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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记文学》珍藏系列(套装共11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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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记文学》珍藏系列(套装共11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台湾《传记文学》珍藏系列(套装共11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映霞、

出版社: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8-11-26

书籍编号:30443769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2971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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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適拜年,谈起胡適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適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钞》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凡例


一、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


二、原文中脱、衍、讹、倒之处,均径改,不另加注说明。


三、原文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


四、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不做修改,一仍其旧。


五、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一仍其旧,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重新标点。


六、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以便明晰。


七、所引文章中的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纪年。


八、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


九、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地区自称“中国”“政府”及其政治机构、职务名称、“涉外”用语等,本书均加引号,以示区分。


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不另加说明。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王映霞自传》代序


胡健中


郁达夫和我认识时,我年二十,尚在上海就学,他二十六七岁,已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经济毕业回国。我们经共同友人四川陈翔鹤之介缔交,一见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书堆中。他陪我去访问和他合办《创造》杂志的郭沫若,郭虽因翻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创作新诗《女神》,已很有名,而一贫如洗。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劈柴烧饭,经达夫略述来意,他便抱起尚在襁褓中名叫和儿的儿子和我们寒暄,并教他的日本妻子安娜和我们招呼,她含情带笑向我们深深一鞠躬。其时,有一面色铁青,傲不为礼的人默无一言地站在那里。达夫对我说,他叫成仿吾;翔鹤则附耳悄悄地说:“不要理他,我们都叫他Stone!”


事隔十余年,达夫因“左联”的牵累,偕夫人王映霞避居杭州。因杭州市长周象贤与杭州慈善机关负责人沈尔乔的协助,在大学路图书馆附近,建一住宅,取名“风雨茅庐”。虽然名为“风雨茅庐”,而渠渠华屋,不啻一个温柔乡。这时我已在杭州主持杭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的前身),是“风雨茅庐”的不速之客;我的家,也是他们夫妇联袂常临之地。我和达夫久别重逢,欣慰之余,作了一首小词送他,内容仿佛是这样的,我已记不清了:


十年离乱音尘断,喜再相逢,往事如虹,犹在长宵梦寐中。湖边茅舍神仙眷,枕帐春浓,豆蔻词工,忘了南屏向晚钟!


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敲起来几乎全城都听得到。他们伉俪在杭定居后,达夫和我常在一起小饮、游湖、逛旧书店;杭州烟波的画船、湖堤的裙屐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我们在夕阳影里共同欣赏陶醉的景物。他的杰作《迟桂花》即在此时脱稿。杭州是苏东坡出宰的名邦,达夫对东坡爱妾朝云不胜倾倒,特往朝云故乡临安寻访遗迹,结果徒劳而返,一无所得,慨然赋诗云:“如何十卷临安志,不记朝云一段情!”达夫旧诗造诣很深,他很爱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风格也很相似。


达夫,富阳世家子,博览群书,先后任安大、北大、武大、广州中山教授及政治部设计委员,对中、日、英、德文学名著,涉猎甚广。为人颓废、自卑、浪漫、歇斯底里,且自暴成性,连宿娼、吸鸦片等行为亦不隐讳。所著《日记九种》,除将他与王映霞的恋爱经过暴露无遗外,乃至陪友人遗孀姊妹到旅馆沐浴,都一一如数家珍,形诸笔墨。他的日记好像卢骚的《忏悔录》,一切都招认不讳。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来往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映霞和达夫初恋时,年方二十,入世未深,因爱好文艺,又震于达夫的文名,益以达夫的抵死追求,遂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等到他们结合之后,现实的生活使映霞好梦惊醒,便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映霞,杭州人,本姓金,外祖父王二南为杭州老名士、画家。映霞父早卒,随母居住外家,因改姓王。有一弟服务于杭州市政府,美好温婉如处子。母极慈祥,婉转随儿女。映霞则丰容盛鬋,风情无限,一颦一笑,都散发着一种青春芬芳的气息,使接近她的人,如饮醇醪,不觉沉醉!而蛾眉谣诼,亦由此而生。映霞杭州横河桥女师毕业,横河桥为杭州青年男女魂牵梦萦之地,杭州女师人才辈出,映霞外有杨之华、毛彦文等为中外所共知。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中日战争方酣,我在武汉轮渡中碰到映霞,她对我缕述和达夫婚变经过。她说:“达夫因发现许绍棣给我的两三封信,听信旁人挑拨,遂指我为不贞。又擅登广告,诬我卷逃。达夫虽随即登报道歉,说一切出于误会,但事已至此,破镜已难重圆了!”映霞常在汉口王文伯寓所,我们除在轮渡匆匆一见外,也常在文伯那里会面。文伯曾任铁道部次长,久居美国,一度因吸烟不慎,为火灼伤甚重,胡適之曾奔走为他筹措医疗之费。


我为了几方面的友谊(包括一个当时炙手可热,不幸惨死的政治神秘人物在内),辗转与周象贤拉了达夫、映霞,同在汉口太平洋饭店为他们和解,签了和解书,企虞(周象贤的字)和我也都签了名。不久他们夫妇经友人易君左的安排,便到湖南汉寿去了。


达夫在汉寿住了几时,即赴福州省政府复任参议,旋又辞职携家到新加坡,任《星州日报》副刊编辑,映霞也在报馆工作。在此期间,他们貌合神离,感情日恶,加之达夫心有未甘,又发表半属虚构和泄愤的《毁家诗纪》,使映霞难堪,以致终于不能免于离异;我们在汉口为他们伉俪所做的一番苦心的调解,至此也终于白费了!


映霞在杭州交游很广,她和朱夫人若兰、赵夫人静英为闺中密友,杭州社交集会,总少不了她们,我和亡妇思玫和她们交游亦很频繁。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映霞和朱夫人同倚靠在沙发上朗诵元稹的《悼亡诗》,念到“针线犹存”,都盈盈欲涕。我告诉她们:元微之是一个薄幸的人,他既遗弃了他的表妹,又在所作《会真记》中,说她“不胜妖孽”,她们听了我的话,又破涕为笑,说古今文人,一丘之貉,大半是这样的人!


达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沦陷前,和共产党人王任叔等逃到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日军占领棉兰前,又逃往武吉丁宜山区,改名赵廉,经营一酒厂为生,并与一印女何丽有结婚生子。他自己好像知道处境极危,预立遗嘱,处分遗产,结果一如所料,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他的死因至今难明。


达夫和映霞的不幸身世,固为友好和中日文艺界同声叹息,而达夫一代才人如此悲惨下场,尤使人不得不一掬同情之泪。达夫长兄郁华为名法官,亦为日人和汉奸在沪所杀,弟兄同运,尤堪浩叹!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我以探视父病由金华到重庆去。父病既愈,一日夜间和家人去看名伶赵荣琛的平剧,忽觉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映霞,我们相约次日再见。在次日和以后的几次深谈中,她告诉我:方从新加坡回国,已和达夫正式离婚,现和刘怀瑜女士住在一起。怀瑜为内人浙江安吉的小同乡,曾任安徽省立女中校长,其家为安吉首富,为人爱朋友,肝胆照人,有丈夫气。


映霞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达夫离杭,到福州任职省府参议期间,始终和其母与诸儿同住。日军占领杭州前,是浙江财政厅长程远帆用汽车把他们母子接到金华避难,后来全家搬到丽水的碧湖。我曾被邀至碧湖演讲,那里没有旅馆,即在映霞家寄宿。映霞的老母对我嘘寒问暖,爱护有加,其慈祥的面貌,至今难忘。程远帆曾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与财政部司长,为当时美国名参议员范登堡之好友,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他即住在重庆四德新村我的家中,我们谈起郁、王悲剧,都为之浩叹!


回忆绍棣与映霞的认识,约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时绍棣任浙江教育厅厅长,不幸丧偶,其妻方志培遗有三女,均甚幼小。朋友们除照护他的弱女外,并为在杭州大方伯附近一个尼庵中营奠营斋,即习俗所谓“做七”。每次做七,内人和许多朋友夫妇都来参加,映霞自不例外,因此他们便有了感情。以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第三者。


在重庆和映霞几度深谈,我恳切地忠告她,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滔滔斯世,哪里还有恕道,只有簧口纵横,惟恐旁人不跌倒!我又劝她:尚在盛年,应另谋归宿。她虽不以我的话为然,但形格势禁,最后使她不得不和三北航业公司的钟贤道再结连理。钟君为人厚重,经外交界耆宿王正廷为他们主婚。我和内人在浙闻讯,额手称庆,虔诚地为他们祝福!


映霞与我和内人,始终交好无间。她在杭、在汉、在渝和最后在沪,都和我们不断往来,甚至她由汉寿前往福州道经长沙,适值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实行焦土抗战,纵火焚城,衣服、文件尽失,还狼狈地由浙赣路的江山到金华来看我们,对我们告诉坎坷,泣不成声,还在我家一宿,始依依别去!


听说映霞现尚在沪,还准备写回忆录。她文字流畅,亦能作诗,她的回忆录,一定爱恨交织,有血有泪。她的密友朱夫人若兰久病,已由香港返回内地。赵夫人静英仍在美国,活跃如故,前年今年都由美来台,在我家小住,但一切非复当年,提起杭州往事,不堪回首,只有再付之一叹了!

前言


随着研究郁达夫热的浪潮,我也时常被人们提起,近年来,天津、杭州、广州、台湾、香港等地出了好几种关于我和郁达夫的书。作者中有的是我的老朋友,有的是素不相识的,所以书中所说,有的对,有的纯粹是“创作”,使人哭笑不得。每当我读着这些书的时候,总是想自己动手写,写我和与我有关的亲人、朋友、作家等。可是书一放,便又忙别的事情了。


感谢台北《传记文学》编辑部的各位先生给我一个良好的机会,终于把多年的愿望兑现了。在这本书中出现的王映霞的形象,不再只是一个作家的妻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的人。我有时是妻子,有时是母亲,有时是学生,有时是老师,有时是……人世间的欢乐、痛苦、惆怅、激动、兴奋,我都体验过。尽管如此,我总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当我静坐下来,像作家一样提笔写作时,心中似乎有无限的快乐……

彩霞映天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的家乡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她拥有赏月胜地的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有建于北宋时代的六和塔,有“天下第三泉”的虎跑,有我国古代石窟艺术的瑰宝——灵隐,还有孤山、玉皇山、九溪十八涧、龙井、烟霞三洞、紫云洞、黄龙洞等,我简直数也数不过来。每天,杭州总是带着微笑、张开双臂,迎接国内外的朋友前来观光旅游。


有多少名人雅士,为杭州西湖吟诗作赋,又有多少画家,将她引入画中。


我出生在杭州的余官巷中一所高大而古老的宅第中,周围是极高的风火墙。院内除了住房以外,还有花园、竹园,以及几十间住房。祖父金沛珊,他老人家生了五子两女,女儿出嫁后,有时也和已成家立业的儿子住在一起。


我父亲名金冰孙,排行第四,祖父上代也是老四,老四房与小四房,所以祖父就特别喜欢我父亲。


父亲长到十七岁,就和十八岁的王家小姐我母亲成了亲。金家祖上是盐商,就是坐在家中收钱的行商。到我父亲一代,家道已中落。我的母亲叫王守如,出身书香门第。外祖父就是王二南,从前南社的成员,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读书人。在从前,商人家和读书人家结成亲家,在一般人眼中,是属于高攀的。父母结婚后,一直过了六年,母亲才怀孕有我,养下我,大家都欣喜万分。


丁未年,前清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一九〇七年的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窗外晶莹的雪花飞飞扬扬,屋内通红的火焰在舔着炉膛,院子里的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特别是祖父和祖母,屏着呼吸,简直觉得钟摆停住不走了。终于,屋内传出了响亮的哭声,那就是我向世界喊出的第一声:我来了!父亲迫不及待地冲了进来。他第一眼看的不是母亲,而是我!他们的爱情结晶。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正好是阴历新年。过了元宵节,家中上上下下张罗着为我办满月酒,桌上堆满了亲戚们送来的礼品,有红色的小衣服、金锁、银圈、玉镯、响铃等。我最喜欢的是那顶小红帽,宽宽的帽檐上有五尊菩萨,当中一个最大,两边几个稍小一些。那时办满月酒,一般不请朋友,只请亲戚,为了助兴,祖父还请了京剧戏班来唱堂会,唱戏的人都住在我们家里,演了一个星期,演的都是些吉利喜庆的剧目。人们喝着、吃着、笑着、看着,轮流地抱我、亲我。外祖父为我取了个小名叫“琐琐”,“琐”,是由“王、小、贝”三个字组成的。拆开来,就是王家的小宝贝。金家祖父又为我取了学名,叫金宝琴,“宝”是宝字辈,“琴”是小女孩名字中常用的词。至于我又怎么会叫王映霞的呢?此是后话,在此先不提。


金家是大户人家,在杭州城里是有名气的。家中小孩一出生就交给奶妈,但我母亲却是亲自喂奶,直喂到我五岁才不喂。因为那时她又怀孕了,就是我唯一的弟弟金宝垌,又叫金右谭。如果不怀弟弟的话,也许母亲还会继续喂我。


我出生的房间就是我父母结婚时的新房,有二十多平方米大,家具并不多,只有一个方桌,四边各有一张靠背椅,椅背上都有绣花椅罩。一个茶几,两三个玻璃大橱。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房门上都挂着绣花门帘,看上去很漂亮。我总喜欢用小手摸摸它、用鼻子闻闻它,好像上边的花是真的一样。


大人们都说我乖、文静,整天待在屋里,和母亲、佣人玩,从不到院子里去乱蹦乱跳、爬高爬低的。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伏在窗台上,看着天井里盛雨水的大水缸,想水缸里是不是藏着田螺姑娘?太阳落山时,我会盯着后花园的竹林子,想里面也会不会飞出白娘娘和小青青?透过多彩的晚霞,我仿佛看到许多长着翅膀、美丽的仙女在嬉笑玩耍,晚上我梦见自己也长出一对小翅膀,飞到天上,和仙女们在一起……

到外祖父家去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高坐龙庭的末代皇帝下台了。


一九一二年,杭城光复的三月里,外祖父把我们一家接去住在他身边,一家子包括父亲、母亲、五岁的我和刚出生的弟弟,还有一个奶妈。


外祖父的家住在离杭州城二十多里路的郊区,叫拱宸桥的地方,桥下有一条河,河上经常有小火轮开过,可以直通上海和苏州,岸上有铁路,活像个小商埠。甲午战争后,这儿就成了日租界,没有驻扎军队,但有日侨居住着。日本人建了一幢幢三上三下的楼房,格式和上海的石库门房子相似。


外祖父家中只有四口人,一对老夫妇,还有儿子王九鹤和儿媳,但为了住得宽敞些,所以也租了一幢三上三下的楼房。我们去了后,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底楼的后客堂,我和父亲、母亲住在二楼前房,奶妈带着弟弟睡在亭子间,奶妈除了喂奶,也帮着做些家务。


外祖父叫王南,号二南,计算起来,他要大我四五十岁。胖胖身材,一张长圆而终年都红润着的脸,说话的声音沉着洪亮,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待人和气善良。我知道父亲、母亲都很爱我,但不管怎样总及不上外祖父待我好。日租界里有戏馆,经常有当地和外地的京剧戏班子来演出。还有茶楼,外祖父很喜欢坐茶楼,每次去几乎都带我去,他们大人谈画论诗,说天道地,我就坐在一边,喝喝龙井茶,吃吃椒盐花生米,睁大眼睛看着这些兴高采烈的老公公。有时听厌了,就楼上楼下,各个桌子看看、玩玩,这样一泡就是半天,回家时我的小肚子已经吃得饱饱的了,连饭也吃不下了。


外祖父对自己书房里的东西,老爱收拾得整齐清楚。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哪一只放信纸信封,又哪一只放笔墨,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从小好奇心极强,愈是他平日关照过我,不许我去乱翻的好几只抽屉,我老喜欢等他出外时,暗中去抽开来望几眼。有时看到抽屉里有一张红纸,或者几个较大的笔套,我便取出来拿在手中玩一会,玩够了然后再放进去。自己认为是已经放归原位的了,外祖父回家一定不会觉察。谁知外祖父回来后一开抽屉,便马上觉察已经有人去开过他的抽屉,他不用猜,就知道是我动过他的东西了。


外祖父给我讲故事,带我逛大街、坐茶楼、看朋友,特别钟爱我,可说来你不信,我还对外祖父赌气呢!记得有一次,外祖父出去办件事,临出门前对我说:“琐琐,下回带你去噢,在家玩。”可我缠着他,非跟去不可。我从来没骂过人,想了老半天,想出了一个“老秀才”的单词,大人看我骂外祖父“老秀才”的模样,都笑了,外祖母出来搂着我,对外祖父说:“你就带她去吧。”外祖父用手指点点我的脑门说:“走吧,你这个小伢儿(杭州人叫孩子的爱称)。”我跳着、蹦着,搀着外祖父温暖的大手出去了。一路上,外祖父像往常一样,给我买定胜糕、条头糕、云片糕、豆沙馒头、肉馒头……起先我还起劲地吃着,后来干脆每一种咬一口尝尝,等回到家里,我们好像把点心店全搬回家中,照例我又肚皮饱饱吃不下饭了。


外祖母姓胡,人称胡氏,她和外祖父的祖籍都是安徽,都是出身书香门第,都是胖胖的。外祖母爱穿淡蓝、深蓝色的大襟绸衣服,夏天穿白色的纺绸衫,下边是黑色的绸裤子。头上梳那种旧式的发髻。外祖母的家里大约受到过新思想的影响,所以她没有受过一般女孩子裹小脚的苦痛,一双舒舒坦坦的大脚,走起路来稳稳当当的。


外祖父一家是属于百灵鸟型的,喜欢早起早睡。每天清晨外祖父就叫我起来,然后外祖母就给我梳头,当中挑一条笔直的头路,扎二条小辫子。然后外祖母就把买来的大河虾洗干净,放上葱、姜、酒、盐,上锅蒸,给我当三餐的下饭菜。我的衣服都是外祖母和母亲做的。春秋天穿一套上下同样颜色的短衫长裤,有时是粉红色的,有时是湖绿色的,很招人喜爱。外祖父的朋友来总要带些礼物给我。外祖父、外祖母喜欢我,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舅舅王九鹤是个游手好闲的不孝之子,发起脾气来,会把饭桶一起朝老人扔去。舅舅二十多岁就生病去世了,外祖父对他的去世一点也不悲伤。


我那时还小,不懂得打扮,大人给我穿什么,就穿什么。那时母亲常让我女扮男装,特别是冬天,让我穿棉袍子,外罩棉背心,脚上穿洋袜,就是现在的纱袜,脚蹬棉鞋。其实大人给我这么打扮是另有一番心思的,在我出生几年后,母亲果然生了一个男孩。


在外祖父住屋的后面,相隔一条弄堂,有一所外祖父的朋友王先生创办的里弄小学堂。这所学堂的大门,正好对着外祖父家的后门。每天我听到飘进屋来的朗朗读书声时,就吵着要进学堂,外祖父一口答应,还给我买了一个藏青色的小书包,包里有几本和别人一样的课本和几支铅笔,但不给我毛笔和墨、砚台,怕我弄脏衣服。每天我背着小书包,神气活现地去上学,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老师教人、手、足、刀、尺。当然,我既不会写字,又不懂看书,倒总算尚能不吵闹,全神贯注听着坐在上面的先生讲课。因为过分的安静,反而给我带来了睡意,有时候我竟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到下课铃声一响,才又将我惊醒。


王先生虽是读私塾出身,可在学堂里施行的是新式教育法,还有体育课,做徒手操,好似现在的广播操,我人太小,先生不要我上体育课,任我在边上随意地玩。王先生待我很好,后来我住在上海时,还抽空到拱宸桥去探望他,常对郁达夫提起王先生。


我们全家在外祖父家住了二年,也是我小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搬进新房子


祖父叫金沛珊,既未做官,也不会经商,在他一生中,家道日衰。辛亥革命以后,他把杭州余官巷的大宅院卖掉,同时在离市区近郊的湖墅信义巷西头,买进了一所较小的住宅。这宅院的东首有一座观音桥,西面有一条浒弄,后来的宁杭公路,就从这浒弄里打通出去。跨出大门两三步,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西通余杭,东往松木场,听说还是运河的支流。当时因为湖墅的生活程度较低,所以我们的祖父也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一九一四年的重阳节后,虽寒蝉抱树,木叶尚未尽落,但偶尔一两阵风来,也着实有些凉意。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带着我,爸爸抱了三岁的弟弟,分乘了两顶小轿,小轿后面跟着两担行李,从外祖父家里搬回到这一所祖父新买的宅子里来。进了信义巷,我还没有等轿夫把轿子停妥,就打轿帘,四下观看。这是一条静静的小街,面前是大墙门,门内就是我们的家。


祖父安排我们这一房住到三间花厅里,就在大厅的右首。三间花厅是坐西向东的,东南北三面是极高的风火墙,所以即使在晴天,也只有在中午前后,才看得见阳光,而这仅有的阳光,也都还是从院子里那两棵大梧桐树的枝干缝隙中射进来的。院子里是泥地,院子的形状,正形成了一个横的长方形,正好铺在三间正屋的前面。除了正中有两棵梧桐之外,一面有一棵玉兰,另一面还有一棵夹竹桃。对面粉白的照墙上,还种上了两棵木香和蔷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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