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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轶事汇编(全5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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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宋人轶事汇编(全5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周勋初、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6-01

书籍编号:30485114

ISBN:978753257613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86465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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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轶事汇编(全5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前  言


周勛初


中國的王權政治前後歷時數千年之久,中間經過了衆多的朝代更迭。有的王朝歷時甚久,如周朝,前後加起來達七八百年,漢朝,前後加起來也有四百年左右;而有的朝代,歷時數十年甚或僅數年即告覆滅。這就不免引起後人的深思。特别是在一些强大的王朝衰亡之後,更會引起新朝人士的悚懼。他們反覆思考,希望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免新建的王朝重蹈覆轍,歷史上留下了很多有關這一方面的記叙與議論。


漢初賈誼撰《過秦論》三篇,已成史論方面的典範之作,因爲秦朝覆滅時的慘烈狀況太可怕了。原先作爲諸侯之一的秦國,僻處西部地區,國力弱於中原地區的一些强國,然而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終於憑藉强大的兵力横掃東方各國,完成了統一大業。秦皇嬴政躊躇滿志,自稱始皇,以爲一脈相承,可以傳之無窮,然而僅傳一代,即告覆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劉邦建立新王朝後,雖欲改弦更張,然而找不到方向。文、景繼起,採用黄老之術,休養生息,然仍沿用嚴刑峻法,踵襲前朝。這種局面,一直要到武帝開始採取「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國策之後才有大的改變;其後歷經元帝、成帝,才終止了採用「霸王道雜之」的統治之術,漢代的政治格局才算是完成了轉型。


漢末衰亂,三國紛争,歷時數十年後,又統一於晉。歷史爲什麽一次次地循環往復,又引起了學術界的思考,於是有陸機的《辨亡論》等文字出現。《文心雕龍·論説》篇曰:「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而不管後起的文章是好是壞,這類議論總能得到大家的認可,總結前朝經驗教訓的思考始終不斷縈繞在文士的心頭。


宋代不然。這一問題還没有在文士的頭腦中閃現,開國皇帝趙匡胤就以實際行動扭轉了局面。他採取簡捷有效的辦法,逐一實施,開啓了宋朝的一代新風。


一、 宋代文治格局的形成


(一) 宋太祖趙匡胤開啓了一代新風


前人普遍認爲,唐代之亡,出於三大禍害: 宦官、朋黨、藩鎮。趙匡胤本爲一介武夫,深知擁兵稱王的軍閥之禍害,於是他先從消除藩鎮這一禍根下手,然後一一解決其他難題。


趙匡胤的第一妙着就是所謂「杯酒釋兵權」。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記此事曰:

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娱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

唐初朝廷崇尚武力,宰臣每用武將充當,出將入相,屢見史籍。其時邊境上與其他民族的衝突不斷,故自玄宗時起,即以節度使擁重兵防禦鎮守。安史之亂後,中央政權削弱,擁兵者乃演變成獨霸一方的藩鎮。這一批人既擁兵割據,一些得到軍士擁護的長官又起而推翻原有的首領,即使有一些首領想擁護朝廷,也無法扭轉局面。如魏博節度使田布意欲歸附朝廷,終因無力扭轉局勢而自盡;陸長源任宣武節度使行軍司馬,欲以峻法繩束驕兵悍將,結果自身被殺,還險些殃及前去任職的韓愈。五代殘唐,每一個王朝差不多都由部下起來推翻舊主子的後裔而自立新朝。趙匡胤深知如不改變這種局面,非但政權無法穩固,國家也無從安寧,因此他利用當時衆望所歸的局勢,既依靠掌兵的故舊奪得政權,又曉以利害,讓他們不必再冒什麽風險便可坐享尊榮。就這樣,趙匡胤輕巧地在餐飲之間清除了威脅權位的潛在敵手,將兵權牢牢控制於中央,從而扭轉了時勢發展的方向。日後宋主雖仍沿襲前朝舊規,將昔日的一些同伙分封外地任節度使,但是這些將領已無可能再鬧割據,於是終趙宋一代,没有再次出現藩鎮之禍。


趙匡胤還一改改朝换代時剷除其他割據地區君臣的常用手段,善待各地降王,約束派去攻城掠地的將領,不再燒殺搶掠。隋文帝楊堅史稱賢君,但他攻下南方陳朝之後,竟將六朝金粉肆意毁壞,以爲藉此可以根除地方勢力的抬頭。宋太祖不然,攻取城市後盡力約束人爲的破壞,各地降王也常得到照顧而免除生命威脅,那些舊朝的臣子,很多仍在新朝任職,甚至那些舊朝的後裔,也可提筆記録前朝舊事。例如吴越王錢鏐的孫子錢易,撰有《南部新書》十卷;荆南高季興的部屬孫光憲,撰有《北夢瑣言》三十卷;南唐舊臣鄭文寶,撰有《南唐近事》一卷、《江表志》二卷。這些書中都爲唐宋之交的政局與文壇提供了不少珍貴的史料。


趙匡胤的目的,就在採用種種措施提倡文治,扭轉唐人崇尚事功的定勢。而他最爲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傳下不許殺戮言事者之祖訓。署稱陸游所撰之《避暑漫鈔》引《秘史》曰: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黄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黄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黄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 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縱觀有宋諸帝,對於太祖的這項祖訓,還是認真執行了的。宋史上,少見因議政而遭殘殺的事例,這無疑會對臣下議政的勇氣與熱情起激勵作用,於是大家常抒發己見,縱論天下大事。臣子秉持儒家仁政愛民的理論,結合現狀,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就大大地減少了彼此之間無謂的紛争,也避免了形成朋黨而滋生的門户之見。唐代官僚集團之間因利益糾結而形成的朋黨,遂不再成形。


宋代臣子的議政言行,一直受到當時和後代的重視。南宋趙汝愚編《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明代黄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其中大部分爲宋人奏議,從中可以看到其時知識界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負,也可發現他們的關注點往往在於政體的基本建設而非一時的事功。


在宋代歷史上,很少見到帝王擺出一副英明天子乾綱獨斷的樣子。太祖爲了防止庸駑的子孫接位後會影響國運,因而提高了相權,同時又設置了參知政事一職,既與冢宰協力治天下,又相互牽制,防止權力的過分集中。此外還有樞密使等一一分享部分權力,且由各部門相互牽制。因爲宋代帝王能把政權移交外廷處理,從而避免了唐代的宦官之禍。歷代帝王常見的那種寵信身邊侍從而道致小人上下其手的情況,少見於宋代歷史。


每一個朝代,都會面臨千變萬化的情勢。如何處理,在不同人群之間,自會産生不同意見。唐人承貴族執政之餘風,又尚事功,因而時見一些領袖人物唯我獨尊,甚至意氣用事,排斥異己;宋代朝臣崇尚儒者作風,争執之時比較理性,更重是非之争,因而没有重蹈唐人之覆轍,再現朋黨之禍。即使是争執最爲激烈的變法之争,儘管内有蔡京之流的敗類從中漁利,但仍有那麽一點政治鬥争的意味,而不能視之爲朋黨傾軋。這樣,宋太祖的一生,雖無多少豐功偉績,但他定下的方針大計,在後代子孫的執行過程中,未逾規矩,終於剷除了唐代政治的積弊,將一個崇尚武功的前朝,轉變成了推行文治的新朝。


唐宗宋祖,國人喜相提並論,而又常是覺得宋祖無法與唐宗相比。唐太宗於魏晉南北朝長達數百年的戰亂之後,又臨隋代再一次的動亂,從而認真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推行開放政策,使五胡亂華而入居中原的異族共同承擔責任,加快融合,且使境外的不同民族前來歸附,或與之交往,這就形成了璀燦多姿的唐代文明。在他的努力之下,南北不同文化加速調和,游牧民族的亢爽之氣與南方漢族長期積累下來的精巧技藝溝通融合,逐漸形成了後人引以爲榮的唐代詩文。由太宗開創的唐代文明,國人一直引以爲豪,只是大家往往偏於從國力的强弱上去評判帝王的建樹,而不去全面觀察他們在國運方面的其他貢獻。即以宋太祖而言,由他奠定基礎而形成的宋代文化,也足以照耀千秋,讓國人引以爲榮。


明末王夫之評宋太祖曰:

〔宋祖〕起行間,陟大位,儒術尚淺,異學不亂其心。怵於天命之不恒,感於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禄、尚儒素者,一監於夷狄盜賊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貿愚氓之愉快於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道,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於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於仁義也;考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絲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

這種意見值得重視。趙匡胤在歷史上的貢獻,理應予以高度評價。


(二) 宋學的先驅者與奠基人


縱觀中國政局,貴族執政的年代,差不多佔到全部時間的一半。魏晉南北朝時,北稱崔、盧,南稱王、謝,一直佔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唐代帝王李姓也要聲稱出於隴西李氏,且在編寫《氏族志》時明令列爲天下第一著姓。因此,唐代高居相位的人,仍以所謂「皇姓」或「七姓」中的世家大族中人爲多。


前此學者考察中國政治的變遷,有一種意見認爲,唐代爲貴族統治的結束階段,宋代爲平民參政的開始階段。此説有其參考價值,可以由此進行分析。


趙宋王朝用心建立文官政府,吸收不同階層的士人進入官僚隊伍,因而完善科舉制的考覈,擴大吸收新進士人的規模,於是大批出身於中下層的士子進入了仕途,這就進一步根除了前時貴族政治的餘風,社會上的各式人等漸趨平等相處。宋代科舉制度通過其考覈而進入仕途之易、直接吸收士人之多,不但遠超唐代,即使後起的明清兩代,也未達到這樣的規模。


中古時期的貴族政治,起於東漢。一些家族,憑藉文化上的優勢,既通經術,又據高位,他們大都聚族而居,以共通的家學門風爲標識,在社會上佔有優越地位。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由於玄學的興起,家族内部人員之間的學術與作風已經出現很多不同。到了隋唐,政治中心移向中原腹地,那些著姓中人由於仕宦等原因,大都向京城周邊集中,他們脱離本土,宗族的紐帶也就不斷鬆懈。特别是在科舉取士的制度推廣之後,大批中下層家庭的子弟進入仕途,原來的貴族階層爲了順應時勢,也不能不應科舉試,這就進一步加快了摧毁貴族執政的基礎。像李德裕這樣家族意識很强的貴族中人,自己堅持不應科舉試,但也要注意進士階層的動向,從中扶植新興力量了。晚唐五代,盤據各地的軍閥攻戰不歇,貴族豪門往往夾在其中成爲犧牲品,那些綿延數代的大姓也遭到致命的打擊,即使顯赫如趙郡李氏,到宋代之後,也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了。


如以唐、宋兩代的最高執政者而言,情況即大異。唐代崔氏十房中,前後就有二十三人任相,佔到唐代宰相總數三百六十九人中的十六分之一。其餘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范陽盧氏等大族,也是高官輩出,一直延續到唐末。《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曰:「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絶。嗚呼,其亦盛矣!」宋代就無這種某一家族長期執政的情況出現。任相者多出身下層,更無世族豪門世代爲相的情況。即使是像最爲顯赫的吕氏家族: 吕蒙正相太宗,侄夷簡相仁宗,吕夷簡四子均居高位,其三子公著則相哲宗,這一家族的先世也無上述世家大族的特徵,只是到了宋代之後,競由儒學晉身,故與家世關係甚淺,固難稱爲豪族。而且這在宋代來説,還只能説是個别現象。


宋初的一些名人,如范仲淹、歐陽修、富弼、宋庠、宋祁等人,均出身貧寒,後由科舉進入仕途。這一些人,由於時代的丕變,個人成長環境的差異,比之前朝士大夫,在思想作風上也已顯現出很多不同面貌。


范仲淹是宋初的一位名人。他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學等方面均有建樹。他的著名語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是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警句,惠溉後人至深。而他之所以有此抱負,則與其兼資文武和鋭意革新的才能與志向有關。他厲行政治改革,慶曆新政雖告失敗,然其革新精神一直影響着宋代政治的發展;他以文士的資質,出守西北邊疆兩年,總結出來「近攻、堅守」等戰略思想,對防禦西夏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説,他的建樹是多方面的,文治武功二者都有所表現,只是武功方面的成績遠遜於其文治之功。這就是宋人的新貌,也可説是宋代社會一個縮影。他在軍幕中作《漁家傲》詞,詞曰:「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譚獻《詞辨》評曰:「沉雄似張巡五言。」以爲范詞體現出了唐詩的精神,則是可以從中覘知唐宋文脈的遞邅。


錢穆論宋學,稱范仲淹爲「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與位列《宋元學案》之首的胡瑗這位「北宋公私學校裏的模範教師」並列,以爲二人體現了時代精神,「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於在此後起了絶大的波瀾」,由此掀起的新思想與新精神是: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這是五胡北朝以來,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擁戴中央,這是唐代安史亂後兩百年來急需矯正的一個態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權中央,至於理論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從内心感到中央統一之必需與其尊嚴,則有待於他們。他們重新抬出古代來矯正現實。他們極崇《春秋》,爲「尊王攘夷論」之擁護與發揮。最著如孫復。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所謂文以載道,即文道一貫,以今語譯之,即文學與生活或行事(即道)一致之理論也。來推翻當時的文體。最著如柳開、石介,乃至歐陽修。他們因此闢佛老,如石介、歐陽修。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多推崇《易經》,來演繹他們的哲理思想。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連帶而及於漢。而大呼三代上古。漢唐是現實,三代上古是他們的理想。他們説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出一種嚴肅的制節謹度,適應於那時的社會經濟,以及他們的身世,與唐代貴族氣分之極度豪華者不同。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爲己任之自覺精神。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他們對於唐人,只看得起韓愈,而終於連韓愈也覺得不夠,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們雖則終於要發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爲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

若與唐代文士相比,宋代文士思考問題時理論色彩常是顯得更爲濃郁,志趣似乎更爲高遠,但卻顯得有些迂闊;行動的功效,施展的才華,不似唐人那麽多姿多彩。然而宋人在文化上的貢獻,自有其豐富與優勝之處。


歐陽修、司馬光繼起,二人的作用也應予以高度重視。他們體現了宋初帝王在穩定政局之後,意欲樹立正統史觀的努力。歐陽修撰《新唐書》、《五代史記》(《新五代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宣揚儒家精神,强調《春秋》大義,爲亟欲建立文治政府的宋王朝作思想動員。而他們在修史時廣採稗官野史的做法,所呈現的新史觀,又推動了宋人競相寫作筆記的風氣。


蘇氏父子之出現於宋代歷史,有其特殊的代表意義。蘇軾不但在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均有其建樹,而且在思想作風上也呈現出新的面貌。他在朝爲官時,持儒家觀點,侃然論政;失意貶官放逐在外時,則以道家與佛家思想自我排解;而他的爲人,又是那麽超越塵俗,不汲汲於功利。我們如將唐人記載李德裕的許多軼聞與宋人記載蘇軾的許多軼聞並讀,就可看出貴族政治下培養出來的人物,與宋代湧現出來的那些傑出的士人之間差别之明顯。


應該説,這是宋代統治者努力擺脱唐人遺風、努力培養新型知識分子的結果。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重文輕武方針貫徹多年,宋代文化終於成型,於是湧現出了像歐陽修這樣多方面努力開拓的人物、蘇軾這樣全面展示文士風貌的人物。由於這些原因,宋代的筆記中,也就少見武人的身影,這就與唐代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宋代文士不但能在唐代文史已趨極盛的情況下,開拓新的局面,在文學創作與史學著述等方面取得新的巨大成就,形成新的風貌,而且在哲學等領域中,也取得纍累成果。


一般説來,唐人追求事功的結果,比較重視性情的展現,而在文化内涵方面有所欠缺,在哲學方面的建樹不多,思辨能力最高的人往往見之於高僧大德,他們在宗教哲學上有很多建樹,并且發展出了融合中國固有哲學而形成的禪宗。到了宋代時,終於産生了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老莊和禪家義理而形成的理學。早期儒學關注政治社會與倫理道德,不大顧及性與天道,到了韓愈、李翱等人,才從思孟學派中尋找資源,建設心性之學。禪宗的明心見性之説體系完整,思辨性更强,宋代理學大家「出入於老釋」,受此影響,也就建立起了更爲精緻的學術體系,從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一直支配着後代士人的思想意識。對於宋代在文化建設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後代的有識之士,常是大加讚賞。陳寅恪云:

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曆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或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

其他學者類似的意見很多,今不一一具引。


(三) 宋代文化的發展與國運的變遷


但事情總有它的兩面性。宋代重視文治的結果,必然重文輕武,國力趨於衰弱,陷於不振。宋代朝廷又嚴格控制將領擅自行動,以免危及中央。在宋代歷史上,很少出現行伍出身的優秀將領。只有狄青、郭逵二人,起於基層,屢立戰功,防衛邊疆,鎮壓叛亂,號稱名將。他們在維護中央政權的過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僅因不是進士出身,雖貴至樞密使,還是受到他人的鄙薄與猜忌。


在此形勢下,宋代的官場,不論文職或武職,都充斥着各種各樣的文士,社會風氣當然也會呈現出特有的面貌。


大批文士湧入官僚隊伍之後,道致冗員繁多,行政效率低下,而朝廷爲了優待官員,薪資優厚,罷職或退休後待遇良好,這就更進一步地增加了底層老百姓的負擔,國力也就進一步地削弱。


爲了不斷補充官僚隊伍中的成員,宋王朝在唐代科舉制度的基礎上加以改進,擴大名額,簡化手續,讓大批士子更易進入官員的候補行列。因此,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宋代士子的心態一般都比較平和,看不到唐代那些科場失意的士子低沉或憤激的情緒。晚唐政局動亂中,一些失意士人常投身於反叛的隊伍中,據云黄巢就是由此走上造反行列的。


大家或許會認爲,宋代農民的負擔實在太重。宋代農民生活在社會底層,生活確很困苦,但我們若是深入全面地去考察宋代社會的情況,也就可以發現,這時的社會生産力仍在迅速地發展,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宋代農村中,出現了很多重要的推動社會前進的因素,其中之一,則是廣泛地實施了租佃制。農民按租約繳納田租,這就進一步解脱了前此農奴制遺留下來的人身依附,個人的生産主動性也大爲提升,還能不受羈絆,外流到其他地方去闖蕩。由於宋代國力衰弱,疆域日蹙,後且僅存半壁江山,於是農民隨之不斷往南方遷移,向人口稀少的地方發展,將丘陵與山區也加以開發。他們深耕細作,在農業技術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宋代出現了好幾種有關農業技術的專著,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其時農業生産已取得很大的發展。


自北宋起,由於党項羌在西北邊疆建立起了西夏王朝,内地人民與中亞相聯繫的絲綢之路完全被切斷,迫於形勢,宋人乃向東南方向發展,開闢了海上的絲綢之路。明州、泉州、廣州等商埠,外商不斷前來,促進了全國各大城市的繁榮。而内地的大批農民湧入城市,商業愈益發達,又引發了娱樂業的開展,市民文化隨之興起,中國文學中出現了很多新的題材與文體,顯示出與前迥然不同的面貌,《東京夢華録》、《夢粱録》等著作,對開封、杭州等地區所作的生動記録,至今仍能激發人們的遐思。


自南宋起,中國固有圖籍中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著作體例——地志。戰國之後,歷代都有介紹全國人文和物産的著作出現,正史中都有《地理志》一類的著述,但卻少見局限於某一地區的記録。到了宋代,由於各個地區得到了深度的開發,一些學者出於對某一地區的關注,或是出於對家鄉地區的熱愛,開始寫作州、縣或某一地區的方志。例如人文薈萃的吴郡,先後就有朱長文《吴郡圖經續記》、范成大《吴郡志》等著作問世。書中往往沿用前人材料,但也時而可見新的介紹。范氏之書有五十卷之多,内如《牧守》、《官吏》等類,可考歷任地方官的治績,《人物》八卷,内多軼事記叙。考宋代方志之存世者三十多種,元代方志之存世者十多種,内涵豐富,均可供人發掘龢利用。


如上所言,宋代文明仍在不斷取得迅猛的發展,在其内部,已經孕育着現代社會的好多新鮮因素。可以説,唐代殘留下來的貴族政治遺風,宋代已經基本擺脱其影響。例如唐人講求郡望與姻族等社會關係,宋人已不太予以關注;唐代還有人從事譜牒類的著作,宋代已無繼作之人;唐代士子以參加軍幕和依託藩鎮爲重要出路,宋人也不再踏着同樣的腳步前進了。


歷史的發展,曲折多變,人們從不同角度觀察,常是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唐代最爲英明的君主,一般認爲,前有太宗,後有玄宗。玄宗時的國力,比之前代又有提升,或可説是真正達到了盛唐的巔峰。但盛極則衰,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即一蹶不振,逐步走向衰敗,因此唐人最爲痛恨的,也就是處在東北邊境的這些藩鎮。安禄山、史思明是道致唐王朝衰敗的罪魁禍首,其後盤踞於此的魏博等藩鎮,也是拖垮唐王朝的禍根。這些當然是事實。然縱觀全局,史實表明,位處東北的這些藩鎮卻是有效地阻攔住了契丹等異族的入侵,這就爲中原地區傳承的華夏文明建起了一道屏障。宋代重文輕武,東北邊疆顯得脆弱不堪,位處中原腹地的朝廷既没有能力將燕雲十六州收入趙宋版圖,更没有能力抵禦一波波游牧民族的入侵。其後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先後入侵,宋王朝自開封南遷臨安,還是難以抵禦其兵鋒。先是遼人入據北方東部地區,後金人入據整個北部,繼起的元人終於滅掉了趙宋王朝,建立起了横貫歐亞的大帝國。從長遠來看,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定居中原之後,與漢人相處,經過數百年的融合,使中華民族不斷壯大,但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廣大人民顛沛流離,家破人亡,長期積累下來的華夏文明幾經殘毁。趙宋王朝重文輕武的後果,也是極爲嚴重的。


西北地區的情況也一樣。安史之亂後,西北地區的主要兵力調入中原,邊境上的實力大爲削弱,絲綢之路中斷。其後党項羌崛起,建立起了西夏王朝,於是終趙宋一代,無法再開通這一要道,西域文明乃至歐洲的文明,無法通過這一紐帶與中原腹地連接,於是唐代那種兼容并包、多姿多彩、呈現開放胸懷的文明,終於劃上了句號,再也不見於中國歷史了。其後成吉思汗摧毁了西夏王朝,大肆殘殺,各民族之間的仇恨與政權更迭,使當地人民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唐代文明中斷,宋代文明消退,西北地區也就難以滋長起與中原文明齊步的地域文化,幾乎留下了一片空白,這也是歷史上的一件憾事。


二、 唐宋人物軼事的不同風貌


(一) 唐宋筆記類著作内容之差異


我在《唐人軼事彙編》的《前言》中曾對編纂目的有所説明,這次編纂《宋人軼事彙編》,用意自然相同。


研究歷史人物,如果僅依正史上的記載進行考察,則往往難以見到人物的個性與諸多側面,也難以瞭解其複雜的社會關係。由於每一個人物的表現總是多方面的,人們從各種不同角度去觀察,得到的印象往往各不相同。正史中的記録,常是舉其有關政事的犖犖大者,對於這一人物的性格特徵和言談舉止,則每不作具體描述。閲讀正史,瞭解其中的人物,也就不夠具體,不夠豐滿;而一些筆記或類似文體的著作中,所作的記叙,常是多樣和生動得多。因此,研究歷史上的人物,如能將正史上的記載與民間的私人撰述參互考察,那麽讀者對此人物的理解,也就會更全面,更具體。


民間的這種私人著述,就個人的耳聞目睹隨筆記録,古已有之。儘管「筆記」之名起於宋代,實則唐代已大量湧現。每一個時代的文士,思路與情趣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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