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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巽昌,李子迟编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3-01

书籍编号：30480148

ISBN：978750901426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4288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大家小史：近代大师那些事儿

作者：盛巽昌

ISBN：9787509014264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序　言

这部书至今已是第三次“升级版”。

最开始是盛巽昌老师、朱秀芬老师合著的《学林散叶》，于1997年9月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史上有很多被有意无意丢弃的“边角料”，虽然抹去了庄严格调，却能以小见大，钩沉诸多历史的生机和真实。本书录入中国近现代以来众多学界名流、文艺大家的趣闻掌故，披露特色人物的特色性格。涉及人物有梁启超、章太炎、赵元任、鲁迅、胡适、林语堂、王国维、冰心、林徽因、吴宓、竺可桢、傅斯年、梁羽生、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等等逾千位，其中多见机智与谐趣。

《学林散叶》是盛、朱两位老师（朱老师是盛老师的助手）“十年磨一剑”、坐十年“冷板凳”，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等单位博览群书搜索枯肠、博取约存厚积薄发、抄写积累千千万万张小卡片的结果，从中仅选取4033条，但也有洋洋40多万字，涉及人物众多，内容十分丰富。不足是没有目录，未按人物、年月、领域、性质等任何体例整理、编排；再则也有部分条目并非精彩。

“第二版”是若干年后，我在盛、朱两位老师原书稿的基础上，分门别类、颇费周章，将其条目中选取内容甚为精彩者（我自己还另外补充了很多条目；有些条目太简单了的，我还增加了一些介绍、描述、评价、润色之类），按领域、性质等整理、编排为“天分”“勤学”“性情”“经历”“谐趣”“逸闻”“应试”“授业”等26章，每章内再适当兼顾发生年月的先后、每个主体人物尽量放在一起，这便很有些像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了——当然，我们全是真人真事，而《世说新语》有不少是虚构的前代传说、轶事。

这便是2008年5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道可道：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演绎学界百年风云，精英知识分子的“唇枪舌剑”，堪称当代《世说新语》。该书因为内容多数是盛、朱两位老师的成果，所以署名他俩在前，我在后。岂敢僭越、擅美？

“第三版”就是手头这本《大家小史：近代大师那些事儿》了。该书完全改变了前面两版的体例，因为那两版基本上是按内容的领域、性质来编排目录的；而本版则是每个人物为一节，然后若干身份、行业接近的人物为一章，总共110余节即110余人，归为9章。这样虽然看起来主体人物大为减少，但每个主体人物的内容更增多、条理也更清晰，所以“分量”其实更足。而且每位人物配以简介、图片，便更加简要明确、图文并茂。

《大家小史：近代大师那些事儿》，即将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一百余年来京派、海派文化的百科全书，一百余位文化、学术前辈的逸闻、趣事。又一部秦牧的《艺海拾贝》，又一部郑逸梅的《艺林散页》。

总共3个版本，恰好大约每10年“升级”“更新”一次。但这个“第三版”《大家小史》，想必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版本了。不过，将来若有类似的主题、内容、想法，还是可以再编写出一两个本子来的。那就拭目以待吧！

李子迟
2019年1月29日

高\\士\\宿\\儒

严复：可当一通人

严复（1854—1921），福建省福州市。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纂、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后世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虽为福建人，却能说一口地道北京话，而他登台演讲时则常夹杂英语。

1899年4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吴汝纶称之“高文雄笔”，亲自抄录珍藏。吴对其极是赞赏，为之作序，并手录副本，藏之枕中。

1903年吴汝纶病死。严复集李商隐、陆游诗句为挽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

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表论述时，便称德国和日本必定会败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柳诒徵称赞严复译书，几能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

李霁野曾对学生说，严复在《天演论》译本序言中所称“信、达、雅”3字，只有一个“信”字是必要的。如果背信而求达求雅，信必遭受破坏。

严复译述《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8字传诵一时。秋瑾以“竞雄”为字，陈炯明以“竞存”为字，“胡适之、张竞生、李天择”之名均与此相关。

严复译《社会通诠》，与出版商签订一项版税合同，税率高达定价的40％，为我国有版税之始最高者。

严复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翻译170万字，每字均经过斟酌，可谓“字字由戥子称出”。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2年印行严复的《英文汉诂》，第一次使用中文横行排版，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使用现代装订法及著作权印花证，引起时人注意。

严复《英文汉诂》里粘贴严氏“版权证”印花，此为商务印书馆试行“著作权印花”创举。

严复遗嘱，内称3事：（1）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新知无穷，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3）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辜鸿铭：清末怪杰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惠安，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近代学者、文学家。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

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求学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曾到达过日本，居住在北京。他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故自号“东西南北人”。

辜鸿铭清末时在南洋公学讲课，每当上课，上下古今纵横万里，滔滔不绝，凡国外名著多能背诵。课本一字不提，只命学生每次自阅数十页。

马建忠路过新加坡，辜鸿铭前往拜访，谈话3日。辜倾心于祖国文化，决定返国，研读中华经史。

辜鸿铭追念张之洞，写书《中国的牛津运动》，被卫礼贤译为德文，书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新康德学三年级师生必读书目。

辜鸿铭对歌德和麦休·阿诺德有精湛研究，往往在与朋友谈话中引用这两位文豪的名句。

辜鸿铭讲中国话只会闽南话，使得学生不得不学厦门话。

辜鸿铭回国时对汉文一窍不通。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课本，因此最终识汉字比他人还多。有一次他写“非”字误将两旁的六横弄到里面去了，变成了“”字。

有人问辜鸿铭，现在正是西学吃香，“为什么凭你这一肚子西洋学问，连一个大学讲座都保不牢呢？”辜怫然而言：“大水一到，连死猪死狗都会冲上水面来，没什么可谈的。”

1917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开课。他第一天进教室就与学生申明：“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教室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要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或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学生认为前两条好办，第三条有困难。但要上课，也只得勉为其难。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素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成为讽刺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某日游北京茶园观剧，有两洋人坐前排。其中一人回头见辜容貌古朴、胡子拉碴、衣衫破旧，乃以英语对同伴说：“中国人愚陋不洁，可以后座之老人为代表。”辜听了遂以英语责备：“你们来此看戏，竟敢公然侮辱华人，好生无礼！况且你们怎么就知道我愚陋？”该洋人很是难堪，复用俄语说：“不料此愚陋老头竟能说英语。”辜听了又立即用俄语痛斥之。该洋人大惊，急起谢罪，并表示敬佩。

袁世凯死后，北京禁止演戏、宴会、娱乐3天。辜鸿铭却请戏班到家里表演，且大宴宾客。警察干涉，他说：“什么？老袁死，便不许人演戏？这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非演戏不可。”警察署要抓人，他说：“什么？我的生日不许我演戏、请客？没有这个道理。而且这戏和酒席不是我自己叫的，是朋友送的。不然的话，失却了朋友面子。”问是什么朋友，他说：“黎副总统送来给我祝寿的，不信你去问他。”

辜鸿铭喜说笑话。张勋生日时，辜曾送其一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又谓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四存者即存四，可对忘八！

辜鸿铭善诙谐。他解“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 rest），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有女子驳曰：“女子又何尝不可将男人作手靠？女子又何以不可多夫乎？”辜答曰：“汝曾见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辜鸿铭精通各国文字，但穿戴似田舍翁。他在北大执教时，一天在校外澡堂沐浴，有穿西装两青年见其外貌，即用英语讥讽。辜听后默不作声，只在纸上用拉丁文写了几句教训的话，然后又用英文注：“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那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嘱茶房转交。两青年见纸，始知遇到了辜教授，即抱头鼠窜而去。

辜鸿铭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他说：“我留辫子，它象征我是旧中国最后一个代表。”

辜鸿铭将他所译《论语》英译本送与来武昌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伊藤说：“听说你精通西洋文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还能行于20世纪之今日吗？”辜回答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如数学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如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得九。”伊藤为之结舌。

盛宣怀向辜鸿铭索取其译《中庸》一书，以为《中庸》为经世济民之宝册。辜问：“《中庸》一书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盛反问之：“君意云何？”辜说：“贱货贵德。”盛默然而言他。

胡适称辜鸿铭为“太老师”。但辜不但要跟胡比赛英文，后来又要上法院控告胡，因胡诽谤他和他脑袋瓜后面那条辫子。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时，每谈及袁世凯就大骂；袁做皇帝后他骂得更凶，到袁死后方罢休。

辜鸿铭因蔡元培提倡新文学、白话文，便以笔名“冬烘先生”撰文讽刺他，蔡读后只一笑置之。

辜鸿铭和同为福建人的严复、林纾最初不相识。有天同赴宴会，酒酣，辜突然站起：“我如有权，必杀严又陵、林琴南以谢天下。”严假装未听见。林故意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请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辜说：“严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忘君毁国，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译《茶花女》，主张自由恋爱，故一般青年滥情放纵，唾弃伦常，使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不杀此两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辜鸿铭针对宋朝赵普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声言“半章《论语》振兴中国”。

辜鸿铭曾在外交部办事。一日同僚举办“诗钟”，题目是“不倒翁与砧板”，用分水格。辜即写下一联：“问他何事摇头脑（不倒翁）；此物从来厚面目（砧板）。”

章太炎：革命元勋，国学泰斗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近现代国学大师。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人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运动，为袁禁锢，袁死后方被释放。1923年前后脱离孙改组的国民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

章太炎在日本为留学生讲课，不用稿子，讲了4个上午，把一部中国文学史讲完，后来写为文言《国故论衡》。

章当时写一字条与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回答说：“此君只有两元交情。”

章太炎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

章太炎在苏州讲学，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唯凭口诵手写。他能全文背诵《说文解字》《尔雅》。在无锡演讲，提出“历史是账簿，非看不可”。在常熟讲学达3个小时，其语言难懂。有一福建籍学生一字未记，却写有打油小诗一首：“满口余杭话，香烟五十支，浓茶来一碗，再讲不为迟。”是日，章的一罐大前门香烟仅剩六七支。

章太炎曾在狱中作诗：“衡岳天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时蒋百里在日本编《浙江潮》，遂将此诗特列，题为“永夜遂沈国民”。

章太炎常收到不相干的信。那些替他办笔札的书记员往往是不复的。但章以为既有信来总得回人家，因而这些被弃的信反而由他亲笔答复。

章太炎敬仰同为浙籍的爱国诗人张煌言，说：“生不同辰，死当邻穴。”故死后最终亦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麓。

1899年章太炎在由台赴日船上作了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指西汉刘向、清代洪亮吉和晚清康有为）他在日本要梁启超等人作对，时无人对出。1924年符鼎升在北京教书时，因钱玄同提及此联，他沉思一会，就对出了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指儒家、墨家、释家）

1904年章太炎在《顺天时报》登报征婚。日本媒体称这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章征婚条件有五：（1）以湖北女子为限；（2）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3）要大家闺秀；（4）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5）不缠足。另外，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合，可以离婚。此条广告，南北诸报纷纷改编为新闻转载。

章太炎与汤国梨婚后，每日督汤读《说文解字》百字。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条件？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够了。”

章太炎有一习性，凡文章佳妙，就动笔修改；不佳，则不加润饰。

章太炎到北京，钱玄同请他写陆九渊的语录：“激后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但章以为文辞太激烈，没肯写。

章太炎读书不讲究版本。一部《十三经注疏》只是普通石印本，因为他翻阅次数太多，竟变成活页。一次为学生讲《尚书》，稍不留心，书页散落满地，但他仍言谈自若，毫不在意。

章太炎与吴稚晖、张继原为挚友，后发生冲突，章抄《北山移文》以告绝交。吴、张知道章傲慢，亲往其家讲和。章氏却掷刺拒见，始终不谈一句。

章太炎1914年居北京时，正临除夕。他满怀忧郁之气写了一副对联：“门前学种先生柳；道旁时卖故侯瓜。”21年后的1935年，章居苏州阊门，过年时又重写此联。

1917年章太炎奉命去云南，促唐继尧出师川黔，以壮北伐声势。到了昆明一看，唐管制下的地方烟雾瘴气，混乱不堪。章十分气愤，白天在门口点上红纱灯。有人见了奇怪，问他用意。他说：“四海茫茫，到处黑暗。”

1929年上海《时报》刊载《东南文坛点将录》，仿《水浒》一百零八将，将东南名士依其声望排列座次，第一名天魁星为章太炎，第二名天罡星陈三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赴北平，北平国学研究所请他演讲。可是章口操杭州土话，听众难以领会。为此由学生钱玄同、马裕藻担任述译，把黑板写得满满的。

章太炎学问精深，为人正直。他上课常引经据典，谈话诙谐而兼怒骂。“九一八”事变后，他讲课的最后一句话经常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又迎来石敬瑭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我国最早采用标点的书。他送给章太炎一本，写有“太炎先生指谬”，“胡适敬赠”。在姓名旁，各加黑杠符号。章因不懂，大骂胡。当他看到胡的名字旁也有黑杠，说：“就算相互抵消了吧！”

章太炎一生不知美，连自然之美也不知欣赏。有人邀请他游山，他说不知山为何物，无论怎样都提不起雅兴。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听了，勃然大怒道：“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赵熙以为来客是章旧友，为打圆场，就问：“贫与穷亦有异乎？”章道：“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之义啊！”

章太炎相当敬仰刘伯温。他应刘后人所请，写了一篇有关刘的文章。因章不肯要笔润，刘后人特将家乡青田某山上刘之墓冢附近一块山地相赠。

章太炎狱中索阅《瑜伽师地论》，仅蒋维乔有一册，送交于章。章在狱3年，研究法相宗，大有所得。

章太炎为袁世凯所囚禁，在墙上悬七尺宣纸，上书“速死”两个大篆；还托人在青田刘伯温墓冢旁置墓地，自书墓碑，并写了《终制》一文以代遗嘱。

章太炎娶媳。皆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两人合照留念，两人都争着要站在主人之左。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对李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谁人不叫我刘麻哥？当然让我站上位。”章哈哈大笑说：“我这里不是‘麻花大学’呵，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学者连横游北京，特地前往柴市凭吊文天祥遗迹。作《柴市谒文信国公祠》，内有“一代豪华客，千秋正气歌；艰难扶社稷，破碎痛山河”句。章太炎读后大受感动，叹道：“英雄有怀抱之士。”

章太炎（枚叔）与刘师培（申叔）在日本时并称“二叔”。章曾说：“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章太炎曾对学生吴承仕和黄侃作过比较，说吴“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

章太炎戏语其五大弟子：黄侃为天王，汪旭初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

吴佩孚以巨幅白布自制《大竹歌》长诗，函请章太炎题诗。章作诗：“大块成天籁，因风尽鸣于；干霄何足羡，所贵在心虚。”乃讽刺其目空一切。

章太炎曾说：“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1]，佛有苏元瑛^[2]。”

章太炎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金文疑群经；不以赝器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章太炎是近代经学大师。他也深通佛学，曾引《瑜伽师地论》《华严经》等解释《庄子》，著《齐物论释》，又尝据大乘教理以批宋明理学。但他受西洋学说影响甚少，于现代社会科学更不了解。他曾附和王小徐引佛法批马克思主义学说，事实上他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都没弄清楚。

章太炎曾说，我对于中国学术求进步有3种意见：一是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二是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是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章太炎给杭州大井巷书“张小泉剪刀”5字，“剪”下省去一“刀”。老板持而请释，章说：“‘刀’明明在旁，何用再书？”此后顾客皆认“前”为真正的张小泉，其他皆假。

章太炎写条子要仆人买肉作羹，但仆人最后两手空空回来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都说没有。”原来纸条上字迹潦草，将“肉”字写得与“月”字相仿了。

章太炎写字若不满意，即置于废纸篓。这些墨迹却被仆役出售。章察觉后，把字纸戳破丢在废纸篓里，以为稳妥。不料仆役将它装贴补齐，仍旧拿去出售。

章太炎为刘成禺《洪宪纪事诗》作序，对袁世凯称皇帝的“洪宪”年号作别致解释：“袁世凯以明太祖建号洪武。满清以太平军为劲敌，其主洪也。武昌倡议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厌胜之，是以建元曰洪宪。”

章太炎耻笑词人作词，颠倒往返不出二三百字。其妻汤国梨云：“二三百字颠倒往返，而无不达之情，宁非即其胜处？”章无话以对。

章太炎曾因吴稚晖袒护爱国学社事，当众拍案大骂：“稚晖，汝要阴谋篡夺，效宋仁之所为，有吾在此，汝做不到。”吴向来口若悬河，但此时默默无语。

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门户，成就卓越，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曾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为罗振玉抄《殷墟书契考释》，罗赠王400圆。王自比为张力臣(因张曾为顾炎武抄写《音学五书》)。

王国维曾从日本藤田丰八学英文。此后他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期间，与藤田通信即以师弟相称。

王国维研习外语的方法，是将学外语、读外文书籍与译外文著作三者结合。

王国维在1906年就将美育列为教育宗旨之一。他提出：“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

1909年王国维进入京师图书馆任编辑。后为《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授课，满口浙江海宁土白。学生中完全能听懂的只有吴其昌一人，因他也是海宁人。

王国维于《尚书》《诗经》颇有造诣。但每次与学生讲解，他总要声明有四五处地方自己还没搞懂。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每日出寓至研究院均要经过颐和园。他工作完毕即返家，如此3年。他说：“吾自来此处，未窥颐和园。”但他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在数年后（1927年）投了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曾写过《曲录》。郑振铎评价说，这是一部黎明期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完美无疵的目录。

王国维于柯劭忞的《新元史》不以为然，但称赞他的旧体诗：“今世之诗，当推柯老为第一，应以其为宗。”

王国维未曾将武则天时公布的《大云经》残卷与佛藏传本参校，就说《大云经》是伪托。后陈寅恪参校，才知它与佛藏传本几乎全部符合，从而修正了王的推论。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仪礼》，以为《周礼》是伪书。

《宋史》中无王禀之传。王国维特作“王禀传”，以为北宋亡国延迟1年，实王禀坚守太原之力。

王国维26～30岁时四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还是不能弄懂。他说：“哲学的海洋深不可测。”黄侃称：“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

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来解读《红楼梦》，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1927年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左舜生认为王是受叔本华影响，此外也许还受曹雪芹影响。因为王所写《红楼梦评论》，其论述之深，当时还找不出第二人。

李叔同：弘一法师，晚晴老人

李叔同（1880—1942），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近代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曾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1915年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代表作《送别》。

1933年，李叔同为福建晋江万山峰苏内村“晋江草庵”题楹联：“草芜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李叔同出家后住浙江永嘉庆福寺。凡家书来，均让人在信封后批上“该人业已他去”等字，将信退回。李曾对人说：“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李叔同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时，桌上常置明刘宗周的《人谱》。他在书面上写有“身体力行”4字，每个字旁还加一小红圈。

李叔同在福建讲学时，接到一个16岁少年的信，信里批评他忙于酬酌。回信表示：“惠书涌悉，至用惭惶！自明日起，即当遵命闭门静修，屏弃一切。”

李叔同爱李商隐诗，自号“晚晴老人”，选辑亦有《晚晴集》等，书斋又名“晚晴山房”，取意均源自李商隐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李叔同去学生丰子恺家，每次坐木藤椅时总要摇摇才下座。丰刚开始不好询问，但见他多次如此，就开口问他为何这样。李答道，这个木藤椅可能会有小虫，这样摇摇后，那些小生命就跑走了。坐下去后不至于杀生。

李叔同在上海《太平洋画报》任文艺编辑时，曾以隶书笔意撰写英文莎士比亚墓志铭，与苏曼殊为叶楚伧所作《汾堤吊梦图》同时印入《太平洋画报》，被时人称为“双绝”。

李叔同表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新剧，名噪一时。为扮演艾美柳夫人，他剃光了胡子，花了一百余元自费做了一件女式西装。演出获得成功，轰动全东京。日本报纸赞叹说：“演欧美剧，日人自愧不如。”

李叔同除了事先约定，决不会客。一次，欧阳予倩约好与他面叙，大清早赶来，递进名片不久，只见他打开楼窗探头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迟到5分钟，我现在没工夫了，改日再约吧。”说罢竟自闭窗。

夏丏尊曾接李叔同到上虞白马湖暂住，并做斋饭请他。因为用了香菇，他谢绝了；后来改用豆腐，他也谢绝了；且吩咐只许用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夏只好依了他办。

李叔同有“三不”：一不做住持，他认为做住持俗务太多，妨碍事业；二不开大座，所以有时应别人之请讲律，仪式简单，不搞大规模号召；三不要闻名。

李叔同出家后，为约三章：“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胡朴安到杭州灵隐寺访弘一，曾以长诗相赠，内有“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觌”，“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岂知法师看了后对他说：“学佛不仅精佛理而已。我又不是禅宗，并未为你说及，你在诗中不应说谎话。”胡才知道，自己的几句诗犯了佛家“诳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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