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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J·C·莱尔,维真译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1-01
书籍编号:30452789
ISBN:978751083314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3740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版权信息
书名:旧日光辉
作者:(英)J·C·莱尔;维真
ISBN:9787510833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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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C.莱尔(John Charles Ryle,1816~1900)是19世纪英国国教代表人物。1873~1874年他获选担任剑桥大学传道人,1874~1876年和1879~1880年两度获选担任牛津大学传道人。他也研究圣经和历史,是颇有建树的历史学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英国复兴领袖传》《圣洁》等。
译序
英格兰历史上,宗教改革是这个国家成形的重要时期。可以说,从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会,到1688年光荣革命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是英格兰社会最具变革、影响最大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的改革为英国工业革命、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英格兰彻底脱离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在这段时期里,英国国教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斗争的焦点。本书就精选了此期间英国国教的一些代表人物,从他们的生平、观点、与政治人物的关系着手,让读者置身于当时的风云变幻之中,进而洞悉那个时代。
本书从中世纪末期的威克里夫开始讲起。威克里夫被誉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在宗教改革之前一百多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诉求,可以说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撒下了最初的种子。接着,本书又考察了多位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罹难的改教家的生平。他们都是当时的精英,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拥有非凡的热情,为了理想而奋斗,并且也坚持原则,毫不妥协。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英格兰的社会面貌和人民思想状况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使得迷信思维一扫而空,为之后的工业革命预备了一群思想理性、勤勉奋进的人民。
然而,进入19世纪,随着宗教改革的远去,人们对昔日迷信不再警惕,甚至怀念那时修道院的“浪漫气氛”;同时,也有人发起了回归罗马教的运动。因此,作者希望能让人们警惕,希望他们能了解宗教改革的本质、改教家是什么样的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回归罗马教是要让教廷的手重新伸入英国,让外国势力重新作威作福。
然后,作者跳过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进入了清教徒兴起的时代。他选择了清教徒撒母耳·沃德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作为正反两面的代表人物,考察那个时代,探讨了后来内战悲剧的成因和教训。此后,作者又针对英国革命之后,国王复辟时期国教对清教徒的镇压,分别选择了支持国教的威廉·葛诺尔和不从国教的理查德·巴克斯特,探讨了当时社会的分裂。最后,作者探讨了宪政确立前的最后一位国王詹姆士二世时期国教与不从国教者的联合,考察了国王审判七位主教对社会的影响。对于写清教徒传记的目的,作者写道:
“我相信,再没有什么人像清教徒一样不为人知又饱受诽谤。如果沃德、巴克斯特和葛诺尔的传记能帮助读者明白什么是清教徒,我觉得我已经为真理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清教徒不是君主制的敌人。说他们敌视君主政体显然是不实之言。大部分清教徒强烈反对处死查理一世,并且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后积极活动迎接查理二世回到英格兰,重回王位。而他们迎立的君主1662年却忘恩负义地对待他们,这是斯图亚特王朝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清教徒不是英国国教的敌人。他们很乐意看到国教的治理和仪式得到改进,给予牧师在公开敬拜时更多的自由。他们非常正确!而他们中有大批人曾接受主教们按立,对主教制和礼拜仪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对。清教徒领袖之一巴克斯特明确证实,圣巴多罗买日被《统一令》逐出英国国教的两千神职人员中,有一千六百本来是会留在国教之中的。
“清教徒不是不学无术的无知之徒。有一大部分毕业于牛津和剑桥,许多人都是学院的研究员,有些还在两所大学中最好的学院担任院长和负责人。就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而言,就作为传道人、解经家、作家和评论家的力量而言,清教徒不亚于同时代的任何人。
“清教徒作为一个整体,为提升国民性所做的,比有史以来任何英格兰阶层都要多得多。他们在议会大有能力,在战场上也同样;整个欧洲都怕他们,而他们在国内团结起来后则不可战胜;他们的笔、他们的刀剑同样伟大;他们这一代人从未从本国的人那里得到应有的尊重。弥尔顿、色尔登、布雷克、克伦威尔、欧文、曼顿、巴克斯特和查诺克都属于这一群体,任何见多识广的英格兰人提起这样一群人都不会语带不敬。麦考利勋爵在历史方面颇有权威,他在讲论弥尔顿的文章中说得好:‘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清教徒是一群勇敢、聪慧、诚实而有益的人。’了解他们越多,对他们的评价就越高。”
总而言之,本书由点及面,深入地研究了这两三百年间英格兰社会在思想层面的激荡,是研究英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有益读物。
翻译这样一本经典之作,译者自感才疏学浅,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指正,不胜感激。
维真
2014年5月
(译者邮箱:weizhenwakeman@126.com)
威克里夫
约翰·威克里夫(1324~1384)
有句老话说得好:列国往往对某些他们最大的恩人一无所知。这话正应验在威克里夫身上。威克里夫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奠基人。英格兰亏欠威克里夫的太多了,大多数英国人对威克里夫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在着手起草这位善良伟人的传记时,我脑海中浮现出圣彼得的话语:“我以为应当……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正是我写作此篇的目的。我希望激发读者,提醒他们绝不要忘记这位“英国宗教改革的晨星”。
首先,请您回想威克里夫时代英格兰的信仰情况。
简要地回顾当时英格兰的宗教信仰状况是理所应当的。正确地认识当时的状况,是本文的基础。否则,对于我要写的这人及其所要克服的巨大困难、所作之工的伟大,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
约翰·威克里夫于1324年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出生于北约克郡蒂斯河畔,卒于1384年理查二世在位期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1)。请注意,他出生的时间比印刷术的发明至少早了一百年(2),他逝世后大约一百年,伟大的德国改教家马丁·路德才诞生。这两点应该谨记。
英国宗教改革之前的三个世纪,即威克里夫生活的年代,很可能是英国基督教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英国的教会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罗马教。罗马的主教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从怀特岛到特韦德河畔伯立克、从兰兹角到北佛兰,罗马教义拥有绝对权威,神职人员和百姓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毫不夸张地讲,宗教改革前的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基督教已经埋葬在无知、迷信、神职权术和伤风败俗之中。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与使徒时代鲜有相似之处,要是圣保罗复生,恐怕绝不会称之为基督教。
这就是威克里夫生活的时代并他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请谨记在心。一个人能在那样的时代完成他所做的那些工作,在那个世代留下印记,必定不是庸碌之辈。进一步讲:他必定是忠心的仆人,得蒙罕见的恩典,拥有罕见的恩赐。我认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誉,绝对值得我们纪念。
现在我们来看威克里夫的工作。
威克里夫在异常黑暗的日子里行了大事——给那个世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英格兰的教会和议会都认可他是“一种力量”,任何有学识的人都无法否认,在一段为期二十五年的日子里,他是历史的中心。
但他的早年岁月却是个谜。今人对他发蒙的学校和启蒙老师一无所知,只能猜测他是在蒂斯河畔的埃格尔斯顿小修道院接受了基础教育。不过可以确知,1335~1340年间他入读牛津,受益匪浅,声名鹊起,被视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人。1361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院长,后来又在王后学院、墨顿学院和坎特伯雷学院任职。从那时起,直到他退休去了拉特沃思,约有二十年时间,他以牛津为中心活动,尽管他显然也经常去伦敦。授课、讲道、分别为有学问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写作、辩论、论战,似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但没有任何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把他的生平系统详细地记录下来。他纯正的神学观念最初是怎样得来的——有没有从他的前任、布拉德瓦丁大主教那里学到些什么?他是否与牛津校长、拉马的费茨拉尔弗或著名的林肯主教格罗斯特关系密切——简言之,谁是他的帮助者和同工,还是说他单枪匹马?对于这些,我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然而,抱怨没有用,因为威克里夫的时代没有印刷术,能读会写的人很少。我不会浪费时间无端猜测,而是要心满意足地列出四项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四条理由说明了为何英格兰应当以威克里夫为荣。
首先,应当感恩地谨记,威克里夫是首批坚持《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唯一准则——完备性及其权威的英国人之一。这条原则贯穿在他的作品中,无须我补充什么别的旁证了。在他存留至今的作品中,《圣经》都具有首要地位。
这条原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更正教的根基,是英国国教以及基督教世界各个纯正教会所有行为的支柱。基督要真正的基督徒借着神的话语去验证一切,包括所有的教会、牧师、教训、讲道、教义、讲章、书籍、观点和实践。《圣经》是他的行军口令。圣徒要借着神的话语来验证一切、用《圣经》的度量来量度一切、用《圣经》的标准来比对一切、用《圣经》的天平来衡量一切、借着《圣经》的光照来查验一切、用《圣经》的炼炉来试验一切。经得住《圣经》火炼的,就接受、持守、相信并顺服;经不起《圣经》火炼的,就拒斥、拒绝、否定并丢弃。这是威克里夫在英格兰竖起的标准,是他钉在桅杆上的旗帜。愿这一条标准永不降低!
听起来太熟悉了,但我们并未认识其价值。五百年前,打下这一根基的人十分勇敢,而且形单影只。让我们绝不要忘记,最早迈出脚步树立这条原则的人中,有一位是约翰·威克里夫。
第二,应当感恩地谨记,威克里夫是最早抨击并公开指责罗马教会谬误的英格兰人之一。弥撒献祭和化质说、神职人员的无知和败德、罗马主教的暴虐、毫无用处地信靠基督之外的其他中保、忏悔室的危险倾向——所有这些,还有其他教义,他都在作品中无情地揭露了。就此而言,他是彻底的更正教改教家,比宗教改革要早一个半世纪。
如果今日众人在这一领域能有像威克里夫一样清晰的洞见,那英格兰的状况定然会好得多。不幸,今日,不列颠对宗教改革的集体感受锋刃已钝。有人宣称厌倦了所有宗教争论,准备为了和平而牺牲神的真理。有些人觉得罗马教义也是众多英国宗教形式的一种,跟其他的比起来不好也不坏。有些人试图说服我们,罗马教义已经改变了,不像从前那样糟糕。有人大胆地指出更正教的缺陷,大声疾呼罗马教徒跟我们一样好。还有人认为这样坚持是正当且开明的——对于热心于自己信条的人,无权认为他们错了。然而,请注意两项历史事实:四百年前,在罗马教笼罩下,无知、败德和迷信主宰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是这片土地得到的最大的祝福——五十年前,除了教皇的死忠门徒外,没有谁会认为这两项事实存在争议!今日,看呐,我们轻而易举就忘掉这些事实,这甚至成了潮流!简言之,照此下去,如果不久后有人提议废除《王位继承法》,允许天主教徒戴上英格兰王冠,我不会感到奇怪。
如果要遵从某些冷静的人的提议,把时间推到宗教改革之前,那么我相信不应止步于亨利八世、七世甚至六世,而应该追溯到威克里夫。
此外,也应感恩地记住,威克里夫就算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接受使徒传道方式的英国人之一。人们把他派去乡下布道的人称为“穷司铎”,这一举动是他对同时代的人最大的造就之一。人们不可能完全忘记“穷司铎”撒下的思想的种子,我相信这些撒种者铺下了宗教改革的道路。
就算威克里夫除了派“穷司铎”之外没做过任何事,我仍相信仅仅这一件事已经配得让我们深深地感激了。我坚定地认为,牧师首要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传讲《圣经》。
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土地上,基督徒的斗争面临特有的危险。我相信,神职人员虚伪的“圣品制度”是曾经流毒基督教世界的最古老最有害的谬误。产生这一制度的原因很多:部分源于无知地渴望摩西时代的祭司身份,尽管这一制度随着基督的受难而终结;部分源于喜爱权力和虚荣,这对神职人员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对其他人一样;部分源于未得救的敬拜者喜欢看得见的假祭司和中保,而不是在天上看不见的那位祭司和中保;部分源于《圣经》印刷流传之前人类普遍的无知。种种原因导致过去的十八个世纪里一直存在着这种倾向——将神职人员抬高到一种不合《圣经》的位置,视他们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而非传讲他话语的人。
对此,读者应当留心记住,并要牢牢坚守古旧的原则,不要丢弃古旧的道路。不要受诱惑而认为,各种各样的仪式、礼拜中宣读一成不变的话、或者频繁的圣餐,相比有力、恳切、火热地宣讲真道,能带给灵魂同样多的益处。没有证道的日常聚会也许能够满足、造就屈指可数的部分信徒,但绝不可能触及芸芸众生,吸引他们,俘获他们的心。如果有人想要造福大众,想要触及他们的心灵和良知,就要踏着威克里夫、拉蒂默、路德、屈梭多模和圣保罗的足迹而行。必须向他们的耳朵发动进攻,大声吹响永恒福音的号角,让号声绵长;必须传讲神的话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感激地谨记威克里夫是第一个将《圣经》译为英文的英国人,是他让大众能明白《圣经》。今日的我们很可能对译经的困难没什么概念。那时很可能译者得到的帮助——不管什么方式——极少极少。那时没有印刷术,整本书都是费劲的手写本,要复制也只能手抄。看看蒙福的《圣经》公会位于布莱克福莱尔斯的机械设备,再想想威克里夫需要克服的惊人困难,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世上没有难成的事。事情成就了,数百份《圣经》抄本流传开来。尽管有当局的压制,历经时间、火灾、敌人的毁坏,四十年前在牛津重印威克里夫《圣经》的时候还是发现了至少一百七十份抄本存世,实际存留的数量肯定更多。
翻译《圣经》的益处究竟有多少,恐怕在末日来临之前没人能数算,所以我不想作任何形式的推测。但我要毫不犹豫地断言,有一项事实无可争议地得到了证实——拥有母语《圣经》是一个民族有可能拥有的最大祝福。
第一个将《圣经》译为英文的人已经去世五百年。今日的任何人都可以来看看世界地图,借此来认识《圣经》不受限制地广泛流传带来的价值。
今时今日(3),在哪些国家,自由、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都达到顶峰?是那些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得《圣经》的地方,比如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当英国君主登基时,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圣经》,倾听这句话:“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国家的福祉往往与这本书息息相关,基督教世界各国的至上利益与之不可分割。在一片土地上,光明或黑暗、道德高尚或败坏、真信仰或迷信、自由或专制、善法或恶法谁主沉浮,正好与《圣经》是否得到尊重成正比。随我打开史书吧,你会在旧事中读到证据。读一读以色列在列王治下的历史。那时罪恶是多么盛行!但谁会惊讶?众人完全对耶和华的律法视而不见,约西亚在位时在圣殿的角落里才找到律法书。读一读主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的历史。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宗教,是多么可怕!但谁会惊讶?他们借着人的传统“废”了神的话语。读一读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历史。还有哪个时代的无知和迷信胜过那段日子?但谁会吃惊呢?当人们得不到《圣经》的亮光,时代当然会黑暗。
真相明白无比,《圣经》是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之母。有意思的是,英国的外国圣书协会就在《泰晤士报》办公室隔壁!
地上哪些教会对人类产生最大影响?就是那些高举《圣经》的教会。英格兰和苏格兰哪些教区的信仰和道德水准最坚固?是那些《圣经》流传最广,读《圣经》最多的教区。英格兰哪些牧师最能对民众的思想产生真实影响?不是那些喊着“教会!教会!”的人,而是信实地传讲主话语的人。不尊重《圣经》的教会就跟无生命的躯体、熄了火的发动机一样无用。不尊重《圣经》的牧师就跟没有武器的士兵、没有工具的建筑师、没有罗盘的领航员和没有信件的信使一样无用。罗马天主教会、新派神学、提倡只进行世俗教育的人很容易嘲笑那些喜爱《圣经》的人;但罗马教徒、新派神学家和提倡只进行世俗教育的人却从未给我们展现一个新西兰、廷尼弗利或塞拉利昂作为他们的原则结出的果实。这只有尊重《圣经》的人才能做到。这是神话语的工作,是其能力的证据。
文明世界的众多最好最值得称道的制度要归功于《圣经》。很少有人意识到,有多少为公共利益而采行的善举,其根源可以显而易见地追溯到《圣经》。凡接受《圣经》的地方,都留下了这本书持久的痕迹。有许多最出色的法律是根据《圣经》起草的,藉此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基督教国家通行的有关真理、诚实和夫妻关系的道德标准来自《圣经》,这些标准——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并未得到当事人尊重——使得基督徒与非信徒截然不同。安息日这一条对穷人最恩慈的规定也要感谢《圣经》。几乎每个人道主义和慈善机构都是因《圣经》的影响而建立的。《圣经》介入世人生活之前,很少有人,甚至从未有人关心贫、病、孤、老、疯子、弱智、盲人。想要在雅典或罗马的历史中寻找任何帮助这类人的机构是徒劳的。看呐,好些人嘲笑《圣经》,说没有这本书世界会更好,却不想想自己从《圣经》得益多少。躺在大医院里的不信者不会认为自己此时享受到的安适竟是拜《圣经》所赐,这本书本是他自己鄙视的啊。要是没有《圣经》,他可能没有人照顾、没人留意、孑然一身,悲惨地死去了。确实,我们生活的世界对自己所蒙的恩惠无知得可怕。我相信,只有末日才会讲尽《圣经》加给这世界的益处。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格兰人的母语并分发给他们的第一人就是威克里夫。重复一遍,如果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但仅仅因为翻译《圣经》这件事,他就配得所有讲英语的基督徒、英格兰的爱国者、英格兰的教士感恩地纪念。
这就是威克里夫值得尊敬值得纪念的四条主要原因。
我不是说这位伟人没有弱点,没有秉持有待商榷的观念,每条神学教义都纯正无比。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必须自己处理许多有问题的神学观点,因为他连来自他人的最轻微帮助都无法获得。他写的东西很多,也许写得太匆忙,所以我不会假装赞同他的全部作品。像路德和克兰麦一样,一开始他并不是对所有要点都清楚。但考虑到他单独、孤立的困难处境,只能惊叹他如此惊人地远离了谬误。人们指责他有缺陷,但有一项事实使得所有这类指责黯然失色——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英格兰本地语言的人。他怎样逃过迫害,没有暴死在敌人手里,最后在拉特沃思平静地死在卧榻上,其实是个神迹。照我看来,显然是出于护理之工的神迹般的方式保护了他。“地却帮助妇人。”是主兴起冈特的约翰和威尔士公主,让他们眷顾威克里夫。是主在他将要遭到非难时用地震破坏了伦敦的宗教会议。是主让牛津大学给他支持。
康斯坦茨会议并没有树立烧死异端的榜样,天特会议也没有明确具体地阐明所有教皇的教义。但首要的是,我看到上主的手护佑着威克里夫——他曾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的确!护佑威克里夫的手是救主的钉痕手,他曾对使徒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曾在哥林多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在工作完成之前,威克里夫不会死。
本章结束之际,我要给出几条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是本章整个主题给我们理所当然的教训。
首先,让我们恢复威克里夫的首要原则,要比我们从前的日子更为坚定地持守这些原则。要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完备性,也绝对有必要警醒、抵制罗马教会的危险主张,还要留意传讲神话语有多么重要——所有英国更正教信徒都应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用心做工。
其次,我们要明白,如果某人为了基督奋勇向前,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观点,那他会获得多么惊人的力量和影响力。摩西、以利亚、施洗约翰、哥林多的保罗、佛罗伦萨的萨万纳罗拉、德国的路德、慈运理、卫斯理、怀特菲尔德、伦敦的罗梅恩,让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思考,撼动了沉睡的世界。真理之友需要更多的勇气。坐着不动,等着委员们行动,并数点支持者的倾向太严重了。我们需要更多人像威克里夫一样,绝不惧怕单枪匹马。
最后,不要忘记约翰·威克里夫的神没有死,是活着的神。人在改变,今日的世界喊着新奇的口号——更自由地解释《圣经》吧!让神学更包容更宽松!这是许多人期待的。但倘若我们想要行善,那么什么都比不上古旧的福音。耶稣基督绝不改变。五百年过去了,他仍是一样的。他没有丢弃拉特沃思的教区长威克里夫,那么我们如果追随他的脚踪,他也绝不丢弃我们。
(1) 本书写于19世纪晚期,所以作者说“超过五百年”,如果按今日来看,已经超过六百年了。对今日的读者来说,本书中所有的此类说法,都要加上一百多年。——译注
(2) 指欧洲的印刷术。——译注
(3) 本书写于19世纪末,本段指的是当时的情形。——译注
为什么改教家葬身火海
人称“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1516~1558)
整个世界都想忘记、忽略某些历史。这些史实与世人钟爱的某些理论格格不入,麻烦得很。结果,人们要么视其为粗俗的入侵者,佯装不识,要么视其为令人厌烦无聊之事而置若罔闻。渐渐地,这些史实就像遥远海平线上的船舶,或似遗弃在偏僻轨道上的报废行李车厢,淡出了历史学者的视野。本章的主题——英格兰改教家被处火刑及其原因——涉及的史实便是鲜活的例子。
有时,否认存在对信仰真理的确信,否认存在任何值得为之遭受火刑的观点,已经成了潮流。然而,三百年前,有人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为了他们的观点甘愿去死。另一方面,则是忽略历史中所有不愉快的事,涂以乐观的粉饰,成为普遍的潮流。一部非常流行的英国诸女王史几乎没有提及玛丽女王治下众多殉道事件!但“血腥玛丽”这称号可不是无中生有,无数更正教信徒在她统治之下葬身火海。最后,同等重要的一点——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任何羞辱罗马教廷之事都是非常无礼的。但是,天主教会烧死了英格兰改教家,就跟征服者威廉赢得黑斯廷战役一样,是确凿的事实。当我开始准备本章将要展现的主题时,这些困难迎面扑来。我知道这些困难有多么严重,无法逃避,所以只有恳求读者读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和包容。
毕竟,我相信英国读者有诚实的心,对此信心满满。真相就是真相,事实就是事实,尽管多年之后可能已经尘封掩埋。我只想从时间的沙土覆盖之下发掘出一些古老的史实,让英格兰从前一些遭人忽略已久的丰碑般的事件重见天日,疏通一些今世之王竭力想要用土堵住的泉源。请读者集中片刻的注意力,我自信能让您明白,探讨“为什么我们的改教家会遭火刑”这一问题,绝对是值得的。
大范围的改教家殉道事件众所周知,事实确凿,下文将会详述。但简要概述一下这些史实,提供本章主题的框架,将很有益处。
爱德华六世——博内特主教称之为“无与伦比的年轻君主”——死于1553年7月6日。也许,这片土地上再没有哪个王室成员的死比他更令人哀恸,身后留下比他更美的名声。也许,从人易于犯错的判断来看,他的死让真理在英格兰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不要忘记他死前最后的祷告——“主啊,求你护佑这国免遭天主教的毒害,保守真正的信仰。”我相信,这个祷告没有落空。
珍·格蕾愚蠢而可悲地争取王位失败后,亨利八世同第一任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的女儿、爱德华六世的长姐玛丽继位,人称“血腥玛丽”。玛丽从襁褓开始就接受宗教训练,目的在于将其培养成顽固的罗马天主教拥护者。她确实是天主教徒中的天主教徒,其认真、狂热、顽固和心胸狭窄达到极致。她一登基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弟弟的事业全部推翻,目的是要将罗马天主教恢复到最糟糕最富有攻击性的形式。她和臣下一步步回到罗马天主教,将障碍一个个踏平,就像斯特拉福德勋爵那样彻头彻尾地向着目标直线前进。弥撒恢复,英语聚会取消,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丁道尔、比塞、拉蒂默、胡珀和克兰麦的作品遭禁。玛丽邀请红衣主教回到英格兰,将定居英格兰的外国更正教信徒驱逐出境。更正教的英国国教领袖们丧失了职权,有的逃到欧洲大陆,更多的则锒铛入狱。针对异端的旧制度再次披挂上阵,整装待发。于是,1555年初,舞台已经清理妥当,血腥的惨剧预备上演了,而邦纳主教和加德纳主教是重要角色。
人性的尊严惨遭羞辱,因为仅仅剥夺英格兰改教领袖的职权,下在监里,并不能满足玛丽的一众谋臣。改教家若不发誓放弃自己的原则,就要受死。玛丽的人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把改教家一个个地召来,审查他们的信仰观念,要求他们放弃,否则就要丧命。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没有第三条路。要么放弃更正教教义,接受天主教,要么就要被活活烧死。他们拒绝变节,于是一个个都被交给世俗政权机构,在大庭广众之下用铁链捆在火刑柱上,周围堆满柴火。玛丽一党公开地用这种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火刑——夺去改教家们的性命。这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所有罗马教会的卫道士都无法否认。
玛丽统治的最后四年里,至少二百八十八人因坚持更正教信仰而遭火刑,这是广为人知的史实。
1555年 烧死了71人
1556年 烧死了89人
1557年 烧死了88人
1558年 烧死了40人
合计 烧死了288人(1)
实际上,玛丽在世期间,火刑从未中止,并且在她死前的一周里,又有五位殉道者在坎特伯雷被烧死。请记住,二百八十八位遇难者中,有一名大主教,四名主教,二十一名教士,五十五名妇女,四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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