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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周恩来曾经说过，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此语正如“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作者：徐铸成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02-01

书籍编号：30466043

ISBN：978710806128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39775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版权信息

书名：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修订版）

作者：徐铸成

ISBN：9787108061287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于1926年重组续办的《大公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徐铸成即在之后不久加入该报工作，共事并受教于总编辑张季鸾先生达十三年，深受影响，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为张季鸾立传，是他长期心存的愿望，终于在晚年通过本书对这位杰出报人的一生业绩做了全面的记述和中肯的评析。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写于1985年至1986年，边写边在《中国建设》月刊连载，杀青后由三联书店于1986年出版。1999年，学林出版社出版《徐铸成传记三种》，将本书编入其中。

徐铸成写作《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时，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其他条件所限，大部分内容只能凭借记忆完成。之后，他本人和责任编辑戴文葆先生曾有意对全书进行史料文献核查和修订，但未能如愿而引为憾事。

本书出版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牛济先生和华中理工大学吴廷俊先生先后发表了考订文章，就其中有关内容辨误、补正，使之更加接近或符合历史的真实。此次整理出版，在学林版基础上，进一步订正了引文的讹误和编排的错失。对涉及史实的差错，均依据有关史料和《张季鸾年谱》（牛济编）、《胡政之年表》（王瑾、胡玫编）等做了标注；至于尚有争议或存疑之处，则未做更动。

谨向有关史料、文章的作者和提供有关情况的张季鸾先生后人、胡政之先生后人深表谢意。

引言

记得1947年春节期间，一位朋友请吃“年酒”，我和顾颉刚先生同桌联席。酒过三巡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辛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2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指抗战胜利以后——作者注）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希望你们精益求精，继续前进，不负众望所归。”他这番话，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应该说，也是大体上符合历史真实的。当然，他那时没有看到过红色区域的报纸。

这中间，《大公报》所占的权威时间最长——从1926年9月至1945年10月，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最大——1940年曾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授予奖章，认为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它的成功，谁都知道，主要是靠张季鸾先生那支笔，其次是胡政之的经营、吴鼎昌的资本以及全体同仁的努力。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

我是从《大公报》跨进新闻界大门的，从学“场面”到生、旦、净、末、丑，直至最后“挑大梁”，都是在他和政之先生的细致指导和严格要求下逐步学会的。而且，在他的晚年，肺病已发展到末期（当时还没有肺病特效药），他每次从重庆到香港疗养，一住几个月，只要能抽空，必约我到他的旅舍对坐长谈。从他的经历到心得、经验，从文字锻炼到推理方法，无所不谈，真是循循善诱，希望我尽快成熟起来。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知道来日苦短，而事业要后继有人，他显然是希望王芸生兄和我能成为他的“传人”——接班人的。

他是1941年9月在渝病逝的。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港时，有一天和我长谈后，曾气喘吁吁地说：“我的身体实在不行了，希望能熬到胜利，我打算请半年假，彻底疗养，到燕京大学去住住，抛开一切，精神好时，和学生们谈谈经验和体会。”我说：“那么，我也请半年假，当你的助教，把你讲的详细记录下来。”他笑着说：“我暂离报馆，你就更忙了，哪有工夫陪我去？”

他每次来港，还不时同我去吃小馆子，多半是新开的河南馆“厚德福”，有时也约金诚夫兄——当时港馆的经理同去。他知道我不吃鱼腥，自己总只点一味“瓦块鱼”，其余的菜，都叫我选：“铸成，你喜欢吃什么，尽管点，不要怕贵；要吃得香，尽可能多吃，身体是最宝贵的本钱，要保养好。我自信脑子还十分管用，就是体力不行，力不从心了。”我们边吃，也时常边议论报纸。他对其他报纸不多谈，只注意金仲华兄主编的《星岛日报》，有时《星岛日报》有一篇好社论，一个好标题，他会赞不绝口。对羊枣写的时事评论，也十分注意。曾说：“这样的分析，对海外人士的抗战热情，会发生极大的鼓舞作用。”

四川银行界有名人物康心如、心之兄弟，是季鸾先生留日时的好友，他们的哥哥心孚，早年与张尤莫逆，曾多年在《民立报》、中国公学等处共事。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心孚已辞世。1938年武汉失守，汉口《大公报》迁渝出版后，张的肺病加重，经常在心之的汪山别墅养病。1940年下半年他最后一次来港返渝后，即在汪山缠绵不起。而那年6月，《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¹⁾他还连日奋力写寄“本报重庆专电”，文采和特色依然。1941年9月6日，这一代报人就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我曾于第三天赶写出一篇《张季鸾先生年表》，刊之报端。并在一星期内不饮酒，不参加应酬。国民党在港的机关报《国民日报》总编辑王某曾撰文对张讥刺，我怒不可遏，立即写文痛驳。这些，都可说明我对季鸾先生的崇敬和知遇之感。那时有人说，张的不拘小节以及旧文人懒散的作风，我也亦步亦趋，刻意模仿了。

不少人认为，他在“九一八”后的言论，往往“右”袒蒋及国民党，此中主、客观原因，我拟在后文就我所知及理解水平，试做分析。但据我所知，在他生前，《大公报》跟蒋和国民党，从没有发生过任何经济关系。

1946年3月，我向《大公报》辞职，再度回《文汇报》主持笔政，这已是张逝世五周年后的事了。我曾屡次自问，如果季鸾先生还健在，我能否下这个断然的决心呢？

1946年5月，我改组和重新主持的《文汇报》，由于受到宦乡、陈虞孙、张锡昌诸兄的影响和通力合作，在政治态度上，是和当时的《大公报》大有不同的。狂妄一点说，即在版面安排上，编辑技巧上，或在内容的充实上，也颇有突破，颇有创造性的。季鸾先生在天津时曾说过：“我全神贯注，对第一张是有点自信了，而第二、三张，则精力不济，自己看了也很不满意。”1946年及以后的《文汇报》，也日出三大张，读者对我们从社论到副刊，从头到尾，一般都认为精神饱满，版版充实，是满意的。但尽管如此，我毕竟是“富连成”出身，即使改唱了“麒派”，在行“腔”韵味上，在编排艺术上，总还脱不了“谭派”的窠臼。所以，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芸生、杨刚、李纯青等准备南下等待上海解放，周总理为我们在怀仁堂饯行，曾谈到《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还含笑对我说：“铸成同志，你不也是《大公报》出来的么？”

开创新记《大公报》的“三杰”中的政之（胡霖）、达诠（吴鼎昌）两先生也于1949年、1950年先后谢世。曾参加初期编辑部工作的骨干，如许萱伯、李子宽、金诚夫、曹谷冰、王芸生、何心冷、杨历樵诸兄，也已先后成为古人。了解创业初期的历程，与季鸾先生接触较久，较全面地理解他的抱负、品质，亲自受到他的教诲和熏陶，从而能较准确地评价他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的人，显然是屈指可数了。

在60年代初期，曹谷冰、王芸生两兄曾合写《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我也写过《旧大公报三巨头杂记》，分别刊在全国政协和上海市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上。一般熟悉旧时代的人，认为都近于偏颇，检讨多于事实，特别对张的功过，衡量失于平允。那是无足怪的。当时，历史主义、实事求是等等原则，都被抛之脑后了。海外也已出版几部评述季鸾先生的书，则似乎又近于另一片面，有的只是一鳞一爪，有的无限加冕，奉若神灵，若季鸾先生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惶恐的。他是那么谦虚，常常说报纸文章生命极短，所以他作文从不留底或剪存，生前也从未出过文集。

我也想以一“家”之言，就所知、所闻及长期的亲身感受，为季鸾先生写一篇小传，定名为《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以怀念这位杰出的前辈、本师。为什么不加“伟大”“卓越”这类的形容词？我认为，报人这个称谓，就含有极崇敬的意义。

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吧。

季鸾先生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逝世，度过了整整三十年的记者生涯。初期是备历坎坷的，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以后，十五年间，驰骋报坛，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在欧美报人中亦不多见。

事有凑巧，我从1927年当记者到1957年被迫搁笔，也恰是整整三十年，而历程却极不同。前十年，我在他的卵翼和指引下，成长相当顺利；我1938年进入甫创刊的《文汇报》，自己“唱主角”以后，二十年间，却备历艰辛和折磨，报纸被停、被封，停了再易地出版，达五次之多。最后且被戴上了“鼎鼎大名”的“桂冠”，记者生命，几乎也像季鸾先生一样夭折了。

幸运的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又重见天日，而且复活了我的写作生活，新闻旧事——当然以旧闻为主，四年多中已写了近二百万字，而且在五所大学的新闻系兼任教授，还亲自带了四个研究生，季鸾先生生前向往而未能实现的事，我可以有条件实现了。当然，也像“梅派”弟子一样，论艺术水平、功力和“底气”，比梅兰芳先生本人，要差得远了。

试写季鸾先生的传，我不惴愚陋：主要想把这位报人的经历、气质、情操乃至声音笑貌，再现在读者面前。也想以他为主轴，大概描述一下“辛亥”以来旧中国报界的一般面貌，并反映当时的政坛逸闻。

个人的见闻有限，加上年近八旬，文思日见枯竭，记忆力也日就衰退，疏漏之处一定不少，分析尤限于水平，很难恰如其分。希望海内外朋友和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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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公报》桂林版创刊于1941年3月15日。据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编者注）

风雪途中

1901年9月，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德、日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及盐税作抵押；划北京东交民巷一带为使馆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拆毁大沽炮台，各国军队可驻扎从北京到大沽口乃至山海关各地区。这是清政府签订的全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从此，中国人民陷入了半殖民地更黑暗的深渊。

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起程回北京。

11月初，李鸿章在举国责骂声中病死。

就在这个时候，在汾阳到离石的官道上，有两辆大车向西缓缓驶行。那时大雪方止，昏黄的斜阳，照在白皑皑的大地上，像罩上一层黄雾。

四匹瘦马，吃力地拉着这两辆大车前进，嘴里不时喷出白气，车后，留下两条不深的辙印，前面车上的老王头，不时挥着鞭子，“吁”，“驾”，指挥着车子在崎岖的雪道上避开沟沟坑坑。他其实很心疼这两匹老马，鞭梢打在大道上，飞起一阵阵雪花。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须发半白的老人，一面在打盹，一面不断向老王头啰唆：“不忙赶路，不要让东西颠簸得太厉害。”他是西北口音，但在山东住了多年，夹杂了不少山东土话。老王头不全懂，以满口的晋北话回答：“老人家，你倒不着急，太阳快平西了，离开离石还有十多里路呢，天黑前赶不到宿头咋办？”他戴着一顶破皮帽子，嘴里叼着烟管。

车子里装的是一口棺材，用稻草和麻包层层捆好的。前面放着一块神主牌，上写：“钦封奉政大夫邹平县正堂翘轩府君神位。”旁边有烛台和香炉。棺材四周，安放着几个半旧的箱笼和木器，没有十分沉重的东西。

后面那一辆车，车夫也已四十开外，满脸胡子，笑呵呵地坐在赶车座上，抱着车鞭，有时闭上眼，听任牲口紧跟着前面的车子走。身旁坐着一位看上去只有十岁左右的少年，头戴着白棉披风帽，身上是青面厚棉袍，外罩一件黑布马褂。他很瘦弱，高高的鼻梁，一双眼睛黑里带青，炯炯有神。他随着车子摇晃，眼睛却盯住手中的书，有时车摇晃得厉害，就紧靠在老李头的怀里。

“老人家，你到过榆林没有？听说那里今天的雪下得还要大，地方也更加荒凉，是吗？”

“咱赶车已二十多年，从来只赶到离石或吴堡为止；过去，就由那边的车接运了。咱曾空身去绥德赶过几次集，那儿比咱们的汾阳府差多了。听人说，再往北去，风沙越大，田也不大种庄稼，尽种大烟。老百姓比咱这里苦多了。乡间多是窑洞、窝棚，路上也不太平，常会碰上土匪。咱没有去过，不晓得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少年听了不吭声，心里加强了凉意。他埋头看手中的书。那是一本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自从上月离开山东后，他把有关陕西特别是陕北三边一带这部分的章节，已反复看了好多遍，还想象不出家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其实已过了十三足岁，大概因为先天不足吧——他出生时，父亲已五十三岁了，母亲只有二十岁，身体都不够结实。父亲张翘轩，原是一个饱学秀才，四十多岁才中了进士，分发山东，曾做过几任知县。当时正是毓贤当巡抚——就是《老残游记》里极意刻画的貌似清正、实际却非常残酷杀害良民的“玉贤”。以后，换来了袁世凯，则极意巴结外国人，以镇压“红灯照”为名，到处杀戮善良的百姓。翘轩先生做了几任“父母官”，小心翼翼，力求不昧良心，名声是好的，但总受到府、院的申斥。

他前妻生的三个儿子，都已成长，只有老三在身边。季鸾是他后妻生的儿子，从小就爱读书，十岁左右，文章已能成篇，“四书五经”都已读熟，还常常爱问国家大事，也不时把他藏的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翻着看。翘轩常对他的后妻说：“这孩子很聪明，比他三个哥哥都强，会成为大器的，只是身子骨太单薄，你要好好抚养他，加以调理。”后妻是鲁南沂水县人，她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也曾教女儿读过《列女传》等书。她粗通文墨，理家十分勤俭。除季鸾外，她还生了两个女儿。

却说季鸾正在埋头读书，一面在沉思，究竟家乡是个什么样子？他从来没到过家乡，而在父亲的口中，经常听到家乡的形势多么重要，临近长城，边外是一片沙丘，古垒残破。近年他也看了不少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的书和严复的译著，幼小的心里，逐渐萌发了爱国、救国的思想。特别是父亲病倒济南的时候，传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到处烧杀奸掠的消息，使他惊心动魄，恨不得自己一天就成长起来……

正当他斜倚在老李头的怀中陷入沉思的时候，车里传出母亲的声音：“小鸾，外面风大，到车里来暖和暖和吧。”

“不，妈妈，我不冷。”

那时，前面的老王头已把车子刹住，老李头也“吁”地一声停住了车。老王头跑来说：“离开宿头已不远了，太太、少爷请下车歇歇脚吧。”

老家人也已跳下了车，把少爷扶下。一面忙找个避风的地方，又从附近的野店里借来了两条板凳，铺上毡毯，请太太下车。他看到远处已约略有了城墙的影子，官道旁也已出现三两家孤村茅店。

这里的鸡毛小店，比一路从山东、河南沿途所见的，更简陋得多。供穷苦旅客住的鸡毛房，只有两间，墙壁剥落，板门残破，住在里面，风雪也挡不住。没有什么像样的锅灶，只在当门有一个炭炉，烧些开水，供行人打尖。老板——一个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的老头，听说近旁有两辆马车停下，忙前来张罗，送来一张破桌子，一大壶开水，还向太太打躬作揖。

太太其实只有三十三岁，包着头巾，身上是白布沿边的皮衣和裙子，脸色瘦黄。她吩咐老家人说：“不要麻烦这位老人家了，你去另提一壶开水来。”

站在她身旁的两个女儿，一个九岁，一个五岁，也都不太健康，辫子扎着白头绳，都是黑色衣裤。大女孩已从车上取下几个杯子。开水来了，倒了几杯，太太和孩子们喝了几口，还把带来的面巾用开水冲冲湿，绞干了，分别擦擦脸。　　

“妈妈，您的胃病好些了么？我看书本记载，前面的路将越来越空旷，早晚更冷，您老人家千万保重。”坐在太太旁边的小鸾站起来说。

“我是生长在山地的，高寒不怕。你爸爸做了一辈子清官，千里迢迢，我们母子把他的灵柩运回故土安葬，我的心也安了。以后唯一的指望，你能读书成才，不辜负你爸平日的教诲。你的身子骨太弱嫩，自己该多注意。我已嘱咐你不止一次了，车子颠簸，不要多看书，会头晕的。你总不听为娘的话，没亮没黑地看，我就是操心这个。”

少年听了马上站起来说：“妈妈，你千万放心，我也不是一直在看，总是看看想想。眼看家乡一天比一天近了，我生为榆林人，回家后见到父老乡亲们，假使对榆林的历史和当地的山川形势一无所知，会被人说我爸生前没有教导。一路上，我看到的各地情况，和书上记载的差不多，我脑子里，已想象出榆林和长城内外的大概轮廓，思想上亮堂多了。”

母亲正要再告诫儿子一番，赶车的老王头已来催促：“太太、少爷快上车吧，前面还有四五里路，赶到县城，怕天已黑了。”

果然，车子驶进离石县城时，已一片墨黑，只有大道附近的几家客栈和饭馆门前挂着昏黄的灯笼，闪出几点光。

从雪光里反映，这个县城小而残破，零零落落的平房，间隔着颓垣瓦砾堆，都被厚雪覆盖着。

老家人是走过几趟这条路的，找到了一家名为“高升”的客栈，开了两间上房，一间偏屋，先把太太、少爷、小姐们安顿好了。叫店伙帮忙，把车上的行李全卸下了。灵柩安置在后进的堂屋里，因为车子讲好送到离石，以后，要另雇陕北的车子。

这家高升客栈，一向是接待过往官商的最大的客栈，但多年的兵荒马乱，行旅戒途，显得十分老迈龙钟，周身补衲了。他们所要的两间上房，是全栈的“一级”客房，可棚顶也破了，窗纸补了好多层，只有中间的两块玻璃，还能起应有的作用。

伙计忙着把火炕生上火，也清扫了一遍，然后送上了热水。

他们在离石休息了三天。小鸾曾到城中转了一圈，大约只有百十户人家，瓦房不过十几户，他也曾拾级登上东北角城墙，看到北面是大雪盖着的起伏山峦，还飘来饿狼的嚎叫声。向西看，一条官道曲折伸出去，不过一里多路，就被小山挡住，看不见了。官道也洁白一片，可见车辆来往是稀少的。

老家人在此时已去车行雇好了车，并带了车夫老吕和老于拜见了太太、少爷。这两个车夫都不过三十岁，一口陕北腔，看上去都很老实。老吕是米脂人，老于是绥德人，都说去榆林是熟路。老家人还领小鸾去车行看了选定的牲口，也比较壮实。老家人说：“以后的路，越来越险峻狭窄，怕老马瘦骡，爬不上坡。”

第三天清晨，吃完早餐，结清账目，灵柩、行李都已装载好了，主仆们上了车，继续向西上路。

小鸾听妈妈的话，也坐在后面车里，靠近妈妈。小的妹妹有些感冒，前一天就吃不下东西，躺在车里，由姐姐照顾着。

车子两面都镶嵌了大约五寸见方的明角窗，小鸾时常就着射进的一线光，继续看《读史方舆纪要》，有时，也抽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诵读一两篇。妈妈经常爱怜地说：“鸾儿，车子颠得厉害，光线又不好，你还是闭眼躺一会吧。”回答总是：“妈妈，我不困，您休息休息。”“再有两张，我就读完了。”

这样长途漫漫的跋涉，过了绥德，车辆向北行，气候更加寒冷，风雪也更加频繁而猛烈，棉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寒气，彻骨的冷，妈妈关心地把被子披在爱子的身上。

好不容易到了米脂，又投店休息了一天，换换衣服，准备到榆林时，干干净净会见父老乡亲。

当晚，老家人来禀告，说遇着榆林来的人，谈起榆林情况，说咱们入股开的那个老铺子已经关门了。经手人吞没了款子，另外和别人合开了一个新店。

真像是一个晴天霹雳。这是张家祖传下来的唯一财产，太太原来指望每月从那里得几两股息，母子一家可以苦度光阴。现在，全落空了。

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摸摸包裹里仅有的三只元宝，毅然对小鸾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

衡老谈往

时隔四十年，当年贫苦的孤儿，已成为一代报人的张季鸾先生，不幸于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我闻耗匆促编写了一篇《张季鸾先生年表》，刊载在9月8日的香港《大公报》上。

关于他青年就学的经过，我是这样写的：

“1901年，先生年十四，由鲁返陕，闻大儒刘古愚先生讲学于醴泉之味经书院，即负笈就学。

“1902年，先生年十五，味经书院改为学堂，乃入宏道学堂肄业。

“1905年，先生年十八，赴日本留学，入第一高等学堂……”

现在看来，太简略，还有些错误。季鸾先生1934年所写的《归乡记》中，曾简述他扶柩还乡和又遭母丧的经过：“先母王太夫人是继配，是一位极慈祥平和的女性，母家住山东沂水县。先父去世后，一贫如洗，多劝她就住在山东；先母不肯，一定要扶柩归葬。领着我们小兄妹三人，到沂水拜别了先外祖父母。辛丑冬，带全家回榆林，一路的困难，不必说了。到家即发生生活问题，全家箱箧中，只有几只元宝。有一处合伙的商业，被人吞没，成了讼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游学，艰难家计，一身承当。又死了我一个妹妹，先母身心憔悴，遂以不寿。我最后见面，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我又要到三原宏道学堂，临行拜别，先母倚窗相送，面有笑容，谁知即此成了永诀。到校两月，即接到讣闻；待我奔丧到家，只见到寺中停寄的薄棺一口！先母死年，才三十七岁。”这真是一位可敬的坚强女性。

青少年的季鸾先生，到家乡后刚草草过了春节，即奉母命进了当地的榆阳中学堂。主讲的田善堂老师，虽也是位宿儒，但对于这个新来的瘦小学生，颇有些束手无策。对“四书五经”乃至《国策》《国语》，已能对答如流，问一答十，而且好学好问，往往使他难以应付。勉强过了半年，他对这个学生说：“你天资聪明，家学渊博，老朽无能，不能再耽误你的学业了。醴泉味经书院的山长刘古愚老先生，是我们关东有名的大儒，我已写好介绍信，你禀明令堂，早去就教，前程无量。”⁽¹⁾

这样，那年秋季，季鸾先生就首次离开母亲的怀抱，负笈醴泉。刘古愚先生很博学，能满足这位年轻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他对地理、历史，也造诣很深，课余常给学生谈长城内外的山川形势以及历史上的各次重大边患。还鼓励这位学生，假期中多去口外和三边实地考察。季鸾先生对这位老师十分敬佩。第二年，刘先生转就三原宏道书院之聘。三原离榆林更远，但母亲还是忍受母子远离的痛苦，为儿子添备行装，让他去三原进入宏道书院。⁽²⁾

在那里，季鸾先生首次结识了比他大几岁的于右任先生以及后来在辛亥之役、护国之役崭露头角的其他三陕精英。

1903年秋，宏道书院改名宏道学堂。

季鸾先生从宏道学堂到东渡留学，中间还有一段过程，那是四十几年后——季鸾先生已逝世五年，沈衡山（钧儒）先生详细对我谈的。

从1946年5月到1947年初，是《文汇报》跟反动势力斗争最激烈的阶段。它得到各方进步力量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我和各派民主人士都有所接触。那时我住在愚园路七四九弄十五号，很多民主人士到我家来过。比如，李济深将军辞去南京政府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后，在沪寄寓愚园路一〇一五号（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总经理钱大櫆的豪华住宅，抗战胜利后，经接收改为“军委会上海招待所”），地近江苏路口，和我家只有一箭之遥。我应邀去访问过几次，他也不止一次到我家来吃便饭。有一次，除陈铭枢先生外，还带来了薛岳。记得薛那时也颇有牢骚，说：“当年从广东出发北伐，一路打到上海，沿路老百姓送茶送毛巾，还主动报告敌情，并代扛行李和抬担架，军民真像鱼水一样。现在，我们的部队开到哪里，老百姓全躲起来了，给养完全要自己解决，不仅得不到确实的情报，我们刚住下来，当晚就会受到共军的袭击和包围，老百姓向着他们。这个仗怎么打法！”

到我家来过的，还有邓初民、施复亮、郭春涛、王绍鳌、傅雷、郑振铎等先生。

那时，沈衡山先生住在他的当医生的大儿子家里，恰在愚园路七四九弄对面弄堂里，我先去拜访，他也来回访，来往相当频繁，有时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他简朴的会客室里，布满了大大小小各色的石头。他说，他生平最爱石头，爱它的品格好，成形了就不好变。他还指着这些石头说：“这全是我多年亲自从各地拣选来的，也有些是朋友知我爱好送给我的。”

有一次，我们谈起张季鸾先生，话大概是这样开头的，我说：“您和张季鸾先生的政治主张，很不一样。而在1935年发生‘七君子’事件，你们被关禁在苏州监狱期间，他曾几度赴宁营救，我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知道经过，但一直不了解他怎么这样见义勇为？”

“他这是主要为了营救我。当然，他对蒋介石这样对待爱国者，也是不赞成的。”衡老接着说，“论私交，我们是三十多年的老交情，季鸾这个人，非常念旧。即使政治见解有时不同，他对我总很尊重，很关心。”

我说：“听说你们在北洋时代，曾一起战斗、同事过，是吗？”

“是的，我当时是国会议员，他办报，在反对袁世凯、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阴谋中，我们彼此呼应，他斗争得很英勇。‘九一八’以后，我们的政见越来越有距离，但我们的私交从未受到影响。比如，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曾赴平津呼吁全国团结抗战，曾赴《大公报》馆去看他。刚寒暄几句话，他就说：‘目前有些人，不权衡中日两国实力的悬殊，轻率提出要立即全国抗战，多么危险！’我立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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