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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延锋,姜玉平,陶宇斐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书籍编号：30463617

ISBN：978731320346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3972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控制先驱：张钟俊传

作者：王延锋　姜玉平　陶宇斐

ISBN：9787313203465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文前彩插

张钟俊院士查阅资料

1978年上海交通大学访美代表团

1995年10月在北京参加院士大会期间中科院为80周岁院士集体做寿

博士指导小组成员（左起：席裕庚、金钟骥、张钟俊、施颂椒、吴智铭）

与首批四位博士生（左起：钱振英、王志中、张钟俊、周斯富、华兆麟）

1991年在美国与弟弟钟杰、妹妹钟娴、小弟景侠团聚

1979年夏全家福

内容提要

本传记以张钟俊本人的文章、著作、笔记、个人小传，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提供的档案资料为主，参照前人的评价和纪念文章，以及他的同事、学生、亲属的采访资料，加上地方史、志等为依据，系统地梳理张院士一生的学术成长经历。传记分中小学时期、交通大学时期、麻省理工学院时期、重庆抗战时期、战后重建时期、发展控制学科时期、引进和发展系统科学时期等几个主要阶段，分别叙述张院士在各个时期的理想志向、学术追求、取得的成就，以及人生际遇。传记还尝试分析他取得成功的经验，以及遭遇挫折的特殊时代背景，以供同仁后辈参考和纪念。

序

张钟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1915年9月出生于浙江嘉善，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获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分别于1935年和1938年获工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他深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学业有成后义无反顾地于抗战烽火年代的1938年回国，曾任国立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交通大学教授，并兼任上海市公用局技术室主任。从1940年加入交通大学重庆分校起，到1995年去世，张先生在交通大学教育、科研战线上辛勤耕耘了整整55年。作为我国自动控制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张先生不仅对我国自动控制、系统工程、经济控制论等学科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以科学家、教育家的眼光，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引领着我校自动控制学科的发展，为我校控制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先生注重身教言传，是我校优秀人才的培育师。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先生领导的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并有24人顺利毕业，他们日后都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技教育界的栋梁。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招收研究生之后，张先生在自动控制系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他以丰富的经验和极大的热情引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坚持以“爱国心”“事业心”“责任心”教育学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培养研究生，充分展现出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优秀的导师风范。

张先生是我校前沿科学研究的引领者。早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工作时，他就讲授并指导学生开展网络综合、自动控制等前沿科学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他积极传播新兴的现代控制理论并用以解决惯性导航问题。1981年设立博士点后，张先生根据国际学术和科技发展的动向，以深邃的洞察力引领和鼓励博士生探索新的学科前沿方向，在大系统理论、预测控制、广义系统、多目标决策、鲁棒控制、机器人等新兴学科的前沿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提升了上海交通大学控制学科的学术地位。

张先生是我校学科建设的先行者。在首次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后，张先生于1988年11月领导编制了《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重点学科发展规划（1989—1993）》，提出了学科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及具体措施，是国内高校控制学科和上海交通大学校内出现最早的学科建设规划。张先生作为老一辈的控制学科带头人，注重提携后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形成了一支在校内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的老、中、青相结合，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张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深邃理解和丰富实践是后人建设一流学科的宝贵财富。

张先生是我校国际学术交流的带路人。作为老一辈的“海归”，他深深认识到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国际化大环境，必须学习和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从1978年秋张先生参加学校首次访美活动开始，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身于国际学术交往，多次利用短暂的出访时间，广交朋友，深入交流，推进合作，扩大交大控制学科和中国自动化事业的国际影响。他鼓励师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访问，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访或讲课，开创了我校控制学科的国际化局面。

张钟俊先生不仅是我国自动控制界的翘楚，更是国家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宝贵财富。张先生传奇、曲折而又辉煌的一生，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楷模。张先生留给我们后人的不仅是他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们爱国荣校、奉献社会、勇于开拓、不断创新、鞠躬尽瘁、献身事业、提携后人、甘为人梯的不朽精神。

在我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110周年院庆之际，这本《中国控制先驱——张钟俊传》全面而详实地介绍了张先生的生平，反映了张先生对我国自动控制和系统工程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这本传记的出版能使读者更加了解这位老一辈科学家的丰富人生和杰出贡献，学习他热爱祖国、奉献社会、献身事业的精神，以及开拓创新、严格务实的学风和提携后人的品格，这也是我们对张先生最好的纪念。

于上海交通大学

2018年9月18日

第一章 童年故乡

吴根越角

张钟俊（Tsunting Chang）1913年9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魏塘镇，即现今嘉善县城所在地。^[1]

嘉善位于美丽富饶的浙江杭嘉湖平原东北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嘉善由于地处吴国和越国南北交界，被称“吴之根越之角”。据《嘉善县志》记载，嘉善建县是在明宣德五年（1430），由原嘉兴东北的迁善、永安、奉贤三个乡和胥山、思贤、麟瑞三乡之余部组成，定县治于魏塘，隶属嘉兴府。^[2]永安地处嘉善中部，是县城魏塘镇所在地。嘉善人自古民风敦朴，性情温和，少犯科律，因而得名。清人编修县志，曾有言：“因旧有迁善六乡俗敦庞、少犯宪辟，故曰嘉善”。^[3]嘉善境内地势平坦，湖泊星罗棋布，河流交织如网。县城魏塘镇中心，由一条魏塘市河自东向西穿越全境而过，将城区分为南北两片。其间又有众多南北走向的河渠，当地人常称为“港”，与之垂直交错，又将南北两片城区分隔为若干方块形片区。市民大多傍水而居，称“枕水人家”。房屋正面朝街，便于开商铺，或家庭小作坊；屋背面靠河，以便船运物资及出门远行。

由于河道分隔，早期市内交通主要靠摇船摆渡，十分不便。至明清时期，魏塘有经济实力的大户人家纷纷捐钱修桥，以便民众出行。加上官府也有修造，于是河道上几近百余步距离，即有一座桥。桥之多成为魏塘镇建筑一种特色。民间有流传顺口溜“旧时街路十里遥，河港横穿十四桥。孙罗日淡小金江，亭鱼费太吊安塘。”十四桥，指的是老城区横穿东门到西门的十里长街河道上，建了十四座风格各异的桥梁。分别是孙家桥、罗星桥、日晖桥、谈公桥、小寺桥、金家桥、江家桥、亭桥、卖鱼桥、费家桥、太平桥、吊桥、安桥、跨塘桥。到建国初期，魏塘全镇共有桥梁九十余座。^[4]这些众多桥梁，大部分是石拱桥，在平静的河面上高高凸起，过桥如同爬楼梯，先上后下。桥面两侧，用石墩和条状石板做护栏，称“石栏板”。石墩大多雕有兽首，石栏板也多有雕花图案，成为江南一道独特风景；在河道较为狭窄的部分河段，则在河渠两旁用石头搭建桥墩，中间用两块或三块整块长石板或木板并排搭建成平桥，行走比较平稳。

如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桥，建于明代中期，位置孙文耀家老宅居附近。

为行车方便，如今很多石拱桥改造为平桥。左图张钟俊祖宅附近的亭桥，右图为柳州桥。

河渠两旁是一排排的民居建筑，房屋地基是大石墩，其上多用杉木原木和木方建成。沿街面门窗也是杉木板，因年代久远而略显紫黑色。房屋周围加以石块或青砖砌墙，墙缝勾以白色石灰。房屋正门前地板通常是大石板，里屋地板铺上青砖。沿河街面也是石板铺路，由于行走多年磨损而显光滑透亮。杉木青砖房、石板路、石桥流水，这也是整个江南水乡的民居特点。

现代嘉善街景：虽然没有了当年的石板路，但建筑风格仍保留。

[1]关于张钟俊出生年月，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多认为是1915年9月出生。但本传记采纳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张钟俊个人人事档案，张钟俊本人于1956年及1980年所写的小传，以及1983年填写的入党申请书为准，并与季文美、张煦等张钟俊的同学、好友的相关记述相互参照。

[2]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页。

[3]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0页。

[4].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9页。

谦尊而光

根据相关族谱记载，张家原籍苏州，于清康熙年间迁往魏塘，入嘉善籍，从事农耕及商业活动为生。张钟俊出生时的家庭所在地，即祖上留存下来的房产。据张钟俊后人的回忆，以及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记忆，张宅当在旧城中心靠东城门，即中山路东门大街的亭桥（因桥中间有亭子而得名）东头一带。东城门附近也是魏塘早期集市比较集中之地，明清时期就已经商铺林立。张家祖上也开有商铺，做丝绸棉纺等小生意。张钟俊的祖父张兆熊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长大后一直在魏塘经商。虽然只是个普通商人，但也略通文采。按当时魏塘殷实人家的风尚，要是只管经商致富，对文学艺术等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往往会被看轻，被划归没有文明教化之列，在社会上没有地位，那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经商致富之后，稍微有些基础的商人通常会涉猎文艺，或通过自学，或拜师学艺，努力在书法、诗词、篆刻、收藏等等某些方面有所知识和爱好，方显有所文明教化，不仅受人尊重，还可凭借作为公共场合的谈资，有机会跻身上流社会之列。张兆熊平时经营一家商铺，兼有购置魏塘周边的少量田产。因此，张家家境还算比较宽裕，在闲暇时间也喜好搜集和阅读诗词散文，结交不少当时社会文艺名流。

张家在魏塘只是普通人家，其居宅应该与当地普通人家没什么特别之处。自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张受均（字恺敷）先后到嘉兴师范学校、嘉兴市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张钟俊也于1928年到杭州上学，之后辗转上海和外国留学，其弟妹也陆续外出求学和谋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张父携带家小逃往江西境内的赣州避祸，随后又辗转到香港和上海，一路颠沛流离，旅途劳顿而患上肺疾。待时局稍微稳定下来，张父曾短期回家乡养病，不久于1944年悲愤离世。从此张家迁离嘉善，再没有回来居住。祖上留下的房产早已经变卖，历经多次市政道路改造，张宅已被拆除，现已无存。

张家在当地虽然不算大户人家，可也是书香门第。据张钟俊大女儿张文渊回忆，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子女们讲张家家训。祖上张宅门头正中间一直用一块大木板刻着家训“谦尊而光”四个大字，要求本家人世代躬身践行。“谦尊而光”成语典出《周易》的《谦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1]唐代学者孔颖达注疏云：“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谦而不可逾越，是君子之所终也。”^[2]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文化谦和礼让之精要，也很符合嘉善人性情温文友善之特点。张家以此为家训，要求无论身处尊卑，都要为人谦和友善，彰显光明美德；即便位处卑微，也不可逾越。可见张家从祖上起，深谙中华文化精髓，对子女有非常明确要求，非一般无知识的农人或商贾所能及。

嘉善凭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是水乡泽国、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宋元以降，经济上一直比较富裕，是华夏重要粮仓。嘉善更是文艺之乡，历史上出现不少诗人、文学家、书法家、艺术家。宋、元、明、清四朝境内有著作者多达600余人；明清时期的《嘉善县志》收录的境内历代文苑人物就多达788人；清《四库全书》收录和存目的嘉善籍人士著作有七十余种。^[3]境内的魏塘、西塘、枫泾等地，已成为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许多重要文学、戏剧、书法、诗歌、绘画艺术流派的发源地。这源于嘉善人很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以及历经长期儒家文明教化而成的温文风雅的地方风尚。据《嘉善县志》记载，嘉善的文化教育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宋、元时期，魏塘城乡即开设私塾、义塾、社学。明代早期，嘉善始创建县学，嗣后各地又创设书院。明清时期比较有名的书院，如思贤书院（1517）、魏塘书院（1737）、枫溪书院（1868）、平川书院（1886）等，吸引不少名家来讲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民间义士捐资开办的义塾，以及官办性质的启蒙教育“社学”也纷纷兴起。于明宣德七年（1432）创建的县学，设有教谕、训导来掌管。学生经考试录取，由官府免费提供膳食等生活费用，即俗称的“秀才”。清康熙后期，秀才定额为25名。后来又另有增广生员，无定额。从顺治二年（1645）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二百余年间，光是入县学的各类学生共计4928名。^[4]明清两朝嘉善境内共出举人510名，进士187名。^[5]清光绪后期，魏塘开办初等与高等小学堂，至清末全县境内就有小学堂36所。^[6]可见当时文化教育已经比较发达，普通民众对子女上学已十分重视。不过明清时期开办的县学、书院及私塾等，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以及为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及策论的写作。

至清末民初，在洋务风潮的影响下，嘉善的开明绅士已经不满足于这种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大多由于商业上的联系，经常往返于嘉兴、杭州、上海等地，眼界更为开阔，对外界新知识比较向往。殷实开明之家纷纷将子女送出外地上新式学堂（当时常称“西学”），乃至留学海外。张钟俊的父亲张恺敷及大舅孙文耀（字仲蔚）就是在这时期分别被送到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后称北京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学院（后称震旦大学）上学的。

张钟俊的祖父张兆熊虽然只是普通商人，但对文学有所爱好，青年时期在当地文艺界也有些交往。但由于自身学力的不足，与人结交中常常使他感慨：予生也晚！自愧知识之不足，每每与人闲谈诗词曲赋书法绘画，只大概知其一二，未能真正深入领悟其中的奥堂。清末至民初，嘉兴及嘉善境内文人非常多，根据志趣爱好的不同，形成许多文艺小圈子，诗社、词派、画派、书法流派等林立繁多。只要是天资聪颖且受过较好教育者，通常会进入某个圈子交往切磋。文人聚会，总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不时汇集成册并相互赠予，以彰显自己有某种特别修养和才华，也希望留下自己的笔墨，给后人有个纪念和传扬。每当这种场合，张兆熊只是当个看客，倾羡地欣赏他人的作品，自己却无力留下笔墨，添列其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此生的遗憾慢慢地化为对下一代的期盼。他不想子女步自己的后尘，继续在社会上平庸无为。因此，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就格外重视。

幸好儿子恺敷从小天资聪颖，记忆力特别强，并且生来乖巧好静，稍有知识，对阅读也颇喜好，成绩一向很优异。张兆熊很喜欢这个孩子，从小视之如掌上明珠，甚或有所溺爱。心里得到宽慰之余，也慢慢地对他产生更多的期待，甚至对家庭的未来开始勾画一副美好的蓝图。自从张恺敷在魏塘的程氏义塾开始上学，他便盘算着孩子的未来。他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单调的人生道路，在当地做个普通商人，希望他能走得更远。他给孩子规划几种可能的前程：最低得走出嘉善，到外面有所见识，脱离传统的农商家庭形象；中等起码能中个秀才或到省城、上海等地读个新式学校，今后能在县府或州府嘉兴谋得一官半职，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也提升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最好当然是考上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能在京城或南京、上海等大都市谋个好职位，不仅今后一生的生计无忧，还能光宗耀祖，显亲扬名。要走上这几种可能的人生道路，都必须走好的第一步，就是基础教育，因此必须从小严格要求。

[1]郭彧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页。

[2][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3]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70页。

[4]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26页。

[5]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29页。

[6]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26页。

京师龙门

可正当张恺敷在程氏义塾学业不断精进，正准备谋求出路之际，革命风潮四处风起。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通过传统的科举走上仕途之路已经无望。张兆熊很为儿子的未来担忧，正四处打听该何去何从，报考什么样的学校更有前途之际。1908年，嘉善县城发生一件算不大不小的轰动事件：嘉善的名门显族孙家子弟孙文耀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考取了浙江官费留欧生，将留学比利时，学习土木、机械与铁路工程。早在四年前，孙文耀在嘉善小学毕业，时值教会学校刚在上海兴办不久，由爱国人士马相伯为主要出资人，法国耶稣会监管的震旦学院在上海徐家汇开始创办。孙文耀作为嘉善县的邑庠生考入震旦学院，从此他在嘉善便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历经预科和本科而毕业，现在又考取官费留学比利时，此事在魏塘街头巷尾引起一时热议。此事说它不大，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现在考上个大学什么的，似乎没有之前考取举人进士那么显耀了，那是注定要做大官的准备。孙家祖上已有不少先例，孙文耀的祖父辈孙兴寿即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举人，在当地就颇有名望。现在学工程，将来谋个好职位容易，但不一定能当大官，工作也比较辛苦，距离光宗耀祖还是有些距离。说它不小，是在有见识的开明人士心目中，现在考取官费出国留学，其意义要超过明清的举人甚至进士。因为晚清洋务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就深感我国传统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的落后，不断吁请官府资助优秀学子到外海学习西洋的先进科技。现在的官费留欧，算是浙江省第一届，而且是国家急需建设的机械与铁路工程专业，意义非同小可。既然科举已废，时局不安，官场并非铁饭碗。留洋不仅能开眼界，有海外见识，令人羡慕，更有过硬专业本领，今后也许能有更好的前程。

张兆熊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其对恺敷的期待也随之发生变化。不仅希望他能考个好大学，走出嘉善，还不时提醒他，指望他能走得更远，将来也能留学海外，为家族增光，目标比之前更高了。到1908年初夏，各种招生信息不断见诸报端，他在盘算恺敷报考什么学校更适合。近处有省城杭州的之江大学，开办也有些时日，但比起震旦学院等名气稍逊；稍远且名气比较大的有上海的震旦学院、南洋大学等，但招生名额比较少，竞争很激烈，费用也颇高；名气最大当然要算京城的京师大学堂，那是朝廷官办，不仅规模大专业全，而且师资实力雄厚，今后谋业前途一片光明。当然，报考京师大学堂也是竞争最为激烈，成功的把握最小。报考上海的学校，虽然已有孙文耀成功的先例，但这条路对张恺敷已经不再合适。一则想进震旦学院，一般要先进其预科，相当于高中，此时他已经年龄偏大。二则震旦学院为私立性的教会大学，招收名额很少而且收费不菲，对报考的学生也有特别要求，大多招收有教会背景的中学上过学的，有比较好的外语基础，因为他们聘请有外教，专业课大多用外语教学。显然张恺敷不具备这些条件，只能另谋它途，最好是报考官办的大学，费用从优者。

权宜之下，张兆熊最后还是决定让张恺敷尝试报考难度最大的京师大学堂。张恺敷竟然给考上了。这不论在张家整个家族，甚至在整个魏塘镇来说，都是不小的轰动事件。因为当时京师大学堂每年在整个浙江省也就招收二十来名学生，非常难考。以张家这样普通人家，祖上从未有考上秀才或举人，突然间能考上这样的顶级名校，确实让人感到意外惊喜，算是“跃了龙门”。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原本是戊戌维新运动，西学与中学之争的产物。早在同治元年（1862），在恭亲王的奏请呼吁之下，清政府在京城开办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以便对外交涉。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感到不仅外语人才奇缺，富国强兵更需要科学技术人才，因为机器制造，火炮火器、轮船铁路等等，无一不来自天文、算学等“西艺”。他们进而要求官府开办新式学校，同时培养翻译人才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向清廷呈交《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正式提出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并建议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1]经过洋务派与保守派的一番斗争，最终光绪帝于1898年7月4日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相当于如今的校长）孙家鼐建议将学堂分设中学与西学，并任命两位总教习分别负责管理教学事宜。首任西学总教习是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他原本也是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有名的中国通；中学总教习便是浙江嘉兴人许景澄。许景澄乃同治7年进士，不仅国学功底好，还精通几国外语，曾被派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亲近西学，主张外交强国，还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国强”。^[2]可见京师大学堂从开办伊始，立志要成为西学重要阵地。

可是大学堂刚开办不久，1900年夏即遭受义和团进京，住堂学生纷纷告假四散，学堂只得宣布临时解散。直到1902年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乃湖南长沙人，亦为同治进士，一直积极主张废科举、办学堂、设报馆，提倡变法自强。他参照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的办学模式，制订了详备的办学方案，向清廷上奏《钦定学堂章程》获准。章程将大学堂办学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大学院。专门分科相当于现今的本科，大学院则相当于研究生院，预备科是进入大学本科的预备阶段，程度也就相当于现今的中学，但分有专业，对应即将升入的大学本科。因为当时各地中学教育体制尚未形成，从各省选拔进来的学生只上完县学，即小学毕业，虽然国文等程度比现在的小学毕业要高，但自然科学知识及外语等其它专业知识还缺乏，需要进预备科做补充准备。预备科又分政科与艺科。政科里面有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科目，相当于现今的文科；艺科则分声、光、电、农、工、医、算等，相当于现今的理、工、农、医类。预备科三年制，考试及格则升入本科学习，再三年而毕业。^[3]另外还开办速成科，分仕学馆与师范馆。仕学馆主要培养中低级行政人员；师范馆则培养学堂教习，后脱离京师大学堂，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张恺敷进入京师大学堂之时（1908），大学堂仍按照原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的学制，他进入其预备科政科中的政治专业学习。此时预备科刚开办第四年（1904年开始招生），刚好有首届毕业生升入本科学习。当然，张兆熊决定让儿子报考京师大学堂也有经济上的考虑。京师大学堂作为官办，所有费用由政府支出，按规定从户部存放在华俄道胜银行的五百万两银子的利息中支付，每年大约有二十一万余两，仍有不足部分则按一定比例由各省协助补充。由于所有学生免去学费、住宿费及膳食费等，家庭经济负担不高。

可是，张恺敷进京师大学堂学习的这几年，学校办学仍然很不顺利。先是校舍建设不断拖延，迟迟不能完成。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选定在德胜门外的操场作为建设大学堂新校舍之用，并拨付部分建设费用。但校舍直到1908年才开工，到1911年秋武昌起义时，仅建成部分房舍就停工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学部中断给付经费，学校经费困难，先是面临停办，后又被迫将与它校合并的危险。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孙中山将大总统职务让与袁世凯，袁世凯任命著名翻译家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5月1日，教育部下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学校开始复课。

严复早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他注意考察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有充分了解。回国之后，曾长期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总办（校长），大量翻译西方进步著作，积极支持和宣传变法维新。他到任北大之后，锐意改革，力求把北大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以期终有一天能堪比欧美著名大学。可是此时北大的办学经费却非常困难，他四处奔走，却收效甚微。在连续数月领不到经费，教师薪水无法按期支付之际，严复只得四处筹借，举债办学，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可到了1912年7月，教育部仍以经费困难等为由，提出要求停办。在全校师生顽强抗争之下，教育部只得撤销解散令，但学校也得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应对经费短缺。比如消减学制，让部分学生提前毕业；分科学生开始征收膳食费，以弥补财政不足；裁减教员，辞退合同期满的外籍教员，以节约经费，等等。

张恺敷凭借扎实的国学功底和个人天赋，预备科毕业后顺利升入本科阶段学习，可此时也面临提前毕业问题。因为此时的北大整体环境并不安定，校领导几番变换，学生抗议风潮不断。先是校长严复因与教育部当局抗争，得罪一些当权者，不得已于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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