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道法自然 心向往之：我的八十八个春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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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履宽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书籍编号：30498659

ISBN：978730025159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080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道法自然 心向往之：我的八十八个春秋

作者：赵履宽

出版日期：2017-12-01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5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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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17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也是我在人大任教65周年。借此由头，我将拙著《道法自然　心向往之——我的八十八个春秋》公开出版，以了却自己在耄耋之年的一个心愿。

八十八个春秋，对无止境的历史来说，只是一瞬间，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个充满了喜怒哀乐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因而，把它记录下来，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作为微观个案，真实地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行，也算是为社会和历史尽一点义务吧！

近40年来，我和人大劳动人事学院及其前身人大劳动经济研究室的同人，共同为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社会保障学、劳动关系学四门学科及其专业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国内外同行及社会有关方面的肯定。我个人也获得了相关的奖励，于2008年获得“人力资源管理教育终身成就奖”，2009年获得“劳动科学教育终身成就奖”。我获得这两个奖项，纯属机缘巧合，应视之为专业同人对我的鼓励。

我国有两个最突出的优势：第一，人力资源数量多质量高；第二，举世无双、从未间断、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据此，这四门学科可在我国得到得天独厚的大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繁荣昌盛。

撰写这本书，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说真话。按照常理，说真话，应当是正人君子说话的道德底线，但在我国，竟成了较为稀缺的美德，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对此，必须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对真假问题的重视程度，超过对善恶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此不同，中华传统文化对善恶问题的重视程度，超过对真假问题的重视程度。不仅如此，中西方文化对善恶问题的传承和演变，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欧洲在经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出现了以“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为核心内容的“文艺复兴”，随后又出现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思想启蒙”。中国却经历了不同于西方的走向。从秦始皇到清王朝，两千多年来，一直推行着超越任何宗教的君主专制。于是，集权专横、权力崇拜、官本位、名不副实和言行不一等恶习，就成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病灶。这个病灶，1978年之后才有所缓解，但任重道远，为彻底根除这个病灶，还须长期奋斗。

一个88岁的老人，日益接近“天年”，难免常思“生死问题”。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这就是说，死后仍被人肯定和怀念，才称得上“寿”。按照日历年龄和生理年龄，我已属高寿，但是远未达到老子所说的“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就是说，应多关注“生”的价值，少揣测“死”的神秘。 《易经》有云：“大德曰生”。的确，人生的大德，就在于不断地提高生命的价值，使之发扬光大。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谋生和乐生之所，也将是我人生旅程的终点站。此时此刻，回顾以往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尽一介书生的本分而已！

最后，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引起老年朋友的共鸣，也希望能引起青年朋友的兴趣。

赵履宽

2017年10月于海口

第一部分 耄耊自述

一、故乡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是我的故乡，我是白族人。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为自己的故乡和民族而自豪。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名列其中。大理白族，从古至今，人才辈出。大理白族赵氏，在文化领域有突出的贡献。早在南诏国（唐朝时期），清平官（相当于宰相）赵叔达的诗文，就被收入《全唐诗》。在南诏国终结与大理国（宋朝时期）兴起之间，大理存在过三个短暂的王国，其中有赵善政为皇帝的大天兴国。明、清时期，大理赵氏出了赵汝濂、赵炳龙、赵淳、赵廷枢等著名文人。清末民国前期的赵藩（1851—1927）为成都武侯祠写的名联，享誉海内外。联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毛泽东曾对此对联大加赞赏。

近代以来，大理白族又涌现出众多先进人物。张伯简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法国与周恩来、赵世炎一起，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英年早逝。杨杰是著名的军事家、国民党左派，曾任陆军大学教务长和驻苏大使，1949年在香港被暗杀。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在东北坚持14年抗日斗争，老百姓中曾流传“关内毛泽东、关外周保中”的美誉。全国解放后，周保中任云南省政府党组书记，1964年病逝。施晃就学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时加入美国共产党，担任美共中国局首任书记，回国后于1934年牺牲。

大理市喜洲镇位于雄奇的苍山与明媚的洱海之间，自然风景极佳，四季如春。喜洲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779年，南诏国建都喜洲。937年，喜洲人段思平创建大理国，喜洲成为大理国的行宫。上世纪40年代，大作家老舍在游历喜洲之后，发出喜洲真“是个奇迹”的赞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喜洲一年四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好客的白族人民以“三道茶”（苦茶、甜茶、回味茶）款待游客，借此传播白族人的人生哲理。

一部反映白族人民生活的电影《五朵金花》，不仅使国人爱上大理喜洲绝佳的自然风光，而且使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蝴蝶泉边》成为国人百唱不厌的歌曲。这首名曲的演唱者赵履珠正是我的妹妹（同一祖父），我为此感到自豪。

二、亲情

亲情是人类最基础的感情。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伟大思想正是以“亲亲”为根基的。父母、子女，是亲情的核心关系，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层层外推，直至亲情之外的友情，最终止于至善，即与人为善。这是一串多么美好的生命之链啊！可惜，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刻理念，在极左路线盛行时期遭到很大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逐渐恢复。

我生于1930年1月3日（农历1929年腊月初四）。我有七位至亲：父亲、母亲、三位姐姐和两位哥哥。我排行最小，受到全家人的特殊关爱。因此，他们留给我的回忆，几乎都是真的、善的、美的。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下面，就是七位至亲留给我的最难忘的回忆。

父亲赵荫桥，生于清朝末年，仙逝于1934年。我4岁丧父，因而只留下一些有关父亲的模糊记忆。父亲青少年时，家境较好，尔后逐渐衰落。父亲接受过扎实的私塾教育，具有传统文化的基本素养。父亲还是本镇古乐团的吹箫手，也是乐团组织者之一。凡有乐团演奏活动，他都带我同去，让我在一旁静听。这也许就是父亲对我进行的音乐启蒙。这种幼年启蒙，有着奇妙的功效，它令我终生酷爱丝竹音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赴云南丽江旅游，并受邀欣赏宣科先生主持的“纳西古乐”。乐团开始演奏两三分钟之后，我猛然产生一种与亲密朋友重逢的美感。此时此刻，我感受到的音乐，与当年父亲参与演奏的音乐是多么相似啊！这种音乐，令人忘却尘世的烦恼，令心灵净化。随后，我得知，“纳西古乐”在当地被称为“洞经音乐”。真是巧合，父亲当年参与的乐团也被称为“洞经乐团”。我还得知，丽江地区长期流行着这样的传说：“藏族、白族和纳西族是三兄弟。”4岁丧父的我，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最大教益，可能就是对中国古典丝竹乐的喜爱。

母亲张永龄，生于清朝末年，仙逝于1966年。母亲是不识字的缠足妇女，但她给予我的，除了物质生命，更值得珍惜的是精神财富。母亲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培育我的恻隐之心，使我不知不觉地形成悲天悯人之情。记得，我们经常吃到母亲为照顾生活困苦的小贩而买回来的残次水果，还经常看到她把食物施舍给乞丐，特别是有残疾的乞丐。“木当子” （白族语，同情受苦受难者的感叹词）一词，经常挂在母亲的嘴边。母亲信奉白族的“本主教”，同时也拜奉佛祖和菩萨。她是喜洲镇公认的善人，口碑极佳。履谦姐告诉我，母亲仙逝那一天，上午为孙儿孙女做饭，下午坐在椅子上，自然地、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实现了真正的善终。

大姐赵履聪，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最年长者。她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为帮助娘家度过穷苦时光，她18岁守寡，未再出嫁。1958年以后，她来北京帮助我和履谦姐，先后照料我的三个儿子（赵蔚、杨小冬、赵萌）和履谦姐的两个儿子（杨平、杨建）。总之，大姐为我们全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幸的是，大姐80岁高龄时，在北京大马路上被一个骑飞车的小伙子从身后撞成髋骨骨折。大姐本着“报怨以德”的精神，只让肇事方承担为数不多的医疗手术费。此后，大姐只能依靠双拐和轮椅行动，情绪苦闷，思乡心切。恰巧，我的外甥严志行十分愿意在喜洲伺候自己敬爱的大姨妈。这样，大姐回到了故乡，体质和心情都有所改善。2003年，大姐以94岁高龄仙逝。此前，我专程回喜洲为她举办90大寿，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近百位亲友的祝贺。有一位老人席间慷慨陈词，说自己第一次目睹了弟弟不远数千里回乡为姐姐祝寿的义举。面对他人的恭维，我的内心却深感愧疚——弟妹们远未报答大姐的恩惠。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经常看到和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言者多多，行者寥寥。大姐虽不言此类口号，却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父、母、弟、妹服务，堪称“家庭共产主义者”。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家”，并强调“家离不开国”“国离不开家”，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国家”。的确，一个全心全意为“家”服务的人，必有益于“国”，此所谓“家和万事兴”也。

二姐赵履仪，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她与大姐一样，也是缠足文盲。由于家境贫寒，二姐嫁到严姓富家以后，实际上处于半童养媳状态，吃苦受累、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父亲忍无可忍，多次奔赴严家理论，为女儿打抱不平，终因实力悬殊而无可奈何。直到二姐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二姐有二子一女，他们是严志行、严志通和严志兰。二姐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全年坚持素食。她的长子严志行（全国解放后成为政府机构的小干部）每月省吃俭用，寄给她生活费，却被她捐献，用于佛事。对此，志行很不甘心，甚至心疼，却无可奈何。无巧不成书，佛教的“因果报应”，在二姐身上应验了。二姐仙逝之后，自发地为她送葬的教友和非教友，形成一条数百人的长龙。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本地的官员，幸而没有出什么乱子。这一“事件”在当地传为佳话。我是无神论者，但我十分尊重宗教，因为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人们的行为自律。

三姐赵履谦，比我大两岁，她的人生经历，与我有类似之处。她也是依靠大哥的关爱和资助，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云南省和平解放前夕，三姐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据此获得了“离休老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1951年，履谦姐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进修，随后，长期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讲授“中共党史”。履谦姐为人真诚、乐于助人，在师生员工中的口碑极佳。

谁能料到，这样一个近于与世无争的好人，竟在“文革”中遭了大难。“文革”期间，北京各高校没有“政治问题”的人，都难以避免地归队于“天派” （以北京航空学院为首）或“地派” （以北京地质学院为首）。履谦姐是“地派”中无足轻重的一个挂名成员。有一天，中央民族学院“天派”的几个成员追打“地派”的一个女生，履谦姐路见不平，大声喊叫：“你们不要打她！”打人者怒气冲冲地转身对履谦姐喊叫：“不打她，就打你！”接着，一个穿大皮鞋的壮汉，一脚踢在履谦姐的尾椎骨上，造成骨断裂，以致几十年来，她的尾骨部位经常隐隐作痛。在履谦姐“米”寿之际，我赠与书写“仁者寿智者福”的条幅，以体现她的人生历程。

大哥赵履温，比我大15岁，对幼年丧父的我来说，他确实充当了“长兄为父”的角色。大哥为了帮助家人减轻穷困的压力，在12岁的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他聪明、好学、勤奋，很快就得到老板的赏识，16岁被派往上海鸿兴源分号（总号在昆明），担任“小先生”。

当时，上海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香港及内地其他大城市。大哥充分利用上海的特殊优势，刻苦学习有关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大为提高，被破格提升为“大先生”。1937年“八一三”抗战前夕，他奉命撤回云南工作。大哥不仅好学敬业，而且热心故乡的公益事业。他在上海主编的《新喜洲》 （内部出版），为建设家乡出谋划策，深受同乡人赞赏。

大哥对父母及兄弟姐妹，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当他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时，就把我从故乡接到昆明读高小，随后又供我在昆明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1948年还支持我赴北平上大学。大哥对我一生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对他永怀感恩之情。

关于大哥，有一件事，令我长期为他愤愤不平。云南和平解放之后，大哥在隶属省公安厅的昆明市北京饭店担任会计。“文革”前夕，他突然被“拘留审查”。不久，家属得到通知：大哥“畏罪自杀”。大哥见多识广、性格开朗、责任心强、好打抱不平，决不会自寻短见。他的真实死因在于写了一封告状信，为一位受迫害的本店同事讨公道，并对来本店多吃多占的特权者不满。这封告状信，为他招来报复，使他在看守所遇难。

大哥死于不白之冤，所幸，他留下了5个儿子（赵祖猷、赵祖培、赵蓉、赵昆、赵云）和2个女儿（赵珊、赵玲）。这7个兄弟姐妹因为他们的父亲而在社会上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坚持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今终于过上“小康”生活。

在大哥的7个子女中，祖培的坎坷经历值得一提。祖培于1957年来北京读高中，从1960年起，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任教。他一边教数学课，一边做班主任，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当之无愧地被评定为“高级教师”。这样一个无权无势、无党无派、身体残疾（一条腿不能弯曲）的人，也逃不脱“文革”的灾难。无法无天的红卫兵逼迫祖培负重游街，执意施行体罚和侮辱。当人们看到游街队伍中竟有一个行走艰难的残疾人，都为之唏嘘不已。

二哥赵履恭，与大哥一样，也是12岁的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二哥为人忠厚随和，办事讲求实效，加之大哥经常从上海给他输送新鲜的信息和有价值的商情，使他受到老板的器重，17岁就被提升为腾冲人开的万胜昌下关分号的掌柜。

记得我9岁时，和几个小伙伴一起逃学，步行70华里，从喜洲走到下关二哥的住处。那几个小伙伴，很快就被他们的家长打骂并带回喜洲。二哥不但没有责骂我，反而给我买了一套新衣裤，以替换我身上穿的破衣烂衫。

1955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奉命赴重庆招生，完成任务后，顺便回云南探亲。记得我抵达下关长途汽车站时，一眼就看到二哥和赵兴、赵泰二侄在那里等待我的到来。下关两日，共叙亲情，离别之时，难舍难分。想不到，此次别离，竟成永别。二哥因胃溃疡于1960年仙逝，年仅42岁。此后，大哥当仁不让地为二哥遗下的侄辈的前程而操劳不息，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赵泰等侄儿每谈及此事，都对大伯父感佩有加。

90年代初期，我再次回云南探亲，在下关二嫂的卧室里，看到一幅感人的景象：二哥英俊而慈祥的遗像，端放在二嫂枕边的小桌上，两旁点着红色的电烛灯。我顿时对二嫂产生肃然起敬之感。

二哥英年早逝，所幸，他也留下了5个儿子（赵兴、赵泰、赵强、赵明、赵璧）和1个女儿（赵琴）。他们6人虽无显赫成就，却都以诚信待人处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赵泰的经历。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身为企业领导的赵泰，竭力避开两派争斗，坚守本职岗位，为本单位员工的生计（工资、福利）奔忙不息，从而受到员工的保护。我确信，赵泰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与我大哥、二哥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以上，就是我对7位至亲的回忆。在逐字逐句书写这些回忆的过程中，我多次流下了眼泪，同时也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三、政治意识启蒙

1939年春，武昌华中大学（现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迫于武汉被日军侵占，迁至喜洲镇继续办学。于是，喜洲镇突如其来地出现了与当地人很不一样的人群。华中大学师生高雅的谈吐和风度，很快就博得了当地民众的喜爱。喜洲镇德高望重的头面人物和行政当局，迅速将大慈寺等公共场所交给华中大学，做教室和办公之用，广大师生还可按很低的价格分散租住当地居民的私房。总之，好客好奇的喜洲百姓，以极高的热情迎接这些充满抗日救亡激情的同胞。在抗战期间，华中大学师生与喜洲人民融洽相处，交流情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直到1946年4月17日才依依不舍地迁回武昌。

华中大学迁来喜洲，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来说，真是从天而降的幸事。我从7岁到10岁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呼吸着华中大学带来的清新空气，吮吸着它给予的营养。记得我平生学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华中大学学生在街头教唱的抗日歌曲：“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 …”大学生们一边教唱歌，一边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记得，华大师生在大街小巷书写标语：“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驱逐日寇，还我河山”“不做亡国奴”。从此，我知道：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侮辱我们的妇女，掠夺我国的财产，干了许多坏事，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样火热的思想言论，是多么激动人心啊！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和政治两个概念，都有不少的定义。但是，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开始懂得维护自己、亲属和国人的生存权，这就意味着政治意识的启蒙。反侵略，爱祖国，反压迫，争自由，就是我在7～10岁这个阶段所获得的政治意识启蒙，这对我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日机轰炸下的高小阶段

1940年初，大哥为支援抗战，为全家每个人买了一份中央储蓄会发行的彩票。结果，“天上掉馅饼”，正巧落在大姐头上——她中了头等奖，获得一笔奖金。这样，大哥的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就决定把我从故乡接到省会昆明念高小。当时的昆明，经常跑警报（预行、空袭、紧急三个等级）。日本零式飞机的飞行员十分嚣张，欺我防空力量薄弱，不仅低空轰炸，而且低空扫射。我多次目睹日机施虐之后留下的惨景：倒塌的房屋、暴露街头的尸体以及痛不欲生的哭诉者。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为了躲避轰炸，大哥把我转移到离昆明市区数十里的呈贡县桃园新村恩光小学上学，那里居住着我的一位中年表姐。我在她家吃住，大哥每月为我支付给她生活费。恩光小学的学生，大部分是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教职员的子女。记得，联大著名教授潘光旦先生经常来我校看望他的女儿（我的同班同学潘乃穆），每当我看到潘教授撑着双拐、艰难行走的情景，就不由自主地产生敬佩之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这位德高望重的潘教授在“文革”中活活地累死在中央民族学院“牛鬼蛇神”的劳改场地。

从1942年起，日本飞行员的嚣张气焰收敛了。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 （后改名为美国第14航空队）来华助战，在昆明上空多次与日机激战。每当空战时，我们这些小学生，不顾危险，兴高采烈地观看日机被击伤、击落的狼狈景象，真是大快人心。“飞虎队”飞行员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人，为我们报了仇。多年后，我在一篇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获知这样一件事：斯大林在美英苏三巨头会议上对丘吉尔说，你我二人只是在被德国攻击的情况下应战，罗斯福却是在未受德国攻击的情况下助战，可见，罗斯福比你我二人更值得被尊敬。

几年前，我在电视里看到幸存的“飞虎队”飞行员来华，参加抗战胜利庆典的画面，又勾起少年时在昆明观看空战的鲜活记忆，不由心潮起伏。

五、抗战与民主气氛中的中学阶段

我的初中阶段，1942年至1945年8月15日，是在抗战的大气氛中度过的。我亲眼看到西南联大教授的太太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摆地摊卖旧物，还看到从沦陷区徒步到云南的流亡学生以及老百姓在抗战中承受的种种艰难困苦。当时，我们这些初中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长大成人之后当一名空军飞行员，直奔蓝天杀敌。当然，这种向往与飞行员的英雄形象有关，还与昆明遭受日机轰炸的悲情有关。抗战初期，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绝大多数中国空军飞行员壮烈牺牲，我们永远尊敬和感激这些烈士。

1945年8月15日，抗战终于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人们欢呼雀跃，鞭炮声、锣鼓声通宵不断，不少人流下了悲喜交加的热泪。昆明等地出现了一副令人欢快的对联，上联是“中美英苏四大强”，下联是“广岛长崎两个弹”，横批是“抗战胜利”。中外学者估计，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按1937年币值为6000亿美元。其实，这两个数字，远远不能反映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首相来华商谈恢复邦交事宜，他原来打算在战败赔款问题上讨价还价，期待中方降低要求。事态的变化，使田中首相喜出望外，因为中方决定放弃索赔的权利。相比之下，日本却从中国掠得巨额战争赔款，从甲午战争掠得2．3亿两白银，作为八国联军的成员，又从中国掠得7000多万两白银。这些白银，大大加强了日本以军事力量为主的综合实力，而中国人民为此吃尽苦头。

抗战胜利带来的举国欢腾局面，很快就消退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假公肥私，物价的全面疯涨，使久旱盼甘露的老百姓大失所望，人民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昆明以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诸如西南联合大学民主传统的巨大影响力，以龙云主席为核心的云南省地方政权与民主人士之间的某种统一战线等——逐渐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摇篮”。

蒋介石当然不会容许昆明的这种民主化势头，于是，开展了一连串的镇压活动。1945年10月，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将军攻占昆明五华山的省政府，软禁龙云。12月1日，国民党特务杀害3名学生、1名中学教师，引发“一二·一”学生运动。1946年7月12日，特务杀害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先生。7月15日，民主旗手闻一多教授在追悼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怒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会后，闻先生中弹身亡。此后，“反专制，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反对通货膨胀”、“反对美军暴行” （美国士兵在北平东单广场强暴北京大学女生）等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我积极地投入了这些民主运动。1946年夏，我当选为昆明市天南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历时一年。

六、赴北平奔向光明

北平，作为清朝末年以来反帝、反封、爱国、民主运动的圣地，对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大哥支持我赴北平求学和发展，为我准备了三枚小额的金戒指，以便在物价疯涨的恶劣环境下维持生活。当时的物价，每天每小时都在上涨，纸币已形同废纸。

1948年8月6日，我抵达北平，当时只有朝阳学院、中国大学和华北文法学院三所学校进行第二轮招生。这三所学校，都录取了我。经过比较，我选择了华北文法学院，因为它开设有文学哲学系。我无意于仕途，淡于商贾，而喜爱哲理思辨。入学不久，我就与同宿舍（容纳20多人的大宿舍）的傅青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成为好朋友，他经常拿中共地下出版的书刊文件供我阅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平，我们两人都急切地盼望着改天换地的大变动。

1949年1月下旬，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北平。当时中共培养干部的一所新型大学——华北大学（它的前身是1937年创建的陕北公学及40年代迁至华北并改名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在北平招生，我迫不及待地报考了这所学校。我既是第一个报名者，也是录取榜上排名第一者。我进入华大，就意味着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这些新学员很快就被送回河北省正定县华北大学原校址，接受三个月高强度的培训。我们的教材，是毛主席的主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聆听有关中共党史和革命烈士的大报告，更重要的，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经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自我批评。培训伊始，我就被指派为1区队（1938年入党的“女将”徐伟立任区队长）32队（刘佩铉任队长、张冀任副队长）的学习班长，熊映梧（改革开放后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被指派为生活班长。

三个月的时间不长，但培训效果显著，基本上解决了立场问题，使学员们树立了三条信念：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正确的政党；第二，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是马、恩、列、斯、毛（当时学员中有一狂妄自大者自称“老子天下第六”）；第三，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党和政府）。毕业分配的时刻终于到了，熊映梧、张继仁和我留校，被任命为副队长，这可能是当时毕业生分配中最受重视的岗位，因为正副队长承担着培训上百名青年的艰巨任务。我从被培训者一跃而成为培训他人者，这是政治大转折时期特有的现象。

当时，华北大学继续在北平、天津两地招收新学员，我被派到华北大学天津分校。我们这些华北大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南下，投入新解放区的对敌斗争和政权建设，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烈士。我现在活到80多岁，深感有愧于那些已成了烈士的老同学。

七、在华北大学天津分校的奇遇

1949年6月至9月，我从正定到天津，担任华北大学天津分校11区队92队副队长。当时的天津，还不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骚扰。在天津工作期间，我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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