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金人生：美国院士彭赐灯自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墨金人生：美国院士彭赐灯自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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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赐灯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0-01

书籍编号：30446093

ISBN：978721422308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6717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版权信息

书名：墨金人生：美国院士彭赐灯自传

作者：彭赐灯

ISBN：9787214223081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一 序

从2010年开始，当我每年去中国的时候，都会被煤炭高校、煤矿企业及其他与煤矿相关的组织邀请做各种主题报告。最近有好几个煤炭高校让我给学子们讲述我的人生“经验”，于是我就准备了一个“我的故事”的报告，介绍我去美国求学的经历以及在美国从事采矿方面的科研，直至成为长壁开采及采矿岩层控制方面世界闻名专家的事业发展历程。报告会大受欢迎并且反响强烈，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励志的故事。以河南理工大学为首的好几个学校建议我写自传。但由于我的汉语不是很好，河南理工大学就组织了一些人对我进行访谈，以便撰写汉语版本的自传。通过几次访谈，我发现自传撰写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所以我感觉最好是由我先用英语撰写然后再翻译成汉语。鉴于此，本自传有3个语言版本：英文，中文简体（中国大陆）及中文繁体（中国台湾）。将英文正文初稿翻译为汉语由李新娟教授完成，自传中所有照片的整理由魏世明博士完成，自传正文的整理由杜锋博士和徐飞亚共同完成，4位均来自河南理工大学。封面设计来自西弗吉尼亚大学工程及矿业资源学院的Paige Nesbit和Mary Dillon．同时感谢Susan Case对封面内本书介绍内容的撰写。

本自传由两部分组成，个人生涯和职业生涯，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进入南达科他矿业及理工学院学习（第13章）之前为个人生涯，在美国的研究生学习阶段（13章至17章）中既有个人学习也有职业发展。每一章开始的介绍为个人经历，随后为职业发展。终身事业开始于美国矿业局（18至22章），23至27章介绍了此阶段的个人发展经历。

为了撰写本自传，我查找了许多当年的资料。从出生至1955年（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的第二年）的那部分内容，主要来源于我的模糊记忆和兄弟姐妹们的讲述。1955-1972年期间，我写有日记，但1965年5月我离开台湾赴美国时，将之前写的日记留在了台湾，后来被家人误当作废品丢掉了。我手里只留下了从1965-1972年的那部分日记，但1973-1978年期间的日记因我疏忽，遗失了。1979-2006年的描述主要来自每年的工作记录簿和西弗吉尼亚大学采矿工程系周会的会议记录。

二 引言

台湾有个美丽的乡村小镇苗栗，我在这里出生与成长。苗栗镇的人口以前有大约5万，现在因为年轻人都外出工作，也只有9万左右。曾听父亲讲起，我家祖籍是广东梅县，我是我们家到台湾的第7代移民。《彭氏家谱》里记载有27代人，最早可追溯到江西省赣西。记得小时候每年的元宵节过后，我都要跟着父亲或者小叔长途跋涉到苗栗以北11公里之外偏远难行的山里，去祭奠彭家迁徙到台湾的第一代祖先们。那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有奶奶、父母、小叔和7个孩子。7个孩子中，我排行老二，老大是个姐姐，我下面有2个弟弟和3个妹妹。我们兄弟姊妹之间每人大概相差3岁。奶奶于1971年去世，小叔、父亲、母亲和大姐分别于1962年、1987年、1999年和1998年相继离世。

除了做专业木匠，父亲还耕种了大约一亩稻田，因为离家较远，父亲又工作忙碌，所以委托堂叔耕种。先前父亲继承了一块坐落在头屋乡的茶园，距离苗栗镇有3.5公里之遥。由于缺乏人照顾，后来父亲把那片茶园卖了。用卖茶园的钱，加上之前卖茶赚来的钱及平时节约的积蓄，在苗栗镇上买了一块稻田。它距离我家比较近，父母亲可以自己耕种：举凡整地、育苗、插秧、施肥、除草、除虫、灌排水、收成、干燥、筛选、入仓等都可以不借手别人。

父亲有着客家人的勤劳。每年除了春节放几天假，他每天都辛勤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每要到华灯初上，我们才能等到辛苦一天拖着疲惫身体回家的父亲吃晚饭。由于父亲的勤奋和精湛的专业技术，工作质量受到雇主的信任与赞赏，工作源源不断，甚至很多建筑工人经常来找父亲，请他帮忙介绍工作。

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很严格，尤其对男孩更是爱之深责之切。无论是奶奶告状、还是我们违反了家规或者不小心打碎了用具，总是免不了一阵挨打。

日本殖民时期，一般人受教育的机会较少，也由于家境不好，父亲只有小学毕业，但他工作之余仍努力学习、读书、看报、了解时事。记得1977年，父母亲到西弗吉尼亚摩根敦城来探望我们，这是他唯一一次到美国。在美期间，父亲提议去看看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墓。在华盛顿国家公墓，他仔细地看着，最后说这个墓的风水不错，老人家是相信风水的。

父亲是一个思想传统保守、重男轻女的人，对于家中的儿子接受完小学义务教育，当然要继续升学，才能有更高的学历，以谋取较好的工作，改善家中经济。然而，两个弟弟都没达成父亲的期望，尤其大弟銮馨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令父亲失望。至于女儿们虽然成绩优秀，但在父亲重男轻女的观念下，没能继续升学，只有二妹香龄较幸运，在老师帮助下，考取初中，之后又考上公费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小学老师。到小妹珍龄上学时，家中经济慢慢好转，初中毕业后可继续升学，毕业于高职。

由于家中子女众多，母亲小时候就被送给一个富有的地主人家做养女。在农业社会时代，耕种稻田需要人手，把女儿送给富有人家做养女是常有的现象。在我脑海里，母亲永远是那么温柔善良，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从不怨天尤人，结婚前在娘家农忙时也下田，插秧、收割都难不倒她，动作灵巧、利落，不输男人，常受人们称赞。父母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为了这个家养育我们，一生勤勤恳恳，勤奋不懈。

奶奶是个有个性的老人家，她在院子的一角饲养了一群鸡鸭，除了过年过节可以宰杀以祭拜祖先之外，还可以拿到市场卖，换些零用钱。她对孙辈们的管教也非常厉害，我们挨骂是常有的事，所以都怕她。

三 学前记忆（1939-1945年）

这段时光，我只有一些零星片段的记忆。按照户口簿上的出生登记，我生于1939年1月27日，因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当时户籍记载并不像现在准确，所以我的生日有可能比户口簿上登记的时间要早一些。二战期间，小叔被日本征兵到东南亚战场，母亲和我常常跑到外婆家避难。外婆家离我们家5公里之远，走路约需一小时。外婆家有一块很大的稻田，一栋大的房子，房子前还有一条小溪，我们听到轰隆隆的飞机声往往就立刻躲进防空洞。所谓的防空洞只不过是房子边林子里的一个盖着一层木板的土洞而已。这个时期，食物短缺，所有米粮都被征收，送至前线，我们经常吃干米饼。

四 小学和中学时光（1945-1954年）

我的小学和中学这段时光也都是在苗栗度过，有关记忆已模糊不清了。

只记得外婆家被一条小溪环绕，溪水潺潺，终年不断，清澈、晶莹，一眼就可以看到小溪底部的鹅卵石。鹅卵石底下藏有蛤蜊、小虾等各种小动物，尤其是以蛤蜊居多。我们都喜欢跳进小溪里，享受溪水的清凉和捡蛤蜊的乐趣。母亲也常常搬个凳子，放在小溪里面，她静静地坐在凳子上，弯着腰、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找蛤蜊、挖蛤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也总是跟着母亲和姊妹们一起去抓蛤蜊。母亲能用蛤蜊做上一顿极其美味的佳肴。

外婆家四季水果不断，附近还有一条大河，我和表兄弟们既可以在那里赤身游泳，也可以在那里钓鱼。这也是为什么每每母亲回娘家时，虽然路途遥远，我总是千方百计地要跟着去。但由于路远，我走得很慢，有时候还走不到。她不同意带我去的话，我就会号啕不休。姥姥总是说我被惯坏了，因为每当我达不到目的或不论我受到多么轻微的责备，我都会大哭不止！

记得孩提时期，苗栗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道路——中正路。北端被称为北苗，始于苗栗火车站，南端被称为南苗，止于新竹客运汽车站。我家的旧房子就在距离南端尽头100米的地方。

房子是向一个邻居租来的。自从我们住进去之后，他就从来没有再修缮过房子。房子大约5米长，10米宽，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外带一间小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及浴室。奶奶住一间卧室，我和小叔一起睡在客厅餐桌旁边的一张硬板床上，父母和兄弟姊妹住另一间卧室。

客厅外墙不知何时早已垮掉，将就着用两排横杆绑在一起的木板遮挡着。大门也是这样象征性地拦了一下。每当下大雨、刮大风时，客厅里就会被灌得满是雨水。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把积水舀出去。客厅地面上的坑坑洼洼，都是我奋力向外舀水时，水瓢撞击地面留下的“战痕”。如果是在晚上下大雨，那我就甭想睡了。

除了墙面，屋顶也是四处漏雨。父亲把平时积凑起来的木头堆在天花板下，他说要等攒够木头和积蓄后，就会盖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时而会听到奶奶抱怨：“要等多久他才能盖起我们自己的房子？或许等到那些木头都被雨水泡烂了，他也盖不起来。”

不记得到底等了多久，每天披星戴月辛苦地工作，父亲终于存够了钱，建起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新房子在中正路旧房子的对面，距离马路五六十米远，被稻田环抱。至今依然记得住进新房子后，再也不用害怕刮风下雨的那种幸福和满足感。新房子很大，除了客厅，还有5个卧室、1间厨房和1个外面的独立厕所。前院很大，地面铺了层水泥，便于一年两次收割后晾晒稻子，平常也是我们游戏的场所。

当时，“中国石油公司”探勘处的总部就设在北苗。在苗栗南方15公里处有一个开采点叫出矿坑，富含天然气。所以，苗栗得天独厚，大部分家庭早就使用了天然气。但父亲为了节省，我们的老房子和新房子里都没有安装自来水和天然气管道。

少了这些设备，家事就变得复杂艰难得多，需要捡柴、挑水，但我从来没有听到母亲抱怨过一句！母亲回娘家的时候，也不忘记拾捡点儿柴火，带回来烧饭用。

我们稍长，都会分担家务，大姐、大妹、二妹常常帮忙做饭，我负责挑水。一根扁担两头各挂上一个水桶，到400米远的一口井打水挑回家，来来回回好几趟才能把家里的水缸装满。对孩子来说，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但我们都认为这是分内的事，分担家事是应该的。

我上小学不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时局变得更加动荡。学校里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好师资。我们是从《三字经》开始学起。还记得母亲带着我去书店买书、送我去上学。由于我天生胆小，怕见生人，母亲送我到教室门口，我却不敢踏进教室走向自己的座位。每次母亲送我上学，我们母子总是要在教室门口这样僵持半天。每每这个时候，母亲就静静地站在我身后，耐心地鼓励我走进教室，有时还会承诺我一些“小恩小惠”。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我慢慢适应了学校的环境。由于我的胆怯和内向，从一开始老师就不喜欢我。即使后来我适应了学校生活，学习优异，考试成绩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但老师却总是把我排在第五名或者第六名，因为前几名要留给那些当地名门望族家的孩子们。

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不像我们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么闭塞，他们从小见多识广，所以小学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到高中以后，需要努力和天赋去克服一些困难时，这些孩子们往往就表现不如人了。

这也是我一生中观察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们由于从小见多识广，在幼年时很容易就胜出其同龄人。但是到后期，比如说在高中以后，他们做一些对智商有较高要求的工作时就会受到限制，他们很多都会落后。

清晰记得当时老师教训我们的时候，总是用戒尺打手掌心，偶尔还会打屁股。有时手心被打得尽是红印子。体罚在当时被认为很正常，甚至许多家长还很感谢老师对孩子们这样严格管教！

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总是辅导我做作业。虽然那些加减乘除的数学作业很难，但是每次我一读完题目，母亲就能马上说出答案。在我心目中，母亲似乎无所不能。我根本不相信她竟然没有进过学校不识字！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辅导过我做作业，甚至从未关心过我的学业。白天他忙着工作，晚上吃过饭，就出去找朋友聊天，接洽工作，直到深夜我都上床睡觉了，还不见他回来。

我就读的大同小学，距离我们家只有10分钟路程，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吃饭。上了苗栗中学后，学校离家有20-30分钟路程，每天就带午餐饭盒在学校吃。我的饭与同学们的比起来甚是寒酸，但对我来说却是美味佳肴。

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奶奶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1971年去世。我印象中的奶奶个子娇小，身手敏捷。为了要赚一点零用钱，她就在家里养一些鸡鸭等家禽，养大后拿到市场卖，换取一些钱。白天，她把家禽圈在大门外，晚上为防小偷，就移到客厅。每天一早起来，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家禽移到屋外，开始清扫留在客厅的粪便和打扫房子。

晚上圈在客厅的家禽挤在一起，它们的粪便也是堆积在一起，牢牢粘固在客厅的地上，清理起来很是困难，常常要花个把小时去清扫。粪便发出的浓浓恶臭，令我恶心，但时间久了，麻木了，闻不出臭味了，我也就不再抱怨。

渐渐地，我的嗅觉变得迟钝，以至于后来就对很多味道都闻不出来了。并且从那以后，一直未曾好转。但这份苦差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喜欢洁净和规整。日后我自己的家、办公室、实验室始终保持干净、整洁、有序。

这份苦差我一直做到1954年去台北工专上学为止。

一生中，我钟爱与水有关的运动，尤其是长距离游泳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一习惯的养成源于两个原因：

一是当年帮助奶奶放养鸭子时，可以顺便到附近200米左右的小溪里嬉戏。或在方圆二三公里地的稻田内下水捞浮萍或捕捉青蛙，这是雏鸭们的美食。

我在稻田间长满青草的小径上跺来跺去，寻找躲在草丛里的青蛙，受了惊吓的青蛙跳进稻田里，我也跟着跳进水里去捉，就这样跺、跳、捉反复着，直到我觉得足够鸡鸭吃饱了才停止。

除了青蛙，稻田里还栖息着诸如鱼、鳗、蛇等小动物。奶奶差我去给鸡鸭找食儿时，有时我还会邀上邻居小伙伴，一起去比稻田远一两公里的一条大河边玩。这条大河叫后龙溪，流经苗栗南部和东部。

台湾冬季温暖、夏季炎热，所以给鸡鸭找食物期间，我们就会偷偷溜到河边，光屁股跳进河里玩耍。

我们的游泳技巧都是无师自通的，那时根本不懂什么叫仰式、蛙式。但在稻田里追逐捕捉青蛙、看着青蛙游开逃离的过程，使我无意中掌握了蛙泳的姿势，自创了“彭氏蛙泳”法。直到现在，我每次游泳的时候，用的依然是我的“彭氏蛙泳”法。

奶奶和母亲无数次地叮嘱告诫我不要去游泳，唯恐我发生意外。如果发现未经她们允许（当然，她们永远不会点头许可我去游泳）我去游泳的话，她们一定家法伺候。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偷溜出去游泳，尤其是当我跑出去的时间很长，可带回家喂鸡鸭的食物却不见多的时候，更是难逃被鞭打的厄运了。这种情形时常发生。

此外，在稻田捞浮萍捉青蛙时，在田里游来游去的鱼儿更吸引我，因此用自制的鱼竿钓鱼。所谓的鱼竿很简易，就是一根竹竿绑着一根丝线，丝线尾端系着我在房子周围泥土里挖的蚯蚓。

起初我也只是在稻田里小试身手，后来干脆呼朋唤友偷偷溜到后龙溪和五谷冈河去钓鱼，这两条河在我家南边，距离我家二三十分钟路程，偶尔也会和小叔一起去。这两条河上各架着一座桥，我们都是走到桥下去钓鱼，因为那里水深鱼多。钓久了乏味后，我们便脱去衣服，跳进河里畅游，尽兴后才回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喜欢游泳的原因，这一习惯伴随我至今。

在苗栗初中学习的记忆，也只是零星片段。从大同小学毕业后，我没能考上台湾省新竹中学和台中第一中学。苗栗的学生首选都希望能考上这两所学校，尤其是新竹中学，因为离苗栗较近。

我只好去了省立苗栗中学，距离我家20分钟路程。在苗栗中学的3年时光平淡无奇、乏善可陈。却结交了几个挚友：唐焕崑、傅学桂、赖福金和谢辉雄。这些年我回台湾探亲时，总是去看望他们。

苗栗初中1954年的毕业生在一二年级时，按照入学考试成绩编排，男女分班。到了三年级，男女合班，只是每个教室被分成两半，一半坐着男生，另一半坐着女生。

那时，男女同学彼此之间都不敢交谈。大家都很内向、很害羞，因为“男女有别”呀！但很有趣的是，当时坐在走道两边的男女同学，竟有两对毕业后结为连理，那两个男同学都是我的至交。

学校有两个来自大陆的老师，我对他们印象深刻。一个老师教了我们3年《中国地理》。每次上课前，他总是在黑板的一角画上一幅精美的中国地图，标上35个省，然后开始系统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每个省的情况。从他那里，我得知大陆地大物博、矿藏丰富，但因为当时技术落后，鲜有开采。他的讲述影响了我一生，激励我选择了采矿工程作为我未来的职业方向。3年里，他把每个省都详细地讲述了一遍，中国那些未开采的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也是我后来选择台北工业专科学校（台北工专）采矿工程专业的原因。

另外一名老师教我们三年级的《几何学》。感觉他好像从来都不备课，在课堂上经常推演不出几何题，此时他就会点学生来解题，似乎是要检测学生解题能力。往往我就是那个被点到的学生，因为众所周知我的数学和科学两门课的成绩尤为突出。三年级的时候我还获得过台湾省奖学金，轰动全校，父母亲为我感到骄傲自豪！

1954年夏，初中毕业又经历了一次入学考试，我被两所学校录取：台北工专，在苗栗北方110公里处的台北市，是一所5年制矿冶工程专科学校。另一所是台中第一中学（高中部），在苗栗南方50公里处。

我告诉父亲我选择台北工专的原因很简单，如果选择普通高中的路径攻读大学的话，需要先上3年高中，再上4年大学，一共需要7年，才能拿到文凭。而如果我选择台北工专，只需要5年就能毕业拿到文凭，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节省2年的费用，会大大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但当时我和家人所不知道的是，台北工专只是一个专科学校，工专的文凭与大学的文凭层次是截然不同的！此外，当时我梦想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将来到中国大陆开采矿藏资源，所以就选择了台北工专的矿冶工程专业，从那里毕业并拿到大学文凭就可以实现我当时的愿望。

五 求学台北工专（1954-1959年）

15岁那年，我上了台北工专，我的年龄在班里最小。1954年9月到校报到注册。入学前培训时，老师说有600多名考生报考了采矿与冶金工程专业，只有前9％的学生被录取，夸我们是胜出的佼佼者。在录取的学生中，我排名第九。

但由于被录取的前6名学生放弃资格，没有报到，学前培训名单上我的排名变成了第三。当时我不晓得也不关心那些人为什么没来报到，后来才得知人家嫌台北工专只是个专科，而不是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虽然现在有159所大学/大专/小中专，但当时仅有9所，在这9所学校中，台北工专名列前茅，是一般学生的第一志愿，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毕业生等特点著称。

我们那一届，入学时（1954年）有55名同学，到5年后毕业时（1959年），就只剩下28名同学了。一半同学因为无法达到学业要求，被迫留级或退学了。

5年制的采矿与冶金工程专业，顾名思义，包含两个方向：采矿和冶金。每个方向都要求学满200个学分，包含了3年高中和4年大学的所有课程，甚至更多。

其实是将正常7年的课程压缩到了5年。5年内要学完这么多课程，每个学期至少要学20个学分或至少6-7门课。周一到周五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下午5点，周六还要再加半天的课。所有课都是必修课，整个一届的学生上的课程都一样，所有的教授只需到我们教室讲课就行了。

前三年，除了极特别的课以外，大家学的必修科目都一样。到了四五年级后，开始分类学习。当时每个学分要求平均每周要上2个小时的课，美国则是一个学分要求每周上1个小时的课。

一年级的时候我学习很努力，成绩优秀，期末考试成绩平均90多分。这却给我以后的学习带来了不利，使我误以为学习不是什么难事，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轻而易举就可以把那些城市孩子打败，没必要再费那么大的劲去学习。到了二年级，大家推选我做班长。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令我对台北工专产生了不满情绪。二年级的时候，虽然名列前茅，但我却未能申请到奖学金。此外，在校内住宿的费用比在校外租房低得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一开始就申请了校内宿舍，但从未获得批准。就这样，申请、被拒、再申请、再被拒，从未成功过。我多次向那个外号“大肚皮”的班主任询问原因，可他从未给过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在台北工专学习的整5年期间，我都是住在校外，步行到学校需10多分钟。吃饭是在校内寝室楼旁边的食堂，这也要比在校外吃便宜得多（因为功课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做饭，而且我自己也不会做饭）。我和我的室友姜良雄，以及其他的客家族朋友（魏明辉、彭澄明、叶国弦、黄康明和刘纯金），有些是来自苗栗北部的桃园县，我们总是一起集体活动。

这份加于我身上的班长的职责不仅没有带给我应得的利益，还剥夺了我的许多时间。因此，我对这份“使命”心生反感。三年级一开始，我便坚持辞去了这个职务，“大肚皮”不得不再重新推选班长。

三年级是最辛苦也是最难熬的一年，很少有人能熬下来。这一年，课程既多又难：《大学物理》《大学化学》《微积分》《应用机械学》《水文学》《机械动力学》《电气工程原理》《石油勘探》《采矿概论》《冶金概论》《矿床地质学》《矿物学》等。根据校规，当年注册课程三分之一不及格的话，就必须留级；二分之一不及格，就必须退学。

我们采用的是百分制，60分以下为不及格。这些课程的老师评卷都很严格，大部分学生都只得60多分，甚至更低。监考也很严，有一半课程都还是集中到学校大礼堂考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指派监考老师，严防作弊。

就这样，几乎一半的学生都被淘汰：留级或者退学。但凡熬过三年级，升入四年级和五年级后，就能顺利毕业了。

在工专我有一个保守多年的秘密，也是我最心痛难忘的记忆。三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我最要好的朋友如果英语再不及格的话，可能就面临退学处分了。我就答应帮他作弊。考试时，我偷偷地答了两份试卷：一份给我自己，另一份给他。可就在交卷的时候，被当场发现了。学校处理的结果是：我留校察看，他被勒令退学！通常被处分后，卷面成绩都按零分处理，但幸运的是由于我的平时成绩分数很高，最终英语综合成绩依然顺利通过了。

这场“灾难”过后，我还曾试图帮助我的好朋友，期望学校能够收回让其退学的决定。私下了解到英语老师跟校长关系较好，而英语老师家又住在桃园空军基地附近，我便“长途跋涉”跑到她家，恳请她帮助我的好朋友。她很同情我的好朋友，但对我提出的请求却无能为力。

那年暑假我痛苦无比。不敢告诉家人这件事，更从未向父亲提及。我天天在家忐忑不安地等着邮差送来成绩单。这件事令我后悔了一辈子。现在回首，我当时的做法真蠢，害人害己，不仅没有帮助到最要好的朋友，反而毁了他的学生生活。从此，我们未曾再联系。

进入三年级后，有些课程我们开始使用英文原版教材。《采矿概论》用的是美国克拉克教授编著的教材，但讲授这门课的老师钱教授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这位钱教授在比利时获得的最高学历，现在讲授英文教材，整堂课下来，他呜呜哝哝，没有几个学生能听明白。他还是学校当时最严厉的老师之一，总把分数给得很低。再加上这门课使用的又是英文教材，所以大多数学生上课煎熬，课后还提心吊胆害怕考试不及格。于是，我就自告奋勇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负责翻译路易斯·克拉克的《采矿概论》，然后再油印发放给大家。

从这个艰巨的翻译任务中我学到了很多，对我以后影响深远。起初，我对采矿专业英语术语知之甚少，许多汉英词典里也没有那些过于专业的词汇。经过多方询问打听，我最终在台北找到了一个好的信息来源——美国新闻处（USIS）。那里有诸如《工程与采矿》和《煤炭时代》等难得的专业性英语刊物。我先从那些刊物里配有图片的广告看起，然后是短消息，最后是文章，就这样，我逐渐掌握了越来越多的采矿英语术语。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起初我写信给设备生产厂家想要索取产品说明或手册，从中我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采矿设备的术语、零件组成、构造及其应用。厂家回复得都很及时，甚至有些还委派当地销售商跑过来见我，当他们发现我只是个索取资料学习的学生时，可想而知他们有多失望。采矿设备是当时也是现在采矿过程中很关键的一部分，所以掌握了设备的相关术语词汇后，翻译《采矿概论》这本教材的内容就简单多了。

为此，我每个月都得从生活费中扣掉一笔不小的数目用来邮寄信件，往往都是下个月的生活补助还没有发下来，当月的生活费就已经要见底了，这样只能勒紧裤腰带挨些日子。我的房间里塞满了各种设备的英语说明书，房东连连赞叹我的英语好、对美国了解等。周围的人也都认为我肯定是在准备去美国留学，因为当时在台湾，学生毕业后留学深造尤其是去美国已经很普遍。

为了解决邮资短缺的问题，我开始打工挣些零钱。当时台北市规划十分集中，为了避免战争爆发可能带来的危害，第一年的下学期，我们这届台北工专学生都被疏散到台北南30公里的桃园龟山乡。龟山是个小村庄，人烟稀少，主要是当地农民，鲜有外来人口。一直到三年级上学期我们才又搬回台北本校区。

在龟山期间，我结识了一个以写作武打小说出名的作家。他启蒙我阅读文学著作，就从阅读武打小说开始。他还教我如何记日记、写小说。写日记这个习惯我一直维持到1972年，当时我被任命为美国矿业局双子城力学物理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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