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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何芳川教授在13年前接受国家清史委编译组三位同志采访时就提出：“我们毕竟是21世纪的中国学人，应该站在21世纪的高度来写清史”，搞清史的人“手里要有一面世界史的‘镜子’”。

在他看来，

中国的皇帝对内都非常残暴，但对外却有一副儒家天朝大国的和善和友好的面孔。

过去我们一般通史中的清史，往往偏重于政治史，而文化史和经济史只是点缀或铺垫。

他建议，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积极的东西，它的功劳，同时也要看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消极的、负面的东西，如文化专制、文字狱等等。从制度文明来说，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清朝建立的前四年，到1688年结束，正好在康熙的时候，他们开始过上好日子了。两次革命把英国的制度文明的问题解决了。18世纪80年代是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制度文明方面，人家完成三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却过着一种天朝无所不有的生活。在思想领域，伏尔泰、孟德斯鸠……多少大思想家，人家在那里百花齐放、群星灿烂的时候，我们在搞文字狱，这个反差多大啊！

他还说：“这个雍正杀人非常多，很不好。现在却说雍正很勤政等等。我觉得再写这个清朝分期，要以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为重要参照系来写。”

2002年及2005年笔者分别专程前往拜访王钟翰、戴逸两位清史大家及高翔先生时，两位清史大家和高翔先生除了热情鼓励我继续深研雍正继位专题外，也都建议应关注对雍正帝统治思想、雍正帝制度、政策的研究。

早在2004年时，戴逸先生就指出：“清军入关是1644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一个半世纪，……当时中国也是处在十字路口，也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处在文化的后进的地位，它要学习先进文化。当时，它面临的先进文化有两种，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汉文化。它和西方文化接触很多，也知道它的好处，为什么没有更多地选择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吧。后来，完全走了汉化的道路，而且越来越汉化。看来，它不是没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它有机会选择，但它没有更多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走了单纯汉化的道路。如果稍稍吸收一些西方文化，哪怕像日本一样，出现一个兰学，那中国历史的道路肯定会不一样。”

“中国走的道路依然是汉族的传统道路，没有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历史事实，清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治和文化选择，一开始就面临着西方文化，这是其他朝代没有的事。”

这样看来，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帝在机会选择上，应具有优先权。康熙帝似乎已打开了半扇窗，而雍正帝却又很快就把这扇窗关上了。

时下，只要一说起雍正帝，人们似乎已对他相当熟悉，不就是那位勤政、改革、务实、果断、刚毅、奋发有为，却又背负种种骂名、忍辱负重的历史人物吗？其实，无论对雍正帝继位真相之研究，还是对雍正帝其功过是非之研究，远并未到此为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第一，30多年来，读者看到、听到的，几乎全是对雍正帝的一片叫好、赞誉声。却很少见有人发问：雍正帝执政13年，他把中国引向何方？他执政13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其前任康熙帝相比较，究竟是提高了，还是倒退下降了？

第二，也很少见有人发问，他执政13年，其民生状况与前朝前任康熙朝、康熙帝相比较，究竟是提高了还是下降倒退了？当然也很少能听到或看到有人用史料用数据，把雍正帝、雍正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民生、民舆等，与前朝前任康熙朝、康熙帝作一个全面比较。

而如果不提问、不研究雍正帝执政13年，最终把国家引向何方；不把雍正帝统治13年下的民生状况与前面康熙朝、前任康熙帝作比较究竟如何，只讲雍正帝如何勤政、如何务实，笔者以为，这是在舍本逐末，是把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把历史研究最根本的东西舍弃掉了。

试问，雍正帝所勤政的那个“政”、他务实的那个“实”，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他勤政只是实现了个人独裁比前任更大更强，国家的国际地位与民生并不比前任更高更强，对他的一片叫好赞誉是否会言过其实了呢？在评价某个帝王（而非普通人物）勤政、务实、改革、奋发有为等美誉时，还要不要认真审视－下——这位历史人物、这个历史时代的历史走向如何？

何为国家的历史走向？国家与子民的生存现状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发展趋势也。

对雍正“改革型”皇帝的改革应当怎么评价，著名清史专家冯尓康教授近年曾作过这样的总结：“（雍正帝的）这些改革是在传统社会制度内进行的，是从维护这种制度出发的，而这种制度已经进入了它的晚期，时代已不允许它作出较有深度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改革的成果是有限的，不宜于夸大。”

然，时间仅相隔几年，2009年，冯先生又提出了另一种评价：“十三年的政绩比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帝将精力、时间全都交付给朝政了。”

究竟雍正帝的“改革的成果是有限的，不宜于夸大”？还是雍正帝“十三年的政绩比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仅事关对康熙帝、雍正帝的历史评价，还直接事关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与历史教训的总结，不能不认真对待。

电视剧《雍正王朝》热播后，雍正帝是“累死”的赞语，一下子铺天盖地、不绝于耳，名扬中外。

雍正帝真的有那么神圣、那么完美吗？试问，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哪一个皇帝是累死的？唯独雍正帝是累死的？事实上，雍正帝之独裁、闭关自守、个人奢侈、文字狱，都远胜过康熙帝的；雍正的天下观、国家观、君臣观、经济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伦理观，并不见得比康熙帝更先进、更开明；雍正朝执政十三年，国土大量流失，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比康熙朝好。

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他推行了字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倒也是实实在在的改革，是符合国家进步，符合历史发展，也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雍正帝也作了一些改革，但雍正帝真正想要改的，是广大官僚、千万子民对他还不够忠，要改；是广大官僚、千万子民对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或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上，表现得还不能令他满意的人、事、言行、结果，这些都要改。雍正帝推行密折制、建军机处、搞秘密立储，其最终目的全在此。雍正帝、秦始皇都是封建帝王，都实施了某些改革，出发点与落实处则是有所不同的，改革的历史成果也是很不相同的；秦始皇也搞独裁，但他推行字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与个人独裁就并无直接联系。雍正帝推行密折制、建军机处、搞秘密立储，都与个人独裁有直接联系。而秦始皇是公元前200多年的人，雍正帝是秦始皇之后1900多年的人。雍正帝之改革，与1900多年前秦始皇之改革，孰优孰劣？

中国历史，不仅中国人在研究，外国学者也在研究。历史研究，是可以跨学科、多学科，互动互补、取长补短的。197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提问：“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美国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先生将保罗·萨缪尔森的提问又向前推进、又再往深处更为具体地追究了一步。他指出：“16世纪的中国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它的成就是其他国家无法比较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落后了。”

笔者以为，清代前期，雍正帝身上的那种“文化的优越感，其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远比康熙帝更为浓厚、也更为强烈。这种看法竟与万里之外美国哈佛大学的兰德斯先生不约而同。

兰德斯先生认为：“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为开明，好奇心最强”，“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如康熙帝）明白：学习这些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而“一千年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当然也领先于欧洲。有些人会说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越性。为什么中国后来‘失败’了呢？”

兰德斯先生还举了一个很小的、却是耐人寻味的例子：“（当时中国）有人居然说显微镜‘徒见其表……而不究其里’。”

兰德斯先生继续指出，“大清帝国动荡不安，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官吏们拉帮结派，统治者的位子岌岌可危。请记住清朝（1644—1911）最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大约只有100万人口的这个小小的游牧民族，夺取了亿万人的泱泱大国的政权，并且统治了他们两个半世纪。”兰德斯先生的这个观点未必全对，美国本身也是从8年南北战争中得以统一的。

兰德斯先生也承认：“新王朝建立的头几年，情况有改善。天下重新太平，一切井然有序，粮食供应跟得上需求。粮食产量的增长是欧洲对这个自以为万事不缺的民族最了不起的礼物：新的作物（土豆、甘薯、花生）能种植在本来土壤贫瘠的山岭地区。但此时中国人口也急剧增长——这恰恰符合传统的马尔萨斯理论——当粮食供应难以再升高时，饥荒、内乱便又出现了。康熙大帝（在位1662—1722）尸骨未寒，动乱就开始了，最初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但后来的动乱又如同积聚的暴风雨，越来越严重。”

兰德斯先生所说的“动乱”，显然是指雍正帝，又不仅只是雍正帝。因为，“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年前仍是人们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

兰德斯先生说的300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清朝时代。人们常说，落后要挨打。殊不知，不与时俱进，与世界潮流脱节，却又自我感觉良好，盲目自大，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历史、文化再悠久，国库再雄厚，也还是会落伍、会落后。

笔者试作以下思考，期待中外方家教正：

乾隆时代，中国GDP世界第一、中国国库（户部）白银存量世界第一、中国进出口总量世界第一、中国人口数量世界第一、中国军队数量世界第一。中国是十六七世纪当仁不让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当时世界第几呢？

这个问题，千百年来从未列于中国皇帝的龙案上，中国皇帝从来就未考虑过要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放到世界第几，清政府皇帝，当然也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根本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从未将此列为治国目标。中国皇帝包括清代皇帝的治国目标就两个字：皇权；或三个字：家天下。

中国古代皇帝那么多，却没有一个皇帝愿意跨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看看外面世界的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康熙帝还搞搞南巡和东巡，视察水利，与老百姓直接接触一下；雍正帝执政13年，从不直接接触老百姓。

雍正帝首先考虑的，是扫除政敌；政权稳固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圆明园扩建得更气派、更宏伟、更奢侈，甚至还考虑到他身后的陵寝，如何可超越前任皇帝。他们关注得更多、更迫切的，是家天下模式如何绵延更长。如此自私而又作茧自缚，就是闭关自守，这其实同样是造成中国不了解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不了解中国，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落伍、落后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代皇帝朝思暮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是如何巩固皇位，如何把皇位世袭下去且千秋万代。至于小民百姓，只要有口饭吃，不造反，就是理想社会，就不想再去改变，只想着如何维持和维护。这应该是作为大国中国，即使曾经是康乾盛世、一度辉煌强盛大国的中国的一条历史教训。

而雍正帝表面上的勤政、改革、务实、抱负、刚毅、果断、奋发有为，等等，主要的或基本的目的与目标，或骨子里，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本质，都是围绕如何巩固皇位，如何把皇位世袭下去且千秋万代，甚至，如何能长生不老，能活百岁以上。他从未考虑过如何把中国搞成世界第几，更从未考虑过如何把中国老姓生活水平搞成世界第几。

他称帝后考虑的第一件事，是万一他有不测，如何确保皇位传给其指定的儿子？他考虑的第二件事，是如何迅速有效地确保他能无限扩大个人独裁？他考虑的第三件事，是如何扩建圆明园，如何炼丹、长生不老？他考虑的第四件事，是如何死后能理直气壮地不入东陵，另建一个规模、等级都大大超过康熙帝景陵的西陵？

以上这些目标和目的，除了长生不老外，他都实现了，但是，国家地位世界第几呢？老百姓生活世界第几呢？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雍正时代老百姓生活水平比康熙朝是上升、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还是老百姓不满度大大增强了呢？这些，都不在他治国安民的宏图内，雍正帝的成千上万条朱批，也完全见不到有这个百年大计的目标路线图。那么，他勤政、务实的终极目标，最后都落实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后都落实到圆明园，落实到西陵去了。

有人以雍正朝的户部库银为据，来论证雍正朝的经济比前任搞得好。其实未必见得，详见本书第五章。

《国富国穷》这个问题，本该是帝王们、历代统治者们日思夜想、付诸实践的问题。众多专家学子及国民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满腔热情地不断研究、不断总结探索，说明千百年前的帝王、统治者们，当然也包括清代的统治者们，尚有许多很值得后来者再研究、再总结的空间。至少，被兰德斯先生多次提到的康熙、雍正二帝，就是一对很值得比较、研究的具体对象。

这项工作如此浩繁艰辛，只靠少数人是不能胜任完成的，而且，这个研究也同样不能闭关自守，同样不能关在门第圈内或个人小屋内，同样不能“小农经济式”地自满自足于一锄一犁，同样需要坚持改革开放路线、需要千军万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当代西方史学正在尝试把历史作为公共史学，让历史吸引更多人，让更多人关注、参与历史讨论和研究；历史讨论和研究除了从历史到历史外，还可以跨学科、多元化、多领域并举，作为历史讨论和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或也是可以借鉴，或也是值得借鉴的。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天下之公器，乃天下公民所共有；既为公器，当为天下国计民生进步与福祉之所虑、之追求、之探索、之奋斗。

任何人，无论本事有多大，智商有多高，终究不可能把所有学问都穷尽做完。“学问”二字，归根到底，也总是离不开边学边问，边问边学。这就有了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再四拜读冯尔康先生《雍正传》后的问与学。

对雍正这位历史人物之研究，如山林之繁茂，似江海之广瀚。是否已经做到头了呢，是否还可以再研究、再评论呢，本着这一精神，笔者不自量力，也想在边学边问、边问边学中，摸索前进。

历史研究，诚如司马迁所说，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余只希望此一家叨叨之言，能抛砖引玉，以求得更多能人贤士更加完善的研究成果，也衷心欢迎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2014年初稿，2017年春节中改稿，2018年谷雨前后修定于上海寓所清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