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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全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左宗棠全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秦翰才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6-06-01

书籍编号:30435917

ISBN:978710111507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09161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全书内容:

左宗棠全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左宗棠全传》是秦翰才先生研究左宗棠诸多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秦翰才(1894—1968),名之衔,字又元,号翰才,上海陈行镇人,毕业于松江县立第三中学,曾随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1927年,受聘任上海市公用局秘书科长,抗战时期辗转于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交通部、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工作,抗战胜利后入中国纺织机械公司任职,1955年退休,195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秦翰才先生的一生是平凡的,长期以来只是一位级别不高的文职人员;秦翰才先生的一生又是令人敬佩的,他并非专职的历史学家,只是一位文史研究爱好者,却倾其一生执着地收集有关清代大吏左宗棠的史料,沉浸于左宗棠的研究,形容他为此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一点不为过。


秦翰才先生自述好读名人传记及其著述,年轻时浏览了左宗棠的年谱、家书、文集,倾慕他的功绩和为人,又遗憾世间颇多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传记,同为中兴名臣,却独少左宗棠的研究著作,于是开始留意搜集左宗棠的史料、专心研究左宗棠的生平,日积月累,逐渐成了他职业之外一项最重要的工作。1936年,秦翰才先生开始动笔写有关左宗棠生平事迹的札记,这也是《左宗棠全传》撰述之始。1949年初,《左宗棠全传》结稿,前前后后写了十几年,四易其稿,期间正逢抗日战争,秦先生历经流离颠沛,南下香港、西走重庆、北赴甘肃,生活本已艰辛,搜集、保存资料更见困难,著述之难可想而知。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又逢解放战争,生活仍不得安定,秦先生自述:“痛我生之不辰,亦慨是书之作,始终与鼙鼓为缘也。”让人倾佩的是秦先生并未因此放弃他的研究,他以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坚持他的这份事业。图书资料散失了,花钱再买;初稿留在香港不知下落,执笔重写。除了左宗棠研究,秦先生几乎心无旁骛,没有其他嗜好。他的子女曾回忆:“他一生不讲究吃喝,不上酒楼,不进戏院,惟一的爱好就是买书、读书、写书。”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回忆1949年秦翰才先生拜访他时的印象:“约五十余岁,中小个子,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他是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我们谈了约半小时,几乎没有见他露出笑容,只是全神贯注谈他的对文襄公的研究——他的毕生事业。”(左景伊著《我的曾祖左宗棠·自序》)这是一位老派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可敬的学者。


作为一生呕心沥血研究而得的成果,秦先生共完成了5部有关左宗棠研究的著作。除《左宗棠全传》之外,还有《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外纪》、《左宗棠轶事汇编》、《左宗棠集外文》,总计160多万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左宗棠全传》了。没想到《左宗棠全传》的面世竟然也是历经沧桑,充满坎坷。1941年10月,《左宗棠全传》完成第二稿,香港中华书局有意出版,遂送稿排印。不巧的是当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华书局顾虑时局变化不测,书版保存困难,遂将书稿退还作者,并“约俟事定再印”。第二年,作者返抵桂林,由于路途不便,《左宗棠全传》书稿留在香港朋友处,未敢携带。战争期间,音信不通,书稿一度不知下落,但秦先生并未灰心,决意重写,后来得知书稿由香港朋友带至上海,大喜过望,犹如完璧归赵。由于二稿之后又觅到不少相关史料,秦先生自谓原稿有不少缺憾,一改再改,直至1949年1月,完成了本书的第四稿,也就是如今出版的这一稿。这期间由于时局动荡,书稿出版一直未能如愿。全国解放后,对左宗棠的评价总体趋于负面,左宗棠的传记无人问津,也是可想而知的事。一生呕心沥血之作,只能束之高阁,文人之痛,莫过于此。“文革”期间,秦先生又遭抄家之劫,家中所有藏书、书稿、文献资料悉数被洗劫一空。面对空徒四壁的居室,秦先生受到沉重打击,整日无所事事,喃喃自语,精神接近崩溃,1968年含恨而逝。


秦先生所著研究左宗棠的5部书稿,命运最好的当属《左文襄公在西北》,此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社会反响一直很好。王震将军由于长期驻守新疆,对左宗棠征战新疆、开拓大西北做出的历史功绩十分熟悉,并且有很高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界对左宗棠的认识和评价有了很大变化。198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将军在会见左宗棠后裔左景伊时,谈及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特意提到了秦翰才的著作《左文襄公在西北》,要左景伊找一找秦先生,显然王震将军对秦翰才先生和他的著作有很深的印象。遗憾的是此时秦先生谢世已有15年了。1984年,苏州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1985年11月,又在长沙举办了“全国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秦翰才之子秦曾志应邀出席了长沙的“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秦翰才被誉为“研究左宗棠历史的先驱者”。1986年,秦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左宗棠轶事汇编》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


称秦翰才先生为“研究左宗棠历史的先驱者”,一点也不为过。在秦翰才动笔之前,已经面世的左宗棠研究著作只有清代罗正钧所撰《左文襄公年谱》一种(光绪二十三年刻本)。至于被称为左宗棠研究专著第一本的戴慕真著《左宗棠评传》,也是1943年才告出版。在这之前,秦先生与朋友拜访柳亚子先生,柳亚子得知秦先生正在撰写《左宗棠全传》,就题诗相赠,注中提及:“翰才方写季高评传,其稿有十余册之巨云。”深表赞赏。文学艺术评论家郑逸梅先生在《艺林散叶》中如此描述:“秦翰才早有左癖,后有谱癖。所谓左癖者,搜集左宗棠史料。所谓谱癖者,搜集古今各家年谱。”这个评语概括了秦先生的学术生涯,十分贴切。《左宗棠全传》虽然迟迟未能问世,秦先生研究左宗棠的名声却早已在外了。


郑逸梅先生提及秦先生的“谱癖”,是指他搜集、收藏人物传记、年谱资料的爱好。解放后,由于《左宗棠全传》出版一时无望,秦先生只能将手稿束之高阁,转而开始搜集、收藏人物传记,尤其是年谱。对此他一如既往地专注和执着,四处访谱,来源无论是公是私,篇幅无论是大是小,他都一视同仁,珍重收藏,并对收藏之谱逐一做好检索卡片,对破损之谱亲自修补装订,宛如自建一座家谱图书馆。据统计,这些年中他收藏的年谱资料多达2000多种,除了从书店购买之外,很多年谱并无单印本,或刊载于期刊杂志,或是某专著的一个附录,这些年谱,都是经秦先生借阅抄录而成,并以线装形式装订成册。以一退休老人的绵薄之力,孜孜不倦于这并无报酬的文献搜集工作,不无成就,被称有“谱癖”,自称“千谱楼主”,对秦先生来说,也是研究左宗棠之外一点小小的满足吧。


余生也晚,与秦翰才先生并未谋过面。了解秦先生,正是因为收藏在上海图书馆的这2000多种年谱资料。“文革”期间,这些年谱资料和秦先生的左宗棠研究著作手稿一起被抄没,遭此大劫,秦先生所受打击可想而知。幸运的是这些文献资料并未被毁,而是辗转被上海图书馆古籍部门收藏,包括秦先生为这2000多种家谱做的目录卡片。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慧眼识宝,妥善保管了秦先生这批花费了毕生心血搜集而得的文献资料。“文革”结束之后,有关部门告知秦先生家属,秦先生的所有手稿及年谱资料都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并询问能否捐赠?秦先生家属得知被抄之所有手稿、图书尚存于世,不禁大喜过望。秦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但手稿、图书能被图书馆永久收藏,也是他的愿望,于是欣然同意,上海图书馆为此隆重举办了有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出席的捐赠仪式。作为上海图书馆馆员,我亲手翻阅过这批年谱资料,深深为秦先生在历史文献搜集和研究过程中的执着精神和专注态度所打动。


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左宗棠的评价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左宗棠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版,得到社会的重视。想起秦翰才先生花费毕生心血完成的作品《左宗棠全传》手稿仍藏于图书馆书库内,一直没能出版,秦先生的子女深有父亲遗愿未了之憾。2004年,秦先生之子秦曾期先生不顾八十高龄,亲自来到上海图书馆,希望能复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左宗棠全传》手稿,帮助整理,寻求出版机会。笔者此时正主持历史文献部门的工作,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了大部分书稿的整理。没想到手稿整理工作虽然颇费精力,寻求出版却更不易。真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10年,似乎出版仍然遥遥无期,秦曾期先生只能以自费打印的方法印出少量《左宗棠全传》整理稿,分送亲友。幸运的是中华书局得知此稿历史因缘后,欣然接收了书稿,《左宗棠全传》完稿60多年后终于可以正式问世了。秦先生地下有知,当可瞑目,秦先生已经九十高龄的子女,也可如释重负,放下一段心思了。自始至终,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我只有感动而已。对那些执着于文化传承但求于世有用不求回报的“历史癖”、“文献癖”们的感动。忽然我又想起“缘分”之说来。1941年,《左宗棠全传》最早就是被介绍给中华书局的,当时由于战争原因未能如愿出版。时间过去大半个世纪,历史却转了一个大大的圆,本书最终还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始于中华,终于中华,难道不是缘分吗?话又说回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贡献,中华书局确实也有了一个多世纪的优秀传统了。


《左宗棠全传》虽然是一部60多年前的旧稿,今天出版,仍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其一,这是20世纪以来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在左宗棠研究史上应该有其地位;其次,秦翰才先生为撰写《左宗棠全传》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多种,书中对历史史实的论述引用了大量原文,以证事有所本。对引文的出注十分严谨和专业,不仅注明作者、书名、篇名、卷数,甚至每条注释均写明引文所出页码。重要作者还在出注时略叙简历。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查阅《申报》,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在书中被引用的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就本人所见,以这种方式引文并出注的方法在其他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出其右。秦先生曾为本书设计过34幅地图,附于有关章节之前,可惜这些地图在书稿长期流转过程中丢失了,实为憾事。左宗棠曾孙左景伊1993年曾盛赞秦先生已经出版的两部著作《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轶事汇编》对他撰写《我的曾祖左宗棠》的重要参考价值,而学术价值远在《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轶事汇编》之上的《左宗棠全传》今天能够出版,当是幸事。本书对左宗棠研究以及近代史研究具有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秦翰才先生其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开心集》、《满宫残照记》、《档案科学管理法》等。其中《满宫残照记》是一部叙述伪满洲国的历史小说,曾多次出版,也为众多读者所熟知。


上海图书馆 冯金牛


2015年12月于上海寓所

编辑题记


有清同治中兴名臣,以胡公林翼、曾公国藩、左公宗棠与李公鸿章并称。顾在一般社会,对于左公,知之较鲜。余好读名人传记及其著述,颇怪若胡、曾、李三公世人传述其生平者甚多,何于左公独付阙如,即其遗著亦不多见也。


距今约二十年,有以阳湖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见贻者,读之始想慕左公之为人。其后获读左公年谱,又后获读左公家书。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在武昌复得左公文集而读之,始益知左公之生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重读家书与年谱,作为札记,刊入拙著《开心集》。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日军兴,淞沪沦陷。十月终,余由上海赴杭州。十一月中,又由杭州赴首都。已而循公路西行,历芜湖、宣城、屯溪、景德镇、南昌,而止于长沙。一夕,忽有友人招至司马桥寓中晚餐。至则乃知友所居,即左公故邸也。庭院宏畅而已陈旧失修,盖左公之后人式微矣。前此读其书者,今于流徙中亲履其居,何幸如之。又尝访问书肆,知有左公全集,欲购而读之,则有一百数十本,以卷帙繁重,迟回未决。已而离长沙,赴香港,心中犹不无留恋也。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岁首,折回长沙,将有长期居留,蓄意必欲获致左公全集,顾仍迁延不果。侨居长沙三阅月,须赴汉口。濒行,方下一决心购之。同时,并得《左太傅与陈少保书》两册,挟与俱,满拟到汉口后一读。不久,徐州沦陷,武汉垂危,余须再度折回长沙,乃先将诸书往。已而余不去长沙而赴重庆,则复将诸书运经宜昌,转至重庆。十月中,余驰抵重庆,始发箧卒读之。因发现中有缺页,当函嘱余弟之在长沙者代为觅补。而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大火,全市成墟,闻此书原版犹存左公故邸,由其后人刷印出售。则念此版当已同付劫灰,而此书以后益复难得,余于飘泊中犹能拥此巨著,不可谓非厚幸也。


在余读左公全集之过程中,择其论议有意义者,别册记之。全书读竟,复于市上觅得左公家书,摘记之。积帙已不鲜,颇思分类编成嘉言录一种。已而念记载左公整个之为人者,尚无其书,余何不试为之。遂拟摘取书中事实,编成评传一种。惟左公一生事功繁复,为使属笔时检点时期,并照顾前后计,其间又参酌左公年谱,编成年表一种,而将不能叙入评传者附隶焉。然仅赖全集取材,自嫌不足。盖集中奏稿、书牍、批札,均以左公自作者为限,故每一事首尾常未能完具也。而旅次无从取得参考书,适余在长沙时,尚购有《曾文正公(国藩)全集》、《胡文忠公(林翼)全集》(两种)及年谱、郭嵩焘氏《养知书屋诗文集》、《郭侍郎奏疏》,及《玉池老人自叙》、郭崑焘氏藏《八贤手札》、王闿运氏《湘绮楼诗文集》及《笺启》、王先谦氏《虚受堂全集》、周寿昌氏《思益堂全集》、《骆文忠公(秉章)自订年谱》、《沈文肃公(葆桢)政书》等,幸已与左公全集俱来。其先固非为欲作左公评传而购,此时恰可供作左公评传之参考。许长卿君(元方)对于太平天国文献,颇感兴趣,有时人著作数种,举以见赠。未几,许君赴兰州,甘肃故左公立功地也,复承采示若干资料。更不足,则从蟾秋图书馆、巴县图书馆、交通部图书馆借取。惟见书既夥,又从稗官野史中刺取其有关左公者,辑为轶事篇一种。而间就左公全集中事实,引以为论断。至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全稿粗毕,评传部分凡得七十七篇,拟更为审订。而重庆自被一再空袭,公私藏书均移郊外,无法觅致,至七月而赴香港,遂益置之。


留香港半年,对于关系左公资料,仍不断搜集。在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中,获阅《李文忠公(鸿章)全集》、薛福成氏《庸盦全集》,及史地书多种。并托友人在上海购得《湘军志》、《湘军记》、《平浙记略》、《平定关陇记略》、《戡定新疆记》、《中兴将帅别传》、《江忠烈公(忠源)集》、《罗山(泽南)遗集》、《彭刚直公(玉麟)奏议》、《曾惠敏公(纪泽)日记》及《湘绮楼日记》等书,均为在重庆欲见而未见者。所得既多,于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发旧稿覆校,并补充评传十三篇,合成九十篇。嗣复于学海书楼、冯平山图书馆、华商总会图书馆等处,获见参考书多种,用以对勘,其年表亦校补数处,轶事篇则更增益不少。并将不载左公全集之作品,辑为集外文,与夫左公薨逝后故旧哀悼之作,辑为挽辞,均列为附录,此皆副收获也。此时,全稿较以往已加多百分之三十,则更发全集,复阅一过,逐加增改。然是书最重要之部分,自推评传。而余反复检校,发现不少缺点,爰重为删并,卒成八十五篇。评传之中,尤以叙述战事诸篇,头绪纷繁,略则不明源委,详则过占篇幅,极难着笔,往往再三易稿。终以此仅为全书之一小部分,不欲过事铺张左公武功,仍一以简要为主。然如此长篇作品,余实初度尝试,欲使前后贯串呼应,自知才力不足以副之,不禁时用慨叹。顾昔者王闿运氏撰《湘军志》,诩为杰作,其后自承书中叙光复江宁省城时,不著诸将帅封赏,为一大漏洞,因益感著述之难。夫以闿运为文坛宿将,犹有似此之遗憾,况不学如余者乎?


会余颈后生一疖,俗称落头疽,割治后,医戒静养,暂辍笔。逾月余,幸得保首领,继续整理;其中年表一种,向常滋觉不满,而颇惮于修正。至是发愤彻底改作,将原分五部门者,括为三部门,原仅按年记事者,更分月日系列。同时,就书中引述人物,按其仕履行谊可考者,各作一小传,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一助,并使益了然于与左公之关系。复就书中引述地名,于今已有变更者,作一考证。至全书每一部门之体例,与夫用意所在,别撰为说明若干条,分系于其后。


余编是书,罗致参考书,自信不可谓不尽力,大致具如另编参考书目。然既在战时,又值客中,得之亦綦难,至今欲阅而未获之书犹众,官书如平定粤匪、捻匪与回匪诸方略,即未能觅得。因又忆王闿运氏始草《湘军志》,尝托友力求平定粤捻方略,而又不欲必得,以为官书本不尽精详,且此志又不资公家言云云,余亦窃引以为解嘲焉!


离家三载,颇拟于岁尾返沪,一视妻孥,亟将是稿重行补正完成,为记其始末如此。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月,作者

编辑再题记


是稿既写成,沈君怡先生为介绍于中华书局刊行,幸承接受。会余中止返沪,复逐篇检校,为最后之修正,忽忽又一年矣。其中经过,更多可述者,作编辑再题记。


许长卿君归自甘肃。一日者,因王君绍斋之导,偕余访见柳亚子先生。谈及余是稿,极承嘉许。越日,赋诗记之:“星轺驰许劭,史笔重秦嘉。双美忽然合,咸来集寓斋。长谈销永晷,逸事述名家。多谢王摩诘,招邀与子偕。”原注:“长卿自兰州来,颇谙左季高故实,而翰才方写季高评传,其稿有十余册之巨云。”嗣长卿就旅甘两年之所闻见,参考余藏书,写成《忆兰州》一书,并为余述左公佚闻,余以辑入轶事篇。


黄伯樵先生知余是稿,为介见曾公后人约农先生。先生索观原稿,并畅谈曾左关系,谓左公晚年,虽与曾公绝交,然仍善待曾公之后。又谓左公为人,虽传其暴戾,实则尚不如言者之甚。因余欲得左公若干未见著作,嘱余往晤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先生。盖许夫人湘潭周氏,左公夫人之再女侄也。余初不识地山先生,往则一见如故,欣然谓余,周氏藏书本在彼处,比已移往湘潭,然当为余致之。逾数日,以电话见告,已得《慈云阁诗钞》一种,余亟走其校中取之,而先生忘携书,则复以电话嘱其男女公子取来。余得书,就左公夫人及诸女公子所作,录为一帙。还书之日,地山先生又欣然谓余,适在马季明先生(鉴)处,见有若干关于左公资料,遂引余晤之。季明先生藏清人笔记甚夥,余从而抄得左公轶事数则,乃曾不逾半载而地山先生忽焉殂谢,可胜悼叹。


约农先生又嘱余与左公之曾孙景鸿先生通讯。余发为问题若干求答。适景鸿先生病,由令十三叔罗隐先生代复。此次最珍贵之收获,为左公中式举人时之礼经文一篇。此作在当时甚驰誉文坛,并曾进呈宣宗皇帝御览。始余读陈夔龙氏花近楼诗,知左公乡试墨卷十四篇,犹存左氏。试求之,果幸获如愿。


余所需参考书,犹以在上海所得为多。此则悉仗陈仲瑜、姚仲良、王维文诸君搜求之力。余又默揣,余所需参考书,多属湘贤著作,还求之湘中,或易得当。爰托石君树德在衡阳刊报征求,顾杳无回响。石君转以浼左君余孟,左君为左公族裔,慨然承诺。时左君宗人以长沙之家毁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之火,散居宝庆、茶陵等处。左君广为征询,得书多种。尤为余欣慰者,为文襄仲兄之《慎庵文钞》,余往者仅得其诗钞,而文钞则久访未得,今得之左君,不禁距跃三百。余于左公功业,大致已了然,独于其家庭,所知尚感不足,今以是书合之《慈云阁诗钞》,又增加不少认识矣。


余在长沙所购书,已运至重庆,及来香港,不便携带,斥其一部分,托沈君振仁让售于人。嗣余仍需参考,而求之香港,无所获。复托沈君以原价收回,邮递至港,幸无遗失,是亦可喜者。


余表弟吴君缵先在福州,为余访获文襄祠照片两帧。其一为文襄塑像,犹是民纪二十年(一九三一)所摄。未逾月而福州沦陷,公私损失,当不可以数计,是此影者,吉光片羽,弥可宝贵。


余常欲使此稿得一二人前后遍阅一过,指示其得失,顾以篇幅繁重,字迹潦草,大抵仅能略一翻检。后曹君伯权由沪来港,君尝研史学,强于记忆。余恳以吹毛求疵方式,始终一阅,君诺之,提出推敲之处数点。其最重要之一点,为余记刘锦棠破金积堡马五寨事,一处谓在刘松山已故之后,一处谓在刘松山未故之前,显为矛盾。余覆校来源,则由于《中兴将帅别传》两刘传中原有此歧误,按之左公奏稿,乃在刘松山未故之前,即据以改正。


黄任之先生知余所作,屡屡询及。三十年(一九四一)五月,至自重庆,相见握手甚欢,题赠诗一首:“一几林荫度十春,天涯重许话情亲。德门三代兼师友,遗恨君其问海滨。”并以是稿为问。余因持以求正。既回陪都,复来函问已否付印,且云前诗第二句改为“等身著作更无伦”,盖指是稿也。惟余未敢窃窥著作之林耳。


当余搜集左公故实时,发见若干哀挽左公之联语,因念曾、李两公之薨,均有挽词之集刊,独于左公未有所见。于是辑为一起,名曰挽辞,列入附录。后以询之左君余孟,见寄《左文襄公诔词》四本,内涵祭文、挽诗、挽联等数部门,始知当日固已有汇编刊行。以余所辑,与诔词所录互勘,仅有三数则为诔词所无,又有数则,文字颇有不同,似经点窜。惟既有诔词在先,则区区挽辞,已无多大价值,遂悉删去。


是稿叙战事处,每思辅以地图,指明动向,顾以余素不谙制图,未敢率然有作。且自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清代行政区域,迭有更易,而清代之府厅州县等地方行政单位,至今已仅存县之一种,其名又有若干改变,非得清代地图,亦无从着手。然以此事商之友好,均言必要。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舒新城先生来港,谓如有稿本,局中可以代制,最后余乃决意为之。邹郑叔先生之曾祖叔绩先生(汉勋)与左公为至交,尝随李公续宾与太平军战皖北,殉三河之难。其嗣沅左宗棠全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先生(代钧),即郑叔先生之尊人,则为清季地学专家,在武昌首创舆地学社,始以西法制印中外地图。余知郑叔先生箧笥中尚藏有沅左宗棠全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先生遗著,商承慨允惠借清代疆域图两种,遂参之申报馆所印中华民国新地图等,先勉为设计,再由中华书局制图家按之绘正。既于言战事各篇,均补一图,更于言水利各篇,亦均补一图,竭月余之力,构成图三十四幅。此工作原为按文作图,然行文时,只求简要,作图时难以贯串,于是有一部分不得不重检原始材料,先作为图,再按图将文改作。顾制图之意,仅在显示大势,故不甚求精确,只期免于重大之错误而已。


余为文论事,好纵横兼至,纵则穷源而竟委,务求其透彻,横则旁搜而远绍,务求其周密。余作是书,亦持是旨,虽是否能如所期,不敢自信,而固尝如是致力,则不敢自欺,然微友好之直接间接予以匡助,亦不能及此,敬附志谢忱。


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作者

编辑三题记


是书作成,已送中华书局排印,而国际风云骤紧,书局恐变生不测,保存难必,将稿交还,约俟事定再印。已而太平洋之战果作,英国战败,港九不可复留矣。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余徒步经东江返国。所有苦心搜集之参考书,全部放弃,是书稿本,姑交存友人处。任之先生知余安抵桂林,行李未失,以为《左宗棠》必在其内,损书为贺,不知《左宗棠》尚沦陷异域也。顾余并不灰心,决意重写。居桂林多暇,辄就广西省立图书馆,觅取资料。其书馆在七星岩下,岩内特筑楼房,较有价值之书,多就藏焉。读者遇空袭警报,即走避岩穴。余于此,得馆方特许,一读《新疆图志》、《曾忠襄公(国荃)全集》、《刘武慎公(长佑)遗书》等,均为在港访求未获者。余归国诗记中一绝云:“频年作述不须论,得失浮沉有数存。且觅新知修旧稿,书林搜索石碑扪。”(此诗系和顾君震白元韵)即谓此也。余始意广西为太平军诞生地,其后湖南军事援桂,又为左公所策划,必有若干独特之资料,不料竟无所得。访问湘桂学人,亦复无可告语者。惟半年后,得知是书稿本,已承陈君彬龢设法运沪,钮君巽成寄存银行,不禁喜出望外。


时君怡先生主持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招往共事,且曰:西北为左公立功地,史料甚多,必能满君欲,盍兴乎来?余欣然从之。以十月抵兰州,会朝野方盛唱积极经营西北之论,欲因左公往事资启发。爰商定由余编纂《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逾年书成,承君怡先生洽归商务印书馆刊行。在此时期,公司辟一图书室,收藏西北资料。同事赵君敦甫,与兰州诸书贾稔,常得巨帙孤本,充牣其中。余书之成,实受其赐。余又在国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甘肃学院图书馆、甘肃科学院图书馆等,访读西北方志及西北人士之著述,不下数十种。而于左公所营建之节园、贡院、织呢局,所刊四书五经之原版,所写作之石刻,亦得纵观焉。又尝与地方父老晤谈,则于左公设施,如以机器开泾水等,知者甚鲜,仅能谓左公奏准陕甘乡试分闱,对于振兴甘省文教功绩最伟。余旅居兰州,凡两年三月,自忖于左公之经营西北,得有不少认识。左公一生史料,最丰富、最完备者,厥惟武功。一因左公本人有奏报,二因公私各家有记载,足资稽考也。独于政事部分,在左公著述中,仅一鳞半爪,未能窥其全。且此部分适以在西北为多,居六七十年后,欲求六七十年以前治绩,文献已鲜足征,惟余由于此两年三月中之搜索,益以其后之不断觅补,差得其大概。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二月,余随君怡先生至重庆,寻八年前治事之室,与夫寄居之屋,为是书创稿之所自者,均犹如昨日。适《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于是时出版,而复视所作,滋多瑕疵,为之赧然。胜利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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