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蒋村，出生地与家世

1942年8月3日，陈忠实出生于灞河南岸、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简称蒋村）。这一天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二日，在五行中属火。这一年按中国人的属相说，是马年。

陈忠实后来说，他命中缺水，不知与这个火命有无关系。他母亲说，陈忠实落地的时辰是三伏天的午时。落地后不过半个时辰，全身就起了痱子，从头顶到每一根脚趾头，都覆盖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热痱子。只有两片嘴唇例外，但却暴起苞谷粒大的燎泡。整整一个夏天，他身上的热痱子一茬儿尚未完全干壳，新的一茬儿又迫不及待地冒出来，褪掉的干皮每天都可以撕下小半碗。很多年后，陈忠实在他的一篇散文《回家折枣》中写道，曾有一个乡村“半迷儿”的卦人给他算过命，说他是“木”命。他父亲喜欢栽树，他自小受父亲的影响，后来也喜欢栽树，也许是应了木命之说。

西蒋村（原属毛西公社、毛西乡、霸陵乡）如今隶属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以“蒋”名，却没有一个蒋姓。除了几户姓郑的村民，西蒋村村民大都姓陈。西蒋村、东蒋村和位于白鹿原半坡上的史家坡这三个自然村，相距很近，同办一所初级小学。据1989年版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地名志》介绍，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东西蒋村原来是一个村，1936年分为两村。居东者名东蒋村，居西者名西蒋村。西蒋村位于灞河南岸，白鹿原北坡下，五十八户，二百六十三人，耕地四百○三亩。

陈忠实的哥哥陈忠德介绍，陈姓祖先应该是在清朝嘉庆年间或嘉庆前从别处迁移而来的。何处迁来，难以查考。陈忠德回忆说，当年西蒋村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两个小庙，“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拆毁，庙里供奉的佛像也未能幸免。拆庙毁佛时，他在现场看热闹，看到一尊泥胎佛像身子中间是一根木棍，木棍外边绑着稻草，稻草上面再糊泥，这样泥塑的佛像结实。他说他记得很清楚，棍子上还绑着一本老皇历，他当时把那本老皇历拿回家了，翻看时记得其中有一页上画有红色标记，他认为那个红色标记应该就是建庙的吉日。可惜这本皇历后来不知去向。他还记得，佛像胸前有个护心镜，是一个嘉庆元宝。由此判断，村中建庙之年当为嘉庆年间。村子建庙，应该是村子初成规模之时。据祖传的说法，西蒋村陈氏家族的祖先迁移到这个村子后，给后代起名字排辈分，一共起了十个字，现在这十个字已经用完。陈忠德说，他们现在只能记得后六个辈分的字，依次是国、嘉、步、广、忠、永。“永”字辈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十个名字就是十辈，一辈的年龄差距大致按二十年算，十辈人也就是二百年的样子。算起来，从清朝嘉庆年至今，恰好是二百年多一点，时间大致能对上。因此推断，陈氏家族居于此地或者说西蒋村的历史大致就是二百多年。

关于蒋村村名的来历，笔者曾请教陈忠实和蒋村的一些老人。他们都说，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个村子历史的文字记载，可能村子里曾经住过蒋姓人家，后来举族迁走，村名却留了下来。笔者曾和陈忠德探讨过村名的问题。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北方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主的少数民族与当时内地汉族杂居、融合，关中被少数民族政权轮番占领。后秦，是羌族政权，以汉长安城为都城，国号大秦。羌族是个古老民族，地处陕西西部及以西地区，到西晋时，经过二三百年的生息繁衍，人口剧增，与关中西部的氐人连成一片，布满长安周围。当时人言，“关中之民，半为氐羌”。进入十六国时期，关中羌人数量持续增加。后秦建立后，羌人显官豪族集中长安，关中羌人数量达到数十万。在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胡”大举入占中原以及关中的时候，中原以及关中的汉人大举南迁，很多人逃往江东即今江南一带。那时迁入关中的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居于汉人遗弃的村子，被称为“戎村”或“羌村”。因为入居关中人口最多的一族是羌族，占当时关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羌村数目最多，“羌村”成了各少数民族村庄的代称。而当时没有南迁的汉族人仍居于原地，被称为“留村”或“留堡”。随着历史的演化，特别是汉族政权的建立和汉族势力的强大，“羌村”地名也发生了演变，总体表现为去少数民族化倾向，“羌”这个具有鲜明少数民族特征的字被另外一些同音字取代。就像陕南的“宁羌”县后来改为“宁强”县一样，关中地区许多古羌族或氐族曾聚居过的村庄，地名也发生了演化，由“羌”字变而为“强”“姜”“江”等谐音字。比如笔者老家所在的村子，今名东江坡，现属长安区杜曲街道办，是一个古老村庄，大约形成于东晋时期，原名“羌堡”，后来演变为“姜堡”“江坡”。马长寿先生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关中部族》中说，西晋十六国时期关中“羌堡”后来多写为“姜堡”。宋人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记有“越姜堡过兴教寺”。由“姜堡”再谐音演变为“江坡”，与古名已经相差万里。清嘉庆《咸宁县志》中已把江坡分记为东江坡和西江坡二村，沿用至今。这样村名演变的例子很多。再如长安区王莽街道办“江村”的“江”，即由“羌”演化而来。如此看来，蒋村的“蒋”，也有可能是“羌”音演变而来。如果真是，那蒋村的历史就长了。

据现在可考的历史看，蒋村的陈家是一个世代农耕之家。除了“耕”之外，陈家还重视另一个“家脉”，这就是“读”。“耕读传家”，是中国人也是乡村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信念：既学谋生，又学做人。耕，是人与土地的关系，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读，是人与文化的关系，解决的是人的文化和精神传承问题。

陈忠实的曾祖父陈嘉谟，曾经做过私塾先生。其人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他从村子里走过，那些在街巷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

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也做过私塾先生。陈步盈这一辈有兄弟三人，分属两支，是堂兄弟关系。陈步盈为一支，单传；到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仍是单传。另一支两个“步”字辈的是亲兄弟，他们是陈忠实的祖父辈。其中老大去世早，陈忠实没有见过面，老大有两个儿子，“广”字辈，是陈忠实的叔父。老二在分家时住于陈家祖屋上房和门房之间位于西边的厦屋，陈忠实这一茬孙子辈称其为厦屋爷。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一个外来人走了，后来一前一后各回来过一次又走了，此后再无消息，于是就把老大的小儿子过继给了厦屋爷。这个小儿子是个孝子，他把厦屋爷从厦屋搬到了上房的西屋。陈忠实稍长，有了一些辨识能力的时候，他看到的厦屋爷已经进出于上房的西屋了。厦屋爷是陈忠实唯一见过面还有印象的爷爷辈的人。但是这个厦屋爷也在陈忠实八九岁时就去世了。厦屋爷与孙子辈关系不太亲密，陈忠实对他的记忆模糊而陌生，留下来唯一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抽烟时需要伸直一只胳膊，才能把燃烧的火纸送到装满烟末子的旱烟锅上。直到快四十年后，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在写他祖父那一辈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时候，鬼使神差似的，他恍惚中听到了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那一声重一声轻的呻唤，刹那间忽然唤醒了他沉眠已久的记忆。

陈忠实祖居的老屋位于白鹿原北麓，坐南朝北，面向灞河和骊山南麓。陈忠实回忆，本门族的一位爷爷给他说，他们这个门族最早的一位祖先，是个很能干的人。这位祖先在村子里先盖起了陈姓聚居的第一个四合院，尔后积累了数年，又紧贴着这个四合院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陈忠实是东门的子孙。陈忠实懂事起，就记得东门里居住着他的父亲和两位叔父。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八家院。之后，东门和西门再未出现过擅长经营治家的人，后人便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再没有添一间新房，也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陈氏家族应该在陈忠实曾祖父陈嘉谟那一代就确定了分家的格局，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和父亲陈广禄在同辈兄弟中居长，东为上，陈广禄便继承了上房东屋和中院东边的厦屋。在上房的东屋和西屋之间是一间明室，作为两家共有的通道；因东屋和西屋是窗户对着窗户门对着门，其间距不过三大步四小步。陈忠实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的做厨房，北边的做牛圈。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这是陈忠实出生后至成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家庭院落格局。

陈忠实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陈步盈已经过世。在散文《家之脉》中，陈忠实描写过祖父的遗物，那是一堆当过先生的祖父用毛笔抄写的书，行话叫“抄本”。它们实际上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包含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就像他父亲陈广禄所说，“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当然也隐含了一些源远流长的文化信息，这需要陈忠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长久地去体悟。

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生于1906年，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他会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还能读小说、剧本乃至《明史》这样的书。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陈忠实记述说：“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陈忠实从对父亲的评价转到了家族之脉。他说，从做私塾先生的祖父到他的孙儿这五代人中，他的父亲是最艰难的。父亲没有祖父那样的做私塾先生的地位和经济基础，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农民，土地和牲畜都交了公，也无法从中获取可能有的劳动创造，可以说一无所有，但还是心强气盛，拼死也要供着两个儿子读书。父亲陈广禄耐劳、勤俭，性格耿直，这些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但是父亲坚信不疑的文化意识却是陈家最可称道的东西。陈家虽然说不上是书香门第，但敬重文化，重视子女教育，耕而且读，这些是陈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精神血脉。

陈忠实的母亲贺小霞，生于1915年8月20日，是白鹿原上狄寨镇伍坊村人。

陈忠实上有一姐陈希文，有一哥陈忠德，下有一妹陈新芳，排行第三。1958年陈忠德高中只上了一年，就在“大跃进”的第一年被招工到青海参加工作。“大跃进”后，青海兴建的厂矿和学校纷纷下马关门，陈忠德别无选择，只好和当时的许多陕西青年一样，回到老家，当了人民公社社员。陈忠实对笔者讲过一些他家里的情况，在他之后，他的母亲还生了六七个弟弟妹妹，除了妹妹陈新芳活了下来，其他都夭亡了。其中多亡于当地乡村所言的“四六风”，即出生后第四天生病抽风，第六天死亡。今天看这个病，其实就是破伤风。因为当时农村接生，是用没有消过毒的剪刀剪断肚脐，如果剪刀上带有破伤风病菌，就会感染破伤风。有一弟是四五岁时夭折的，应该是亡于肝炎。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弟弟那时浑身发黄，甚至黄到透明。还有一个妹妹也是四五岁时病死的。陈忠实说，母亲说他“克性”大，一连“克”死了五六个弟弟妹妹。

陈忠实后来在他的散文中几次提到神汉给他们家看风水禳灾的事，从中可以见出陈家当年的一些家庭境况。《火晶柿子》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读小学时，由于家里几年来灾祸连连，一个小妹夭折，一个小弟长到四五岁也夭折，又死了一头牛，父亲陈广禄就请了一位神汉到家里勘察风水，神汉从前院审视到后院，让把后屋和厦房过道间的一棵火晶柿子树砍掉。他父亲读过古代演义类小说，不用神汉解释，便悟出其中玄机，“柿”谐音“事”，就砍掉了柿树。在散文《父亲的树》中，陈忠实讲述了同样的“我们家诸事不顺”之后，说父亲惶恐中请来了一位阴阳先生，阴阳先生说他家祖坟所在的那块地西北角太空了，聚不住“气”，邪气乘虚而入，父亲听了阴阳先生的禳解之法，就在那里栽种了一棵皂荚树。

父亲陈广禄当年对陈忠实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得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父亲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

陈忠实不愿意过那种“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不愿意虚度年华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但他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西蒋村还不能告诉他。他不愿意按照父亲的意愿和规划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这个木命而缺水的孩子，有着自己朦胧的人生理想。站在白鹿原顶，可以南望秦岭，北眺骊山；向西看，是繁华的都市——西安；向东，则可以走出潼关，走向山南海北。但是，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到底能走多远，年少的陈忠实显然还不知晓。

二、灞桥，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

灞桥，是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也是一个被千古文人吟诵的地方。

陈忠实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地：“我的出生地蒋村，北边东边东南边都与蓝田县辖的大小村庄为邻，我的小学高年级就是在灞河北岸蓝田县油坊镇的小学就读的，路程也就二三里地。那个油坊镇是一个古老小镇，农历每到单日逢集，总是人山人海，包揽了南原（白鹿原）北岭（骊山南麓）和灞河川道的庄稼人，到这里来完成农林牧副产品的交易。这是我十二岁以前所能看见的最繁华的景象。”

陈忠实说，他的家就坐落在两千多年前项羽给刘邦设“鸿门宴”的那一带——“灞上”。他还说，当年刘邦机智地“起如厕”后，就是从他家猪圈的那个位置跑过的。

西蒋村原属灞桥区毛西公社，今属灞桥区席王街道。灞桥区是西安市辖区之一，据相关史志记载，灞桥区地处西安地区东部，辖境南以荆峪沟与长安区为界，东与蓝田县、临潼区为邻，北接高陵县（其中西段以渭河为界），西界北部隔灞河与未央区相望，南部隔浐河与雁塔区毗邻，中部在浐河以西与新城区相接。全区现辖纺织城、红旗、狄寨、十里铺、席王、洪庆、灞桥、新筑、新合九个街道办事处。西安市灞桥区是1955年建立的。回顾灞桥地区属县的沿革，从战国到清，建县两千多年间，分属芷阳县、霸陵县、霸城县、万年县、咸宁县等。1913年，民国政府撤销咸宁县，并入长安县。后撤府设道，长安县隶属设于西安城内的关中道。后关中道撤销，长安县遂直属陕西省，管辖今西安城区和长安区全部。1928年，将属于长安县的城区部分分出，设为西安市，旋于1930年撤市，1933年再次设为西京市，后又改为西安市。1938年长安县政府搬迁至城南大兆，1949年再迁韦曲，但仍管辖西安市东、西、南、北四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1955年划出长安县第五区（灞桥区）和第四区（狄寨区）的六个乡，设立了西安市灞桥区。1958年又将原长安县的新筑区划入，设立了新筑公社，将长安县的狄寨乡划入灞桥区红旗公社。此后，高陵县的耿镇地区曾一度划入，西安东关、胡家庙、韩森寨等地区也曾一度划入。1965年，灞桥区撤销，并入西安市新设立的西安市郊区。1980年，郊区撤销，灞桥区建制恢复。此后，灞桥区的辖境才开始稳定下来。

陈忠实对自己所生长的这块土地的历史非常熟悉。2008年3月21日晚，在他陕西作协的办公室，他给笔者这样叙述他家乡的历史沿革：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时期，现在的西安一分为二，以钟楼为分界线，南至终南山，北达渭河，东片为咸宁县，西片为长安县。咸宁县政府在东县门，长安县政府在西大街。陈忠实笑着对笔者说：“我们咸宁县为第一邑，你们长安县为第二邑。”辛亥革命后，张凤翙主政陕西，把两县合并，取消咸宁县，保留长安县。范围东到蓝田，西达咸阳，南抵秦岭，北至渭河，没有现在的西安市及各区名。长安县名和范围一直延续到1955年合作化成立时期。其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轰炸西安，国民党长安县政府为躲避轰炸，迁到长安县少陵原上的大兆镇；1949年共产党建立的长安县政府移到韦区，此后再没有进城。1965年到1980年3月，西安四个郊区合并，通称郊区。这个郊区当时有人民公社二十六个。陈忠实所在公社名为毛西公社。1980年3月至今，郊区又一分为三，东郊灞桥区未变，南郊雁塔区和北郊未央区名字也未变，只是把阿房区取消了，原来的阿房区南部归了雁塔，北部给了未央。

“灞桥”得名始由秦穆公改滋水为霸水，与秦穆公当年的霸业有关。秦穆公，姓嬴，名任好，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即位之初，秦国经济落后，穆公选贤任能，多方延揽人才，又广泛使用铁器，努力发展生产。秦国连年五谷丰登，国势日强。遂向东攻打晋国，灭掉梁国、卫国。后来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被晋国打败，于是转而西进，灭掉了西戎，并乘胜灭掉了十二个小国，开拓了千里疆土。远在洛邑的周天子派使臣到秦国表示祝贺，承认秦在西部的霸主地位。秦穆公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并称“春秋五霸”。公元前645年9月，秦、晋于韩原交战，秦穆公大胜，俘获晋惠公，双方于灵台订立盟约，晋国割让河西之八城（今陕西东部）归秦。秦国由此始获得滋水以东之地。公元前623年，为彰其霸业，穆公下令改滋水为霸水，并在灞河东岸（一说今席王街道附近）筑霸城，作为继续东进的指挥中心。霸城亦称霸宫。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又在霸城设置了芷阳县，“芷”“滋”同音。秦亡汉兴之后，“霸”渐渐演变成“灞”。灞桥区以灞桥得名，灞桥架在灞河上。

灞河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关中八水之一。灞河源出蓝田境内的秦岭山中，流经灞源镇后，由南转向西北，进入蓝田谷地，吸纳了清河、辋峪河，在蓝田县城以西受白鹿原的约束，转向西北，进入灞桥区，自东南而西北流，经洪庆、席王、灞桥等街道后，又吸纳了浐河再向北流过新筑，于新合街道境内注入渭河。其实，上古时，灞河本来是经灞桥街道豁口村一带北流入渭河的。后来不知何时，改道向西，鸠占鹊巢，反客为主，抢占了浐河河道，反令浐河成为支流。

灞河出秦岭，过白鹿原后掉头向西，进入沃野千里的平原。唐代诗人岑参在诗中说，“山中灞水北”。隋唐灞桥，正好建于这一形胜地带。站在灞桥之上，举目南望，群山逶迤，驻足北眺，渭水东流，西接千年帝都，东倚锦绣骊山。河岸边绿柳成荫，河堤上游人徜徉，桥下游船如梭，桥上车水马龙。而桥头，则建有离亭和鳞次栉比的歌楼酒肆。这里留下了朝廷命官升迁贬谪时的身影，也留下了士农工商郊游踏青的欢声笑语，最为人传诵的，当是文人与游子送行饯别的瑰丽诗章。长亭折柳赠别，几乎成了灞桥的同义语。长亭，又称离亭，乃送别之地。唐朝灞桥的离亭，在今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校内。该校是陈忠实读高中时的母校。校中所存孙蔚如创办灞桥小学的纪念碑碑文记载，“主席孙公”“爰捐千金建一小学”，“就离亭龙王庙二处营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孙蔚如将军曾为当时尚存的古离亭写过匾额。1958年前后，三十四中在离亭故址修筑了办公室，“文革”前，该校还留有离亭廊柱基石一块。此地与1994年发现的隋唐灞桥的走向正好在一条线上。

灞桥，送别之地。灞柳，送别之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称灞河为“滋水”，称浐河为“润水”，意为滋润大地之水。

1992年夏，陈忠实写完《白鹿原》之后，填词一首《青玉案·滋水》，这样描写灞河的风姿：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独开水道也风流”，说的是灞水，也是说自己。

陈忠实也要寻找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