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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一部充满正能量的人生故事，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科肿瘤医生，从事妇产科工作20余年，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个放牛娃到医生的心路历程。

作者：谭先杰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08-01

书籍编号：30500798

ISBN：978710806175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2839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致母亲：一个协和医生的故事

作者：谭先杰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8-08-01

ISBN：9787108061751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谭先杰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有科普畅销书《协和名医谈妇科肿瘤》（合著）、《子情事》和医学人文作品《见证——一个协和医生的温情记录》。

自序　我要当医生

我的家乡位于三峡库区的大巴山深处，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山的外边有一条很大很大的河。母亲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但最后只有我们哥儿仨存活长大。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40岁，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没有乳汁，奶粉更是不可能有，只好吃米粉和糊糊，所以我小时候的体质很弱，三天两头要去赤脚医生那里打针开药。

我的恋母情结很重，整天像影子一样黏着母亲，小学都快毕业了，我还要在母亲的床上才能睡着。从4岁半起，我就和母亲一起为生产队放牛。10岁那年，我向母亲提出我想看看山外边的大河。

终于有一天，母亲和我搭上了一辆到煤场拉煤的拖拉机，沿着曲里拐弯的山间公路，到了每天太阳落下去的大山上。在山顶，我看到了长江，远远地挂在天边。母亲说，河的那边很远的地方就是重庆，那里有很大的医院，什么病都能治好。

1982年，12岁的我到50多公里外的县第一中学寄宿上学。那年8月，母亲从县医院手术后回家休养。放寒假那天，下着大雪，在离家不到1公里的地方，我被一个本家叔叔截住了。他留我在他家吃午饭，说我母亲赶集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午饭后一大家人围着火塘聊天。从越来越不对的气氛中，我听到了我最不愿意听、最害怕的消息——母亲去世了，两个月前就走了！因为怕影响我学习，更怕在母亲的溺爱下脾气很倔的我干出傻事，母亲请求他们等寒假我回家的时候再告诉我。

据说当时我一声没有哭出来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我哭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族中的婶婶大妈、姐姐妹妹们没有办法安慰我，只好陪着我一起哭。哭到最后没有力气了，我说：“我要当医生！”——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到那个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医院当医生！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那年的寒假特别长。无忧无虑的童年戛然而止，我就像一棵在寒风中摇曳的枯草。母亲留给我的，只有一张已经破损的照片……

母亲去世后的第五年，1987年，我作为我们那个土家山寨的第一个大学生，考入了西南地区最好的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入学教育时，从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回来的学长给我们讲了在协和实习的见闻。他们说，将来如果成绩好，就有可能被选入协和实习，甚至工作。长期以来，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和工作是很多医学生的光荣与梦想。

母亲去世后，家中无人操持，我们家很快从全村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变为最困难的家庭。家里越来越难保证给我寄生活费了，有时候我每天只能吃两顿甚至一顿饭。强烈的饥饿感和自卑感让我度日如年，于是在中学的某一天，我没有请假就从县城回到了家里，跟父亲和大哥说我不想上学，要外出打工。大哥对我说：“家里的情况就这样，你上学家里也穷不到哪里，你打工家里也富不到哪里。你回去读书吧，我们再想办法……”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按点到食堂，一顿不落地吃饱饭。

然而这一要求在省城比在县城更难实现。大学三年级开学时，由于没有筹集到生活费，我决定辍学。幸而得到了亲戚们的接济，年级主任帮我提高了助学贷款等级。我还替教授誊写稿件，暑假与父亲一起做砖，寒假到集市上写春联……在亲人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我当医生的梦想得以延续。

母亲留在世上的唯一照片

母亲去世后的第十年，1992年，北京协和医院到华西招实习医生。我作为连续三年医学院全年级第一名，接到了面试通知。但接到面试通知的电报时，我正在离成都80多公里的邛崃县人民医院实习。那天下午，当我在忙乱的长途汽车站犹豫是当天回成都，还是第二天与我一直心仪的女孩子同车回去时，不远处一人高喊：“有去成都的吗？最后一班车咯！”我飞奔过去，跳上了车。

回到华西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负责的同学说面试已经结束，协和老师明天去中山医科大学。大老远赶回来却无法参加面试，我很不甘心，于是跟同学说想去老师住的地方碰碰运气。同学带我到旅馆找到了协和老师，我简单说明情况后，两位老师用普通话、我用四川话进行了面试。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被协和录取的消息。年级主任说，在上午的讨论会上，协和老师第一个打钩的就是我……有时我在想，改变我命运轨迹、使我能从华西来到协和的，多少有些运气——如果我第二天才回学校，那么一切都晚了。

轮转实习半年后开始选科。上大学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因妇科肿瘤去世，所以我很想报妇产科。到协和后才知道，纪录片《林巧稚》讲的就是妇产科的已故老主任林巧稚院士，还知道攻克“癌症之王”——绒癌的宋鸿钊院士也在妇产科。但是，德高望重的舅公和村里唯一的医生都曾说内科很重要。铁杆室友也提醒我，男的当妇产科大夫不太好，将来说不定连媳妇都找不着。几度犹豫之后，我第一志愿报了内科。

我第一轮实习的就是内科，表现很好，所以信心满满，但没想到第二天总值班告诉我，教育处老师说某科室点名要留你，内科就不选你了。我冲到教育处，那位大半年前将我选入协和的老师被我的愤怒吓红了脸，说她可以再去和内科谈谈。我愤然地说：“内科就是留我，我也坚决不去！”当时真是年轻气盛啊。

愤怒之后总得平静。留不到内科，就留不到协和了。按我的成绩，保送华西的研究生没有问题，但我早就决定不读研，想早点参加工作养活自己。华西的同学已经分配完毕，那一年恰好遇上我们学校最后一届六年制的1987级和改成五年制的1988级一起分配，我回去很可能被分到县医院。于是，在回县医院还是再找机会留在协和的挣扎中，我的思路又回到了妇产科——那才是我真正的第一志愿！

虽然教育处老师说妇产科已经录取完毕，但我还是不死心。我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自荐书，找到了妇产科主任郎景和教授的办公室。郎大夫看完了我的自荐书后说：“写得不错，字也很好，不过我们的名额都满了呀！”看我急得都要哭出来了，郎大夫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说科里还有1个专科生名额，计划招技术员的，可以想想办法。他让我把自荐书誊写两份，给两位副主任送去。

3天后，教育处老师告诉我，妇产科录取我了。于是，我成为1993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4名正式编制录取的本科生之外的一名“编外医生”。回头看来，尽管我与博大精深的内科擦肩而过，但离儿时的梦想——帮助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却更近了。于是，向林巧稚、张孝骞、曾宪九等前辈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协和医生，成为我那时的梦想。

199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对生命负责”的文章，入选医院医德医风优秀论文，随后我获得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校所属医院病历评比一等奖。更幸运的是，年终我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十佳职工”评比中获得“最佳住院医生”称号。在医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教授亲自颁奖——这是我一生中很珍惜的荣誉之一。

1995年，从老家来京看病的二哥在路上遭遇突发事件，失踪一个月后我才得到消息。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找到在我很小的时候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二哥。3岁多时有一次我病得很重，医生已经宣告不治，父亲在山上都挖好了小坑。父亲抱着几乎没有气息的我出门时，二哥哭喊着不让抱走，父亲只好将我暂时留下来，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奇迹般的嚷着要喝水。

我回到重庆，沿着二哥可能停留的地方寻找。苍天不负有心人，历时40多天，行程万里，在几乎完全绝望的时候，竟然在郑州找到了他！科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先后来看望我们，沈铿教授和向阳教授还倡议同事们为我捐款。每年年终岁首，我都会拿出那张已经发黄的认捐单，从中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温饱解决以后，我开始觉得应该继续学习，跟上同事们的步伐，不辱这一优秀的团队。于是，曾经铁下心不读研的想法改变了，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与医生同名的“Doctor”成为我新的梦想。

1996年，我考取了郎景和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妇科肿瘤。1998年郎大夫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研究”，于是我也改变研究方向。我在国内首先建立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体外细胞培养模型，长期被师弟师妹们引用，让我欣慰和得意了很久。

2000年，我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随后担任主治医师轮转产科和妇科。4年后我考取了法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培养项目，赴法国巴黎国立健康与医学研究院进行妇科肿瘤的博士后研究。

2006年，我从法国回来后与郎大夫进行了专业方向选择的深谈，最终我离开了他所在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组，进入了妇科肿瘤组。郎大夫说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肿瘤情结，我很认可这一说法。母亲的去世让我难以释怀，我从心底愿意帮助身患妇科肿瘤的女性。2012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交流，研修妇科肿瘤。

尽管家人告诉过我母亲死于妇科肿瘤，但具体是什么肿瘤并不清楚。在母亲去世30年之后的一个傍晚，我躺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前的草坪上，以一个妇科肿瘤专家的视角，对母亲的病情进行了回顾分析。我觉得应该是子宫内膜癌，这种病如果发现得早，是不会致命的。这让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改变。

我原来总想尽可能多地看病人、做手术、写论文。但我逐渐觉得，如果能让广大女性了解妇科疾病或者肿瘤的征象，早期就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可能比我多看几个病人、多做几台手术或多写几篇论文更好。

于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我将重心转入了医学科普，先后在江苏卫视《万家灯火》、湖北卫视《饮食养生汇》和北京卫视《养生堂》等栏目录制女性健康节目，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健康时报》等发表科普文章。还和向阳教授一起主编了《协和名医谈妇科肿瘤》，此书很快成为畅销书。

实际上，我更希望女性在没有得病的时候就关注健康，于是我萌发了写一本适合正常女性或只有轻微不适的女性阅读的科普书的想法。我喜欢古体小说，于是我以评书的方式，围绕子宫撰写了一套两册共112回的章回体科普作品《子宫情事》。此套书入选科技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和“健康中国十大科普图书”。

坦白地说，作为临床医生，科普工作不但不会给晋级加分，甚至还有不务正业之嫌，而且很费时间和精力，但我愿意！的确，由于母亲的原因，我从心底希望女性不要成为患者。因为，每一张病床上的女性患者，后面可能都是一个家庭，说不定身后就藏着像我当年那样的半大孩子！

从三峡库区的放牛娃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阶段不同，环境不同，梦想也不同。尽管很多梦想都没有实现，对于这一个个已实现的梦想，最初我觉得主要是个人奋斗的结果，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体会到，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家人、师友、同学、同事、病人……还如郎景和院士所说，离不开所处的环境和时代。

我比大哥和二哥幸运得多。大哥学习成绩很好，但由于姥爷家的成分（破落乡绅），他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二哥的成绩也很好，但在他10岁那年因偶然看见驻队干部的儿子把主席像章埋到沙里，被恶人先告状，在辩解中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脏话，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游街……

诚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完美，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但是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没有前人搭建的平台，我们就不可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与前辈大家和成绩卓著的同事相比，我只是一个普通医生，远远谈不上成功，没有励志资本。但是，作为两度濒临失学的放牛娃，能兑现30年前一个少年对母亲的承诺，成为协和妇产科的医生，就是想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以及那些还在艰苦环境中奋斗的人，只要不怨天尤人、不放弃希望、不放弃努力，梦想就有可能实现。

这是我整理出版本书的原因，同时也是我对母亲的一个交代。

谭先杰

2017年8月

童年记忆

父亲和他的三个女人

一

父亲的确属于脾气暴躁的人，尽管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打过我，连骂都很少，但我经常看到他打骂二哥，他对母亲说话也很重。然而长大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其实是一个很坚韧和重感情的男人。兄弟三人之中，可能我是最理解父亲的。

父亲是老谭家从长江边搬迁到大山之后的第三代人。清朝末年，曾祖父的父亲从重庆西沱古镇旁边的一个叫协石馆的地方，用两个箩筐挑起了全部的家当，翻越了一座大山和几座小山后，到达了我出生的地方。

到了爷爷当家的民国年代，我们家已经成为比较殷实的佃农了，一大家人30多口共同为一个东家打工，积攒了不少的钱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爷爷准备买上几亩属于自家的地。所幸没买成，否则我家的阶级成分必是地主无疑。

由于家境比一般的佃农要好很多，新中国成立后划分成分时爷爷家被归为“老上中农”——尽管属于农民阶级，但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识青年们到广阔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的“贫农”和“下中农”不完全是一个阶层。爷爷这一阶级成分和我姥爷的成分，彻底改变了我大哥一生的命运，这是后话。

父亲留在世上的唯一照片

前后两个奶奶一共生养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兄妹9个。爷爷的威信极高，说话声如洪钟，人称“吼天狮子”。父亲在兄妹中排行老大，被称为“大头和尚”。这是传统的中国舞狮节目中的两大主要角色，而现实生活中爷爷和父亲也是两个分量不轻的厉害人物。

二

父亲出生于1920年。8岁的时候，爷爷就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爷爷老朋友家的女儿，比父亲大3岁。由于家境不太好，定亲后她很快就到爷爷家来了。从她来到爷爷家的那天起，父亲就叫她马姐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等过了几年爷爷正式要为他们举办婚礼时，父亲居然坚决不从，逃跑得无影无踪。

爷爷大发雷霆，打碎了很多农具，表现了“吼天狮子”的上乘功夫。父亲在外潜逃了几年也不见人影，只偶尔托人给奶奶带信说他在外面挺好的。那个年代没有微博、微信，没有人肉搜索，父亲搞的又是单线联系，爷爷对他完全失去掌控。眼看“儿媳妇”一天天长大，爷爷只好托人说媒，将花了聘礼娶进来的儿媳妇，重新置办嫁妆后，再当女儿嫁了出去！

几年后，父亲带着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回到了老家。在几年父子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的爷爷觉得颜面扫地，坚决不允许他们走进家门。那几年父亲在外面学会了泥瓦匠手艺，于是将山边的岩洞稍微收拾后就住了进去。

父亲带回的女人不会干农活，但剪裁、刺绣功夫相当好，很快赢得了大嫂小姑们的喜欢，但爷爷仍然不依不饶。

在岩洞住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和那位女子一起去向爷爷求情，说女的已经怀上了小孩。本来以为爷爷会看在孙子的面上饶过他们，没想到盛怒之中的“吼天狮子”，一扁担将“大头和尚”的头劈破，父亲晕了过去，余怒未消的爷爷将怀孕在身的女子赶出了家门。

三

据说两天后父亲才苏醒过来，奶奶说那女人不会再回来了。父亲当时并不懊恼，过了几天后就跟奶奶说要出门找人！

出门时父亲信心满满，但半年后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原来，他在外面一边做泥瓦匠，一边去了所有他认为那个女人会停留的地方，但没有丝毫消息。尽管如此，父亲寻找那位女人的努力，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过，或者可以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那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政府大量征兵。不知是主动报名还是被抓了壮丁，反正父亲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光荣一员。他曾经对我讲过，他参加过武汉会战和宜昌会战，说日本鬼子的飞机满天飞，子弹跟下雨似的。部队伤亡惨重，完全溃散，他侥幸活了下来，顺着长江要饭，后来给拉煤的船当纤夫才回到了家。

回家之后父亲曾去给伪区长王家泰当家丁，但没过两年就不辞而别了。所幸他离开了，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区长被人民正法时，估计父亲也难逃干系。倒不是他阶级觉悟有多高，更不是政治嗅觉灵敏，而是因为看家护院这活儿太不自由，到不了外面的世界。而父亲对那女人念念不忘，于是再次借外出做泥瓦匠的机会寻找。

但已过而立之年的父亲，仍然没有找到那个他找了十多年的女人，而小他几岁的二叔和三叔都结婚生子了。于是在媒人的撮合下，父亲勉为其难地娶了镇上一位茶商家的寡居女儿，这女人就是我母亲。

四

姥爷是当地有名的茶商，从云南一带买入茶叶，然后贩卖到湖北等地，人缘极好，曾经多次在镇上充当矛盾调停的角色。后来划分成分时，姥爷家被定为“破落乡绅”——也不属于贫下中农。

母亲生于1930年，是姥爷家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在当地几乎可以算大家闺秀了。姥爷家里请了私塾老师，让母亲和舅舅识字，从《女儿经》《三字经》学到了四书五经。母亲还跟家里的厨子学习烹调技术，她的这手技术曾为我们家带来过一些好处，也为她赢回过尊严，母亲晚年的愿望就是开一家餐饮店。

西南战事紧张后，姥爷家的茶叶生意完全中断，家道迅速败落。母亲16岁的时候被姥爷嫁到了镇北面梓桐沟的一户殷实人家。这家人也姓谭，对母亲都很好，但是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母亲所嫁的人就一病不起，很快离开了人世。

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有逃婚拒娶童养媳、自由恋爱被打破头、参加过抗日、给伪区长当家丁等“光荣”或“不光荣”的历史，颇有名气。由于母亲不是头婚，按当地风俗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小路，还不能在白天。于是，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婆家和娘家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的陪同下，举着火把绕行北面山沟猎人走的小路，拎着唯一的嫁妆——一口皮箱，母亲来到了老谭家。

也许由于母亲是再婚，也许是嫁妆过于寒碜，更可能是父亲一直在寻找那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母亲很少有好脸色，说话几乎都像吵架。

五

尽管不受父亲待见，母亲却深受爷爷奶奶及妯娌小姑们的喜欢。母亲心地善良，与人无争，虽然比二叔、三叔的媳妇晚几年进门，但很快就有了大嫂的地位。大家都喜欢她还因为她识字，会讲故事，做菜特别好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已经不能维持一家三十几口人同桌吃饭的红火场面，父亲和几个兄弟也早已分家独过。但逢年过节全家团圆时，每家会做几个菜端上桌合在一起吃，每次母亲做的菜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周围邻居的红白喜事都会请母亲当主厨，这项光荣差事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被另外一位当地人“夺”走。邻居们台面上的理由是怕母亲被累着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母亲的主厨方式符合现在的“光盘行动”——客人觉得好吃但就是吃不饱！人们富裕之后，如客人还吃不饱，这会让主人的脸面很过不去。

母亲多少有些落寞，跟我都说起过好几次。最让母亲感到落寞的一次发生在大嫂刚过门不久。那年地质勘探队来山里钻探，在我家驻扎了一个多月。当时母亲差不多50岁了，穿的是补了又补、洗得掉了色的旧衣服，而刚结婚的大嫂穿的都是新衣服，地质队自然希望大嫂做饭。但20多天之后，大嫂临时回娘家，地质队员们只好让母亲凑合做一天饭。结果从此之后，剩下的几天地质队员们坚决要求母亲做饭。

母亲做饭时哼着小曲，她那种被重新承认的快乐让我记忆犹新。

六

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大都是我从叔叔婶婶们的口中知道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影子最多的就是和她一起为生产队放牛的那些年，母亲教我背会了《三字经》和《千字文》，还给我讲了很多为人处世的小故事。

有人看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时，认为小说中迷恋乳房的金童过于夸张，在我看来却容易理解。我的恋母情结与金童自然相差很远，我并不是只吃乳汁不吃粮食的主儿，但对母亲的依恋的确严重，几乎是形影不离。即使上了小学，也要先钻进母亲的被窝，睡着之后才被抱开。

七

大约从小学二年级起，父亲就交给我一项重要的任务。任务其实很简单——用作业本的背面抄写一封类似寻人启事的信。父亲不识字，信应该是找镇上的人代写的。当时川汉公路已经通车，但车辆很少，而且票价不菲，往来于四川和湖北之间的匠人和商贩更多的时候还是步行，因此我家开了几十年的客栈一直都有生意。

说是客栈，其实就是多准备了几张床和被子而已。客栈没有为我家带来多少收入，但对父亲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

每次有从四川到湖北的客人入住，父亲就向他们提起那位走失了多年的女人，并掏出寻人启事让客人带上帮助寻找。那时没有复印机，于是我被父亲任命为寻人启事的人工复印机，定期或不定期誊写。母亲应该知道我当“叛徒”帮父亲誊信的事，但可能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父亲都找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到。

八

没想到有一天，出人意料的事儿发生了。大概是1978年的冬天，从湖北返回四川的一个客人给父亲带来了一封信。父亲让我念信，原来是那位女士托人写的。信中说她当年逃到了湖北的一个镇上，后来和一个当地人结了婚，有一个20多岁的男孩，在县城上高中。她被赶走的时候怀着的女孩已经嫁到对面大山的一个村落里。她在信的末尾说，她没有想到这些年父亲一直在找她！

第二天父亲就搭车去了湖北利川，过了10多天才回来。我当然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事，也不太懂事，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我相信母亲和父亲之间没有多少感情，但当父亲真正找到了30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恋人并离家而去之后，母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九

我不记得父亲和母亲那段时间吵过架，最终我知道的是，我们承认那位女士是我们的前娘这一事实。

1979年春天大哥结婚，那位女士连同她丈夫和儿子前来参加婚礼。1980年秋天，没见过面而且已经改了姓的姐姐生小孩，母亲组织了包括我在内的10多个“娘家人”，浩浩荡荡地走了10多公里山路去吃喜酒。再之后过春节的时候，那位女士会带着她的儿子到我们家过年。

两家的频繁走动到底纯洁还是不纯洁我自然不懂，但大哥和二哥应该是懂的。大哥还好，但后来二哥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

偶尔有好事的老乡问我：你爸爸到底和哪个妈妈睡觉啊？我的回答是不知道！因为我才不关心这个，我最关心的是谁和我睡觉，反正母亲在旁边我就睡得香香的。

老家海拔高，冬天特别寒冷，取暖条件不足，夜里被子冰冷，睡觉的时候母亲总是紧紧地抱着我。现在看来，也许那个时候，她已经预感到时日不多，我是她最难以割舍的人了。

没分到口粮的男孩

我家住在从重庆通往湖北的一条交通要道上，门前是由青石板铺的官路。由于房子的大体走向与道路垂直，所以取名“横店子”。房子四周都是水田，是山区中罕见的宽阔地方，显得安全。于是往返重庆与湖北之间的行脚客官都喜欢在我们家落脚。同样因为交通方便，村里（当时叫大队）会议都是在我们家开。

那年冬天的一天晚上，村里的人照例到我家开会，主要议题是年终决算，根据村民们的工分来分第二年的口粮。除了工分外，另外一个就是统计每家的实际人口。母亲怀着已经足月的我，大着肚子忙着添水加柴，热情地招待开会者。

会议进行中，一个村民领着卫生员来到会场，向村长报告他家那口子已经生了。村里的会计是我的一位远房叔叔，一边哗啦哗啦打算盘，一边高声吆喝：屋头的大嫂，要生娃儿就前半夜生哈，散会之前还生不出来，明年你家娃儿就没得口粮吃了哈……

会议到深夜才结束，母亲开始疼痛了。破晓时分，我顺利出生。但母亲却发生了产后大出血，大哥去10多公里外的乡（当时称公社）卫生院请来医生才止住血。可能是由于失血过多，或者是由于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40岁，无论如何想办法，甚至服用了穿山甲之类的猛药，我也没有奶水可吃。更为糟糕的是，正如会计所说，尽管我们家里添了张嘴，但在我出生的第一年里，却没有宝贵的口粮！

所幸族中一位婶子也刚生小孩，于是时不时接济一些奶水给我。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吃“小灶”。小的时候，稀饭、米粉、面糊糊。再大些以后，“小灶”就变成一大锅土豆、红薯或玉米中间蒸的很小的一碗米饭。秋收之前大人们实在找不到米了，我也只好一百个不情愿地跟着吃杂粮。于是，现在只要有人在城内聚餐或去农家乐时点窝头、玉米团子、煮红薯，并高度赞扬这些食品如何健康并大力推荐的时候，我都不以为然。你说它们好吃，哼！让你一个季度甚至一年都吃这些，你就会知道还是大米饭和红烧肉好吃了！

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后来和母亲一起给村里放牛时她讲给我的。我自己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是被放在老家背小孩用的背篼里，在一处梯田上大哭。还有一件事就是与小伙伴玩水时掉进水坑里，呛了很多水，等小伙伴跑到几百米外把我父亲叫过来时，我已经自己爬了上来。还有一次，就是我和“分我奶吃”的那位堂兄一起在他们家刚建好的房子里玩火，结果堂兄不小心将堆在墙根的一堆木头烧了起来。幸亏我父亲在不远处干活，拎了几桶水将火扑灭，否则我堂兄非得被叔叔给生煎活剥了。

4岁半开始，我就和母亲一起为村里放耕牛。名义上是母亲放一头，我放另一头，其实是母亲看着两头牛和一个调皮的我。这份活儿可以让我每天挣工分4分，相当不错了。父亲和大哥那时是全劳力，每天也就挣10分而已。老家的耕牛都要被穿鼻子，也就是在两个鼻孔中间的鼻中隔上打一孔，穿上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打一个结，另一头就用来牵着牛走。牛怕疼就服从管教了，这就是所谓“牵着牛鼻子走”。

但我负责照看的耕牛属于“牛坚强型”，即使鼻子被人牵着，反抗人类、争取自由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与牛进行的“拔河比赛”中，多数时候以我失败告终。据说最夸张的一次，牛的头一挥舞就将紧紧抓着牵牛绳的我抛进了冬水田里。

最深刻的记忆是一个夏天，暴风雨来临之前，我已经回到了位于一大弯梯田最高处的叔叔家中。村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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