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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福蘭阁(OttoFranke),欧阳甦,(德)傅復生(RenataFu-shengFranke)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7-01
书籍编号:30494937
ISBN:978750975913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3461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
作者:(德)福蘭阁(Otto Franke) (德)傅復生(Renata Fu-sheng Franke)
译者:欧阳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7-01
ISBN:9787509759134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文前辅文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Franke,Otto
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lin 1954
Archiv Nr. 33 54 54
Gedruckt bei Otto von Holten in Berlin
Print on Demand ISBN:978-3-11-00318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3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本书根据WALTER DE GRUYTER & CO.出版社1954年版译出
中文版编者前言
我非常高兴,能够为中国读者奉献德高望重的德国汉学家福蘭阁(1863~1946)教授的自传《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中文版的翻译与编辑是与欧阳甦女士共同进行的合作项目,体现了成果丰硕的德中合作。我们力求忠实于作者的子女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和奥尔加·弗兰克(Olga Franke,1898-1991)在其去世以后整理编辑的手稿。这本传记记载了德中相互理解的跨文化努力,也是福蘭阁一生中最后一本著作。
“传记文学”这一类别,在福蘭阁的自传中,超越了他本人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不仅拥有了世界史的广度,而且具备了学术史的深度。它不仅将19~20世纪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还将德国机构性的汉学研究史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为主题并举例说明。为了使中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情况和发展,中文版本增加了相关的注释、人名和机构名称的中外文索引,等等,增加的附录也包括福蘭阁在自传中提及的个人著述详细书目。此外,还增添了迄今从未发表过的他个人、相关人事和家庭照片以及历史文献图片。它们选取于较为丰富的家庭照片收藏集,属于私人遗物。如果照片本身就有以斜体标题而做的原始说明,那么一并保留,否则编者就对事件、人物和时间进行了归类注释。
我将这份对东西方生活史极为生动的描述交给读者,也许会有助于人们不要遗忘福蘭阁,也不要遗忘他在传播令人崇敬、变化多样、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中国形象时的功绩。我还要指出,与本书同时出版的一本照片集,它们是有关中国的专业照片,也是19世纪末福蘭阁在中国担任德意志帝国外交服务局翻译的13年时间内所收藏的照片。
福蘭阁一生共发表了375篇有关中国的著述,其中包括报刊文章、报告、论文、评论、8部专著和一套五卷本的历史著作,并在其82岁高龄、离世一年前完成了自传《两个世界的回忆》。福蘭阁的回忆开始于自己在中国及其邻国的旅行日记和报道;然后是与他1888~1901年在中国从事外交翻译服务的经历联系起来的文章;在20世纪的前10年,他担任柏林中国公使馆的秘书,并为德国《科隆报》撰写有关东亚政治变革的分析文章,而且在1910年将其中部分文章编选成文集《东亚重组》(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而出版。此外,与柏林组织的吐鲁番考察活动相关,他转向宗教学与文化学,并受其启发,更加深入地致力于儒教这一国家学说的研究。
1909年,福蘭阁应聘担任汉堡殖民学院的第一位正式教席教授,他也是德国第一位正式汉学教授。此后,他越来越多地献身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与著述。与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黑格尔和兰克相反,福蘭阁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他那个时代,这些观点远远不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研究最终汇成了其毕生的重要著作,即五卷本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该著是他在“二战”期间,作为荣休的正式教授以及颇具名望的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期间完成的,涵盖了从上古直至元代的中国历史。
福蘭阁的求学之路,使他从小城市来到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和哥廷根,进入大学学习,并在哥廷根获得哲学(印度学与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在他成长期间,最具个人特色的是中学时代就有的“对远方的渴望”,他热爱徒步旅行,去过很多地方。到中国后,依然保持着徒步旅行和其他旅行的兴致。这使他在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不同的人的时候,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开放的心态。福蘭阁始自语言学和历史学,经过印度学,再到汉学的教育经历变化,以及他在中国外交服务部门的实践经验,让他打下了以后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广博基础。他应该是德国汉学界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学者,既致力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也重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探讨。他不囿于专业的篱笆,同时献身于高等教育政策的工作和大量的社会活动,这使他显得尤为出众。福蘭阁对自己时代的政治、社会架构和发展的看法和评判,其可靠性独立于时代,其适用性超然于时间,这尤其产生了影响。
尽管福蘭阁拥有保守主义的民族思想情感——这要追溯到其父,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也是俾斯麦的追随者——但他的世界政治观却具有极为进步的立场。他尤其关心以康有为为核心的中国改革者的命运,并以极大的同情关注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争取国际平等的奋斗。
起初,福蘭阁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只是抱有怀疑,后来,当这些人暴露了真实面目的时候,就完全拒绝了他们。由于年龄的原因,作为荣休教授,他退回到学术研究,并在研究中放逐自己的内心世界。此前的1937年5月底,他将自己唯一活着的小儿子,即我的父亲傅吾康送到中国。这不但挽救了儿子的性命,也使德国汉学研究后继有人。傅吾康在北京的中德学会担任干事,直到战争结束该学会关闭为止。他也致力于其父努力终身的德中相互理解。1945年,中德学会出版了福蘭阁的文集《中国历史与文化——1902~1942年的报告与论文》(Aus Kultur und Geschichte Chinas. Vorträge und Abhandlungen aus den Jahren 1902-1942)。这些文章的主题广泛,有时并不容易理解,部分已翻译成中文。从保留的大量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到,父子二人在他们继续推进的跨文化活动和中国学研究方面是如何互相支持的。战后,傅吾康继任了汉堡大学的汉学教授席位,在他的自传《为中国着迷》(Im Banne Chinas)一书中,与其父一样,也形象地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
另外,对于福蘭阁的夫人,路易斯·弗兰克[Luise Franke,1877-1962,娘家姓尼布尔(Niebuhr)]也应该有几句代表性的话。她不仅是丈夫日常生活的支柱,而且在其学术研究活动中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用打印机打印其手稿、编排目录并接手了堪与秘书甚至是专职人员相比的工作。遗憾的是,《回忆》中很少提到她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在青年时代就已离世。因为在福蘭阁的时代,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将过于私人和家庭的事务排除在个人的生活故事之外。
福蘭阁不仅是涉猎广泛、认真严谨、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还是一位非常开放、正直高尚的人,他明白应该将德国和中国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协调起来。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尊重不仅贯穿了这本自传,也贯穿了他所有的文字和著作,通过自己兼具广度的多样性研究,并用创造性的假设命题和深思熟虑的问题,为西方汉学创造了条件,下一代汉学家可以继续研究这些假设和问题,并在各个特殊领域内加以深化。即使如今福蘭阁在德国几乎不再被人提及,他的文献也几乎不再被引用,但他的基本思想却处处见诸国际范围的现代中国学研究。因此,他完全可以被视作德国第一代汉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在世的时候,不仅被帝国总统兴登堡授予了歌德勋章,尤其赢得了中国对其传播和著述工作的认可和尊重。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些颇具声誉的中国勋章,每枚勋章都比他的实际地位高两个级别。他本人虽然没有提到这些表彰,但从自传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习惯于和中国同行平等地开展现代概念上的跨文化的对话和理解的,而且他也不惧怕对当时的国际外交发表批评性的、通常有利于中国的言论。现在,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中文版的《回忆》,深入了解福蘭阁各种各样的观察方式及其精微的讽刺评论。
应该再次提请读者注意,与《回忆》一起,还将出版福蘭阁在中国13年期间收藏的照片集,读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了解福蘭阁的生活和思想,感受那个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脉搏。
傅復生(Dr. Renata Fu-sheng Franke)
2013年2月于柏林
德文版编者前言
这本《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存放于1946年8月5日去世的作者的遗物中。由于技术原因,直到现在它才得以出版。编者总体上保持原手稿不变,但作了一些缩减,特别是第八章至第十一章。缩减的段落是为人熟知或者在其他地方容易查阅到的史实,例如第八章中汉堡大学的成立史;另外,也缩减了可能引起误解的政治评论。因此,最后几章之间的过渡偶尔可能不太连贯。不过,编者认为这份手稿不宜再作更多的改动,它也缺乏作者本人的最终修改。
Olga Franke(奥尔加·弗兰克) Wolfgang Franke(傅吾康)
1953年4月29日,汉堡
作者前言
在我的亲朋好友和两位出版商的敦促下,我才决定写下这些回忆。至于它何时能够印刷出版,并无把握。
“两个世界”这一说法,要从三层含义上来理解:第一,空间上,是西方与东方的世界;第二,时间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世界,19世纪末,德国开始了工业化和世界政治;第三,精神上,是我的实践活动和学术生涯的世界。
有的人可能按照其他原因来确定重大事件的时间分期,他们选择1918年是由于当年德国废除了君主立宪制,选择1933年是由于纳粹夺取了政权。而我选择这两个时期,则是因为刚刚开始的工业化及其后果,正是在此过程中,我的生活及其相关的领域形成了两条交汇的道路。
至于“旁白”的内容,并非总有足够的原始资料供我使用,因为在此地我无法使用自己的图书室。因此,所写内容基本上是依据我夫人的简短日记和我自己的记忆。
此外,大家最好如此看待这些“回忆”,这也是它们所愿意的:这是一位男性的回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了解了许多事情,能够进行一些观察,产生了纯粹主观的经验。1824年1月27日,歌德(Goethe)曾对埃克曼(Eckermann)[1]说过:“一个德国学者的生活是什么?就我而言,有些美好的东西是无法倾诉给他人的,可以说出来的东西则不值得费力。而且,即便想愉快地倾诉,听众又在哪里呢?”既然伟人都这样说过,哪里还有我等小人物说话的余地?
1945年4月5日,巴伦斯特德(Ballenstedt)
[1] 约翰·彼得·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国诗人,歌德的亲密朋友,发表了《歌德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1863~1882)
有三件事支配着我出生的那个时期,其中一件与我的生活最为密切,还有一件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第三件则对我遥远的未来生活非常重要。1862年10月1日,我父亲[1]就任安哈尔特(Anhalt)公国的哈尔茨山脉(Harz)小城格尔罗德(Gernrode)的市长,他在这里买了一大块花园式土地并建造房屋。1863年9月27日,刚刚搬进这座房子不久,我就出生了。[2]几周前的8月19日,安哈尔特-贝恩堡(Anhalt-Bernburg)的末代公爵亚历山大·卡尔(Alexander Carl)去世,他没有子女。所以,安哈尔特公国的这块领地最后落到阿斯坎(Askanier)家族[3]的旁系德绍(Dessau)家族手中,自此,安哈尔特公国的全部领地连成一体。这一联合引发了有关国民经济的麻烦的争论,我父亲也参与其中,这对他以后的公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之前的1862年10月8日,俾斯麦(Bismarck)成为普鲁士首相,开启了德国的新时代。从19世纪中期开始,民族主义思想就已将自由主义排挤到一边而成长壮大,这一思想在德国和意大利显得最为强大,俾斯麦将引领它走向辉煌的胜利。这一发展不仅极其猛烈地震撼了德国这个大的世界,通过我父母也极其地强烈地影响了我个人的小天地。
这三件大事,第一件尽管与我的关系最密切,但我的印象却最少:当我从懵懂中醒来并有了自我意识时,这栋房子就立在那里,所以它多少是有点儿自然而然的事。随着认识的不断增长,我逐渐隐约地感觉到另外两件事的意义,尤其是第三件事,它很早而且很强烈地抓住了我的心灵。
在这栋有着大花园的房子里——今天它还在那里,虽然有所扩建——我与哥哥[4]和妹妹[5]慢慢长大,虽然这里的环境并无特别之处,但它的浪漫比我们感受到的要多——这很遗憾!与绝大多数同等大小的城市相比,格尔罗德有着比较辉煌和光荣的过去。庄严的慈善教堂及其两个巨大的钟楼,经过1859~1865年和1908~1911年的两次专业修缮,一直矗立在此。959年,边疆伯爵格罗(Gero)——该城市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儿子死了,为了帮助那位年轻的寡妇,伯爵继续资助这座教堂,963年前后,他让慈善教堂成为中心,设立了女子修道院和大修道院,并任命自己的儿媳为大修道院的院长,大修道院的地位高于女子修道院。今天,依然能从历经多次坍塌或者只留下极少痕迹的断壁残垣上,辨认出这个通常被称为“慈善院”或者“城堡”的大修道院及其附属的地盘来。慈善教堂是纯粹的也是最古老的罗曼风格的建筑之一,直至修缮以前,它受到不负责任的荒废和糟蹋,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坐落着教堂的小山丘还像个大垃圾堆;半倒塌的杂用建筑物包围了教堂后面,前面也被好不了多少的一些住宅包围,景象一片荒凉。男孩子常常在废墟上玩“强盗和警察”的游戏,它成为我们肆意疯闹的地方。大概是在我父亲的倡议下,这儿逐渐有了明显的改观:拆除了将要倒塌的房屋;教堂广场保养得很好,因为有了绿化设施;采用与教堂相同的石块接合起来的扶墙,将教堂与临街隔开。因此,当时已有名声的格尔罗德教堂,如今正在非常庄严的环境中展示着自己。
遗憾的是,学校并不给我们讲述家乡小城的辉煌历史。965年格罗伯爵死后,特别是在萨克森皇帝的治理下,因为与比邻的属于大修道院城市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的联系,帝国的高官显贵、大主教、主教甚至皇帝[6]和女王们就已经往来于此,但地方志尚不是学校的教学科目。我们这些小孩子想不到,我们在其中了解人类基本知识的教学楼本身就矗立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老师们大概也想不起来。简朴的、扩建成两层的长厅式建筑连同它笨重的塔楼一道,原本是一座教堂,1847年才改建成教学楼,历经多次翻新,之前它在慈善教堂旁边,用做“城堡”和修道院旁边的商业移民区罗德(Rode)(格罗尼斯罗特,Geronisroth)的市场教堂。也许在格罗伯爵时期就有这个市场教堂——因为很早以前大家就如此称呼它——至少暗示着在同一地点有过还能看得到的、非常古老的教堂遗迹。从这座古老的教堂中,只能看到一个用野外乱石建造的四角塔楼,它的笨重,与哈尔茨山脉一些小地方的中世纪教堂的塔楼一模一样。那时教堂上方托着三四口钟,定时地与修道院所属教堂的古钟同时敲响,旋律特别优美,连绵不绝,这要归功于周围山林美妙的音效。直至今日,这些因为轻柔和谐而著称的旋律,依然象征着家乡的声音而萦绕于我的耳旁。然而,现在这亲切的音调沉寂了:为了“一战”的需要,这些大钟成为牺牲品。每当从慈善教堂的钟楼传来稀疏的钟声之时,学校的钟楼却悄无声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学校的钟楼特别吸引人,因为在教堂差役兼学校警卫同时也是公墓管理员无声的容忍下,我们经常爬上钟楼,并在周日帮它“踩钟”。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些早期中世纪艺术和生活见证的兴趣,我们只有这些;当然不能指望我们比成年人更多地关注它们,而大人们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不仅在歌声中赞美祖先,而且肃然起敬地对待和保护祖先的作品,这样的时代尚未到来。
这座哈尔茨山脉的小城完全缺乏成为城市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它地处偏远的世界,不受干扰:1868年铁路才经过弗洛泽(Frose)延伸到巴伦斯特德,这里的居民并不想拥有这种时髦而骇人的怪物,就让火车停在离城两公里的地方,现在的东站则是当时的终点站;1885年铁路才经过格尔罗德延长到奎德林堡。法国战争[7]前不久或者刚刚结束之时,才架设了一条电报线路,一辆庞大的黄色邮政车,套着四匹马,帮助大家与外部世界保持往来,每天从奎德林堡咔嗒咔嗒地经过格尔罗德、哈尔茨格尔罗德(Harzgerode)、卫普拉(Wippra)到哈尔茨山脉南部边缘的赞格豪森(Sangerhausen)。我曾经两次享受过8个小时的旅行,都是从格尔罗德出发,一次是在1880年,另一次晚点儿。两位妇女专门替人买东西,可以满足格尔罗德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她们坐着狗拉的车,去7.5公里以外的奎德林堡采购,每周两次。奎德林堡算是“城市”,在那里,我第一次吃惊地看到煤气灯,它们如此明亮,晚上还有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而我的童年时期,在格尔罗德仍然点着昏黄的菜油灯,直到煤油灯出现以后,街道上成打成打的煤油灯努力地冲破黑暗,可惜并不成功。奎德林堡是普鲁士的国土,邻里间看上去有些冷淡。其实,在安哈尔特并没有敌视普鲁士的思想情绪,而是恰恰相反!可我们还是属于另外的“地区”和国家,在管理和司法上毫无利益共同点。恰恰是在哈尔茨这片地区,区域分散的土地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状态,表现出奇特的形式。位于格尔罗德东部5公里的巴伦斯特德,面积并不大多少,是安哈尔特的专区城市和专区常设法庭所在地,与它西边紧连的巴德苏德罗德(Bad Suderode)却是一个普鲁士的小村庄。如果从山区北部边缘向西走,那么就经过普鲁士的塔勒(Thale),在布兰肯堡(Blankenburg)到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地区,在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前往公爵领地施托尔贝格(Stolberg),在哥斯拉(Goslar)附近(至少在1866年以前)前往汉诺威(Hannover)。如果从巴伦斯特德沿着新的铁路线乘车东行,下一站就是普鲁士的埃尔姆斯累本(Ermsleben)。接下来是安哈尔特的弗洛泽——它曾经属于格尔罗德大修道院所辖教区——再下一站又是普鲁士的阿舍斯累本(Aschersleben),然后再次到达安哈尔特,就这样快乐地交替着。从北向南横穿哈尔茨,情况同样如此。铁路属于普鲁士,却是私人财产,它并不在意这片大杂烩地区。除了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以外,每个地区都拥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邮票邮戳,自己的“银”币和“古滕格罗森”钱币[8]、古尔登[9]和塔勒尔货币[10],部分地区还有自己的计量和重量单位。从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那些在逃的流浪者和窃贼:只要他通过了边界的木桩,那么他就可以嘲笑另一边的警察了。
格罗城的居民,大部分是自耕农和小市民,其中一些人是移居此地的富裕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因为美丽的环境而定居下来,有年金收入,过着与环境相符的生活,就像静物一般。男人们在啤酒桌边谈论着农田的预期收成——每家都有自己的“家庭绳索”,即大部分位于居住地以外的家庭牧场、花园和饲养棚;他们还议论新市长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日常事务。茶话会上的女人们也是如此,不过,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坐在客厅的沙发和丝绒椅子里,沙发用花纹图案装饰,椅子上有钩织的小罩,墙上则装饰着用干花环框起来的银版照片。拉开窗帘,从挂在窗外的镜子中可以看到街道上发生的事,它们增添了谈资。我父亲热情地致力于组织范围较大的社交活动,而且并非毫无成效。他首先将小城内德高望重的人士:一位药剂师、一些牧师、少数商人等组成一个核心,然后逐渐扩展更大的圈子。在特定的日子去周边集体郊游,大多数时候郊游会变成有意义的交谈,不久后,时事也为这些交谈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关于郊游,我保留着一些亲切的回忆。和所有的小城市一样,这里也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有一位90岁的女士,她的姐妹在魏玛(Weimar)的冯·格罗夫斯坦因[11](von Egloffstein)家里看管过小孩,她本人曾经和歌德甚至席勒(Schiller)说过话。这位女士充满令人惊异的朝气和活力,非常喜欢讲她在魏玛的经历。我已逐渐成熟,这位老妇人描绘的所剩不多的美丽童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上述给格尔罗德人带来重要谈资的时事,首先并且大多数涉及我父亲。我已说过,1863年8月,安哈尔特-贝恩堡公爵亚历山大·卡尔死去,没有后代,上面也提到了国家法的后果。丧偶的公爵夫人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是荷尔斯泰因-格吕克斯堡(Holstein-Glücksburg)的公主,保留着在巴伦斯特德的城堡。她是一位秉性宽厚、充满智慧的女性,专门致力于在远近周边地区开展慈善工作。安哈尔特公爵的领地统一后,必须弄清公爵的房产和田产的所有权问题。整个地区中有1/3是公爵的地产,其收入用于王室管理和政府费用;1848年,国库才从公爵的财政中分离出来。1863年以后不久,开始协商如何清晰地划分公爵的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1866年公爵家族仍然要求将一切田产和林地划为私人财产,这是该家族自1603年以来就获得的许可,但州议会反对这一规定,开始了以其他想法为基础的谈判。这些有关资产分割的新的谈判,耗时长久并且很棘手。我父亲热情友好,精力充沛,坚决维护公正,迅速获得了城乡居民的信任并入选州议会,不仅代表农村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信赖他的城市的利益。1869年在德绍达成一致,其中,一定数量的田产、森林、零星地产、城堡和公园划归公爵家族,其余的则交给州政府,不过,谈判一直拖到1871年。我父亲在经常前往德绍的途中,在格尔罗德、巴伦斯特德与各类选民热烈交流,也与我母亲[12]交谈,我从中感觉到,有时候这些谈判一定令人非常激动,不过,我听到的事情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和兴趣。谈判过程中,我父亲有机会为格尔罗德市带来某些相当不错的好处。自古以来,拉姆贝格(Ramberg)山坡的一部分林地——橡树、山毛榉和冷杉林就是乡镇的地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所有权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在分割过程中,州财政部门也要求得到这片森林。我父亲成功地实现了格尔罗德市的要求,劝说政府支付了4万塔勒尔补偿金,借此为并不富裕的乡镇改善街道和广场。以后,我父亲在州议会的活动还间接地给他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影响。
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逐渐赋予德意志以另外的面貌,外部持续不断的、波澜壮阔的事件也蔓延到小小的哈尔茨乡镇,渗入这里的平静生活。俾斯麦政府最大的时代问题强烈地萌芽并且迅猛生长:这就是过去50年以来人们渴望的德意志国家和民族的形成。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问题[13]通过与丹麦的战争而得以解决;1866年与奥地利的谈判成功以后,大家迫切地期待通过普鲁士而进一步改善局势。这两次战争还没有怎么进入我的意识,我只能回想起许多兜售商品的小贩,他们上门推销一切货物,从当时还很稀罕的甜橙到西里西亚(Schlesien)的亚麻布、布茨劳(Bunzlau)的盆盆罐罐、斯洛伐克(Slowakei)的捕鼠器。有一个人拿着准备卖掉的美丽的彩色手帕,上面印有攻占杜普勒尔堡垒(Düppeler Schanze)、挺进阿尔森(Alsen)、特劳滕劳(Trautenau)战役[14]和柯尼斯格雷泽(Königgrätz)战役[15]的图案,手帕引起了我绝对的赞赏(今天,这样的手帕是价格不菲的收藏品)。这些商品很畅销,可以想见,格尔罗德人如何兴致勃勃地追随着时代的步伐。然而,此后不久,这一切都因为影响巨大的1870年德法战争的爆发而蒙上了阴影。这场战争,是俾斯麦在准备德意志统一事业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他的名字早已挂在每个人的嘴边。我仍然比较清楚地记得,7月的一个周日,我们从林区燕麦地玩耍回来时,我母亲忧心忡忡,冲着我哥哥和我迎面叫喊:“要发生战争了!”此时,我还无法想象具体是怎么回事,但不久后就觉察到这意味着什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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