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天缘：球迷罗西自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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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万物天缘：球迷罗西自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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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西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0-01
书籍编号：30452279
ISBN：978702013932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208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体明星
版权信息
书名：万物天缘：球迷罗西自传
作者：罗西
ISBN：9787020139323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我的爷爷和奶奶
我的舅舅和舅妈
1958年，我在幼儿园
四世同堂的李氏家族
这是我写的《向毛主席表忠心》小文
排委会的评语
我刚刚入厂的照片
1970年代，我的堂兄弟李文谦（左）、李文恕（右）
1976年，我和同学们在二一九公园
1970年代末，在学习的我
1982年，我和同事们在千山
1970年代，我给爸爸做的书柜
1980年代初
业余时间看苹果园来劲，在这里一个月的收入等于我两三个月的工资
为了足球，我就要离开工作了十八年的鞍钢供电厂。上、下图为1985年，我在变电所。
1986年“长城杯”，我们第一个打出横幅：“2002世界杯，我们来了！”
由“长城杯”凯旋
1986年的鞍山球迷角
1986年，中国第一次举办球迷图片展
1988年，我们在杭州
我与雷鸣东大哥（左）、刘良州三弟（右）
“罗西酒家”开业，鞍山—沈阳球迷举行联谊会
1990年，“罗西酒家”聚会
1990年，央视剧组来“罗西酒家”拍摄纪录片《啊，球迷！》
我在球迷商店
“4·29”令我一生回味
1991年，我在照片下题的小诗
1992年9月23日，在鞍山举行了简朴的长征出发仪式
1992年9月25日上午，我以哈尔滨抗洪纪念塔为起点出发长征
朋友送我到102国道
路边便餐
锦州球迷的欢送
抵达北京天安门
参加巴西集训的小队员跑过来同我合影
在许放办公室
在太行山（上、下图）
车子坏了
在山西潞城
在安阳球迷协会
在西安球迷协会
在秦岭
发烧的我，流的鼻涕把毛巾都打湿了
1992年12月12日，第十二届“亚俱杯”，十二瓶点滴。十二点，我神奇地好了
数双手把我举起来传向大门
我在董小祺家接受四川电视台采访
我与裴永阁（左四）、小地主（左一）和四川足协主席王凤珠（左三）
尧茂书，我心中的英雄
再见了，重庆的哥们儿
东溪镇一堆篝火旁球迷的激情
云贵高原坡路难行
在张良庙
大年三十的我
昆明高思义给我换单车“欧拜克”
弥勒球迷使我悟出足球的真谛
南宁邕州球迷协会的欢送
我与桂林球迷协会的朋友在一起
在小平头家
在柳州电台直播
与三亚“亚运烽火台”广州市球迷协会的朋友们
在西藏雅鲁藏布大酒店
中国球迷文化艺术中心隆重开幕
面对二十多位记者拍照
我和贾幼良
我和孙锦顺
我和张邦伦
镇江市唐三彩壁画厂为我做的三彩壁画：“万里长城不倒，罗西精神永存。”
上海市球迷协会来南京看我，并和南京市球迷协会一道合影
在大学为学生签名（上、下图）
长征途中在大学（上、下图）
中国九江’93罗西风足球对抗赛
九江发高烧两天的我
1994年1月3日，营口市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欢送我回鞍山
营口大学生的热情
1994年1月9日，凯旋入城式
记者来协会采访
宝贝儿子来协会看我了
中国第一次组“球迷远征团”看球
我第一次出国看球
我和汪富余在海都酒店
我与潘长江
我与马季
我与马拉多纳
“世界杯，我来了！”
在巴黎凯旋门前
我与程思远
阑尾炎小手术好了之后
我在宜昌活动
我与“老滑头”米卢
我与倪萍在倪萍聊天室
2002世界杯，中国球迷来了
我用光头伴随中国足球
我的藏品（上、下图）
我的国画
我的书画合璧“牛”
我的书法作品：杜牧《山行》
罗西画苑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我书法的证书
辽宁省爱心工程聘书
陪伴爸爸度过最后时光
在凤凰卫视和许戈辉“五一”做节目
奥运会唯一的一号五星红旗
神秘嘉宾闪亮登场
我和表弟邓琛在大连
“南非世界杯，我来了！”（上、下图）
六十了，快乐的生日
今天真的很开心
在巴西世界杯
我们全家开心看球
我与儿子、儿媳、孙女共享天伦之乐
我和龙之队在一起
我心爱的龙之队
前言（我要写）
夜已经很深了，并非这南方不夜之城的喧噪，更非那旁边床上传来朋友如雷的鼾声，也许是酒中的乙醇在体内的冲撞吧，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我，从床上爬了起来，披着衣服来到窗前，拉开窗帘，俯身，手臂支着白钢栏杆，透过这淡茶色的落地窗，望着这江南灯火辉煌不夜的都市，那甲虫般的汽车，我的思绪万千，遐想纷飞，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名的激情在体内涌动。我忽然想起了白天的事情。
“是他！是他！”
“你是罗西伯伯吗？”
当我和几位朋友拎着收来的一包足球藏品从商场出来时，被一群十几岁的小朋友围了上来。
“你是罗西叔叔吗？”
“你好，小朋友，我是罗西。”
“哇，太好了。”
“你能为我们签名吗？”十几双小手送上来书和本。
“好的！”我拿出一沓我特印的签名卡。
“我要，我要，我也要。”
这时旁边有不少老百姓围了上来，无数双手伸到眼前，好在几位朋友冲了上来护住我，才有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小女孩上来说：
“罗西叔叔，我认识你，我爸爸也是球迷。
“我在报纸上和电视上见过你。
“你为什么这么痴迷足球？
“你一生真的离不开足球吗？
“你放弃了一切，这样值吗？
“你出书了吗，在哪里能买到？我们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刚要说：我是球迷，我爱足球，写书是作家的事。但是在这喧哗之中我永远清晰地记得那一连串问题。望着那天真幼稚的脸庞，充满期待的目光，我停下了笔。
我忽然说：“我要写，我要把小朋友们想要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这里有我的电话，我指着卡片上的电话说，我从不换电话号，当你听说我出书了给伯伯打个电话，我把第一本书签好名送给你。”
那些可爱的小手再一次伸过来。
“好的。小朋友们，到时给我打电话，我不送你们，伯伯就不是你们想象中的罗西了。”
对！
我要写！我要写！！我要写！！！
对！
我要写出我人生的顿悟与足球的真谛。哪怕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能够理解。值！！！
对！
我要写！我要写！！我要写！！！
对！！！
我要写！！！
当！
当我一拳砸在白钢的护栏上，不小心把朋友惊醒了。
“怎么还没睡？”
“对不起！对不起。”
“天亮了，你睡一会儿吧，十点还有活动呢。”
“好的，我睡一会儿，我一定要写。”
“写什么？”
我一笑：“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他自言自语道：“真是个怪人。”
我的幼年
人生第一记忆
在远古的东方，有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始盛于华夏，她的名字叫中华。这是我的祖国。在祖国的东北这块唯一的黑土地上，有一个以生产钢铁出名的城市叫鞍山，被称为钢都，那是我的故乡。我就出生在鞍山的八家子。
据父亲说，我的老祖宗在我十四代前，从山东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移民来到东北。分了三支，一支在海城落户。我的祖父李换福和祖母李氏领着大姑、伯父、父亲，挑着老姑，从海城来到了鞍山，在八家子落了户。祖父在外买卖旧物，祖母和大姑给人洗衣服，伯父学做白铁，全家劳动来供父亲读书。
我的外祖父娶了当地一个大户闺秀王氏为妻。
我的母亲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1952年2月，姐姐李萼来到了人世。
而我的生日说不清，我从小就过阴历生日10月28日，而我的户口本出生日是1953年12月5日。差一天（直到1993年走长征路时，成都董小祺大哥说我的阴历和阳历生日不在一天才发现的），回来问父亲也说不清，之后我就过阳历了。
父亲给我起个名字：李文钢。户口一直用了将近四十年。90年代换身份证时，不知什么原因，一下子李文钢就变成了李文刚（后来我又给自己起了一个名，“伸”。姓李，名伸，字文刚）。姐姐李萼也变成李娥了。
妈妈为了我的健康给我起个小名叫“黑子”，姥姥家的人有的叫我“二黑子”，邻居有的叫我“黑子”“小黑子”或“黑小子”，有的同学叫我“黑驴”。一直叫到我当了球迷之后，没有人再叫了。只有我的少年首长，儿时的班长杨金光有时还是亲昵地叫我“黑子”。
我小时候，爸爸在鞍山钢铁学校化学实验室工作，从化学实验员到退休时任职为化学工程师。妈妈在1960年之后在路边做缝纫活。
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是上幼儿园发生的事。爸爸经常说姐姐好，不抢东西吃，有东西会给爸爸妈妈吃。我说我也会。
我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幼儿园发四块饼干，我吃了两块，剩下两块放进兜里准备给爸爸妈妈，可是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假装睡着，一会儿用手捏一小块放到嘴里，由于来回翻身，饼干被压成小块。可能是看我睡不着来回动弹，最后老师来到我的床前看我。
我一下子把饼干抓出来放到嘴里。我刚要哭，老师走了。只差一点点就哭了。
爸爸来接我，把我放在自行车的前梁上，我第一句话就是：
“爸爸，今天我也给你留饼干了！”
爸爸高兴地夸我懂事。我好开心，说了好几遍。最后爸爸说：“我不要，给姐姐吧！”
我说：“怕阿姨说我，我吃了。”
“孩子，那不叫留，那叫想着。”
“我是留了，不信你看。”我把兜翻了出来。
爸爸笑了，我却哭了。
到家妈妈问哭什么，我说我给你们留饼干了。我真留了。这是我人生记的第一件事。
我对姥姥的印象很深，姥姥来了，我的姥姥很矮很矮，有一双小脚，后来才知道，叫三寸金莲。姥姥说：“走不动了，脚疼。”
妈妈说：“上炕把脚放了吧。”姥姥上炕后一圈一圈把灰色的裹脚布解下来，原来姥姥的五个脚指头是压在一起的，是畸形的，尖尖的，圆圆的，姥姥把畸形的脚趾一个一个活动活动，我把拳头伸了过去比了一下，比我的小拳头大不了多少。我凑上去想帮助活动，姥姥打了一下我的小拳头说：“一边玩去，小脚是不让男人看的。”说完盘起双腿，拿出长长的烟袋，对妈妈说：“把‘取灯盒（火柴）’拿来。”
妈妈给姥姥点上一袋烟，姥姥晃着身子，样子非常悠闲。
姥姥来了，我当然不爱去幼儿园了。我躲在妈妈的缝纫机底下，抱着轮盘不出来，后来爸爸硬把我拉出来，送我到幼儿园。在幼儿园里我一直在哭，老师很生气，把我推到了小厨房。
小厨房挨着教室的那边有一扇窗，窗户是开着的，我看窗户底下有很多饭盒，就把那些饭盒摆放成阶梯状，不小心弄倒了一摞饭盒。老师开门看了一下。我哭得更厉害了。见老师把门关上，我又把饭盒重新摆好，踩着饭盒慢慢往上爬，爬到顶上时，手扒着窗户，一下子跳上去，而脚下的饭盒却倒了，发出很大的动静。我从窗户跳了出去向大门跑去。窗户离大门只有几米远，到了门口我又从铁栏杆的缝隙挤了出去。
幼儿园的东面是一片很大的玉米地。中间只有一条小道。我沿着小道跑了出来。那条小道只不过二百多米，可当时对我来说是那么可怕，跑了好长时间。出了玉米地就是日本式的二层小白楼。穿过三四排小楼就到了对炉山下。那里有个小山包叫小东山。妈妈就在那里工作。
我在大门口哭着喊：“妈妈！”后来来了一位阿姨把我领进大门。进门后我看见走道的右面被各种骨头堆成一座小山，发出难闻的腐臭之气；左面是两排大草棚，有好多排像便池一样的长条白锅，底下烧火。有的池子装着满满的咸盐，有的里头装的是酱红色的液体，后来才知道那是水胶。再往里头走，右面有几排架子，架子上耷拉着一条一条的水胶，在最里面的一排火池我看到了妈妈，戴着口罩，系着胶皮围裙，手上套着黄色胶皮手套。我抱着妈妈的大腿一个劲地哭。后来妈妈把我领到了外面。
妈妈对我说：“不要进来，这里全是火，很危险。你就在外面玩吧。”
外面有一大坑，里面全是锯末子，还有不少冰碴，我在捡里头的冰碴玩。门口不远处有个山洞，有一辆大汽车往里面拉大方冰。妈妈出来和那里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块很大的冰给我，夏天里玩冰真的好开心，比在幼儿园好玩多了。
爷爷的尊严
我的爷爷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帽，蓄着八撇胡，有人时给人感觉很严肃。但没别人时，他总是和我笑。印象中我只记得爷爷来过我家一次。
爷爷来了，我不上幼儿园，和爷爷在家玩。我家有一面大木板炕，爷爷在炕上。有时我坐在爷爷的怀里，拿爷爷当汽车，爷爷的手放在膝盖上。我把爷爷的胳膊当车门，打开，关上。爷爷也很开心，因为我是他大孙子。
记得我说：“我要骑马。”爷爷让我当马骑。一天玩得很开心。
晚上爸爸妈妈回来了，爸爸问我：“爷爷好不？”
我说：“好！玩得很好，我还要玩。”
此时，爷爷已经靠着墙，在床上很严肃地坐着。我这时还要开车骑马，爷爷一下子把我拉到一边，说：“我是你爷爷。”
我哭了，委屈地说：“刚才我还拿你当马呢。”
这时爸爸打了我一下说：“那是爷爷，不可以骑。”
当时我真的不明白，这一切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这是爷爷在家里树立的尊严。
我的童年
第一天上小学
我们家是1960年大调房子时，从对炉山搬到铁东区园林公社的。记得有一天，爸爸骑着自行车从钢校回家，顺道带我到胜利小学，说：“以后你就在这所学校读书了。”当时的胜利小学，有一个二层的主楼和两排独立的平房教室。
1960年，我便进了这所学校，开始了我小学的生涯。
记得第一天上学时，我穿着妈妈给我做的新衣服还非要带上我喜欢的宝剑。最后爸爸妈妈拗不过我，同意我带宝剑。
那天是爸爸把我送到教室的，我一进教室，得来的是一阵嘲笑。
下课时，满操场只有我一个人拿着宝剑玩。后来有几个小朋友要玩，我借给了其中的一个，他拔出宝剑往地上一砍，木质的宝剑断了。本来我想哭，可是，我没哭，我忍住了，只是把宝剑捡了起来，往断处吐了口吐沫，对在了一起。回到教室我也无心听课。放学爸爸来接我时，我把宝剑给了爸爸说：“宝剑断了，是同学给弄断的。”
爸爸说：“断了就断了吧，没打架吗？”我说没有。爸爸笑了说：“这才是好孩子。”
这是我第一天上学。
我在胜利小学学习半年便转到了二一九小学。1948年2月19日是鞍山解放日，所以鞍山最大的公园叫“二一九公园”。旁边的小学叫“二一九小学”。小学是一个三排房子组成的“凹”形建筑。旁边又多了一排八间教室的房子叫“八趟房”。我们来时房子刚刚盖好，有的教室玻璃还没有安上，没有桌椅板凳。西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教室。
对于几岁的孩子来说，上学要扛着四腿的板凳（马杌子）、拎着坐的小板凳、背着书包过六七幢楼房，是很困难的。每天肩膀很疼。后来我只扛“马杌子”当桌子，至于凳子嘛，我不拿了。我在学校边上捡两块砖头当坐凳，省了不少劲。后来又有不少同学也跟我学，只拿大凳子，不拿小板凳了。扛了几个月的马杌子，学校才搬来新的桌椅。
在二一九小学我的第一个老师是姓姜的女老师。
在我的记忆中，我记住的第一个字是“爸”字。当老师教我以后，我还没完全学会，回到家之后，我和爸爸说：“我今天学会了写你，‘爸’字。”
爸爸说：“怎么写？”
我就拿出笔写出了一个错的“爸”字。
记得在“父”和“巴”的组成上，打了一个“叉”。“叉”的下面写了一个“日”。
爸爸说：“你写错了，‘爸’字是这么写的。”他便拿了笔，教我写了一遍。
我和爸爸说：“你错了，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爸爸说：“孩子，你写错了。爸爸教的是对的。”
可是我一直弄不明白，是老师教的对还是爸爸教的对。
第二天到学校，我见到老师的第一句话是：“姜老师，昨天你教我的‘爸’字错了。我爸爸说，‘爸’字是那么写的。”记得我刚说完。姜老师说：“我教你的是对的。”
后来开家长会的时候。爸爸领着我和老师见了面，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记得老师和爸爸都很客气。
困难时期，父母的大爱
1960年和1961年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听爸爸说，以后家里不做饭了，要吃大食堂。我好高兴！我想：一定是有大饼和火烧了。可是和爸爸妈妈到食堂以后，已经没有饭了。两天了，邻居叔叔阿姨和大爷的话题全是大食堂，后来听说不可能吃大食堂了，还要自己家做饭。
那时粮食不够吃，只有自己想办法。我们家楼下有一个食品加工厂，有一天爸爸来到楼下，看到粮食加工厂外的排风口有不少磨面粉时排出的粉尘。爸爸在通风口处抓了一把闻了一下，笑了，说道：“这个可以吃。”
回到家，爸爸拿来了笤帚和面盆，扫了多半盆的粉尘，回来掺了玉米面，发了一大盆面团。
第二天，父母做了两大屉发糕。当时真的高兴，因为发糕是酱红色的，真好看。于是我吃了一大口，没想到这发糕太牙碜，里头沙子很多并带有臭糠的味道，太难吃了！
当时，我们每天的食物是四顿两大碗小米粥，或者大米粥，或者糊头（玉米面面糊）。每次我先把自己的粥喝完，再把空碗往妈妈的碗上一撞，说：“吃完了，不吃了。”每次妈妈都会给我倒上多半碗，只留一小口自己吃。这是我惯用的伎俩。而姐姐总是把自己的粥先放在一边，先吃不好吃的，最后喝粥。
记得有一次一辆给加工厂送粮的马车停在我们家楼下。我见马槽子的稻草里星星点点地有点豆饼渣，便从那里头一点一点地朝外捡了十几个豆饼渣。这时车老板出来看见了，大喝一声，拿着长长的鞭子向我走过来。我一看，抓了两把稻草塞在兜里回头就跑。但车老板还是一鞭子打在了我的身上，很痛。记得那个鞭子甩得很响很响。
回到家后，我把兜里的稻草倒了出来，放到炕上，将稻草捡出，再把剩下那一点点的豆饼渣放到炉子上。一股青烟冒出，煳味很浓。豆饼底下黑了，顶上没熟。我马上用笤帚把豆饼扫到地上，再一点一点捡起来放到嘴里。现在回想起来，生豆味伴着黑煳味太难吃了。可当时我还是感觉味道不错。
有一个星期天，父亲领我去钢校食堂。在倒炉灰的垃圾堆旁有不少大葱皮，父亲用小面袋捡了不少。我很高兴，终于有好吃的了。
这时出来一个肥肥胖胖的穿着白上衣戴着白帽子的老家伙说：“这里的东西，不要捡。回家去吃文化吧。”
记得爸爸的眼圈发红，眼瞅着就要哭了，可是父亲还是捡了最后两个葱皮再离开。
回到家，妈妈用水洗干净葱皮，再用开水烫了一遍，剁成馅状，抓了两把玉米面搅在一起，放点酱油、花椒面等调料，做成菜窝窝。我在厨房一直等待，气味好香好香。记得当时是吃了不少。
春天的杨树狗子、榆叶、榆钱、榆树皮和槐树花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加一把苞米面，放一点糖精，做出的菜窝窝头，可是相当不错。
我和妈妈没少去二一九公园山坡上挖野菜，什么墙门菜、婆婆丁、车轱辘菜、蚂蚁菜、酸浆子、芨芨菜、苋菜等种类众多。
那时议价粮站也关门了。
有一天早上，我刚要上学。门口来了一位老太太，给妈妈跪下说：“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能给一口吃的吗？”我只记得妈妈对我说：“你上学去吧。”可是我看着妈妈没有离开，只见妈妈从桶里拿出那么一小把挂面（能有一两多吧），后来又从面里抽出一点点放回桶里。我知道这是给老太太下的挂面，然后我背起书包上学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是真的难熬啊！
那时钢校工会太忙，就让爸爸帮忙干些杂事，买电影票什么的，所以爸爸总是带着我去新华电影院和儿童电影院去买票。那些叔叔阿姨和爸爸非常熟悉，当他们在谈这个月都有什么电影时，我就在一旁看电影。
有一天爸爸下班，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明天早上你自己去新华电影院看电影吧，演《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的战争片。”哈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看电影。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起来。我妈给我做了馒头，还给了我两瓶汽水。我一个人蹦蹦跶跶来到新华电影院，影片是上下集，那时我只知道苏联是好人，德国鬼子是坏人，没有好房子，全是废墟。后来苏联万炮齐发，坦克马达轰鸣滚滚向前，骑兵骑着战马，挥舞着马刀势不可当。在白色的雪中，苏联军人披着白色的斗篷，喊着口号铺天盖地冲上去。那时非常激动，我只知道，好人胜利了。为了炫耀，我给同学模仿了好几天电影的情节，那真是“连比画带划拉”。
大概是1963年吧，我舅舅家的表弟郑琛常来我家。妈妈从台町搬到我们家园林合作社（我们叫“合社”）做缝纫活。缝纫铺旁边有人摆地摊，出租小人书给人看。有的一二分一本，最贵一角一套。每次表弟来，妈妈都给他钱，最多三五毛钱。而郑琛和我总是拿着小人书从园林合社看到胜利合社。那段时间，我和郑琛几乎把所有的小人书都看完了。
小人书里波斯人的弯刀和伊斯兰人的胡子，罗马帝国的铠甲和希腊美丽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小人国的故事也给了我很多的幻想。
那时虽然很多的字不认识，但是每一页都认真地看，从图画中去理解故事的发展。
小人书中的中国历史故事与战斗场景，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深深扎下了根。那时我更敬仰的英雄人物是解放军。可以说小时候在我心灵深处有两个伟大的人物形象：一、解放军叔叔、二、警察叔叔。那时候认为，只要有解放军叔叔和警察叔叔，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他们那种高大伟岸的形象在我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并且一直保留到今天。
小时候读的第一本小说——《古城春色》
我记得非常清楚，1963年我们家的“戏匣子”（“收音机”，我小时候的称呼）是小北京牌电子管的。每到礼拜六的晚上八点钟，几乎是所有的邻居都会围着戏匣子收听周末相声晚会，这已成了惯例。
鞍山市每天《晚间新闻》之后都有一段评书。当时，是由艺术家杨田荣播讲的《古城春色》。
有一天吃完饭之后在收音机旁听到杨田荣说：“咱们明天接着讲。”我就不干了，非要继续听不可，哭着叫着别人说什么也不听，逼得爸爸妈妈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听见妈妈跟爸爸说：“你给电台打个电话吧，看看能不能加播？”现在回想，我当时已经十岁了，这么做真的不应该。
其实这是妈妈把爸爸支出去了。好长时间爸爸回来了，说：“播不了了。明天我从图书馆把书借回来，如果电台不播我给你讲。”
第二天爸爸下班回家，一进门。我第一句话就是：“书带回来了吗？”
爸爸笑着说：“带回来了。”并从拎包里拿出一本《古城春色》。
当天晚上杨田荣讲到“乔连长要冲出包围”，便结束了播送。接着爸爸便拿出了书给我念，念了几回。
我说：“不是。你和评书念得不一样。”
之后爸爸说：“养成习惯，你自己看吧。”
哈哈！我为难了。我的学习真的不好，语文更是极糟。我打开第一页就发现很多很多的字都不认识。说来也怪，自从给我借这本书以后，我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往下看，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不知不觉我竟把一本长篇小说《古城春色》从头看到尾。那是在1963年，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内容不是太了解，但我毕竟是把它看完了。爸爸还书的时候用妈妈熨衣服的熨斗子把我弄的折页熨平之后，才把书送回钢校图书馆。
之后爸爸又给我拿回来一本战争小说。名字记不住了。
哈哈！我认识的字突然多了。
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给我拿了一本小说叫《西游补》。
爸爸说：“这是《西游记》的后传，还带不少图片，是图文并茂的。”我叫它大小人书。
小人书《西游记》我看过一套，孙悟空在脑海里已经定型了，所以再看《西游补》就不一样了。孙悟空就是一个不穿衣服的猴子。
那时每天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看书，爸爸在台灯下学日语，写出一条一条的单词卡片。而我就在一边看小说。这段时间为我以后的阅读打下了基础。
相比较阅读，在小时候我更爱看电影，我看过的电影老鼻子了。
至今我的右手腕还有小时候看电影时留下的伤疤，一见到这个伤疤我就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的情景。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各个年级一起看电影。
那天我们年级去儿童电影院看电影，妈妈给我的书包里放了一瓶汽水和一个面包，我和同学拉着手路过胜利合社时，路边有一个被锯断的电线杆根子，同学走到那里都绕过去，而我走到那里时正好一边走，一边回头和同学说话，一下子绊倒了。
书包里的汽水瓶碎了，而我的手正好按在书包上，就在那一瞬间，我的手腕一阵剧痛，正好老师就在我身边，一下子把我拽了起来。我一看手腕子好长的大口子，眼看着血从手腕的大口子中流出来，老师一把捏住我的手腕说：
“血管断了，去医院！”
真怪，只痛一下，我也没哭。
市立医院就在电影院对面，老师领我到了医院，我和老师说：“看完病，我要去看电影。”
妈妈就在三百米的园林合社的路边做缝纫活，另外一位老师便把妈妈喊来。
听到医生和妈妈说，我的伤口要缝针，我立刻哭了，哭得很厉害。
我只记得，医生在我的伤口前后左右打了四针麻药。这是我第一次缝针。
我看的第一场足球赛录像
1964年我十一岁时，有一天父亲带我到钢校的物理实验室，说让我看电视。
我问什么叫电视？爸爸说就是小电影。那是一个很大的设备，能有办公桌大，是电子管的，还有不少开关和设备，中上方有一个小屏幕，现在来说就是九寸大小吧。
当时屋里坐了七八位叔叔和阿姨，一同在调试电视机。
后来问爸爸才知道，那时鞍山市电视台只是一种试验发射台，只在礼拜六下午一段时间播放四个小时。当时播放的是一场足球比赛。记得好几位叔叔争得好凶，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们今天却争得很厉害。我听不懂他们在争什么。当他们看到进球时又都激动地蹦了起来。那是我看的第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我只记住了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随后播放的是一部电影《母亲》，我现在只记得一个镜头：一个大铁门和一个老妈妈在镜头前痛苦凄惨的表情。
播放电影时看球的叔叔们都走了，我问爸爸：“为什么叔叔爱看球，不看电影？”我只记得爸爸说了一句话：“孩子，足球好啊！这是男人的世界，力量的象征。”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痕。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
三四年级，我们的体育课有很长的时间。除了做操、跑步之外，老师会给我们男生发一个足球。女生则跳绳，跳格，男生分两队踢球。
我们班两个守门员，一个是杨金光，一个是吴刚。他们两个是我们班最高的大个，我们叫他俩铁大门。两边的后卫是李家俊、马哲仁等。我们叫他们铁二门。前卫记得好像是崔政新吧，那时前锋叫内锋和外锋，内锋是刘其光等，外锋则是张涛等。他们都是各队的主力，而我们只能踢两脚就被换下。
一次，街道发了一个胶皮足球。楼下本楼的组长（大家叫她老组长，我叫大姨）拿着球到我家说：“街道发了个球，就交给黑子领大家玩吧。”
于是，每天我都领着几个小孩踢球。
有一天，我们和另一个单元的单琦和单伟小哥俩踢球，我让单琦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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