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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光远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2-01

书籍编号：30452803

ISBN：978721308736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3740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我忆邓小平

作者：于光远

ISBN：978721308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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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回忆录，回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我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

说起我同邓小平的接触，“文化大革命”前很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一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是大会秘书长。大会发言由他主持安排，发言稿一般都经过他审定。这次大会有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很多，有一百八十多篇。会上有六十八人作了口头发言，四十五人作了书面发言。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主要谈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被他安排在大会发言。

一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还有一件是一九六三年底，我和韩光、范长江等随聂荣臻去中南海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天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也在场。记得那天正逢罗荣桓元帅病逝，一开始，毛泽东提议大家肃立，为罗荣桓默哀。汇报中，毛泽东提到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邓小平也对此讲了意见，我在邓小平讲话时，还插说了一句为社会科学工作争取更多经费的话。

同他有比较多的直接接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组建了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已经多年“靠边站”的我，调到这个机构，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这个机构被合并到中央办公厅为止。这五年，除了“批邓”的一年多时间外，政治研究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秀才班子”。一九七七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也有了改变，只有胡乔木、我和邓力群三人。在这个时期，又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记，尤其是我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并且列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今年是邓小平一百岁华诞。⁽¹⁾为了纪念他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就亲身的经历，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这样一本书。我作了一番仔细的回忆，又利用了自己保存的资料，努力做到没有重要的遗漏。在书中，我还把一些照片插在有关的章节里。我想这样做，可以给读者一种更加亲切的印象。

(1)本书是于光远先生的遗稿，写于二〇〇四年四月，由于种种原因，在于光远先生生前和逝后一直未能出版。此次出版有零星删改，得到于光远先生家人同意，特此说明。——出版者注

组建政研室的提议

一九七五年六月，记不清楚是哪一天，我忽然接到胡乔木的电话，约我见面。

这个电话让我很意外。在这之前，我同胡乔木最后一次见面还是一九六一年的事。那年年初，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带一个调查组去湖南农村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三月，中央在广州开工作会议，胡乔木和我都参加了。会后，他和我各奔东西。后来知道，会后不久他就去外地养病，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和我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在红卫兵、造反派召开的多次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上，我作为“陪斗”，见过彭真、陆定一、张闻天、薄一波等人，但是从没见过胡乔木。一晃十四年，彼此音讯全无，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而且要我去见面，我着实猜不透是怎么回事。

见面后，看到胡乔木的面孔没有多大变化，我想我自己也会是这样。熟人见面总免不了寒暄几句，但我同他从来没有聊过天。他不喜欢聊天，那天只说了几句就进入正题。而这个正题，更让我意外。

胡乔木告诉我，现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考虑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为他服务，做调查研究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小平已经找过他，他也已经决定参加这个工作，希望我也同他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已经有九年没有工作，这年上半年，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要我到国家计委做些带研究性的事情，但只不过是当“客卿”。现在有这样好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当然很高兴。

胡乔木还告诉我，邓小平考虑，为了工作方便，把这个研究室设在国务院而不设在党中央。写到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情况，很多人以为邓小平从一九七五年初开始就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了，不少书和文章也这么写。其实并不确切。这年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这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邓小平是七月初才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胡乔木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才方便，不过我一听就明白：那时，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意识形态的几个党中央部门更是控制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如果这个政治研究室归属党中央，将很难开展工作。

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由来，我后来才知道了更多一些情况。

邓小平有这个想法是在这年年初，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说成立政治研究室，而是说要找一些人当顾问。这年一月六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考虑找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钓鱼台的班子”是指“文化大革命”前在中苏论战过程中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由邓小平领导，常驻钓鱼台，“九评”就是这个班子写的。邓小平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邓小平说，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从“九评”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

一九七五年上半年，于光远（右一）和林乎加（左二）在辽宁调查时的合影。（作者提供）

胡乔木说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他做不合适，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做了结论嘛！邓又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还嘱咐胡乔木，他所谈的这些，党中央和国务院还没有讨论，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的前一天，即一月五日，中央发出了这年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毛泽东还提议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邓同胡乔木谈话两天后，八日至十日，党中央举行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十三日至十七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邓小平所担任的职务更多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是邓过去未曾担任过的。这说明邓小平将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负起主要责任。作为承担如此紧要和繁重工作的领导人，邓自然需要一个“秀才班子”，而中央当时并没有一个这样的现成班子。

一九七四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一一六页）

不知什么原因，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之后，组织写作班子这件事拖了几个月。也是后来才知道，这年上半年，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政治较量，也是他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的第一轮较量。

“组阁”失败的“四人帮”，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不久，便打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旗号，宣称“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把矛头指向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四月十八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且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二十三日，毛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的批示还要求将这个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且批评他们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多次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行径以及他们的宗派活动。江青等人认为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再现”。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江青还给毛泽东打电话。五月三日，毛泽东自己主持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表示：“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毛还明确批评了江青等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据说，这是毛泽东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了话，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领导进行各方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第一一七页）

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批准，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邓小平作中心发言，强调毛主席提出政治局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邓还驳斥了江青等人对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指责：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邓说，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一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继续批评“四人帮”。邓最后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还要将会议情况报告毛主席。

几天后，邓小平利用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向他汇报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毛表示：“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还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对邓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表示：“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发生了这场较量，邓恐怕一时顾不上组建写作班子的事情。毛泽东同邓小平的一番话，算是对这次较量作了个总结。显然，邓在这个回合占了上风。

这一轮较量有了眉目，邓腾出工夫来，又开始考虑写作班子的事。六月八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重提此事。这次邓小平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邓要胡乔木提出这个政治研究室的名单，胡乔木加上了我。

六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写给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附了一段话：“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胡乔木找我谈话是在邓小平写信之前还是之后，我已记不起来了。不过，不久以后中央就下发了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通知。

建室

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国务院发出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正式任命。日子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恰好是我六十岁的生日。从这天起，政研室算是正式建立，我算是正式恢复工作。对我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政研室的负责人一共七位。前面说的邓小平写的那封信只提到六位，后来又加上了邓力群，排名顺序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

政研室的其他六位负责人都是我的熟人。胡乔木不必说了，他是我的老同事，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到延安的第二天便同他见面，彼此相识。以后，我和他先后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共事。我在中央青委时，他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部长；我在中央宣传部时，他又曾经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这两个单位，他都是我的领导。

吴冷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地位很高，他的职务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来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但比一般的中央委员的地位重要得多。中央高层的许多会议他都列席，毛泽东经常找他，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列为打倒的对象，但即便是作为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对他也特别“关注”，说过“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样的话。

胡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央宣传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他和我的关系更密切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王惠德和我合作写过一本“畅销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话》。我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时，他兼正处长。

熊复在抗日战争前是“民先队”成都地方队部的队员，成都地方队部的队长是韩天石。当时我在“民先队”全国总队部，负责同各地“民先队”队部联系，同成都队部联系是比较多的，不过我没有同熊复联系过，只同韩天石联系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砸烂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熊复被派到中宣部当了一名副部长。那时陶铸兼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陶铸被打倒后，熊复便也成了中宣部的“新阎王”之一。一九六九年，我们一起去了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成了“同学”。大家都是“走资派”，又有历史关系，所以我常去他的房间同他聊天。

李鑫是康生的秘书。他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我并不认识，后来康生看上了他，调到身边当秘书，我才在康生家经常见到他。

邓力群也很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副总编辑。我主持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康生提名我和邓力群负责，因为共同做这项工作，我们曾有不少接触。又因为红旗杂志社用了中宣部盖的大楼的一部分，我们还成了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勒令“劳动改造”，一起坐卡车到城外卸垃圾。押送我们去劳动的红卫兵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两个“走资派”坐在垃圾车上，有机会不受监督地闲聊过。

在这样一个全是由熟人组成，而且由除李鑫外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组成的机构里工作，我觉得一定是会很愉快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研室有这样一个阵容真是不寻常。如果不是有大手笔的邓小平敢于起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不会聚集到这样一个机构中来的。而且，这样一个机构，就在“钢铁公司老板”邓小平的领导下。这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看来，的确是一支可怕的力量。何况这个机构是在江青一伙受毛泽东批评，他们的“小兄弟”王洪文在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上被冷落之后成立的呢！

七个人的职务都没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名义，只叫“负责人”，胡乔木排在最前面，当然是主要负责人。我理解，这表明七个人的任命还带有临时性质。这个“临时性质”意味着什么，邓小平是考虑还要改变名称或是改变归属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当时我没有想明白，也从来没有问过胡乔木。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想明白。

顺便交代一下，在中央的正式通知发出之前，政研室实际上已经开始工作了。六月下旬，胡乔木就召集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开会，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政研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胡乔木还说，邓小平已经出了几个题目，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邓小平还说：我们报刊上多年来已没有这样的文章；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这番话批评的是当时流行的文风，不过我们心里清楚，其矛头是对着把持意识形态领域的“四人帮”的。

第一次见面

政研室负责人的任命下达后的第五天，即七月九日，邓小平第一次召集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谈话。

“文化大革命”前我同邓小平接触很少。“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我更没有可能再见到他。一九七三年他重新出山，我也只是从报纸上和广播里知道他的消息，没有见面的机会。得知他要召见我们，我心里想，经过九年磨难，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一九六九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图为下放后的邓小平夫妇及继母夏伯根。（《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六七页）

邓小平微笑着对每个人点头，同每个人握手。坐定后我仔细端详他：神采不减当年，不见带一点憔悴，九年沧桑没有刻在他的脸上。他简单问了问每个人的情况，然后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和文艺工作的指示。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特别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还有个关于周扬问题的批示。六月，林默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对党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的感谢。林“文化大革命”前先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来又当了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同早已是副部长、一直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工作关系密切，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文化大革命”中被牵连到周扬的案子里。七月二日，毛泽东对林默涵的来信作了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毛泽东的谈话和批示，是对极左文艺政策的某种松动。现在看来，邓小平显然是敏锐地感到了这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一个契机。

原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起，邓小平和卓琳在这里劳动了三年多。（《邓小平画传》，第一六七页）

传达毛的指示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说，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这比毛泽东对极左文艺政策的批评又进了一步，是对毛泽东谈话的发挥。

这次谈话，邓小平还谈到了科学技术工作。他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行。

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要政研室收集一些关于文教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收集的范围包括文化、科学、教育、出版。邓小平还说，中央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

这年上半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整顿首先从军队着手。一月二十五日，他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提出整顿军队的任务，规定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随后，他又从铁路整顿入手，抓工业整顿。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三月五日的会上讲话指出，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被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五月，他又开始抓钢铁工业的整顿。在五月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要求把钢铁工业搞上去，提出从四个方面整顿钢铁工业：一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是认真落实政策，四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军队和铁路、煤炭、钢铁工业的整顿，逐渐显露成效，“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混乱局面开始扭转。

一九七五年，铁路运输问题经过整顿很快好转。图为南昌铁路局恢复运行。

但是，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依然是一片凋零、万马齐喑。这个领域的状况，不仅对其他领域的整顿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本身就应该进行整顿，加以改变。这一点，邓小平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大力进行文艺、教育、科技以及思想、理论方面的整顿，在“四人帮”控制最严密的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

听了邓小平的谈话，加上在这之前胡乔木的传达，我们了解了政研室的工作任务：一是撰写理论文章，二是收集文艺、科学、教育、出版方面的材料，三是代管学部、出版刊物。除了这些，政研室还有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编辑《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首先是编辑第五卷。这些任务都是邓小平确定的。我理解，邓小平给政研室提出这些任务，都是围绕整顿来考虑的。编《毛选》带有抓理论旗帜的意义，可以把毛泽东过去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作为武器，借此削弱“四人帮”的毛泽东思想代言人的地位。撰写理论文章、进行调查研究、办思想理论刊物，可以为整顿工作提供阵地，作舆论宣传；代管学部，则是组织理论队伍。政研室人数很少，但是大概在邓小平心目中，是同“四人帮”斗争的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归纳起来，就是要抓旗帜、抓阵地、抓队伍。

分工

第二天，即七月十日，胡乔木就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谈了政研室的工作任务。根据邓小平关于收集材料的要求，我们讨论了题目和分工。政研室的工作分两个摊子：一摊子是编辑《毛选》，主要由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负责；另一摊子是做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和其他工作，主要由我和邓力群负责。胡乔木两摊子都管，负责全面。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工，虽然一直到后来都没有变，但是也有一些调整。这两摊子都在中南海办公，但具体地点不在一起。编《毛选》的人在西四院，其他的人在武成殿后殿。两摊子的一般工作人员相互间接触不多，但几个负责人还是一个整体，经常在一起商讨工作。

在西四院工作的四个人工作的情况不完全一样。这里我想稍微多交代几句李鑫的情况。李鑫在“文化大革命”前名不见经传，他本来是教育部政治教育司的一般干部，被康生看上后，调到康生身边做秘书。“文化大革命”初期，原先编《毛选》的主力田家英自杀身亡；执掌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文化大革命”前夕即蒙冤降职调离，“文化大革命”之初更是被打成“彭陆罗杨反党集团”而身陷囹圄；毛的另一秘书胡乔木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冷藏”在家里；陈伯达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垮台。陈伯达垮台后，康生受命主持编《毛选》的工作，康生手下李鑫组织一个班子做这件事。一九七五年领导这项工作的加上了邓小平，这时康生病重，管不了这件事了，邓小平就想办法，把李鑫吸收到政研室，编《毛选》的工作也就一起拿过来了。于是，李鑫同其他六个人并列为政研室负责人。

据我的观察，李鑫人虽然到了政研室，但内心是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感觉到，张春桥、姚文元可能还加上江青，很想把编《毛选》的大权抓在手里，由邓小平负责这个工作，可以增加安全感；不高兴的是，现在有胡乔木在他上面，他就唱不成主角只能唱配角了，而且胡乔木编《毛选》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不会同意他人的编辑意见（这从一九七八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李鑫的发言中可以听出这个意思）。所以，李鑫参加这个工作，同其他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心态是不同的。李鑫当时完全在西四院，从来不到武成殿这边来，他在西四院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李鑫重新负责编《毛选》的具体工作，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出了《毛选》第五卷的第一版。西四院另外几个人的情况是：吴冷西、胡绳、熊复主要是编辑李鑫提供的素材，然后交给胡乔木改，三人中实际是吴冷西主要负责，具体修改吴冷西和熊复做得多一些，因为胡绳还另有工作，分工联系学部。

武成殿这边我和邓力群负责做的工作有这么几项：一是参加一些文件的修改；二是撰写理论文章；三是收集文艺、教育、科学、出版方面的一些情况；四是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直接指导若干研究所，并且办一个刊物。联系学部的工作由胡绳和我负责。当时学部机关和大部分研究所在东城，经济研究所在西城，胡绳联系学部机关和东城的那些研究所，我联系西城的经济研究所。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抓各方面整顿时，基本上是依靠原有机构，新建立的机构主要是国务院政研室，邓小平需要这个机构做他的助手。他还建立了一个次要的机构，那就是在国家计委内建立了一个经济研究所，邓小平认为成立一个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有好处。于是，他和李先念就派我组建这个研究所，由我做所长，齐燕铭、薛暮桥、许涤新做这个所的顾问。我还把董辅礽、刘国光借调到这个所工作。邓小平对这个研究所没有再过问，我也没有对邓小平做什么汇报。邓小平在那个阶段还是只管国务院政研室的事情。

政研室的直接领导人就是邓小平，因为除他之外，它再没有别的上级。邓小平经常直接召见胡乔木或召集我们谈话、下达指示、部署工作，胡乔木也是直接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这表明邓小平对政研室的工作是看得相当重的。

“读文件”

前面说过，政研室的工作，有一项是编《毛选》。编辑的程序，一般是李鑫提供素材，由吴冷西、胡绳、熊复加上李鑫先编辑出初稿，再由胡乔木阅改，然后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讨论，再送邓小平审定。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稿，邓小平有时单独找胡乔木谈意见，有时直接召集政研室几个负责人谈话。当时，把政研室几个负责人集体讨论《毛选》篇目，叫“读文件”。我在前面说的邓小平七月九日同我们的谈话，实际上就是第一次“读文件”。

说是“读文件”，实际上并不是只单纯讨论文稿。邓小平召集时，总是要谈他的一些重要意见，都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或者向我们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些批示、谈话，也都是有关调整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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