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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多少往事堪重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是八卦,也是信史于历史的细节,重拾失落的文化记忆

作者:蔡登山著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8-27

书籍编号:30448543

ISBN:978720013146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7714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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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与宽容:凌叔华与陈西滢


徐志摩曾赞美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有“最恬静最耐人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凌叔华的作品确实像是温室里的幽兰,萧闲淡雅、清芬微微。而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更是把她和英国近代女作家曼殊斐儿相比,在凌叔华写小说最勤的岁月里,对她艺术趣味影响最深最直接的身边友伴,诸如徐志摩、陈西滢皆迷于曼殊斐儿,加之曼殊斐儿擅写殷富人家妇女在婚爱上的凄悲心理,颇引起凌叔华的共鸣,因此在作品中必然会有所投影。总之,凌叔华给人感觉是“锦心绣口”的闺阁派女作家。


但随着有关她的资料的发掘,尤其是她与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的曝光,让人得以重新认识凌叔华。一九九五年六月的《读书》杂志曾刊登萧乾先生的短文《意外的发现》,谈及有位正在写凌叔华的美国学者曾拜访过他,并提及她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按:也是萧老的母校)查阅资料时,看到那里珍藏着一大批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留英的中国文人写给英国朋友的书信,其中涉及这些作家生活中罕为人知的事。她还特别列举了朱利安?贝尔,萧老说朱利安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及武汉大学任教,他们曾见过几面,朱利安当时与奥登、依修午德都属于左派作家,后来在西班牙内争中牺牲了。朱利安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就把他的全部日记及书信捐赠给国王学院了。这位美国学者说她简直就像发掘了一座金矿。朱利安几乎每天都记日记,其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凌叔华以及其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家之间的关系。


当时笔者亦曾通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王次澄教授代为查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该份数据,惜未能如愿。一九九九年五月英籍华人作家虹影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小说《K》,即根据朱利安的日记书信等档案写成,作者宣称她花费了半年的时间研究,是真人实事的作品,书中虽没有指名道姓,但以“林”“程”隐指凌叔华与陈西滢,已是显而易见。书中对凌叔华与朱利安有露骨的性爱描绘,则已是脱离真实而有小说的想象成分,但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愫却非虚构,这又呈现出身为女作家的凌叔华在礼教谨严的规范下,内心世界的另一层面。


其实当年徐志摩与陈西滢曾同时追求凌叔华,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再自然不过的。而笔者从后来凌叔华和林徽因为了争夺徐志摩生前留下的情书日记,不惜恶言相向的情况来判断,凌叔华确实爱徐志摩甚深。而此段情愫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后来凌叔华曾告诉过朱利安,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只是当时不肯承认。而她与陈西滢结婚是为了尽义务,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由这段话可知笔者的推测是准确的。但基于种种因素,凌叔华后来终于成为“陈太太”而没有成为“徐太太”,而在凌、陈结婚后的两个多月,徐志摩也和陆小曼结婚了。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一段情,只可说是婚前情,原是无可厚非的。


而相对于朱利安,凌叔华长他八岁,而且已婚,并育有女儿,但他们两人却坠入爱河。据凌叔华的妹妹凌叔浩的孙女SashaS.Welland(魏淑凌)的AThousandMilesofDreams:TheJourneysofTwoChineseSisters一书中说,朱利安的母亲担心的通奸有风险,而他却对母亲说请她放心。他与凌叔华谈论过是否要结婚,但他俩谁也没有真正打算要走到那一步,不过双双同意在武汉继续保持情人关系。后来他们的绯闻传开了,陈西滢当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朱利安以其他原因自动辞去武汉大学的教职,作为院长,陈西滢放下了自尊,为朱利安主持了欢送会。然后,朱利安悄悄地买了一张前往广州的火车票。朱利安与凌叔华在广州见面后,又去香港共度了他俩最后在一起的几天。陈西滢得知朱利安从香港上船的事,他谴责凌叔华与他见面。凌叔华坚持对丈夫说,朱利安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追到广州去找她的。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陈西滢以教训的口气,给已回到英国的朱利安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我感到很受伤害,我对你的行为感到惊讶。你对我许下诺言说不会再给叔华写信,更不会再见她,除非她强迫你。……我不知道,你会在把道德原则扔掉的同时,也把对朋友的诚信通通扔掉了。没有信义,没有尊严,不遵守诺言。”


二〇一〇年二月间,笔者与在英国的陈小滢女士联络上了,书信往返中也触及了他父母间的事情,陈女士寄了她写的《我的父亲陈西滢》一文给我,其中说:“至于我母亲和贝尔的婚外情的事,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父亲去世的前两年。一九六八年,有一本有关贝尔的传记出版了。我一直从小就以为他是父母的好友,因为小时候常听到他们谈到贝尔的名字,因此我买了这本书送给父亲作为给他的生日礼物。过了几个月,我因为生病请假在家,从父亲那里借回这本书来看,才发现了母亲和贝尔的事。有一天,我带父亲去郊外,顺便问起他这事,他说书里说的事是真的。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他们不离婚,他说,当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再问他,他说‘你母亲很有才华!’,然后就不说下去了。”


作为当时的女作家,凌叔华无疑是非常杰出的。但在锦心绣口、温婉柔顺的外表与文风之外,或许她那“高门巨族的精魂”中还有着狂野、激情的潜藏爆发力。但因为她的才华,陈西滢宽容了这一切。

也将柔情酬知己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阴沉的天空飘落着丝丝的小雨,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大厅里,影剧两界六七十人含泪唱着哀伤的挽歌,他们在悼念一位年仅二十六岁便英年早逝的明星英茵。


英茵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影剧双栖明星,但现在的读者对她并不熟悉。她原名英洁卿,小名凤贞,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北京。她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大公报》的创办人英华(敛之),她是曾为台湾大学英文系主任的英千里(骥良)的妹妹,同时也是英若诚、英若识、英若聪的姑姑,更是英达、英壮、英宁的姑奶奶。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说,曹禺的《日出》中陈白露的形象就是以英茵为原型的。而著名演员英达则说:“我们家最早搞表演的是我的姑奶奶。”


英茵在北平弘达学院念书时,就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为此她走出家庭,告别故都,来到上海参加黎锦晖的明月社(后并入联华公司歌舞班)。当时明月社正值全盛,拥有徐来、王人美、黎莉莉、胡笳、薛玲仙等歌舞名将,英茵亦很快成为台柱之一。


一九三二年,在明月社集体参演的歌舞片《芭蕉叶上诗》中,英茵跃上银幕,初次尝试了摄影场的生活。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影戏公司出品的《健美运动》中,英茵与歌星白虹搭档,第一次任主演。一九三五年,英茵在两部影片《王先生的秘密》和《桃花梦》中客串了角色。在《小姨》中,英茵戏份较重,但影响不大。一九三六年英茵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参演了几部名片,如《小玲子》《新旧上海》《十字街头》等,片中明星济济,英茵没有多少发挥余地,多为配角。抗日战争爆发初期,英茵在上海客串了《茶花女》后,随救亡演剧队辗转奔赴重庆,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主演了何非光导演的《保家乡》。一九四〇年,英茵回到上海,主演合众影片公司的《赛金花》,叫好又叫座。一九四一年,英茵主演了一生中最后三部影片,分别是费穆原著、佛兰克导演的《世界儿女》,屠光启编剧、朱石麟导演的《返魂香》,桑弧编剧、朱石麟导演的《肉》。


平心而论,在电影圈,英茵并非很大牌的明星,她一共演了二十来部电影,不少是作为配角的;然而,英茵的成就并不局限于银幕,她在话剧舞台,更创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一九三七年六月,由宋之的编剧,沈西苓导演,业余实验剧团演出的四幕历史剧《武则天》,在上海卡尔登戏院连演两个月,在话剧界,英茵的名字于这个夏天节节升温。一九三八年青鸟剧社筹演《日出》,曾有过合作、对英茵有良好印象的欧阳予倩,邀请英茵来演女主角交际花陈白露。演完《日出》,英茵前往重庆,又参演了《上海屋檐下》《民族万岁》《残雾》等几出话剧。


和阮玲玉一样,英茵在二十六岁结束了生命,她的自杀在几年后才真相大白——那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故事。关于英茵,据最近公布的资料说,她是一位“抗日人士”,她在重庆时加入了情报人员行列,当时英茵已是一颗璀璨明星,她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外界的注意。一九三九年将近新年之时,她忽然长时间失踪,于是大报小报以“英茵情奔”为题大肆渲染,尤其是香港和九龙的报刊,简直是炒得沸沸扬扬。对各种报刊的揣测性渲染和夸张,英茵一直保持缄默。此时,她已身居上海,男友平祖仁系反日的谍报人员(曾经与平祖仁共事的文学家郑振铎曾为文写道,平祖仁是国立暨南大学的毕业生,“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做了某区的专员,但在上海做工作,行踪很隐秘)。同时又介绍英茵加入,就这样,一对情人成为“抗日锄奸”的情报员。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身份的隐秘,因此“情奔”更为有力地做了烟幕弹。后来平祖仁由于工作出色,被提升为负责上海对日情报战的站长。英茵则配合他的工作。地下工作,危险而艰苦。她和平祖仁究竟怎样进行谍报工作的,不得而知,但在公开场合,英茵的演员身份却是有目共睹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平祖仁被杀害了!为避免成为敌人的线索,英茵没有去找平祖仁的朋友和同志,只在影剧圈向自己的伙伴募集了一些钱,她亲自去领尸,把平祖仁的遗体送到大众殡仪馆,让化妆师把他额上的枪孔补好,又把他葬在万国公墓。她不仅办妥了丧事,还留下一部分钱,供给平祖仁的家属作以后的生活费用。


一九三八年话剧《日出》公演时正是萧瑟冷寂的冬夜,英茵穿着短袖的晚礼服,数着安眠药,一粒,两粒,三粒——这时她在舞台上,叫陈白露,一个末日的交际花。谁又能料到仅仅隔了四年,一九四二年同样严寒的冬天,英茵出现在上海国际饭店七〇八号房间,手中不是安眠药,而是换成了生鸦片,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她生命即将落幕之际,她可曾想起扮演陈白露的这一幕?她孤傲地开放在艺坛,于悲剧的底色上,从盛开而戛然折断。


对于英茵,好友导演屠光启始终以“一个伟大的女演员”称之。他说:“一个伟大的演员为国牺牲了,但是,她死了已有三十多年了,到了现在,谁还会记得她?没有人对她有一点表示,连提也没提到过她,大家已经把她忘记得干干净净,很多人认为英茵不值,但我不这么想,我只觉得至少她已经尽到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了。”然而距屠光启写文章时,又一个三十多年过去了,毋庸置疑,英茵更是被人遗忘了。电影《色·戒》中的王佳芝及其原型女间谍郑苹如,一再被热烈讨论之余,另一个抗日女英雄英茵,是该被人们关注了。

欧阳立徵气节可表


欧阳立徵(1900—1984)是湖南浏阳名宿,谭嗣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的孙女,也是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原名欧阳立袁)的胞妹。欧阳立徵自幼好学上进。后毕业于湖南福湘女子中学,是浏阳有名的“才女”。


一九二三年,欧阳立徵与唐才常之子唐有壬结婚。欧阳立徵丰姿绰约,堪称佳丽。但唐有壬则恃才傲物,喜风流自赏,在中国银行任职期间,同事中有位女博士,竟然明知使君有妇,亦复委身相就;可是,碍于两人的社会地位和女方家庭的关系,只能陈仓暗度,不便做任何形式的正名定分。尤其是欧阳立徵的柔情蜜意,使得唐有壬也就不敢,甚至不忍有仳离之想。后来唐有壬在外交部次长任内,又结识一位湖南同乡的黄小姐;不过他也并没有冷落先前的那位女博士,于是每周周末,自南京开往上海的夜车头等卧车厢里,一定有唐次长在。唐有壬每次回上海,并不是直接回家,有时甚至不回家,而是去陪那位女博士。报人罗敦伟在《五十年回忆录》中也说:“当他担任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的时候,盛传有一位女经济学博士和他很好。后来又和一位湖南很有才气的某女士友爱。……某女士是一位最完美的女性,差不多可以说一般女子的短处,她都没有,而女性应有和可能有的长处,即用新旧观点去看,她都具备齐全,即以诗词一端而论,十分的有造就。”


据和唐家原有世谊的胡耐安说,欧阳立徵不只美于姿,而且慧于心;当唐有壬和女博士纠缠不已的时候,她从未对唐有壬表示过什么;果然,唐有壬“良心”发现,何况女博士那副“无盐”型姿态,仍然还是“家花”香艳。直待唐有壬和黄小姐到南京“同居”起来,每个周末,又全给女博士占住,这时欧阳立徵才向唐有壬发过几次恶狠狠的脾气。实在说来,黄的娇媚,堪和欧阳立徵的秀丽媲美而外,谈到诗文的造诣工夫,似乎较胜欧阳立徵一筹;至于女性的另一“妇德”,黄却不及欧阳立徵;而女博士,当然又另当别论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唐有壬于上海法租界住宅前被人暗杀,对于此事罗敦伟说:“他(唐有壬)的衷心是嫉恨日本军阀,尤其痛恶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可是在那个时期,他不得不演扮一个亲日分子。在当时群情愤慨的气氛里,谁也不会体谅‘弱国无外交’的不易周章。加之其时的日本,正是军人跋扈最高潮的时期;何况还有许许多多难以言宣的政治恩怨和派系水火掺杂其间。因此深知内幕的人,将唐有壬的结局与杨永泰相提并论。所不幸的是他还背上‘亲日分子’的丑名,那次暗杀,外表看来还像是一次爱国行动哩!”


对于唐有壬被暗杀以迄抗战期间的经过,欧阳立徵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给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的呈文,有如下的陈述,云:“立徵自先夫为国事捐躯以来,寄迹沪滨,奉母课儿,以度凄凉之岁月。前年‘八?一三’战起,江湾首当其冲,蜗居毁于炮火。立徵感怀国难,泪竭神伤,遂患神经衰弱及失眠等症。尔时为老母及儿辈安全起见,举家绕道回湘。未几战局西移,湘省亦频惊风鹤。立徵个人虽不足惜,而高堂弱息,付托无人,何忍见其陷于锋镝。故又扶老携幼,转徙播越于飞机轰炸之下,初则移居九龙,继则转道来沪。返沪未久,惊魂甫定,忽睹汪精卫离渝赴越之报,不禁霍然而惊。立徵一介女流,对国事无置喙之余地,所不能已于言者,先夫在生之日,尝受知于蒋汪两公,以奉行国策,折冲樽俎,精神上备受刺激。每与立徵言:国事艰危至此,政府当前国策,必待最后关头始舍和平而言牺牲,吾辈外交官处境至艰,用心至苦,而局外人或不见谅;与其贻讥而无裨国事,曷若引退以早遂初衷。立徵辄加慰解,谓:当抱定国家至上主义,一时之毁誉不足萦怀,千载之是非终须大白。孰意先夫以勇于任事之一念,终以不见谅而献其微躯于国家。今者汪忽于抗战国策之下,中道乖离,妄倡和议。立徵恐因是而先夫之志不能大白,其不见谅于生前者,仍将不见谅于身后,用是绕室徙椅,夜不交睫。窃念先夫所居者国家之公职,非受一人之私意。倘先夫存于今日,必在最高当局之领导下,抗战建国之旗帜下,竭其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一伸其报国之志,一吐其过去抑郁难宣之气。此立徵所敢断言者也。”


而欧阳立徵之所以要发这份电文,主要是汪精卫到沪不久,她家有天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她认识,是丈夫昔日的一位同事,几句寒暄之后,他说:“我是代表汪先生前来慰问你们的。汪先生十分关心你们,听说你们生活窘迫,想供给你们生活费,这里是我第一次带来的法币一千元,以后按时接济,汪先生如此念旧,你能想象得到吗?”欧阳立徵谢而未受,第二天,她便将这一千元法币交到了仍然设在“孤岛”上的亚尔培路中央银行,同时又电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分别说明钱款的由来及捐款动机,云:“乃立徵正抱难言之隐痛,而事实忽有奇特之发展:日昨某君以汪命馈法币一千元,经立徵一再推卸,其人强委而去。在汪眷怀旧属,惠及妻孥,人非木石,宁不知感。然汪先生恐惧流言之日,立徵不当受其一介,以伤先夫之志,而增立徵无涯之戚。忆先夫饰终之际,承最高当局亲临致唁,殷殷以身后事垂询,高谊慈怀,存殁俱感。立徵以未亡人之身,对国家无所干求,惟祝抗战胜利,使我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则先夫死亦瞑目。倘政府对先夫殉难事实,昭然晓示于国人,则立徵与儿辈有生之日,永为戴德之年,必以报国家者报我贤明之领袖也。除将馈金缴呈外,谨此电呈,敬希明察。欧阳立徵叩号(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这封电文发出后不久,很快便接到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回电云:“大义不屈,至堪敬佩。……除将该款交国库并予明令嘉奖外,特电知照。”不久,行政院明令嘉奖也下来了,内容为:“故外交次长唐有壬之妻欧阳立徵出自名门,深明大义。坚却汪逆赠金不获,乃将所赠法币一千元悉数呈缴充作抗战经费。绍前徽于漆室,巾帼扬休;继遗志于泉台,藁砧含笑。核其行事,合予褒扬,宣诸国人,用资矜式。……”


此事虽然发生在孤岛上海,消息却早已不胫而走,欧阳立徵的高风亮节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赞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快就传到抗战大后方。著名剧作家马彦祥根据此题材,编成一出时事话剧《海上春秋》,在重庆公演,主演者为上海剧艺社著名演员英茵。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二日,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从重庆寄了一首诗给欧阳立徵,诗曰:


浮云富贵已无求,天遗松筠劲节留。


张楚刘齐都愧死,一扁孤岛有春秋。


在这末季浇世,取予之间,具有如此见解的妇女,岂不难能而尤可贵乎?

女权先驱张竹君


谈到中国的女权先驱者,以及早期革命党内的女英雄,张竹君实在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物。张竹君(1879—1964),是广东番禺人。她的父亲是三品京官,家里十分富有。据马君武的《女士张竹君传》一文说:“竹君生数岁而患脑筋病,半身觉麻木不仁,其家则送之于其城之博济医院,嘱美利坚医士嘉约翰医之,渐愈。时竹君虽幼稚,已能觉西医之精妙,绝胜中国疲癃老腐之所谓医生者,乃发愿留博济医局学医,既十三年,而尽通西国内外科之学,得执照焉。”一八九八年张竹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附设之南华医学堂,留医院任医生两年。一九〇一年她集资创办褆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畔,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不久又创办南福医院于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任院长,开国内女界创办医院之先。


一般谈起中国的女权运动,都以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产物,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民国十二年(1923)后,北平、上海等地才有女权运动团体的公开组织。而张竹君则早在民国前十二年(1900),已经从事提倡女权的工作,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与宣布了。同时,她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已在广州自己一手创办了育贤女学,更在中国各地开风气之先,比之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还早了六年。即较之张百熙之奏定男学堂章程,也早了一年,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辛丑(1901,即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间,女医师张竹君在河南(广州地方)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汉民与程子仪、朱通儒三人赞襄最力,《岭海报》不啻为张之宣传机关。”又说:“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有《驳女权论》一文,胡汉民因与张竹君相善,张素以提倡女权自命,汉民乃访《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拥护女权,同向《羊城报》反攻,英伯极赞成之。”


张竹君的志向并不只是行医,她在医室之外,复设福音堂一所,常在周末登坛演讲,“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而对于女权思潮,她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其争权之法,“不外求学”,而所求之学“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


一九〇四年四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她还写了一篇长文刊登于同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的《警钟日报》,文章细数中国女性所身受的十一种“险境”,进而从女性自身出发,指出“险境”的原因,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于是她想联合大群体以求女性自强和独立,她说:“鄙人窃不自揣,志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芟夷而平荡之,永不留此恐怖之境遇于吾同种。”


在张竹君青年的时候,社会上犹盛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旧道德观念,但她却不以为然,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据她后来跟陆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她外出,常坐着三人抬走、没有轿帘的藤篼。头上梳了一条“大松辫”,脚上穿了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有时并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人身和脚差不多成了一字形。这样姿势,本来很不雅观,尤其在热闹的市街,往来穿插,前呼后拥,一般人见着,多目逆而送,或者加以蔑视的不良批评。她是满不在乎而处之泰然的。她对陆丹林说:“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士装鞋,妇女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篼(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做了,又讥评她是‘男人婆,招摇过市’。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一切以身作则,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想、恶习惯,彻底扫除。那些头脑冬烘,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我要和他们搏斗,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那么,任何非讥诋谤,任何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辛亥那年的秋天,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震惊全国。可是当时武汉的局势实在缺乏适时的领导,基于各方面迫切的需要,黄兴(克强)乃只身由港到沪,准备秘密到武汉去会晤黎元洪,并会同其主持一切,黄氏感到最困难的便是交通问题,因为东南一带还在清朝及袁世凯势力之下,敌人的奸细还在到处活动,黄氏不能不慎重将事。结果还是由张竹君设计,要黄氏化装为医生的助手,加入她所主持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由上海乘长江轮船一同出发,借以逃避敌人的耳目。这件事可称得上是张氏得意之作。“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助手”,事后她常常这样半开玩笑地引以自豪。事实上黄兴对于她那一次的襄助,也是十分感激的。


最初,张竹君为了献身社会服务,终日为事业奔忙,故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忘了。到她已成半老徐娘时,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仍然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还没找到适当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其实在她年轻时是有过罗曼史的,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甚密,因有定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求学,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因事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遂亦无形解散。同时有马君武者,桂林人,而康氏万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词藻,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每次福音布教,恒有马之足迹,渐露爱恋之意。卢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忽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未几马赴日求学,尝作《张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以七绝诗一首,誉扬备至。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


张竹君虽然没有结婚,但她却有儿女绕膝,共叙天伦之乐,而这些儿女们都是她领养的孤儿孤女。三十余年来,她对他们视如己出,尽心地去教育他们。晚年的张竹君在上海也的的确确做了不少造福社会的事情。至于她自己的立身处世,又是那样严正不阿,功成不居,以及她悲天悯人的胸怀,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志节,都是值得我们钦佩与敬仰的。

盛家孙女颖若馆主


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号称京剧“四大名旦”,他们在艺术上各树一帜,雄踞舞台,表演、唱腔精益求精,并各有独自的剧目、师承及传人,“四大名旦”也成为京剧界的一个传奇。荀慧生习花衫,尚小云演技比较呆笨,宗他们的人当然也不少,但最受欢迎的自属梅、程两派。而当日程砚秋在故都蹿红时,曾经也下过一番苦功,他的行腔走调,常常唱到柳暗花明疑无路时,登时豁然开朗,迭见高潮,引人入胜,人皆誉之为“鬼腔”。在台湾地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剧中的“程派”传人,有所谓“四大天王”者,即名伶章遏云,名票高华、颖若馆主,名琴周长华四人。


其中颖若馆主盛毓珠(岫云)是江苏武进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孙女,袁世凯大总统时代内阁总理孙宝琦的外甥女。其父亲是人称“盛老四”的盛恩颐,他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继承父业,历任津浦铁路局局长、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丰盛实业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三新纱厂和中国通商银行经理。他从小席丰履厚,备受宠爱,养成挥霍无度的习性。虽然继承父业,家财万贯,但声色犬马,挥金如土,在上海滩跑马聚赌,日斥万金。老北站对面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可以一夜输尽。一九四九年,盛宣怀嫡系后裔大部分均留大陆,流散至海外者仅盛老四的子女毓邮、毓度、毓珠、毓绶等数人,及盛老五重颐、盛老七升颐,还有盛宣怀的五小姐盛关颐嫁给台湾板桥林家花园的林熊征(薇阁),他们分别散居美国、日本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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