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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的一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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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学明著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01

书籍编号：30434432

ISBN：978750476489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207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版权信息

书名：我的一生

作者：吕学明

ISBN：9787504764898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1936年底，我出生在江苏无锡东的一个小山村，村名叫梅园里。村子很小，只有20户人家，全都姓吕，但是山村很美。南面三里路是有名的吴泰伯墓地鸿山，每年清明时候人们游鸿山，登泰伯。每年阴历正月初九游嵩山（小嵩山，并不是河南嵩山），这山在我们村西北面，离我们村一千米。村东面是石节山。村西有一条河，可通长江、太湖。村前有一个水塘，村民在塘中养鱼，是村集体财产。每年清明打鱼，打的鱼平均分给每家，过清明节招待亲戚。村前村后是农田，种水稻、小麦、油菜。我家有三亩田，正常年能维持自家的基本口粮。母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种地之外养猪养羊，父亲给有钱人家打工。

我出生后经常逃难。我出生不到一年，日本人侵占南京，在南京屠杀我们同胞30多万人。我们无锡处于南京与上海之间，日本鬼子经常侵扰我们。就在我们逃难的同时，流行性脑炎也在肆虐，我母亲在这时患上了脑炎，万幸母亲活了下来，但由于脑炎期间母亲不能给我喂奶，我从小因营养不良导致体弱多病。而母亲是家里的劳动主力，只能由奶奶带我，晚上我与奶奶睡在一起。一直到我8岁时，村上又流行脑炎，村东的一个20多岁的大哥得病去世，奶奶在去帮忙之时也染上了脑炎，父亲与大伯将奶奶送进了镇上的医院。第二天早晨抬回来的却是奶奶的尸体，我万般无奈地望着奶奶的尸体，号啕大哭。

我从小没见过爷爷，听我爸讲，在他3岁时爷爷就去世了，是在田里干活被雨淋湿后得病去世的，奶奶很不容易，一个人养活四个孩子——大伯父、大姑、小姑和我爸。

我的外婆家是外来户周姓，原籍江苏江阴，本身无地，又遇灾害，所以全家一起到处流浪。我村旁一个叫陆佩桥的地主看上他们，安排他们给他家看坟，有钱人在坟边修起一座堂屋，里头放了棺木，外婆全家就在此住下，为了生活给地主种田。由于孩子很多，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生活非常辛苦，吃饱都做不到。外婆也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舅舅们从小学种田，从未上过学。小舅舅去了上海当学徒，在纸盒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工商业改造，小纸盒厂关门，他们全家到了江西一个铜矿工作，直到退休后回无锡老家生活。

由于家庭生活艰难，要种田，养猪，养蚕，因而我自懂事起就帮助母亲做事，割猪草、采桑叶等自然是不在话下。每天天一亮，母亲就得去田里干活，总是一大清早将早饭做好后，就叫我起床，因小时贪睡，叫得全村都能听到。我小学时上学归来，先得去田里割一篮猪草，到晚上吃完晚饭后才有时间复习功课。从小父母在我面前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想今后有出息，要识字，要读书，要学本事，才能过好日子。”所以小时无论经历何种苦难，我对学习都不敢懈怠。

小学阶段我曾在几个小学读书，先是储家巷小学，当时学校的班级是混合班，全校只有两个教室，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在另一个教室。老师教了一年级，再教二年级。教其他年级时，自己做预习或复习。语文、数学、美术、音乐，都是同一个老师教。这个学校只有两个老师，是一对父女。

小学三、四年级在一间教室，女老师教四年级英语。老师教，学生们跟着念，当时教到的一个词叫“开脱”（Cat，猫）。老师念一句，大家跟着念，这时教室里有个同学在桌上敲了一下，老师继续念，那个同学就接着敲，老师听到，就问：“谁在敲？”同学们也不回答。等老师再念时，这个同学又开始敲，老师生气了，之后哭着说：“你们不讲是谁，就谁都别回家。”为此我回家很晚，母亲非常严厉地问我为何这么晚，是不是因为犯错了，我告诉她原因后，她才消气，一再叮嘱我在校一定得听话。这是我从小到大唯一一次留校，也是无可奈何。

上小学五年级时，一天，我们村同级的同学说下午得背诵课文，背不出来要打手心，还说擦一种叫藠头的野菜的菜汁后打了不疼。我们听说后，就拔了一些擦在手上，但是这种野菜有非常浓烈的异味，离很远就能闻到，老师上课在讲台上就闻到了，就问谁在吃藠头。没有办法，只得坦白。老师气得一边打一边说：“看你疼不疼！”每人都挨了三大板，我被打得跳了起来。其实本来我背课文并没有问题，这叫自讨苦吃，也是难忘之事。

一次在学校上体育课，当时学校没有操场。体育课就到石节山去上。在树林里坟堆中玩捉迷藏，我和另一个同学藏到一个坟头的草堆里，一看一个死人尸体，吓得我们魂不附体，尖叫着告诉了老师。从此每见到荒山坟堆我都惴惴不安。

小学三年级时，全乡进行了一次语文统考，我拿了全年级第一。学校和村上的同学知道后，都说我成绩好。我们村的同龄人，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上中学的。

一天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正在上课，突然枪声响起，老师叫我们躲到课桌底下，不要动，直到枪声停止，我才敢逃回家，一路上非常害怕。到第二天，我父亲上街回来告诉我们，昨天是乡保安团抓新四军游击队员，有一名游击队的领导被打死了，人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惨不忍睹。据说是游击队员潜伏在一家四面围水的房子里，有人告发后被保安团围住开枪，在突围时被打伤，带伤跑到一个村中的稻草屋内躲着，被发现后，当场被打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牺牲的游击队员是他们游击队的负责人，是我们村上一位老人的女婿，叫吴道元，是位烈士。

1951年，我到无锡上中学，我的母亲在村养蚕场养蚕。我们那里河流遍布，水陆通畅，强盗经常出没，安全状况极差，人们晚上提心吊胆，不敢出去。强盗晚上到家抢粮，我大舅家曾被抢过。一个周末我回家了，母亲正在值夜班，我就陪母亲一起，半夜时枪声突然响起，事后才知道是在村南隔一条河，反革命分子原国民党保安团长，即枪杀革命烈士的凶手，被县公安局侦破后抓住。他在1952年“镇反”时被执行死刑。

童年时，日本侵略者扫荡、清乡等罪行也令我永世难忘。一次隔壁邻居吕根荣公公外出摇船，在离我们村15里地的一个河荡里，突然出现了日本人的汽艇，根荣公公被要求停靠检查，由于语言不通，靠船慢了一些，日本兵将船篙的钢钎扎进他的脚板，鲜血直流，回来后我见到，痛心不已。

又一次，晚上突然来了一批日本侵略者，来抓人（此人是一名所谓的“强盗”），包围了他家后，狗见到生人嚎叫起来，我家隔壁的两个公公以为有人来偷牛，起来见到牛棚有人（日本鬼子埋伏在这儿），他俩拿起扁担就打，直接就被日本侵略者抓住，吊了起来打得皮开肉绽。

再一次是清乡，日本侵略者到村上把全村的村民集中在场地上，保长也到场了。日本侵略者要求我们村长出列，他因言语不通出列得晚些，当场被日本侵略者用枪托打，保长讲了很多好话，日本侵略者才停止打人。可见在侵略者的阴影下，没有人过得上好日子，我幼小的心灵早就印上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同时也暗自告诉自己，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才能不被欺负。

我的童年时光，正是国家危难时期，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更让我知道国家遭难，百姓遭殃。所以从小我就下定决心，定要好好读书，长大学会本事，报效祖国，个人也能过得好一些。

1949年4月22日晚上起，江阴炮台的炮声整整响了一夜，日后才知道这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军解放南京，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国民党的飞机经常出现在空中，江阴到无锡的公路，经常被飞机轰炸或者扫射。不到一个月，我们村上来了一批南下的工作人员，据说是为解放上海后接收银行的。他们住在村上每家每户，睡的都是地铺，稻草铺在地上作床，饭是搭的灶做的，从来不给村民添一丝麻烦，让我从小就知道了共产党与解放军的纪律是多么严明。

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了，秋季就要上中学了。那时候我们乡的厚桥镇只有一个初中补习班，不经考试就可上学，所以我就上了这个学校。学校没有寄宿和食堂，每天来回走，家到学校说是3里路，实际上至少要走5里路，一早去上学，晚上回家，中午吃饭到我二姨妈家也是我干妈家吃，因为到她家只有一里路，每天这样学习生活我感到很好，我干妈经常给我做一些好吃的菜，对我很是照顾，我的表哥在荡口镇一家酱园店工作，表嫂在家对我也特别照顾。因为当时我表哥表姐没有一个上中学的，所以我是我们家最早上中学的孩子，对我特别看重。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二姨夫，也就是干爹，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公开了身份。我表哥表嫂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了，后来表哥回到厚桥镇当了党委书记。

十一月份，天气转冷了，小水塘开始干塘。一天我放学回家，走到水塘边，看到一条大鱼在塘边游动，在塘边搁浅。我心动，就地脱鞋上去就扑，结果到塘边时鱼游走了，花了很久还未见到鱼的影子，只得灰心上岸，光着脚回家。可能是受凉得了重病，从此不能上学，请了郎中来看，吃药也不见好，最后不得已休学在家。

到了1950年春天，农村开始土改，我村村长就是当年被日本鬼子打的根荣公公，可他大字不识一个，我就帮他抄书写字，公布各家田产。由于我们村是个贫困村，并没有富农、地主，贫下中农占多数，中农也不多，当时每个人只有5分田。我家只有3亩田，被评为贫农。近半年的土改完成后，大家为了好收成开始积极地劳动。

我休学了一个学期，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我父亲听说邻村储家巷有两个人在无锡上中学，已读完一年，听说可以去那儿上学，父母决定送我去上学。那可是私立中学，要收学费的，我爸借了一条船带了450斤米交学杂费和饭钱。寄宿在学校的我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回家选在周六午饭后，靠走路回家需要6个小时，到家已经天黑了。在家住一夜，星期天中午后回学校。学校里住校同学较多，但他们离校近，每周六都回家，我因距离太远只能与留校值班的老师一起过周日。我没有事就帮老师批改作业。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到学期结束的期末考试，成绩一直很好的我成为了全班第一。校领导为我申请了奖学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直到初中毕业一直享受这样的奖励，就这样，我再没烦恼过初中的学费。

学校里不光教给我们文化知识，还在政治上关心我们。学校新来了一位教导主任，抓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建设。到初二时吸收了我们8名同学入团。还建立了学生会组织，当时学生会还组织学习好的同学帮助学习差一些的同学，形式一般以去他家为他补课为主，就这样，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也一步步建立起来。

初中两年快结束时，正是1952年五六月份，由于学生会主席毕业，我成为了新任学生会主席，此时全国正在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了帮助老师思想改造，团支部、学生会组织学生给老师提意见。我们负责整理意见交给老师。在暑期，无锡市将全市的老师集中在无锡师范学校里专门进行思想改造。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暑期活动。当时苏南学联主席是吴学谦（后来的外交部部长），他在会上做了报告。我们作为学生代表，说是帮助老师思想改造，但不与老师见面，算是给老师一点压力吧。这活动期间，我参加了社会的禁毒、镇反等大会。这个假期就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中过去了，也是让我一生难忘的经历。

1953年我从无锡杨东中学毕业了，毕业后陷入了沉思：该怎么办呢？上高中，还是上中专？我了解我家的情况，希望能赶紧学点技术知识，早日工作，分担家里的负担。学校的老师对我也非常关心，一位苏州市籍的老师对我说：“苏州有一所铁路专科学校，还挺好的，你成绩也很好，进这个学校很有希望。”我当时就去报名了，可是此学校只招收120人，而报名的学生却有几千人，我没有考上，之后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英语成绩不行。这样的结果使我情绪低落，感到前途迷茫。我的父母则更是心急，担心我的身体无法在家务农，在家待着的那一个多月，真可谓度日如年。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我同学许德章从学校赶到我家通知我，有个学校来我校招生，我立马动身去学校报名，招生的人见到我的毕业证书之后，我就被中南第二四七技校录取了，招生人员要求我立即回家准备行李，5天后到洛社师范去集合，并且对学校录取之事要向外人保密。我回到家，跟父母讲清楚后，父母都非常开心，母亲马上为我准备行李。有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被单洗一下缝起来，当时我坐在母亲身边，母亲哭了，因为我将离家远行，舍不得……

我们这一届同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我们学校除从江浙一带招生外，又从湖南、江西招收了1500名，共计3000名学生。

我们到学校后住在工厂新建的职工宿舍，食堂在校区，距离宿舍500米左右，中间有水稻田。因为食堂一次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吃饭，所以同学们都是分批吃饭，我们从江苏与上海来的同学被分配为第二批，湖南、江西来的1500名同学先吃饭。

到校后经过了3个月的军训和政治思想教育（保密教育、“忠诚老实”运动），当时一个班100人左右，班主任和辅导员都是解放军内转业来的，每天的生活都是军事化管理，早晨5点起床进行军训，7点吃早餐，8—12点上政治课，之后又进行文化补课，下午也学习，晚上9点熄灯睡觉，刚从各地来的学生根本没有经历过如此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尤其是城市来的同学，完全适应不了，他们感到自己完全是来参军了，所以不到两周陆续出现逃跑现象，特别是我们江苏和上海来的同学。我的初中同学男生中跑得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被抓回来两个。实话实说当时我们学校待我们是相当好的，每人每月有14.5元的助学金，除伙食费、书杂费外，每人每月还有2.5元的零花钱，我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学生，已经觉得非常幸福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我们这些同学也经受住了考验，安心认真地开始了学校生活。学校经过审议，进行了分班考试。当时根据航空工业发展培养新一代工人的要求，工种除车、铣、铇、磨、电、铆、焊、木模、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外，第一次设立了仪表班，根据考试成绩分班，我和48名同学分在航空仪表班，毕业时还剩45名同学，有3名同学因身体原因休学。

当时我们班的成绩最好。分班后，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宿舍也搬到校区，却都是草棚。新的班主任、辅导员和任课老师也确认了。班主任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曾在国民党空军部队地勤师的黄腾蛟老师。他担任航空原理、航空仪表学的老师。其他课程老师都是从工厂抽来的。实习方面的老师都是各个岗位上的老师傅。经过3个月的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后，就开始实习，从钳、挫、锯、锤等开始，接着是仪表的专业技巧，如仪表游丝，先把铜丝压扁，然后盘阿基米德螺旋线，工具是一根针，一把镊子是自己用钢丝磨成打光，经过一两周的训练、操作逐步掌握基本技巧，大部分同学盘出了较好的游丝，实际上用手工制作游丝是不可能的，学校主要培养我们的是维修的基本技术与仪表工人应有的细心工作的态度。

到第二个学期快结束时，我们开始了在仪表车间的实习。航空仪表种类繁多，机械仪表如时钟、压力、空速表等；电气仪表如电流电压表、温度表、油量表、转速表等；陀螺仪表如地平仪、转弯仪等。我被分到电气仪表组，在洪都飞机制造厂的仪表车间实习，有两位师傅带我，一开始都是手把手地教，我很快掌握了仪表清洗、装配的基本功，特别是对宝石轴承清洗、轴尖研磨清洗，等等。师傅感到非常欣慰，在工作与生活上对我也开始加倍地关心。这时刚好我国第一架飞机试制，我们有幸参与了一些制造工作，并参加了我国第一架飞机制造成功庆功大会。

通过在学校两年的学习，学校既对我们进行技能教育培训，更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我更加懂得了党不仅让我们翻身做主，又为国家的强大建设培养了我们，我们就得更加勤奋学习，掌握国防建设技能来报效党与国家。由于我能认识到这些，并在学习中体现了出来，我成为了班上的学习委员，为全班同学的学习做些自己的贡献。在学校里我们班各方面都起到了带头作用，被评为了学校的“卓娅班”，我也被评为优秀学生。毕业那年党组织发展了我，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毕业了，学校和来接收我们的代表与铁路部门安排了专列，送我们去工厂，我们从南昌出发，不知道去哪个工厂。路上经过上海，由于学校规定了纪律，不准通知家人，所以当火车停靠在上海火车站时，车中大部分上海的同学都湿红了眼眶。之后火车在南京、济南、天津都做了停靠，直到第五天下午才到达沈阳，这次的火车旅程是我一生中坐火车时间最长的一次。到工厂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被分配到沈飞（沈阳飞机制造厂）了。到厂后我被分配到该厂45车间——特设车间，我们班同期毕业的45名同学全被分配在此车间，分别分在装配工段、检验工段以及实验室，我和黄厚坤、黄杏根、王爱华分在了实验室标准室，我和黄厚坤负责电工仪表组，黄杏根与王爱华分在压力仪表组，后成标准实验室，主要负责飞机仪表的计量标准，非标试验设备检定。

这样的安排是为我国航空仪表厂培训基本骨干人才，因为我国当时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航空仪表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中有规划，正在建设，而还未建成，人员要通过这个工厂一边工作，一边培训。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打基础，使我国航空工业从维修走向自行试制、批量生产的道路。

我们实验室主要承担工厂维修、试制的航空仪表测试设备和标准仪表的定期检测，对标准仪表的维修检定。我刚来厂时，实验室主任是郝汉杰老师，是大专毕业的，具体实验工作的人员都是新招来不久的人员，由于文化程度不高（都是小学文化）所以很难适应工作，精密的仪表维修没有办法胜任。当时有一名苏联专家，精密仪表由他亲自动手，由于他手很大，我们感到他也很难做好。去后经过3个月的见习，我很快能熟练掌握平常指定的工作，一些关键的标准仪器我也能够掌握，即仪表的原理、性能、维修知识，所以能够独立工作了。

当时正值歼-5喷气式飞机试制，我们车间承担飞机仪表的试制，说是试制，实际上仪表都是苏联制造的，经过清洗组装校验后开始装机。新产品的试制，对仪表的技术条件要清楚，做些什么检验，用什么样的试验仪器，特别是重新做非标准测试设备，有条件购买的购买，没有的要自己设法改进和试制。例如当时飞机上的浮子式油量表的标准表是非标准的仪表，国内无法生产，而我们从苏联进口的是一个流比式仪表，要解决必须用普通毫伏表改装，因为油量表传感器浮子的升降改变变阻器电阻的比例，即在一定电压下电流比例改变，显示油量所以用毫伏表的磁铁，把活动单线圈改为双线圈，使线圈电流比合成力矩产生指示，刻度盘也由毫伏刻度重新刻成油量刻度。

大家努力完成了试制交给我们的任务，当时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我们荣幸地参加了庆功活动。

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就能参与试制工作是我一生工作的新起点。而且在这过程中我还去飞机驾驶舱对仪表板进行了振动加速度检测并写出了检测报告，我深感自豪。

通过第一架歼击机试制，这种拿来主义已满足不了航空工业发展需求，一个仅能清洗、装配外来零件的车间也满足不了国家对航天工业的需求。第一批仪表厂陆续建成，经航空工业局批准将“沈飞”的一个特设车间改进成了一个航空电气仪表厂，选派了一批老干部来厂，派到前苏联仪表厂学习的干部、工人也回来了，组建了厂的领导班子，设计、工艺技术机构。车间的干部陆续到场，例如派去前苏联实习的总工程师谢绍明担任厂长，航空工业局特设处长刘建歧担任总工程师，在前苏联实习工艺的朱玉池担任副总工程师、总工艺师。任命了车间主任，设计、工艺、检验、生产、器材等科室科长以及试验室主任。从此航空电器仪表厂从维修开始进入实质阶段。宝鸡212厂建成，我厂作为人才储备基地给该厂输送了一批干部、工人。我的同学也去了20多名，我实验室其他3名同学也调去了宝鸡，只留我一人。我也是被调去人员之一，但是因为厂的发展需要，实验室不能无人，于是我被留下。以后又分出去一批人员支援北京232厂、苏州仪表厂，最后留在厂里的同学不到10人。宝鸡的同学又被送到了兰州242厂，汉中、雅安及太原、合肥仪表厂，我们同学分布到全国所有的航空仪表厂。在那个科技并不强大，国家生产力低下的当时，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的技校生成了国家航空科技发展的一线工作人员，为国家的航空科技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1954年我党出现了高饶反党集团，1956年审干工作开始，党委成立审干办，我被抽调至审干办的外调组，对我厂的主要知识分子的历史进行外调，主要调查上海交大毕业的韩宽庆老师和湖南大学毕业的盛祖荫、蒋宗海、谢铁铮等老师（都是工程技术人员，我们称他们为老师）在学校是否有参加三青团，是否为骨干。1956年夏天开始，到上海、重庆、湖南长沙、益阳、石门、溆浦等地，查学校的历史档案资料。这次外调对我也是考验，需要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很多路都得靠走），例如从湖南平江到湖南与江西交界的长寿街没有通车，100多里路靠两条腿走，到了慈利后我一个人走着山间小路，路上没人，一走半天，锻炼了我的胆量。从长沙到溆浦一路上一个星期都没有怎么休息，到溆浦后找到旅馆就直接睡下了。半夜公安部门查房，敲了半个小时门才把我叫醒。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拿出了介绍信，公安人员告诉我当地治安情况不好，土匪、山贼经常出现，要提高警惕，不要睡得那么死。

我在外调工作过程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秉持着对每个人负责的态度做出外调报告。经我调查的干部全都清楚了，这些技术干部都得到重用。盛祖荫当了中央实验室副主任，后又当了第一设计科科长、总局车间主任等，后来成立反导自动驾驶仪研究所时任代理所长。韩宽庆调陕西618所任所长。蒋宗海也成为一个航空电机厂技术方面的领导人。谢铁铮调到了苏州仪表厂任设计科长。

我在这次外调的一年半时间里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即在外调期间利用晚上及空余时间自学高中数、理、化课程，希望回厂后能有机会去读大学。可惜回厂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还是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选择了在工厂一边上夜大一边工作。原因是当时国家对我们一批技校毕业生的工资待遇较好。1956年我们就是四级工了，每月工资有58元，每月给家中寄30元钱养活自己全家，一旦上学，家中亲人生活该如何是好？不得已，我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

回到实验室工作后，我成了标准实验室主任，因为前主任调到沈飞特设处工作了。当时新产品试验必须迅速展开，建立我们自己的航空仪表标准的重任摆在眼前，正是努力工作报答党和国家对我培养的时候。

1958年，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发布，全国开展大跃进活动，快速提高航空仪表工业的发展，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时油量表、转速表试制成功，又开始试制发动机排气温度表。该仪表的传感器是铜-康铜热电偶，而这热电偶用于300℃以下温度测量，热电势很小，从几微伏到几十毫伏，这样的测量仪器的标准，当时依靠苏联进口，我们能否研制这样的仪器呢？经过反复研究，从对该仪器的原理的理解到制作工艺，在老工程师的帮助指导下，制定了试制方案。我们确定了敢想敢干的思路，同时还要有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

解决了测量和电阻修正工艺，仪器终于试制成功。经国家计量院检测达到要求，为我厂试制新产品创造了基本条件。随着低电阻电试制成功，对电阻仪器研制掌握一定的经验，又试制成功测量低电阻的高精度双臂电桥，因而我受到了厂的表扬与奖励，当年我也被评为了厂的劳动模范，又经沈阳市总工会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标准实验室被评为先进科室。随后我又被评为辽宁省技术革新先进工作者，之后沈阳市总工会组织技术协作委员会吸收我参加技术协作工作，军工单位东北地区计量站多次请我去做技术指导，我得到同行业界的认可。

航空电气仪表相继试制成功，形成了批量生产，装备了部队，国家部署了新的规划、布局，在苏州建立了航空电气仪表厂。我们厂的任务逐步转到苏州，我厂进入航天领域，与航空仪表有关联，即试制导弹自动驾驶仪，最先试制的是地空型号的自动驾驶仪。

我厂本身工作方向是电气仪表，陀螺仪表这一块原来并没有接触过，是全新的技术领域。就在这时我被厂任命为中央实验室副主任，标准实验室主任仍由我兼任。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新产品试制所需各种检测设备试制过程中的配合工作，做好检测各种设备的仪器准备。首先要熟悉消化产品的技术条件，编制测试设备目录，拟定周期表以及必要的标准仪表仪器。自动驾驶仪是尖端产品、尖端的控制技术，设计测试仪器量大、种类繁多，每个元器件都要做各种检测。如陀螺要有供电电源，且电源的频率高，为了达到陀螺高稳定性、精确性，频率有500Hz和1000Hz两种，陀螺马达要动平衡，修正不平衡量，这些设备都要鉴定。执行机构参数测试有压力、力矩、角度等，电子元器件要有检测仪器如示波器等电子仪器，我们就要组织人员学习技术条件，掌握这些技术信息，确保产品试制检测，做到万无一失。工厂从航空仪表向航天自动驾驶仪转型，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新建了机械车间，增加了高精度的车、铣、磨、镗等机床，组建了测试设备科，专门组建了测试设备车间。满足该产品大量测试设备的需求，陀螺加速度表的要求洁净度很高，所以建起了超净厂房，洁净度达到万级，还有要求更高洁净度的需用达到千级超净工作台。温湿度可控，这在新中国成立不长时间，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真是非常不容易。但同时也说明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任何困难都可克服，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就这样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试制并定型了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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