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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程履绎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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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卓然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书籍编号：30446079

ISBN：978721421644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5781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程履绎传

作者：胡卓然

ISBN：9787214216441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引子

1950年4月2日，南京市大中专学生2.3万多人举行了送别、安葬一年之前在“四一”惨案里先后牺牲的程履绎、成贻宾两位烈士的活动。

4月2日下午1时，各校同学齐集在南京大学的草坪上，在烈士的灵前默哀。随后，南京市文工团奏挽歌、鸣炮号，2万多同学整队出发。每个同学胸前都佩戴了一朵白花。送葬队伍由军乐队、挽联、花圈、灵柩车、烈士家属及“四一”惨案里受伤的教授作前导，从成贤街经过珠江路、中山路、中山南路、中华路直趋雨花台，并在珠江路口、新街口、三山街口设奠举行了路祭仪式。一路上，学生们用扩音机广播“四一”惨案的经过和死难烈士的祭文。据当时《新华日报》的报道，道路“两旁群众均为悲壮的史实所感动，争先瞻仰死难烈士遗像，激起了对蒋匪特务的无限憎恨”。

长长的行列在人潮中缓慢通过，到雨花台时已是下午4时。各校同学走近烈士墓地时，均稍作停留，向死难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烈士安葬仪式在下午4时30分时开始。当时突然天降大雨，好像也寄托了人们的哀思。安葬仪式上，首先由乐队奏起《哀悼歌》，鸣炮后，人们将二位烈士的灵柩入土安葬。同学们及死难烈士家属纷纷铲土覆棺，并将花圈摆放到烈士墓前。

5时30分，两位烈士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安葬完毕。他们是雨花英烈中最后牺牲的烈士，倒在了南京城解放的前夕。

两名“四一”惨案烈士中，程履绎烈士是湖北人。他在家乡有父母双亲、弟弟妹妹，还有妻子和儿子。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长眠在了远离家乡的南京。

家乡和家世

1922年，程履绎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老屋湾村。兄弟姐妹共有五人，他是家中长子。

应城县地处鄂中丘陵和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区，丘陵平原相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无霜期较长，夏季雨量较多，雨热同季。良好的自然条件让这里从5000多年前开始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孕育出灿烂的古文明。

而应城这个地名究竟来源于何处？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是：应城北负京山，南临竟沔，左达黄鄂，右挹荆潜，为安荆二府咽喉，郧襄东道门户，地处要冲，应置城为守。

程履绎出生的老屋湾村，位于县城以东七八公里，是当时应城县境内诸多贫穷落后的村庄之一。

“湾”字意为河水的弯曲处。但是老屋湾并不位于一个水湾。村名上的这个“湾”字其实应该是“塆”字。“塆”字专指山地或坡地的弯曲地带，实际上是一个地名专用字，标示出其代表的地方“不在水里或水边，而是在陆地上”，同时，“此地不平不直但也不陡峭，是陆地上的弯曲地带”。而地名里带有“塆”字的村落，一般坐落于这样的地形里：“正面平缓，视野开阔，背后有山或山坡，两侧有缓丘相扶持。民间常称这种地形为椅子形。”在这种地形里选址建设村落，既不至于出村时翻越山坡要受崎岖之苦，又不至于让家园完全处于平地上而无险可守。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等省带有“塆”字的村落比比皆是，湖北省方言里把村庄也称为“村塆”，这反映了老百姓“对聚居地的选择理念”。

程履绎的家乡老屋湾村，是当地程氏村塆的“始居村”。村里原先有在清朝定居这一带地区的程氏家族先人建设的祖屋，故而得名为“老屋”。至今，村庄旁边仍有清朝时程氏家族祖辈的墓碑。

程履绎家乡老屋湾村今貌

老屋湾村坐落于一处缓坡的弯曲环抱处。村前有块一览无余的平原，村口还有一处小水塘。因为是家族的“始居村”，村子里居住着一个世代农耕的大家族。程履绎的爷爷程德迥和奶奶李氏，都是出生于1875年。他们24岁时生下大女儿程淑庄，30岁时才生下了程履绎的父亲程镇藩。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程镇藩结婚较早，娶了比自己大六岁的陈略思，开始自立门户的生活。1922年，程镇藩17岁时，他们的长子程履绎于当年9月3日出生了。

程氏家族的祖辈从清朝时期开垦田地，逐步积累下了家业。程德迥这一辈的老人盖起了多间瓦房。但是到了程镇藩这一辈，随着反动派残酷压榨下应城农村经济凋敝，几个堂兄弟成家时，仅仅可以在先人的大瓦房旁边用泥土夯成土坯房。

家里几个后辈的房前共用一片作晒场的小空地。晒粮食的时候，几家轮换着晒。穿过晒场进入大门后，是共用的厨房和养牛的牛棚。向前继续走，再穿过一个天井后，两边都是房子。其中一边是放粮食的粮仓，另一边即是各家分别居住的厢房。

程履绎就是出生于家族祖屋附近新建的土坯房里。他的童年，最初就在这个小村庄里度过。程履绎的家庭充满了和睦欢乐的气氛，多年后程履绎回忆起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用了“融融和乐”四个字来概。并且，程履绎1941年毕业于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巴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时，毕业成绩单上填写的年龄是19岁（原件藏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0182000902700000010），同样对应是1922年出生。综合以上记录，可以确认程履绎是1922年9月3日出生的。

参见笔者对程履绎烈士妹妹程凭余的访问记录，2017年4月26日。括，这蕴含了一个幸福家庭最美好的回忆。程履绎对于父母个性的回忆是“仁慈，任直觉”，对父母日常生活的回忆则是“日常生活勤俭”，这些回忆从不同角度勾勒出程履绎心里父母的美好形象。

亲戚们住得很近，平常可以多走动，彼此之间有急事也随时可以帮忙。而亲戚家的孩子们，也成为了程履绎小时候的玩伴。程履绎和这些伙伴们交情很好，后来随父亲到县城居住后，他还和幼时一些伙伴有往来，过年回到老家时继续一起玩耍。

虽然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但程德迥作为乡间较为开明的老人，在儿子程镇藩结婚成家以后仍供程镇藩读书，让他接受了中等教育。

学成之后，程镇藩成为当地一位思想进步的教育工作者，曾先后数年在应城县教育局担任股员，并且多次从事教师工作。

程履绎的父亲程镇藩从事教育工作的时期，应城县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辛亥革命失败后，统治阶级腐朽反动的政策、混战不断的时局，让中国各地哀鸿遍野。应城这片有过古老文明并且物产丰富的土地，在程履绎出生和成长的这个时代，也一直处在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生活困苦的状况里。

国民党的应城县政府，在其《县政报告》里面也不得不承认“本县农民生活情形，极其困难”。全县农民之中没有自己的土地，被迫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比例竟多达六成。而县域南部农民虽然种田之余还“以渔樵为副业”，但他们仍连一日三餐也确保不了，“工作时日食三餐，休息时只吃两餐”。

原书藏湖北省图书馆，无出版日期。从内容判断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县政概况。以下有关应城县社会黑暗的内容除有注释外的均引用自该书。

而应城县一旦遇到灾年，“人民均感疾苦”。洪灾和旱灾是应城常年遇到的灾害。应城县境内的河流“因应城县河窄小而弯曲过甚，接受安陆京山等处之水而注之襄河，每遇山洪暴发，消泄不及，常泛滥为灾，无法可以预防”；“汉川应城间之汈汊湖及府河口，接受襄河之水，倒灌而入内部为灾”。而应城境内大部分地区不处于滨湖地带，每逢夏季又多会遭遇旱灾：“本县除第三区所属滨湖之堤垸不畏旱灾外，其余各区，因地势较高，且乏湖沼，每遇七八月之间旱即成。”应城的老百姓只有年复一年在洪灾和旱灾之中备受煎熬，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而为当地带来滚滚财源的石膏业和盐业，被极少数资本家和封建矿主把持，并且仍普遍存在封建把头制度，“为一班工头所把持，俗称掌捍锤，有大工头、二工头、三工头等名称，形成阶级制度，待遇极不平等”。

石膏业和盐业带来的财富，通过残酷剥削被积聚到少数峒商手里，让应城并不像周边各县一样主要是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压迫，应城县境内同时存在资本家和封建矿主对于矿工的压迫。

社会的黑暗导致了文教事业的落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应城县“裹小脚”女性比例仍为约百分之四十，“乡村幼女，仍有缠足者”，这是民众思想愚昧的表现。而教育更是远远跟不上社会需求。

1934年7月湖北省民政厅编纂的《湖北县政概况》对应城县教育情况的统计显示：“就全县论，识字人数，尚不及百分之五”，“全县学龄儿童三万八千余人，在校学生总数不足三千名”。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落后，“社会教育，设施甚差”，民众教育馆“于社会教育无甚效果”。为攒教育经费而积累农作物的应城县“社田”，当时记录竟也“日久渐形废弛”。

不过，虽说当时应城县社会黑暗，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但程履绎的父亲程镇藩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意义，也很看重对于子女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他的儿女日后全接受了中等以上教育。平日里，程镇藩和妻子很注重勉励孩子们勤奋好学和刻苦上进，并要求孩子们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后踏上社会可以“独立不依靠人”。很值得一提的是，程镇藩对待女儿也像对待儿子一样，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以后踏上社会能有自己的事业。这在当时仍有给女儿“裹小脚”的愚昧风气的应城县，无疑是十分有远见的事。课堂上的知识开拓了程履绎的眼界，也让他慢慢了解到家乡之外的世界。

多年后，当程履绎踏入大学校门时，还可以清晰回忆起小学时期的教育主任名叫徐文辉，而“最可崇敬之教师”姓名是章国雄。小学生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初次和南京结缘

程履绎出生之时，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而就在1922年6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也完全失败。在这样的历史局面下，“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

与此同时，中国的土地上正悄然孕育着革命的崭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具体步骤的探讨，开始于1922年。”

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进步思潮也逐步兴起。

程镇藩虽然有了一份稳定的政府职员职业，但是受到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一直有着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理想。对于应城县社会黑暗、文教落后、民不聊生的状况，程镇藩不仅自己看不惯，对子女的教育中也会涉及“同情劳动人民，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的理念。

在程履绎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渐渐亲眼看到了家乡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而父亲对于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批判，通过一步步言传身教，初步塑造出程履绎富有正义感、乐善好施的品格，并且在童年的程履绎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追求光明的种子。

1931年3月，程镇藩到应城县第一区第四初级小学（又名应城县立陈湾小学）担任教师。在此之前，发生了对程履绎以后的人生有重要影响的一件事：他的父亲程镇藩和共产党人结为好友，并且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当时，应城县教育界有两名回家乡隐蔽待命的共产党员：许子威和徐觉非（又名徐休祥）。他们二人都是应城本地人，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且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分校学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计划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但教导团赶到九江一带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许子威和徐觉非又随教导团南下广州。1927年12月11日，他们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12月14日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子威和徐觉非随部队撤出广州。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东进海陆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29年，许子威和徐觉非被党组织安排回家乡应城县隐蔽待命。许子威回到家乡休养后，到应城县教育局担任股员，和程镇藩一度成为同事，后又到小学教书。徐觉非回了家乡后也在小学里担任教师，以此掩护身份。

在这样的背景下，程镇藩和许子威、徐觉非结识，并且受到他们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

1931年夏天，程镇藩告诉虚岁还不满10岁的程履绎：“爸爸马上要去南京读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了。”

“南京？很远的地方吗？”

“不远，从武汉坐船，沿着长江很快就可以到达南京了。”

从此，程履绎心底深深记住了这个城市的名字。此时天真烂漫的程履绎不曾想到，十几年后他也会到南京这座城市读大学，并且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1907年，美国基督会将于1891年创立的基督书院和美国长老会于1894年创立的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又和宏育书院合并，成立了私立金陵大学。

农科是金陵大学最具特色的科目，1914年创设，开中国四年制大学农业教育之先河。

19世纪中叶，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近代自然科学应用于农业，使传统农业发展为近代农业，形成农业科学和技术，并随之出现近代农业教育。金陵大学农科从办学宗旨到专业设置、课程配置以至教学、行政管理方面都同于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1915年学校设立林科。1916年，北京农商部直属林业学校、青岛林业学校先后并入金陵大学。农、林两科随后合并，成为了农林科。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至少要有三个学院，金陵大学农林科随之扩充为农学院。

金陵大学农学院附设的农业专修科“为二年制，招收高中毕业生，授以应用农科学，培养实际应用人才”，金陵大学曾“于1922年和1923年相继设立农业专修和乡村师范二科。教材专取实用，教学并重实习，以造就习苦耐劳、能工能读的服务农村人才和真实乡村领袖，以谋中国农业根本的改良和农村彻底的革新”。1926年因时局而暂停后，社会各界呼吁重办。金陵大学响应社会呼吁，旋即又“将专修、师范二科恢复，合办为农村服务专修科（后改名为农业专修科）”。

从该科原本名称为“农村服务专修科”，可以看出其办学性质是为农村培养农林方面的技术人员。1927年“农村服务专修科”计划组建时，其招收学生条件的前三条是：“一、生长乡村或深悉农村情形者；二、对于农业有浓厚兴趣并乐于农村生活者；三、有志服务乡村甘愿躬亲实行者。”

1931年上半年，应城县教育局计划用公费资助四名教师到南京金陵大学学习农林，毕业后“回本县分配工作”。同样都是应城县小学老师的许子威、徐觉非和程镇藩都在这次资助之列。他们都通过了入学考核，成为南京私立金陵大学的学生。

对于有了稳定工作和收入的程镇藩来说，选择放弃之前安逸的一切而学习现代农林知识，与他对应城县的社会现实不满有关。该县腐朽的国民党官僚们不重视农林业发展，任凭田地荒芜，也不植树造林，只是在《县政报告》里“叹惋”一句：“查本县西北一带，田地荒芜甚多……田多塘少，又无森林，一遇旱灾，无法救荫，殊为浩叹。”

程镇藩立志改变这个状况。1931年9月，他告别了妻子陈略思和儿子程履绎，顺江而下，赴南京就读。程履绎幼小的心灵里，也刻下了爸爸在南京的记忆。长江下游这个名叫南京的古都，成为了程履绎心里悄悄牵挂的地方。这其实也是程履绎初次和南京结缘。

程镇藩刚刚到达南京的当月，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许子威、徐觉非和程镇藩刚刚在私立金陵大学开始学习，和同学们一起从各大报纸上看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天里，报纸上又披露了蒋介石继续下达“不抵抗”军令。1931年9月22日，《申报》报道里记录了此前一天（9月2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令：

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日本大举侵略东省事件，秉承中央意旨，严令所部，处以镇静，静候正当解决。昨特通令沪宁，沪杭两路沿线驻军，及驻沪部队等一体遵照办理。其大旨如下：（一）加紧警备区域内防范，严令部队避免与日人冲突，（二）严密保护日侨……

9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各大报纸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终于公开了这一军令已向全国军队下达，“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至此，也可以看出9月2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说的“严令部队避免与日人冲突”，其实是源自南京方面“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刚刚来到南京的程镇藩，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后痛心疾首。他和同学们都知道民族已处于危亡的关头了。与此同时，他们刚刚来到的城市——南京，也迅速成为一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

金陵大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学生们积极参加了请愿运动。程镇藩的同学许子威日后曾回忆过大家一起请愿的情景：

我和金陵同学一起，到国民政府的大院里，要求蒋介石接见，接受人民抗日的要求。于右任代表蒋介石出面接见，我们高呼不满意，于右任进去后，我们站在大院里不走，冒着寒风冷冻站了一夜。第二天蒋介石在警卫森严的保护下出来讲话，我们对他的讲话还是高呼不满意，他就灰溜溜地进去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学生高涨的反日爱国运动是全国反日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作为首都所处的特殊地位，更使南京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许子威和徐觉非虽然此时和党组织暂时失掉了联系，但他们坚定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徐觉非“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而许子威因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在金陵大学两年的学习时间里受过两次书面警告，内容都是说：“阁下在学习期间，行为失检，特此警告。”

程镇藩从一起来读大学的两位同学身上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人，也深受鼓舞。此后，随着与他们交往的深入，思想和行动都受到了进一步影响。

不久之后，放假回到应城县的程镇藩，向儿子程履绎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并且叙述了在南京看到的抗日救亡运动场面。

此前，10岁的程履绎只从小学课堂上学习到了粗浅的国家和民族概念。但父亲激愤的描述，让他知道国家正被日本鬼子侵略，许许多多同胞沦为了亡国奴。程履绎随即萌发出对腐败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憎恶情绪。

可以说，程镇藩以个人经历见闻教育儿子，为程履绎今后进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一段时期的家庭教育里，程镇藩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视角，向程履绎讲述了国家积贫积弱、科技和工业十分落后、一次次遭受国耻的痛心现状，并告诫他，唯有年轻一代学习先进技术，才有希望改变国家任人欺辱的面貌。

程履绎通过接受教育，逐步认识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凌辱，除了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长期封闭，积贫积弱，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无力抵御外国的侵略。

程镇藩就读南京金陵大学时的照片（南京大学档案馆提供）

父亲让程履绎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初步熏陶，让他幼小的心灵悄悄萌生了为祖国和民族而努力学习，长大做出自己贡献的信念，这是他以后可以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思想基础之一。

程镇藩到金陵大学学习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学习了与农林业管理直接相关的多门课程。历史档案中保存的程镇藩成绩表里，可以看到他至少修完了以下课程：公共卫生、生物学、土壤学、气象学、农具学、农艺学、造林学、园艺学、蚕桑学、测量学、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乡村教育学、森林经理学、森林保护学。通过学习这些课程，程镇藩拥有了管理农场、林场，发展现代农林业的知识结构。

而每当假期回到应城县时，他也会跟儿子程履绎讲述很多南京的见闻。渐渐地，程履绎对于南京的很多人文典故、风土人情都有了了解。南京，也成为了程履绎心里悄悄向往的一座城市。

1933年8月，从南京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专修科毕业后，程镇藩回到家乡和妻儿团聚。他被分配到应城县立林场担任指导员。两个月后，又晋升为县立林场主任。家乡老屋湾村乡亲们知道了程镇藩成为林业官员的消息，纷纷称赞他有出息。

1933年金陵大学农科毕业生合影（后排左四是程镇藩）

但程镇藩无心为官，他旋即离开县立林场，到直接培育幼苗的应城县苗圃担任技术员。应城县苗圃场址在县城“南门外寿宁寺一带，占地42.5亩。每年育苗2-6亩”。程镇藩在这里培育出的大批树苗，很快栽到了应城县各处荒山荒地上，对阻止水土流失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程镇藩一同到金陵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许子威、徐觉非，毕业后也都回家乡从事农业技术工作。许子威到应城县汤池，租下100亩地办起了汤池农场。随着生产的发展，又迅速把汤池农场扩大为汤池碾米、榨油、织布生产供销合作社。徐觉非回到应城县后，担任了农业技术员。三名从金陵大学求学后返回家乡的同学，在不同岗位上努力改变着应城县农林业的落后面貌。

此后至1937年，程镇藩一直担任应城县苗圃的技术员。程履绎随父亲也一直在县城郊区的苗圃附近居住，曾在应城县私立西河中学接受初中教育。这期间，除了最小的妹妹程凭余，四个兄弟姐妹里的三个人都在读书。家庭里充满了好学上进的气氛。

程履绎没有想到，他和弟弟妹妹们的宁静生活在1937年7月之后被打破了。

离乡内迁

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在遭到当地中国军队拒绝后，日军炮击宛平县城和卢沟桥，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还击，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序幕从此拉开。卢沟桥的炮声在湖北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7月8日，武汉地区的民众团体如教育会、农会、商会、保安公会等，纷纷致电平津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全湖北2500万民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誓为后盾”。24日，湖北民众抗敌后援会在武汉成立，该会声称“以团结各界民众援助抗敌将士，巩固后方治安为宗旨”。随后通电全国，力主宣战。

15岁的程履绎了解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心里充满了悲壮的情绪。他怀着强烈的用科学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暗暗立下了决心，在这个全国抗战的时代里，要学习与国防和国家建设都有关的工业技术。这时，他的父亲程镇藩也迅速参加到国共合作的事业里。这一历史时期，父亲的作为对于年少的程履绎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北开展以推动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是湖北抗战准备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于10月上旬成立，12月25日改为临时省委。中共湖北省委的成立为国共合作和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干部准备。中共湖北省委成立后，在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培养干部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从湖北的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通过多种途径，面向各党、各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中共湖北省委同石瑛合作建立了汤池训练班，与孔庚等民主人士合作成立了湖北省乡村工作促进会，为在湖北农村开展抗日工作打下了基础。

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的石瑛，有感于国民党的那些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只图官位、不务实事的现状，决定请共产党人出面创办一所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批新型的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积极支持下，训练班请进步人士李范一任主任，在应城汤池开办了起来。1937年12月20日，训练班在汤池正式开学，第一期录取了学员60余人。到1938年3月底，训练班在汤池共办了3期，每期1个月，总计培训了学员245人。汤池训练班内设有党支部，成为培养党的干部的阵地，也成为恢复和重建鄂中党组织的战略基地。训练班学员结业之后，大多分到全省各地从事农业合作事业。他们遵照陶铸“应当把办合作社当做敲门砖”的指示，以“合法”身份，接近社会各阶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并借机联系失散党员，发展新党员，重建党组织，筹建抗日武装，为敌后游击战争做准备。

汤池训练班开办期间的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程镇藩义务担任了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干事、湖北省建设厅应城合作金库监事，成为了石瑛先生的部下。实际上，在抗战时期程镇藩已经受到在金陵大学的两位同学许子威、徐觉非的影响，从事党的工作了。

此时，许子威、徐觉非都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一起承担了汤池训练班的有关组织动员工作。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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