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著名报人徐铸成的“搁笔”之作，加忆了八十年丰富而坎坷的人生历程，从高层政坛，到民间生活，都有接触和了解。他的回忆录，可谓一部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侧影记录。

作者：徐铸成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01-23

书籍编号：30472958

ISBN：978710806127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79466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徐铸成回忆录

作者：徐铸成

ISBN：9787108061270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徐铸成回忆录》是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原名《八十自述——自编年谱》，写于1985年3月至1987年12月，期间曾部分刊发于香港《华人》杂志和上海《人才开发》杂志，后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该书印成后，出版社方面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作者未予同意，遂未发行。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修订版《徐铸成回忆录》，此次修订增加了作者于1989年至1990年在原稿上做的修改和补充，并做了校正，也做了一些技术处理。200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铸成回忆录》的繁体中文版，在三联版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校正。

此次重版以三联版《徐铸成回忆录》为底本，并参照江苏人民出版社原版和台湾商务版，全面恢复了原书原貌，并对有关人士提出的修订意见一一做了核实和校订。谨向提出修订意见和协助修订的有关人士深表谢意。

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似乎久已绝迹的传记文学，1978年起在我国又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尝试写了几部：继《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之后，去年又出版了《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书林》是给以极大鼓励的，每出版一部，《书林》必让我写一篇东西，说明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向读者介绍。盛意可感。

现在，第四部试作——也许是最后一部习作《徐铸成回忆录》即将杀青。全书约三十万字。《书林》又要我先来“王婆卖瓜”一番。

和前三部书比较，有所不同，一是篇幅较多，二是它不是写别人的传记文字，而是写自己的编年体回忆录式的文章。写别人，力求神似，希望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在书上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写自己，能否也坚持同样的客观态度呢？我从1979年“解冻”开始写作之际，即抱定一个态度：于人，不囿于成见，不“以成败论英雄”；于己，既不乱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一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详尽地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事实。至于功过是非，则一任历史加以评说，自己少发议论。

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历史也很简单，自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被迫搁笔的二十年外，一直从事新闻事业，而且始终在《大公报》《文汇报》这两家报里转来转去，从未干过什么惊人的事业。所以起意想写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我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友人们也热情加以鼓励。我生于前清末年，开始工作时，赶上北洋军阀的末期——张作霖大元帅统治时期，曾目击国民党的兴起到它在大陆的覆灭。又曾在新中国度过几十年不平常的岁月，经历长期的风风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云雾重见青天，过了近十年的充满希望、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六十年时日中，我曾五次亲自创建过报馆，又曾五次亲手埋葬（被封或被迫停刊）它们。其中经过，也许只有我一人明其前因后果，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至于所接触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难屈指数。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也该趁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际，抓紧时间，尽可能加以回忆，如实地写出来，公之于世。好在我向来有一个习惯，每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或出外做重大旅游，必记有日记。在反右，特别在十年浩劫中，曾被抄去作为罪证；在落实政策时，已大部分被发还了。这些残存的旧日记，可以供我做回忆的佐证或线索。

我常常想，新闻记者的职业，大概是容易缩短寿命的。因长期熬夜，不利于健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如名报人黄远生、邵飘萍、邓拓等均死于非命，壮年殉职；张季鸾先生则存年仅五十六岁，他早年备受压迫，几次陷于牢狱，中年接办《大公报》后，则一路顺风，名扬四海，直至因病辞世。我已度过八十春秋，经历则恰与季鸾先生相反，自踏入新闻界大门后，即受前辈之提携，年甫三十，即主持一家报纸笔政，也曾名噪一时。但自是以后，即与华盖运结缘，备历坎坷，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厄运，拾起秃笔，重理旧业，并从事新闻教育工作。

记得亡友恽逸群兄曾说过：他的经历，非常人所能想象；他所过的桥，比一般人走过的路还要漫长。他自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明夷待访”，以待来者。我的经历，自然远不及他壮烈凄苦，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摊开来。司马温公有一句名言：“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凑上一句：“胸有是非堪自信”，作为一副对联，用以自况。所以，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用不着推敲，更毫无“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处，可以信笔直书，无所隐讳；当然，因年已日近钟鸣漏尽，有些琐碎的细节，是记忆不周全了。

我写这本回忆录时，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我在旧社会经历了四十二年，除了童年及入学的十几年，简单顺序叙述外，主要力量放在创业时期那近二十年，所占篇幅约近一半。而特别着重于写新旧交替的1949年，写下近五万字。解放以后，所经历的大事，所接触的中外名人，当然更多。我则着重于写个人的亲身遭遇：因为有些人物和大事，尚待历史评议，我就只能“宜粗不宜细”地简单叙述了。

蒲留仙先生曾说，写鬼神易，状人难。我写《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特别写张季鸾先生的传时，有深刻的体会。至于这本回忆录，是否能如实地写出我的本来面目？则有待读者的评断。好在知我者尚多，和我同学、同事的尚多健在，希望不吝匡正和补充。

徐铸成

1987年10月20日写于上海

楔子

今夏从南昌、庐山回来，忽酒后发生昏厥，头脑天旋地转，四肢乏力，吓得老妻和子孙辈一时无所措手足。医生说是“小中风”，经中西医悉心疗治，又是针灸，又是推拿，总算奇迹般地一步步恢复正常了。

这给我一次警告：生老病死，是谁都逃不了的自然规律。我脑子里留存着的一些经历、见闻、掌故、轶事，以及一些第一手的史料，该“留下”的，要赶快写了，莫等再这么来一次，就没有那样便宜，也许无常一到，就万事休矣了。

想到最方便的办法，是采用回忆录的体裁，从幼年时起，凡印象深刻的，事无巨细，一股脑儿都写进去，仿佛是一个旧货摊，什么古董杂货全摆出来，让读者挑选。

写完了回忆录，不由得联想到胡适博士曾写过《四十自述》，此文我在30年代就拜读过。在抗战胜利后内战方酣之际，我又读过多遍。胡适博士那最精彩、也是那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两句话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以自况他当时立身处世的哲学。我现在的年龄，几乎已达胡适博士那时的两倍，自顾平生，立德立言，事业两茫茫，何敢比博士于万一。所幸一辈子蹉跎颠沛，幸免于当任何人的卒子，堪自慰耳。

讲到胡适博士，也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二十六岁就学成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的北大文学系，名学者如林，如中英文造诣极深而以怪僻、保守闻名的辜鸿铭，如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黄季刚等都在此讲学。胡适博士初出茅庐，尚在美国留学之际即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白话文，并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所向披靡，视这些国学大师如无物。50年代初期，曾受到有组织的批评，说他宣传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贩卖”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直接反对马列主义的，在大陆，当时曾被说成是恶毒的敌人。经过三十多年时光的实践检验，结果怎样呢？那些自以为是马列主义权威的人，所干的倒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比杜威更“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先是无缘无故迫害知识分子，后则成批整自己人，整老干部，再后就一步一步地“大胆怀疑”（完全是无影无踪的幻想），大胆判定某某某的罪名，以致使之被冤屈、折磨而死。还有，因为个人的好恶，便可以杜撰事实，凭空制造一个典型，爱之抬到可以“上天揽月”，抑之可以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回头看看胡适博士当年介绍的实用主义，应该说倒是很科学的。大胆假设，为了发展真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假设不妨大胆些（当然与无根无据的海阔天空的“假定”大有区别），而求证一定要小心，要实事求是，这里面，似乎没有一点所谓唯心论，也谈不上形而上学。

我和胡适博士，曾有幸有过几次接触。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那时，胡博士虽主讲北大，而不时来南方公出，除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等要他主持外，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虽年龄较长，而奉之如名师。事无大小，都要向胡博士请教——如朱经农之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长，就是胡博士推荐的。那年，《大公报》上海版初创。有一天，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宴请胡博士于八仙桥青年会附近的锦江餐馆（那时，不仅近日第一流的大饭店——锦江饭店尚未开设，即法国公园附近的锦江小吃部也尚未设立，而锦江餐馆即以卫生和服务周到闻名），陪客仅我和李子宽、张琴南和许君远几位《大公报》的高级人员。记得那天席间，胡博士曾一再称许《大公报》是“小人国”中的巨无霸。现在想来，不胜今昔之感矣。又说，欧美有名报纸，都讲求保存报纸的办法。他建议《大公报》每天至少保存五至十份，用蜡涂抹（当时尚无涂塑及微缩保存办法）。他力言这是《大公报》的百年大计，否则，一旦存放年久风化，就难以挽救了。

那次聚晤，我仿佛印象犹新，博士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屈指计之，已历半个世纪，不仅胡博士已成古人，即我能历举的彼时在座诸公，全部已登鬼域，真不胜怆然。所幸这几年国内评价古人，已逐渐实事求是，胡博士的重要学术编著，已有重新付梓；他的“胆”，已经近于“拨乱反正”了。

我是1907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在江苏省宜兴县城内东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古老家庭里出生的，到现在应是七十八岁零三个月，说“八十自述”，是有些“虚头”，但照南北朝的说法，人生过了七十，即可谓“行年八十”，那我已“行”了很长一大截路了。再按香港积闰的惯例，我已可称为“享年八十有余”。无论如何，到我这回忆录连载完篇，编次出书时，肯定已过了八十整寿。如果书在国内出版，印刷周期动辄在一年以上，那么，问世时，我早已行年九十了。

1985年9月18日

我写这个楔子，是在1985年9月。接着写了回忆录正文，想赶在整寿前写毕，以为纪念。刚写好的二三万字，寄港发表，不幸被殷洪乔所误，遂嗒然搁笔。友朋闻讯，十分惋惜，多鼓励怂恿仍赓续写毕，谓此项纪录，可以补近六十年我国新闻史料之不足，且为我国现代历史保存不少轶闻。闻之又跃跃欲试。又一年多过去了，真到我八十“大庆”这一天了，势不能再拖，乃握管濡墨，从头补记如下。

1987年6月26日

第一章　负箧求知（1907—1926年）

1907年　出生

1907年6月24日（岁次丁未，农历五月十四日），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城内东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大杂院中。

这座宅子，是城内有名的破“墙门”，正厅三楹，还是明代遗留下的古建筑。同居有十余家，大半系同姓疏房，各分居一二间这祖遗产业。

曾祖仲安公，稍通文墨，只有自置薄田二十余亩，主要靠经管族中公产维持一家生计。是年他七十八岁，经常盼望在翌年八十初度时能得一曾孙，这样，在“撒手”见阎王时，就不必下跪了。我的出生，实现了他老人家梦寐以求的想望，“其喜可知也”。

祖石樵公，时年五十六岁，在酿酒行经管账目。我的祖母宗氏，对我最为宝爱。生有三位姑母，长次两位已适范氏、余氏，均居农村，有一叔父，早岁在酱园当伙计。

曾祖母及我的母亲，均朱氏。

1908年　一岁

是年曾祖父八十初度，特请宜兴第一家照相馆——蓉镜轩来家摄“合家欢”，曾祖特在额上题有“八旬大庆，四世同堂”八个字以志庆。

1909—1919年　两岁至十二岁

1909年，曾祖病逝，我已能麻服匍匐在灵前，掩面做悲哀状。

1910年，我的父亲少石公（讳家骥）十六岁即在邑东南之湖乡设余氏家塾，教我姑婆家的几位表叔及异姓子弟。是年秋，上海革命维新空气吹来此小城，乃赴江阴入师范传习所学习半年。

1911年，辛亥年，是年十月爆发武昌革命。是时宜兴分为宜兴、荆溪两县。我家适在宜兴县衙门的隔壁，一时谣言汹汹，说保安队将来攻打县衙门。祖母乃偕我避居西庙巷我新出嫁的三姑周家。不数日两县县太爷均被保安队护送出境，城乡宣告光复，我仍随祖母回家。

1912年，五岁。剪去辫子，城内哄传“白狼来了”（即白朗起义），惊恐万分，傍晚即家家闭户。祖母又偕我逃至西庙巷三姑母家。

1913年，六岁。入对门汤氏家塾，从汤次雅先生开蒙。学费每季五百文。

1914年，岁次甲寅。祖父石樵公忽疽发于背，呻吟病床历六月，秋间逝世。从此再无为我买玩具、偕我往茶馆吃早点的人了！

改入后门东庙巷斜对过的公立第三小学。该校系新创办，仅一班，学生二十余人，教师为朱盘英先生，授新式课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此外，还每日教珠算一小时。

1915年，八岁。随父母至离城三十余里之汤渡从善小学读书，父亲任校长兼主要教师。堂叔西林随往助教。放学后，同学教我放牛、采菱；大雨后，则笼虾、叉鱼、摸蟹，初尝农村儿童生活趣味。结识了同学高焕荣等。

1916年，父亲调回湖乡，任新成立的广善小学校长，月薪二十元，每年以十个月计薪。我和母亲、姊姊仍回城，我入通真观巷之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全校有七个班级，初级小学四班在一个教室上课，名谓复式教育。高小一二年级同一室，高三毕业班则单独授课。校长任曰庠先生，为有名之举人公。

1917年，仍在敦本学习。春间，学校发起赴铜官山远足，学生必须纳费一千八百文，统一缝制校服，整队出发。因家贫，母亲无力出钱，乃被摒诸远足之列。课余曾偕同学出城南门，过升溪桥，游岳堤及堤畔之岳亭，展读岳武穆英勇抗金事迹之碑文，爱国思潮油然萌发。

1918年夏，初级小学毕业，在全班中为最末一名。暑假中，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大概读不出书了，你带他到湖去补习一年，如再无办法，我也就断念了。”

暑假后即随父亲至湖广善小学，仍在四年级为附读生。每晚由父亲讲解《孟子》一章；渐觉读书之兴趣。父亲慈爱，从不加以扑责。

广善地处村边，茂林竹篁，常于课余偕同班同学入竹林深处游玩，得知不少关于竹笋出土之常识，以及农民如何群猎野猪的故事。

学校另有一教师陈寿松先生，教图画及体操，曾为父亲绘一幅牡丹，花叶并无生气，盖照画本临摹者也。

1919年，暑假后仍回城入敦本高小一年级。父亲则被排挤调至栋树港单班小学，仍为校长，月薪则由每月二十元降至十六元，家用更不敷。母亲乃请外祖父写信给石家庄在京汉路任段长之大姨夫推荐，冬间得复，派充司事（相当文书），母亲暗中为之筹备行装。

我回城后，顿觉有气象一新之感，盖五四运动余风波及此小城，满街满巷均遍贴“还我青岛”“誓死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勿五分钟热度”等标语；旅外学生会已成立，暑假中假邑庙戏台演出《朝鲜亡国恨》，观众多感动落泪。演主角安重根者为旅沪学生万益君，我同班同学万元祥之叔也（后为1928年宜兴暴动之倡导人，被杀害）。

自再回敦本，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无论哪门功课，考试均列名榜首。如国文教师王叔青先生，为秀才公，教《古文观止》极严格。每周五作文，下周二发卷，全班十六人，必依次叫上讲坛领卷。卷本按作业成绩发放，末几卷必一一痛加责斥。因此同学咸视为难关，多在作文本端作有记号，以便王先生发卷前即可预知其优劣、吉凶。我每次作文，总被选为第一本。

其余如算术、英文、修身乃至手工、体操，成绩亦优异。母亲对此亦感诧异，不再施责骂，每喜对祖母说：“鸿生（余小名）开知识了！”

1920年　十三岁

是年暑假后，父亲离家赴石家庄京汉铁路任小职员，月薪二十四元，父亲生平从未出过远门（最远为到江阴求学）。为了筹措旅费，母亲曾到处求情，纠集了一个会，共十人。第一“会”由纠集人收取，共一百元；以后每三月集一会，交款数额不同，已收过者，加月息二分，未收者按次递减。三年收毕。每次用骰子六颗，摇出点子，最多者得中；往往有需急用者，恳求让会，必向得会者加出二分以上之彩金。此种民间流行之合会形式，为旧社会集款济急之普通方式，利息一般为月利二分，当时借三分钱者也极普通。三分以上，则称高利贷，俗称印子钱矣。

两月后，始接父亲来信，已平安抵达石家庄了。寄住姨夫公馆。

1921年　十四岁

知主动努力攻读，每晨起，必至房前小院（母亲在寝室前用篱笆隔一小院，约丈余平方大小，无门，由窗前翻下）读《古文观止》四十篇，始登上至厨房食糊粥二碗，然后上学。

时我家已与叔婶合灶分餐。祖母分由两房供养，曾祖母则与二叔祖家轮流供养。每两月有半个月供养曾祖母。我们叫“供太婆”。每餐必备鱼、肉四色，早点必备包子或油条，小菜四碟，十分隆重。荤菜、点心我们从不敢下箸，曾祖母有时夹给一个包子，或半根油条，或一块肉，则如获重赏，细细品尝（母亲和大姐从未受到这种恩赏）。单独供养祖母这半个月，则家常菜加一味鱼、虾或炒肉丝就可以了。祖母深知母亲之拮据也。平时，我家饭食，只两素菜而已，大抵为炒青菜及咸菜炖豆腐，早餐为糊粥（郑板桥所谓歠糊涂粥者即此）加煮山芋或芋艿以充饥。

那时，鲜猪肉每斤约二百文，四两为五十文制钱。豆腐每天只吃五个制钱，青菜不过二个钱一斤。每晚我温课毕后，母亲必命记流水账，除“供太婆”日费用略大外，平时每天花费一二个铜元（每一铜元当十个制钱，每一银元大约兑十二角小洋，一千六百文制钱）。

1922年　十五岁

那年为我小学毕业的一年。上半年更加勤奋攻读，学校新聘高小三级级任老师为蒋子轩先生，教算术、英文。蒋老师看我各门功课都极优秀，课本所列题目，事前都已解答清楚，特为我“开小灶”，另教我模范英文课本及《数学三百难题》，我都能努力“钻”通。他曾对他的幼弟蒋曾勋（在县立一小读书）说：“你考中学时，如有幸坐在徐铸成附近，或可得其指点。”可见他对我的功课极为满意。

当时，宜兴全县只有一私立彭城中学，设在和桥镇，教学自不及省立的。要进中学，只有投考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及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否则，只有投考较远之苏州省立第一师范或上海之第二师范（即龙门师范）。此外，就只有进收费极昂贵之教会学校或上海之私立学校。

我是五中与三师都报了名。五中考期比三师约早半个月，全城投考生约二十名，由一五中学生徐照君带领，雇了一条小航船由轮船拖带，这样每人摊的船资可便宜些。

常中当时校长为宜兴名士童伯章（斐）先生，为名书法家兼擅词章，民初即出掌该校，瞿秋白、张太雷等均该校毕业而转往京、津深造者。

我赴五中应考时，见学校范围之大，堂舍之多，为之咂舌。

考毕，同赴常州闹市观光，并游文笔塔。

第三日晨，仍由原船返宜。将解缆时，徐照兄匆匆赶到，私语我说：“适间已看到金榜，同来应考者仅你及任君录取。勿轻告人，免他人失望。过几天，录取者当接到通知书。”

我回家以后，即将此讯告家人。而几天以后，当县小教师之堂叔说，已闻该校的任生接到通知书，余迄未接到，母亲因而颇责我所闻不实，余亦几绝望矣。

过几天，与同学朱百瑞同至无锡应考。无锡比常州更热闹，当时已有小上海之称。我们租住梁溪旅馆一小房间，每日租费仅五角，宜兴人大抵多投宿于此。

笔试及格者第三天口试，我幸被录取为第二名（只招一班，共五十名，其中二名由该校附小直升），百瑞则名落孙山。

返家后，常中考单已辗转递到，我果被录取第十四名（全榜共八十名）。曾祖母素严厉，至此亦喜形于色，逢人即夸赞曰：“小小年纪，两榜都高中，等于秀才了！”又责骂堂叔说：“身居长辈，不代为高兴，反讥笑他造谣，其实可恶。”她老人家还拿出了一块钱，买一斤乌枣，用猪油炖烂，交给我母亲说：“早晚叫鸿生吃一枚，最是补心血的。”

不幸是年秋冬之际，她老人家即无病而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我曾告假一周，回宜奔丧。盖我祖父早逝，父亲又远在千里外，我为长房长曾孙，名义要主持丧事也。

1923年　十六岁

自入三师后，按时起居作息。我的生活，像是骤然成熟了！三师的学风朴质纯正。学校第一任校长顾述之先生虽已于我入学的上半年辞职隐居，但他所规划设计的许多制度和办学方针，一直还在起指南的作用。他定的校训为“弘毅”二字，当然取义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开阔了学生的眼界，立志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其次他多方诱导，使学生逐渐培养自己研究的能力，所以功课虽然紧，学生还于课余做自己的研究，博览群书，自己有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我入学的第一年，就知道高班三年级同学常常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其中袁家骅、顾绶昌两同学，更与北大教授朱谦之讨论美学问题，这给我的触动很大，决心要自己也埋首研究，有所建树。

1922年暑假后我入预科，预科的级任老师李玉彬，辅导我们按部就班地学习。翌年下半年升入本科一年级，由新聘的老师钱宾四先生教国文及读经，读的是《孟子》《论语》，讲解明晰，得益匪浅。

三师的各科教师都是经顾述之先生精选的，国文教师如钱基博、沈颖若、钱宾四诸先生尤为一时之选。其次是注重博物（即生物学），学校特在大礼堂旁建有相当规模之博物馆，陈列师生自制之动植物标本无虑几千种，在当时各中等学校中是罕见的。

在图书馆中，则新出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以及杂志如《学衡》《科学》《醒狮》《向导》等无一不公开陈列，由学生浏览。

我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旧知识，并开始阅读各种有名的古典小说，积累知识基础。

可以说，在三师时期，是我走向成熟的时候，也是各方面发展最活跃的时期。我现在已八十足岁，到了耄耋之年了，但不时还会做这样的梦，仿佛又置身在三师自修室中，急忙赶着功课；或如置身《大公报》，写了自以为得意的社评，受到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的表扬。可见这两段学习和工作时期，留给我印象之深。

我从高小二年级起，即喜读报，每日饭后，即抽暇赴育婴堂（在城隍庙西辕门）内附设公共阅报处，陈列隔日之《申报》《新闻报》，时间匆促，翻阅要闻大意而已。

入三师后，设有阅报室，《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民国日报》毕备；早晨，还有本地出版的《无锡报》《新无锡报》二种，我在休息时间，常细读不忍去。其中《申报》之《飘萍北京特约通信》、《时报》之《彬彬特约通信》、《新闻报》之《一苇特约通信》，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如当日不能看到，第二天必到图书馆借出细读。此外，《时报》之《鲍振青东京通信》，也每篇不轻易放过。这些通信，有最新的信息，有内幕新闻，剖析入里，绵里藏针，而又文辞秀丽，各有特色。

我那时初读《史记》，深感前述这些优秀的新闻记者，具有史家的品质学养，是救国不可少的崇高职业，从心底开始向往这种工作。

那时教我史地的向秉枫先生，博览群书，讲课时常“跳”出课本，引述稗官野史故事，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阎典史抗清的故事，说时既严肃又悲愤。许多同学，多以他所讲的内容复杂，笔记困难，而期中考试，向先生出题常涉及他口述的范围，多以解答为苦。我对向先生所引野史、轶史材料，最有兴趣，牢牢记在心里。所以每次考试，不加准备，常被向先生拔置第一。这也许是我发愿有朝一日从事新闻工作的另一原因。

师范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全免。除预科第一学期要缴纳校服（一身粗呢制服，两身布制服，在校时除制服外，不得着其他外衣裤。年高学生，每以着破旧补袖制服为荣）三十元外，以后每学期开学前，我只向母亲要零用钱五元（那时宜兴、无锡间只有小火轮可通，我每次必坐“烟棚”，来回连黄包车用去一元）。衣服均自己洗刷。我竭力节省，还可用节余之款，购置《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及《曾文正公家书》等书，至于《胡适文存》，以及新式标点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则概向图书馆借读。

每年双十国庆节，各地必举行提灯游行庆祝，1922年亦全校列队出动，参加无锡各界之提灯游行，人数之多，各式花灯之盛，远非宜兴小城可比。翌年因曹锟贿选总统，各地乃停止此举，以示抗议。从此以后，再不复见这类庆祝矣。

寒假前，某星期曾随同学在光复门内某戏院看王汉伦、郑小秋主演的国产电影《孤儿救祖记》，是为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纳费小洋一角。

1924年　十七岁

鲁迅的《呐喊》出版。北新书局的主持人李小峰，原为三师同学，后考入北大的。他寄来一批《呐喊》在三师小贩部优待寄卖，我买了一本，毛边，装潢别致，阅后即不忍释手，觉其思想深刻，文辞尤生动，启发很大。从此以后，鲁迅每出一本书，即破悭囊去争先购买，反复细读不已。

是年暑期，发生江浙齐（燮元）、卢（永祥）战争，上海四郊为主战场，因齐之目的为夺争应属江苏范围之上海，而自民国二年北洋军南下以后，上海长期为皖系军阀卢永祥、何丰林控制之下，至此爆发战争，江浙富户，多逃至上海租界避难。余友朱百瑞一家，随其外祖父逃至上海。

宜兴当江浙交界，为偏战场，开来不少军队，计有苏军杨春普第三师等。我祖母、母亲亦与外祖两家避居离城十余里之偏僻农村。全家只有我随叔祖留守，每日听到南郊炮声隆隆，入夜不断。如是者约二十天，战事卒以卢永祥失败出洋而告终，我家人亦渐回城。

在留城看家之约二十天中，我学会烧饭。初买面条煮碎肉青菜与叔祖共果腹，后亦能煮饭，烧青菜、肉丝炒雪里红并蒸炖碎肉，极得叔祖赞美。记得那时青菜只二分一斤，四两猪肉，只费六个铜元。

战事结束，学校通知开学，我已升入本科二年级，同学大多数选我及钱德升同学为正副级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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