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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白手兴家：香港家族与社会（1841-1941）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香港家族与社会1841-1941
作者：郑宏泰,高皓等编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18-07-01
书籍编号：30442586
ISBN：978751582185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2937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财经人物
版权信息
书名：白手兴家：香港家族与社会（1841-1941）
作者：郑宏泰 高皓
ISBN：9787515821856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前言
无论是面对来自西方社会的朋友，还是面对来自内地的朋友，我们在介绍香港社会时，总是强调香港如何先进，如何西化或现代化，以为香港的成功事例，只有西化的一面，或是只有西方的贡献；我们甚少会提到香港浓厚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极富传统的一面，往往低估中国文化为香港成功事例所提供的生长土壤。
进一步说，香港虽是一个十分西化的地区，但也是华人社会中较为传统的地方，香港保存的繁体字，与内地的简体字相比，显得更有传统气息。至于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承，如重视家庭、强调孝道、提倡节俭，以及坚持中庸之道、不走极端等，更是世代相传。当然也包括了被认为是迂腐文化的男人可以纳妾的制度（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废止），只有男人才可继承祖业、分田分地分猪肉等习俗（这些习俗在今日的新界乡村仍然被保留）。除此之外很多传统节日如打醮、观音开库、浴佛节和盂兰节等仍然随处可见。
即是说，无论是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及人文气息，香港的现况或内涵，均较我们想象中多元复杂，当中不少地方，更会让人觉得混合与矛盾重重，既有融和的一面，同时也有不易协调、难以并存的一面。但是，真实的情况是，香港能够在种种矛盾复杂的环境或社会关系中找到出路，然后微妙地取得各方利益的平衡，化戾气为祥和，在促进经济繁荣之时，保持了社会高度稳定，书写了香港神话般的传奇故事。
另外，我们在谈到香港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质时，又总是质疑香港社会到底是否真的有那么多白手兴家的故事，认为不少有钱人之所以能够致富，要么是有后台、有背景，要么是使用旁门左道的手段；在他们致富后，又总会觉得他们“富不过三代”，暗示大富之家必然难以为继、不能久享。还有一种看法是，认为香港人都不喜欢政治，指他们政治冷漠，而又与另一批评——指政府与大商家之间长期存在政商勾结的问题相矛盾。
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儿回顾香港商业社会的发展历史，尤其将焦点集中到无数为了谋生，为了改善家人生活，甚至为了证明自身才干，或是为了建立个人事业而不断奋斗的人士身上，审视他们人生及家族故事的起落跌宕，不难发现缺乏天然资源而且只属弹丸之地的香港，在中西方各元素碰撞激烈的近代历史中，在特殊空间和环境下，确有不少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机会，让那些敢拼肯挨、触角敏锐，且懂灵活变通的人，可以在奉行自由经济的社会中发财致富、建功立业。而大小“华洋”家族之间的关系，与各地政府或暗或明的交往，乃至与不同社会经济团体或阶层的竞争及互动更让我们了解的香港商业史纷纭混杂。
正因无数香港家族的经历与发展历程充满传奇色彩，其政治与社会关系又盘根错节，加上前进路途难免会有坎坷不平，若能将之系统化而有趣味性地整理出来，自然能够加深我们对香港社会进程的认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要挖掘他们起落跌宕的故事已属不易，要结合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变化和互动更是难上加难。面对这项挑战，在研究的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和障碍自然多不胜数。幸好，在各界好友的支持及机构的鼎力协助下，这项艰巨的研究任务最终顺利完成，故我们在此谨向曾经给予支持协助的人士及研究机构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东周刊》的总编辑关慧玲小姐，她在2012年多次与我们商谈，想邀请我们为该周刊写一档有关香港家族与社会的专栏。初期，我们研究团队颇为抗拒，但后来觉得她提及“借此增加学术研究与社会大众接触”的说法很有道理，所以应其邀请，开始了为期两年左右的笔耕工作。虽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的压力不少，但因专栏主题与我们的研究直接相关，尤其可让个人对香港社会的发展特质有进一步思考，所以还是写得特别起劲儿，而本书的不少内容，则曾在该周刊上发表，可见如果当年不是应关总编之邀，抽空笔耕，实不会有此书的出现。
另外，也要特别感谢陆观豪先生、李洁萍小姐和庄玉惜小姐等，他们在不同研究阶段曾给予宝贵的意见和支持，尤其令书稿后期的修订得以完成，不但令理论基础更坚实、内容更丰富，分析也更为全面透彻。
还有，要感谢研究助理张咏思小姐、张晶小姐及吕文渊小姐等，他们为了搜集研究资料而经常奔走于不同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或政府部门。正因为她们耐心的工作和不断地努力，本书的内容才能更为充实，情节才能更为完整。
与此同时，也要向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研究计划团队的成员们——黄绍伦教授、孙文彬博士、周文港博士和王国璋博士表示感谢。我们定期的研究聚会，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下畅所欲言的“头脑风暴”，以及无拘无束的交流分享，促使研究可以不断取得突破。
另外，更要向香港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特别资料藏馆及公司注册处等机构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各种宝贵数据，这项研究的成果实在没可能如此丰富充实。当然，还要向一些不愿透露姓名但又曾经直接或间接施以援手的人士致以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耐心的分享、真诚的合作和无私的奉献。
最后，要向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暨香港亚太研究所所长张妙清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廖理教授的多方面协助，以及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的支持，致以万分感谢，没他们的帮忙扶持，本研究实在难以取得丰硕成果。
虽然得到各方的友好支持和机构的大力帮助，仍因没法完全了解政局的顺逆起落、历史的曲折脉络和家庭与传承制度的复杂多变而出现了一些不完美外，对于某些疑而未决、模糊不清的地方，尽管已花尽心血努力求证，但仍没法做到完美无瑕，在此希望读者批评指正，让今后的研究可以做得更扎实、丰富。
郑宏泰 高皓
不少家族或个体的故事，已零星散落地记载于不同论述或著作中，有些让人耳熟能详，但更多更大的部分——尤其在内外局势发生巨大转变时家族如何紧抓机会、乘时而起，以及他们之间有何交往与合作等，则记录不详、所书甚少，有些甚至近乎销声匿迹了。
寻找创富与缔造商业传奇的主角
香港逐渐发展成国际大都会的故事，过去一直被形容为“神话”——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联系网无远弗届、社会制度相对健全高效、人文气质多元开放等。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很少停下步伐，放慢生活节奏，想想这个“神话”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香港实际上是依靠什么条件突出重围的？发展过程又曾遭遇何种挑战与挫折？未来又应如何强化本身的优势？以及在改善缺失与不足的同时，当内外形势千变万化之时，应采取何种策略再攀高峰呢？
诚然，对于香港的“成功事例”，民间著作可谓不少，1997年回归前的讨论尤多，而分析角度则颇有不同。
学术界的分析虽然五花八门、各有角度，也各有可取之处，但往往只从宏观角度入手，并流于表面，缺乏纵深及兼顾时局逆转带动社会蜕变的意识，因而令人对香港商界的成功故事有一种比较肤浅的认识。
有鉴于此，本书的分析将由社会结构的最重要及最基本单位——家庭或家族（为方便讨论，后文一律以家族称之）入手，并沿寻企业家如何创造财富、打拼事业，进而带动经济发展的视角，以家族及企业的成长、壮大、调整、东山再起或分家后下一代另起炉灶等不同的发展轨迹为例，探索、折射香港社会走过的曲折历程，从而证明香港的成功故事，其实是数代香港人以血汗辛勤耕耘、用心栽种所取得的成果。
可以这样说，香港过往所取得的成果，不但得来不易、道路坎坷跌宕，过程更充满辛酸，而背后更有无数触动人心且鲜为人知的大小故事：有些故事是穷小子白手兴家成为大富豪；有些是热心推动社会运动、帮助弱势群体；有些是专注教育，致力于提升港人教育水平；有些是尽心尽力灌溉香港这片“文化沙漠”，希望造出绿洲；当然也有埋头科学研究、醉心体育运动；甚至皓首穷经，希望寻求学术突破；更有不少只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坚守己任、恪尽本分、努力打拼以求改善家人生活质量的平凡故事。
不同阶层为追寻各自的人生理想及生活目标而打拼的故事，散落于社会各个角落，有些有幸成为社会焦点，吸引传媒的注视及报道，令他们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不少却默默无闻，随时光流逝而灰飞烟灭，仿佛沙滩上的足印般在大浪冲刷后再没了痕迹。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否定，这些各有不同的故事，是香港成功故事不同段落及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些故事编织并汇集起来，既能丰富香港故事的内容及养分，更可令其情节显得有血有肉，也更富人情味儿。而这正是驱使我们尝试学习两千多年前史学泰斗司马迁编写《货殖列传》时的精神与做法，沿着不同家族的发展轨迹，勾勒不同家族在不同时代各展所长，在不同层面发光发热的独特际遇与经历，用实例证明“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的道理。
若从历史学者黄仁宇所倡议的大历史视角看，中国商人能够充分各展所长，赚取及积累财富，并取得受人艳羡的社会地位，古有先秦时期，近有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正因这个特殊历史背景，笔者相信，透过对不同家族故事的发掘及探索，我们既可更为实在及具体地了解香港如何在开设外贸港口后，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发挥本身贯通东西、聚合“华洋”及连接中外的枢纽角色，同时更可十分深刻地体会近代中国几经劫难、历尽沧桑的发展，以及其政治形势的波谲云诡，甚至可借此了解作为华人社会的香港，走进现代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与重心所在。
在之后的篇章中，讨论焦点将集中于如下六个重要层面上：
其一是家族的崛起及发展轨迹。本书将讲述不同时代及不同模式的创业和经营故事及华人家族企业的商业伦理、创业精神与管理哲学等方面独特且有趣之处。另外，我们也将讲述不同家族如何动员子孙们的积极性，或是如何在风起云涌的时局中紧抓机遇，施展浑身解数，以争取家族的最大利益，奠定家族在香港商界的历史地位的发展轨迹。
其二是家族的壮大及多元化策略。此重点在于阐述不同家族在港谋生并站稳脚步后，如何凭借取长避短的方法争取发展空间，并借多元化策略，一方面消解内部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集中分析及降低其发展风险，保障家族长期兴盛的不同方法。
其三是家族的婚姻特质与妇女角色。此部分虽是确保家族繁衍不绝时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在过往的讨论中却相对缺乏，令妇女在家族、企业及社会所做的贡献未能全面呈现，而妇女在父系社会的传承角色，在过往研究中常被忽略，本书也会在这方面多做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其四是家族人脉及社会网络的经营。除了按社会既定制度运作，不同家族同时也会建立各种人脉关系与社会网络，一来扩展生存空间，寻找发展机会；二来可视作家族在不同层面或时期抵御冲击的屏障；三来更被看作防止风险及提升竞争力的互补机制。对于以上种种令人入迷的社会行为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笔者也会深入浅出地谈谈以上不同类型的人脉关系，以及社会网络的特质，并说明其对家族延续的作用。
其五是家族的兴衰及传承特点。华人家族常被指“富不过三代”或“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更闹出不少兄弟内斗及亲人反目等争夺家产话题，而“诸子均分”的继承方法，则被指不利资本积累。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又说明何种发展规律？本书会进行深入讨论。
其六是家族的传统及文化基因。重视血缘、讲求关系，以至用人唯亲、强调内外亲疏之别等，一直被指是妨碍华人家族、企业及社会发展的因素。但如果深入一点儿看，它又是华人社会经济充满动力的一个力量泉源。儒学大家钱穆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文化全部都是在家庭文化上筑起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家族文化有何独特之处呢？背后反映了何种思想及核心价值呢？又对未来发展有何启示？
对于以上的连串疑问，笔者在最后阶段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综合性的观点和分析。一句话概括，造就香港“神话”的，是无数家族——有大有小、或中或西——数代人的辛勤汗水和默默耕耘，将他们的故事不折不扣、不夸不狂地和盘托出，力求反映事实，折射历史前进的轨迹，则肯定有助于我们对所处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渣甸与麦地臣：港英政府的辅佐家族
我们常说，社会由无数像细胞一样的个体（人）组成，而这些个体又必然来自家族——生于家族、长于家族，他们在家族接受礼仪及道德价值等教育，然后积极打拼，以改善家族成员的生活水平，为家族争取荣耀，再开枝散叶，延续家族血脉，令其繁衍不绝。可见对家族发展的深入探索和分析，其实牵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经脉及肌理，既值得高度重视，也应有全面的研究及充分的掌握。
掀开香港历史的第一篇章，我们不难发现，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南方蕞尔小岛，因鸦片战争走进了历史。而间接牵动这场战争，并促使英国政府占领香港，在香港开设外贸港口后又在政治、经济，以及商业贸易等不同方面呼风唤雨，成为香港首屈一指大家族的，正是英国苏格兰裔的渣甸家族（Jardine family）及麦地臣家族（Matheson family）。令这两个家族走到一起，达到日后富可敌国的商品贸易，则是走私鸦片，而主要的合作平台，则是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Ewo&Co.）——一家香港开设外贸港口以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英资财团。
这家至今在国际商业舞台仍极具影响力的公司，创立于1832年。其主要奠基人是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及占士·麦地臣（James Matheson），公司名字是两人名字的“组合”。前者生于1784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船队的一名随船医生。后者生于1796年，也曾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二人约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先后到达香港。
威廉·渣甸虽是医生，却不认同吸食鸦片会上瘾及损害健康的实情，在行医期间注意到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极具吸引力的利润，最后于1817年选择弃医从商，脱离东印度公司，以自由商人的身份走私鸦片到中国。占士·麦地臣大约比威廉·渣甸早两年脱离东印度公司，成为自由商人走私鸦片到中国。据说，二人首次相识的地方在广州，而促使他们日后走到一起的原因，则是对鸦片生意的志趣相投、目光一致。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二人一同经营茶叶及丝绸的贸易。与走私鸦片方面最为活跃的麦尼克洋行（Magniac&Co.），成为合伙人。自二人加盟后，麦尼克洋行的业务发展更为急速，此举令鸦片在华走私的问题更趋严重，但威廉·渣甸与占士·麦地臣的身家却暴增。鸦片走私虽利润丰厚，但风险极高。一方面是政府的打击可令其血本无归，另一方面则是货船在汪洋怒海行驶，若遇惊涛骇浪可能导致人货两空。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大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麦尼克洋行便因商船遇上海难导致严重亏损，并于1831年倒闭。
麦尼克洋行的倒闭虽令威廉·渣甸及占士·麦地臣蒙受一定的财政损失，但由于走私鸦片利润极为丰厚，二人重整旗鼓，迅速于1832年携手创立渣甸洋行，主要业务当然仍是走私鸦片，而营业额更比过往突出。1834年，东印度公司因在华的垄断行为被政府终止进而倒闭，具专利性质的公行制度也画上了句号，渣甸洋行更在市场突然开放的时刻乘时而起，生意扩张得更急更快。
由于渣甸洋行能在贸易发展出现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先人一步，因而能够突出重围。在对中国内地贸易及走私鸦片中获利丰厚，身家财富暴涨的威廉·渣甸，据说早于1834年时，已向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劳律卑（William Napier）建议，以强硬手段逼使清政府就范，接受英国的通商要求及条件，可见此时家族已开始利用其不断壮大的经济资本以影响政府政策了。而威廉·渣甸更因懂得“钻空子”，以及敢拼敢搏的个性，被当时社会称为“铁头老鼠”（the iron-headed old rat）。
正因威廉·渣甸的经营手法十分进取，又懂得在不同层面上争取政府配合，加上其商业网组织紧密，洋行业务表现一直一枝独秀。据估计，在鸦片战争之前，该洋行在当时广州的外贸份额，占了接近三分之一的比例（由于当时只有“一口通商”，此比例即等同占全国外贸的比例），洋行旗下更拥有多达七十五艘货船。
由于吸食鸦片容易上瘾，损害健康，并因此导致危害家庭、社会及经济问题，清政府在1838年年底终于决定禁止其输入，并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主持其事。或许是早获风声，威廉·渣甸于1839年1月（另一说法是1838年11月）离华返英，将管理权交到占士·麦地臣手上。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东后，要求洋商交出手上鸦片并销毁，下达禁令不能再向华输入鸦片，但行动受到以英人为首的洋商反对，令中英关系大为紧张。其时，已返抵英国的威廉·渣甸，于同年10月上书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Palmerston），再次提及英国必须以武力强逼清政府就范，并建议英军占领香港作为贸易据点，此建议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最终决定，也成为香港日后被殖民统治的起因。
翌年6月，一场因走私鸦片导致的战争终于爆发，而英国远洋海军凭着船坚炮利，击溃了以刀矛剑戟为主力的清兵，促使了日后连串的不平等条约的签署。英军在击溃清兵后，与接替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的琦善进行谈判，并迫不及待地于1841年1月26日登陆占领曾被威廉·渣甸提及的香港岛。
可以肯定地说，香港开设外贸港口不久，于1841年6月港英政府立即拿出已被视作“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香港地皮进行拍卖，筹集经费以支持其管治及运作。英军登陆后，在港设立贸易据点的渣甸洋行也近水楼台，除了中得中环一块地皮，还购入铜锣湾海旁（东角四周）近六万平方尺的地皮。
由于东角面临鲤鱼门深水海港，该海港的入口狭窄，但内港则水深港阔，能供吃水量庞大的远洋货轮停泊，此地接壤黄泥涌的大片农地，背后则有渣甸山（此名称的由来自然与该洋行掌控了整个铜锣湾有关）及柏架山等山峦环抱，因而可得四周陡壁保护，阻挡强台风或西北风吹袭，同时又有充足平地兴建货仓、住所或商业楼宇，可谓极具发展潜力。
渣甸洋行能在香港开设外贸港口不久即购得如此理想的地皮，作为日后发展业务的大本营，反映了当时占士·麦地臣独具慧眼、目光锐利的经商头脑，也同时说明该洋行很可能早已对香港的山川地理及海港状况有充分了解，甚至可能早已获得港英政府默许，让其可以在拍卖场上“拍”得该地皮。
渣甸洋行拍得东角一带地皮，在着手兴建货仓、办事处及住宅的同时，威廉·渣甸在英国被推举为国会议员，名正言顺地登上英国政坛，其家族及渣甸洋行对香港政治与商业的影响与日俱增。据说，威廉·渣甸成为国会议员期间，曾向首相巴麦尊多次建议，其中不少与“鸦片战争”后向清政府争取更多赔偿及更大利益有关。
1843年，渣甸洋行在东角的货仓、办事处及住宅等落成之际，威廉·渣甸在英国去世。同年，一直在港主持业务的占士·麦地臣离港返英，并获推举为英国的国会议员，似是填补威廉·渣甸的空缺。自占士·麦地臣离去后，渣甸洋行在港业务的领导大权交给了其外甥亚历山大·麦地臣（Alexander Matheson），而威廉·渣甸的侄儿戴维·渣甸（David Jardine）
则出任副手，两个家族的第二代开始走上接班之路，其继承与合作过程似乎没有太大问题。
1844年，渣甸洋行在东角的货仓、办事处及住宅陆续落成，并将原本设于澳门的总部搬到香港，计划进一步拓展业务。然而，受外围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影响，加上开设外贸港口之初的香港制度尚未建立，难以吸引投资者，香港的商业不久即陷入低潮期。受到开设外贸港口首个经营环境欠佳的浪潮打击，不少较冒进的洋行被迫倒闭停业，《泰晤士报》更在1846年4月6日指香港的商业地位已大不如前。
由于起初被炒得火热的地价及租金已大幅回落，但政府所订的租金则没随着市场同步回软，不少洋行大感不满。开设外贸港口伊始即被视作英资龙头企业的渣甸洋行，自然也满腹牢骚。据说，身在英国的占士·麦地臣，曾在1847年5月呼吁英国政府促使港英政府改变政策，宽减地租，便利商业。受本身财政紧绌所限，港英政府实在无法接纳占士·麦地臣的意见，因而引起英资商人的群起反对，当时的港督戴维斯（John F．Davis，任期1844年-1848年）则因不肯让步而成为英商的眼中钉。而他任满离港时，更遭到英商冷待，乏人送行，可见当时英商力量之大，连港督也不给情面。
针对英商的不满和多方施压，港英政府最终采取政治“让权”政策，以吸纳英商精英进入立法局。渣甸洋行的大班（当时社会对洋行老板的称呼）自然成为重点吸纳对象。根据这一安排，新任港督文咸（George Bonham，任期1848年-1854年）于1849年12月宣布委任渣甸洋行的戴维·渣甸及来自占美臣洋行（Jamieson How&Co.）的易嘉（James F．Edger）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令该家族对香港政治的影响力更为单刀直入、无人能及。
此后接近一个世纪，立法局（后来伸延至行政局）的其中一个席位，必由渣甸洋行的代表出任。举例说，戴维·渣甸在1856年去世后，该席位由其弟约瑟·渣甸（Joseph Jardine）顶替；约瑟·渣甸于1860年因病退下火线，则由波斯富（Alexander Percival）接替，他来自占士·麦地臣太太的家族。在十九世纪末，其他渣甸洋行老板又曾担任立法局议员职位的还有韦涛（James Whittall）、威廉·凯瑟克（William Keswick）、占士·凯瑟克（James J．Keswick）及亨利·凯瑟克（Henry Keswick）等，威廉·凯瑟克是威廉·渣甸姐姐的后代，此分支日后取代渣甸及麦地臣家族的位置，成为渣甸洋行的领头人，对香港政商各界的影响力，可谓巨大而直接。
经历开设外贸港口初期一段经济低潮后，香港的经商环境开始复苏，渣甸洋行的业务更因政治上的有利位置，促进其本来的业务，如鸦片、茶叶与丝绸贸易不断发展。至于其他投资较大、回报也较高的生意如运输船务、银行保险、码头货仓及制糖制绳等，更因其强劲政治力量而火乘风势，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一环，则非土地买卖莫属，并进一步强化其把控香港政治经济命脉的地位，令其作为港英政府拥护者（kingmaker）的角色更为突出，傲视同侪。一直被视为战前香港首富的何东家族，不少成员便曾出任渣甸洋行的总买办、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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