爸爸,这是个许多人都知道的故事。我妈妈的初衷就是“想嫁个文化人”。我妈妈的妹妹、我的二姨告诉过我:“你妈妈年轻时候就总跟我们说,她不会嫁给演员,她要嫁个导演或者作家。”果然如她所说,她嫁给了作家也嫁给了导演,那就是我爸爸。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我妈妈年仅二十几岁,想想如今,有哪个二十几岁的女子会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认知?嫁人嫁人,非富即贵,嫁个有钱的嫁个有势的,人之常情。但是嫁个有文化的,则极其少见。所以我说我妈妈是个绝顶聪慧的人,她要嫁一个有文化的人,根本的目的就应该是一个了:用丈夫的文化弥补自己的缺乏文化,进而包装自己的舞台艺术,从而由一个天才的艺人演变成一个名载史册的艺术家!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初期,出身贫寒,没有读过多少书,民间戏曲舞台上初显风头的小小角色,能有如此长远的视角,如此的认知,如此的眼光,我的妈妈,简直空前绝后!


而我的爸爸,并不是那种没有见过漂亮女人的男人,他可不是个书呆子。上世纪40年代,二十几岁的爸爸就已经名满全国了,他是才子、神童的代名词。因为他十九岁就写了抗日题材的话剧《凤凰城》,连演几百场不衰。他二十四岁时写的更加奠定他大师之名的话剧《风雪夜归人》永远都是中国的十大名剧之一。年轻成大名,使他的身后永远都会有一群一群的漂亮女人追随。他和我妈妈的相遇,当然是一种偶然,而除了这种偶然,还有一个必然的因素,那就是时代,时代促成了这种机缘。


没有新中国新政府的成立,我想我爸爸和我妈妈几乎没有相遇相知的可能,因为我爸爸不会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也不会经常光顾当时鱼龙混杂的下等地带天桥去看评剧。而那阶段,正是我妈妈的成名剧《刘巧儿》在天桥等地上演,演得如火如荼。


众所周知,介绍我爸爸和我妈妈认识的人是老舍先生。他是个典型老北京,也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海外回到故乡,他最喜欢逛的是京味风俗浓重的地方,那种地方首当其冲就是天桥。老舍先是在天桥发现了我妈妈,而后他向同是作家的我爸爸介绍了这件事,后来我爸爸也和一干朋友兴致勃勃地去了天桥看戏。当时就对戏台上的我妈妈产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要为一本杂志写一下那个红遍京城舞台的评剧女演员新凤霞,对我妈妈进行了平生第一次的采访。


我爸爸一定是发现我妈妈和他过去认识的那类漂亮女人不同。那些女人一般都有些文化,都识字,都有些“小资”。“小资”的意思就是性格独立,就是比较自主,就是喜欢时尚,说些前卫语言,有时会跟男人叫叫板。而我妈妈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妈妈在台上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充满艺术特质的天才,不过到了台下她却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国女人,她崇拜文化,崇拜有文化的男人,她自甘示弱,自愧不如,她对我爸爸是绝对的仰视。在我爸爸眼里,这就是我妈妈最动人的地方,她是那么大的演员,当时的北京城里可能再没有一个演员的风头和名气可以望其项背。但是在我爸爸面前,她的那种出自全身心的尊重与信任却是前所未有。她请我爸爸给她的戏提意见的要求绝不是说说而已的表面文章,她对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的渴望是最真实最迫切的。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几个月以后,那是1951年,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了。再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在我爸爸的帮助下,我妈妈真的从一个民间艺人成长为一个艺术大家。将近五十年的婚姻,这期间,他们的生活中有欢乐也有艰辛,有成功也有失意,有顺利也有过灾难。但是他们情感笃定,携手前行,直到生命的尽头。许多人预料他们的分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甚至从来都没有被怀疑过。一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崇拜和信任,基础极其牢靠;二是因为我妈妈的典型性,正是因为她的那种来自泥土来自民间的朴实和忠贞意识,让她在我爸爸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婚,成就了我们家庭的圆满,让我们几个孩子从没有失去过爸爸。也正因为如此,我的妈妈在她的荣膺艺术家声誉的同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声:一个坚贞不屈的妻子。


我的妈妈甚至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坚定不移地站在我爸爸一边而心力交瘁将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她在五十岁的时候患病以致半身不遂长达二十多年。我爸爸陪在她的身边,鼓励她继续一个艺术家的步履,而我妈妈又一次证明了她的与众不同,她从一个舞台上的演员转换成了一个作家!她出过好几十本书,这和她在舞台上的表现一样,是个奇迹。


我爸爸和我妈妈的故事有很多,而那些故事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好奇。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接一本总是在出版。我有时会想,一个才子与一个美女的故事,这个永恒的爱情主题是不是永远都不会令人乏味?


我是爸爸和妈妈的女儿,我知道每一个好故事总是层层剥茧,每一层都出人意料才会好看。其实我爸爸和妈妈的故事还有许多的内容有待发掘,也许关于他们之间的传说和议论,还会不停地继续下去,关于他们的书还会不停地出版下去……


2012年11月3日

  • 此文是作者为吴瀛先生所著《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写的序言。——编者注

    怀念父亲
    天降王师壶浆迎,
    江东父老望旗旌。
    渡江五月惊奇略,
    横海千军扫逆鲸。
    三载鏖兵除暴政,
    万民额手颂新生。
    秦皇汉武都陈迹,
    从此趋风毛泽东。
    1949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景州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以书画为生。却在烽火声中的5月25日走出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
    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八十九岁高龄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在与父母亲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亲生于1891年的春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湖北方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被任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第一个职业是听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说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的学生。
    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原来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要和这个年轻老师同进退。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
    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应是1914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我的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时,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20年代做的最高官是京都市政督办公所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号人物,相当于秘书长,后参与创建北京故宫博物院,任接收代表和常委、《故宫周刊》主编,是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的总押运官之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博界的开创者。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父亲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幕僚人物。
    但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账的情景,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由于要不到钱赖着不走。甚至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生性温柔善良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依百顺,但为此亦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这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下,一举推翻满清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公之于世的壮举。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宫文物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他只是由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老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念兹在兹,时刻不忘。这本《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辞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的职务、和腐朽没落濒临溃灭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以后写作完成的,对所谓“故宫盗宝”冤案有详尽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被陈毅元帅请去任命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怀着十分振奋感激的心情为这个本来可以安居休养的名誉职务热情工作和奔走着,却终于在一次因公外出时因脑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瘫痪,语言困难,但依然不曾忘记对易案的昭雪。见到无论是生人熟客时,三言两语也要吃力地谈到故宫往事,家人对此拦也拦不住。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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