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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毛泽东几次通宵长谈，激辩中国道路。国学大师鲜为人知的的历史事实、一代奇人梁漱溟饱受争议的一生
作者：金鸿儒著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7-01
书籍编号：30504555
ISBN：978752080755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42991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梁漱溟传
作者：金鸿儒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7-01
ISBN：978752080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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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梁漱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夕琳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杰出的儒学大师、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他开创了新儒家学派，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梁漱溟的家世深厚，其先祖是元朝宗室，世代崇文尚武，既有“书香之气”，又有“兵者情怀”。梁漱溟自幼深受父亲梁济的影响，小小年纪便满腹经纶。20岁起，他潜心向佛，几度想要出家修行。后来，他经过几年的沉思，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梁漱溟又将儒家思想分为三种，即孔子学说、孟子学说和王明阳学说。在多年潜心研究儒家学说之后，梁漱溟又将儒家学说、佛学和西方的生命哲学相糅合，最终开创了现代新派儒学。
梁漱溟拥有独特的世界观。他认为宇宙就是人的生活，即人不断产生欲望到欲望不断得到满足或不满足的过程。在他看来，意欲是人和宇宙的根本，“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引自梁漱溟《活的说明》一文）
梁漱溟将东西方文化分为三类：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可以使人自行调和自己的欲望，是持有中国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本，是一种具有伦理本位和崇高精神归宿的文化，它比西方文化、印度文化要“高妙”得多。同时，梁漱溟坚定地认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推崇儒家思想，认为中国人应该具有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世人才能体会到“人生的真味”。
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浪潮中，当大多数人都在推崇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只有梁漱溟挺身而出，宣称要为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中国优秀文化，并立誓要做研究东方学第一人。他认为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便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西方文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可以教我们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而西方文化只能教我们对外物有办法。
在救国运动方面，梁漱溟主张围绕办学来发展乡村建设运动。他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对社会组织的重新构建，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实验。他曾这样说：“我愿终生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梁漱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除了研究人生问题外，还致力于研究社会问题，并撰写了多部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读书与做人》《人心与人生》《唯识述义》等。
本书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梁漱溟先生的一生，通过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梁先生各种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和精神思想，全方位刻画了他耀眼夺目的大儒形象。
了解一个人就要了解他的世界，梁漱溟的世界是怎样的？通过这本书就能打开这一世界的大门。
作者自序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
金鸿儒
1988年6月23日上午，在北京协和医院，一代国学大师梁漱溟去世。
在中国近代的风起云涌中，梁漱溟一直身处风暴的旋涡当中，他的观点总是与当时的主流显得“格格不入”，但正是由于他的“执拗”和“倔强”，才提升了他思想的高度——当众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号召下趋之若鹜时，他偏偏选择了一条与潮流相悖的道路，他曾经在发表讲演的时候表示，他受聘北京大学的目的是要为儒家和佛家“平反”。
梁漱溟拥护传统文化并非因循守旧，在他的思想中，追求进步和发展不代表一定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并非全都代表着落后和腐朽，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也在逐步发展，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梁漱溟并非反对思想创新，而是反对国人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过于激进，将原本有益的东西统统抛弃。因此，他站了出来，对某些人大声说“不”！
梁漱溟勇于在历史的洪流中逆水行舟。在思想和文化上，他主张东西方文化齐头并进，不偏执于任何一方，他的这种思想恰恰也体现了儒家所提出来的“中庸之道”。诚然，做到“中庸”是极不容易的，这需要拥有宽广的胸襟、广阔的思想、深厚的学问、锐利的眼光。这些能力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品质，是一代大家所必备的。
在梁漱溟的一生中，有两个问题始终伴随，他也一直在为这两个问题寻找答案，即他从一开始就想要探究明白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近代历史思想风起云涌，梁漱溟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也随即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梁漱溟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为解决国家艰难状况的良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梁漱溟则无论“达、穷”，都立志兼济天下。
梁漱溟一生虽经历诸多苦难，但好在命运不弃，使得他数次化险为夷。他虽然命运坎坷，但从不会屈服，他自以为身上还担负着很大的责任，这份责任别人担不动，只能他来扛，因此他更不会轻易地倒下。梁漱溟始终对自己有着充足的信心，同样也对自身所担负的责任有着极强的使命感。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份“自信”，才使得时代和岁月的摧残并没有改变他的志向，反而让他在狂风暴雨中越发地挺拔、越发地坚韧、越发的淡定。
梁漱溟在回首自己的一生时认为自己已经将肩上所担负的使命完成了，他的一生也可以用6个字来进行概括：认真、纯粹、自信。他身处逆境时，所说的那一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听起来仍然发聋振聩，他就像一位侠客，来去如风，随遇而安，洒脱豪迈。他的一生就像一只翱翔天空的雄鹰，毫无拘束，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彷徨。他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对人展露出来的也都是真性情，而他一生所经历的磨难也统统因此而生，但他一生的成就也是由此而来。
借用丰子恺先生的一句话来形容梁漱溟：“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谨以此篇纪念一代国学大师梁漱溟！
第一章 皇室后裔的情怀——沉浮命途中的遗志传承
“书香之气”与“兵者情怀”相结合的家族
1893年10月18日，时值重阳佳节，北京的天空飘着淅沥的小雨。节日里，人们的脸上并没有显现多少快乐，因为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然而，这一天对于梁府来说却显得尤为特殊。
北京安福胡同内，随着一声啼哭响起，梁府上下一片欢腾，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梁济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儿子的出生令梁济欣喜若狂，他为儿子取名焕鼎，字寿铭。
“焕鼎”有发达、正直之意，“寿铭”则表达了父亲对儿子平安长寿的祝福。颇为戏剧性的是，梁济对儿子的美好祝福在日后竟都一一实现了。梁漱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和祝福，他通过后来的不断学习和磨炼，最终成长为中国思想界的惊世奇才，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儒学大师。
梁氏家族是名门望族，家世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梁家先祖原本姓“也先帖木儿”，属元朝宗室，是忽必烈的后裔。元朝灭亡后，元惠宗带领皇室大部分成员逃往北方大漠，只留下了少部分皇室亲贵，其中就包括也先帖木儿一族。也先帖木儿族人当时的居住地是河南，而此地原属战国时期的大梁。明朝初期，也先帖木耳儿一族将姓氏改为汉姓，取姓为梁。清朝乾嘉年间，梁氏家族第十九代传人梁垕离开河南，举家迁往广西桂林。从此以后，广西桂林就成了梁漱溟的祖籍所在地。道光年间，梁垕的儿子梁宝书考中进士，先后做过直隶的知县、正定的知县和遵义的知州。
梁宝书的大儿子名叫梁承光，是梁漱溟的祖父。梁承光交游甚广，喜欢谈论兵事和骑马，在家中的马厩中饲养了多匹良马。梁承光原本官任内阁中书，后来又做了山西永宁知州。梁承光在山西时正值捻军势盛，当时永宁是陕晋的军事要地，他竭力筹备防御，竟因劳累过度病死他乡。
梁承光有一幼子，名济，字巨川，即梁漱溟的父亲。梁承光去世后，梁济在生母和嫡母的共同抚养下长大。当时，梁家逢此巨变，家境每况愈下，孤儿寡母只能寄人篱下，过着艰辛的生活。因此，尽管梁济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幼年到成年的这段时间过得并不算好，其生活条件与贫民无异。虽然家道中落，但梁济仍有读书的机会，而这主要得益于他的嫡母。那个年代，女性的地位不高，很少能念书就学，但梁济的嫡母不仅识字，还善于教授。因父亲去世过早，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梁济的嫡母身上。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嫡母在家中设立了私塾，她身兼两任，既是嫡母，也是梁济的老师。在嫡母的培养下，梁济逐渐学会了识文断字，稍大一点后，才到外面去求学。
1885年，梁济考中举人，之后在京城的贵族家中担任塾师。梁济为人宽厚笃实，20岁时，有一户官宦人家见他品貌端正、才华过人，愿意将女儿许配于他，却被他拒绝了。在梁济看来，娶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做媳妇是件麻烦的事情，他自幼生活清苦，自然不愿意娶一个不能吃苦的女子度日。由于这份倔强，梁济很多年之后才得以成婚。
清末民初，梁济一直从事慈善事业，主要的工作地点是民政部门。他不仅办过慈幼堂，还在犯罪教养所任过教。在此期间，他还在清朝皇家档案馆——皇史宬工作过。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清政府腐败无能，梁济深知自己无缘去疆场为国效命，但仍像父亲一样对兵法情有独钟。梁济非常喜爱阅读古代兵书，常常手不释卷，读至深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梁济与范仲淹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文人。梁济认为自己久困家中，见闻太过狭隘，因此每当有机会拜访别人，他都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面对当时的国家情势，梁济一方面担忧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积极“上书言事”，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给出独到的见解，他的爱国之心和赤子之心影响了周围的许多人。
甲午战争时期，梁济上书军机大臣孙毓汶，提议阻止军队东调，但腐败的清廷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听闻军队东调事后，梁济不禁顿足捶胸，大呼：“谬矣谬矣！”
戊戌变法时，梁济积极支持变法，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旧俗锢闭，不适合在短时间内给出过多的变法措施，而应该“欲革弊政必先革弊风弊俗”。
青年时期，梁济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愤世嫉俗又悲天悯人，却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和艰辛的民情无可奈何，于是只能通过写日记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梁氏家族既有书香之气，又有兵者情怀，每个人都透露着文人的骨气。这份骨气的传承不仅对梁漱溟来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对整个中国亦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父亲的决断：舍生取义，敬告世人
梁漱溟非常敬重自己的父亲，他的性格、品质、学识无不受其影响。
梁济一生从事过许多工作，最令他满意的是在民政部出任总办委员。《清史·忠义·梁济传》中记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
梁济秉承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非常佩服那些为国事操劳费心的人，而他最佩服的人是梁启超。他在《伏卵录》中这样写道：“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
梁济还是一个热心帮助朋友的人。他最好的朋友名叫彭翼仲，是当时新闻界著名的撰稿人，梁济曾多次慷慨解囊资助他办报。
梁济的性格随和，喜欢与底层人民接触。在他看来，能与小贩、车夫、挑夫等人相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梁济兴趣广泛，颇爱看京剧，还为当时的京剧院写过对联。他认为戏剧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一些戏剧甚至能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所以愈加推崇。梁济不仅爱看戏，还喜欢写剧本，他创作的剧本包括《女子爱国》《暗室青天》《庚娘传》等，从剧本的题材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当时社会的美好期望。
清末民初，面对当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民不聊生的社会形势，梁济的内心既矛盾又痛苦。为了唤醒众人，梁济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封《敬告世人书》的遗书，并分别写了五封信，将身后之事托付给五位朋友。梁济想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世人，他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孕育了五六年之久，过程之所以如此之长，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还没有完全尽完。
梁济心中藏着离世之念，而这一念头愈加强烈，他便愈加留恋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为此，他在生前写了《留示儿女书》，以慰自己对家庭与儿女的不舍之情。
在梁济自杀之前，他与儿子梁漱溟有过一次对话，这次交流对梁漱溟来说刻骨铭心。梁漱溟永远不会忘记与父亲最后一次对话的情景，更不会忘记父亲说的那些饱含深情的话。
那时正临近梁济的60岁生日，梁家上下正在忙着打扫房屋，希望通过庆祝生日为他排解烦恼。此时的梁济却向家人提出要去好友彭翼仲那里借住几日，等到生日那天才会回来。
1918年11月13日清晨，距离梁济生日还有3天，决心赴死的梁济来到北京城内的净业湖旁，毅然投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梁济留下的《敬告世人书》中写道：“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想要通过自尽的方式来警醒世人。他的死是对腐败势力的抗争，是对国家与人民的示警。梁济以身殉国的行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对他的死展开深入的讨论，诗人徐志摩就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梁济的牺牲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所做的自觉行动。
梁漱溟对父亲的死痛心疾首，他后来对此也发表过看法：“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职，捐生前夕，所遗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身何用。’”（引自《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当时国家固有风教的沦丧才是父亲毅然绝世的真正原因。梁济的死是对固有文化沦丧的抗议和无奈，他想通过自己的死来唤醒世人。
梁济的一生极为坦荡，他的一言一行对梁漱溟的影响颇深。梁漱溟之所以终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或许与他父亲的死因有关。没有梁济就没有梁漱溟，正是梁济的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梁漱溟，他后来才成为备受世人敬仰的儒学大师。
启发性家教的成果——“小老哥”的养成日记
梁济共生有两子两女，梁漱溟的哥哥名焕奎，字璧垣，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商科毕业，最后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实业家。而梁漱溟的两个妹妹则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梁漱溟幼时身材瘦小，体弱多病，不仅力气小，看上去还有些呆笨。一天清晨，梁漱溟还在床上酣睡，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喊他，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发现是母亲在叫他起床。梁漱溟的母亲见小儿子迟迟不起，便有些责备地问：“你为什么还不起床啊？”听到母亲略有责备的问话，梁漱溟并没有一丝羞愧，还气愤地大声回道：“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那时的裤子需要用一根条带围拢系紧才能出门，每到起床时，梁漱溟就会让妹妹帮自己将条带从背后牵引过来，然后在前面打一个结。然而，梁漱溟自己却无法完成这套操作。
6岁时，梁漱溟开始读书。父亲梁济为他请来了一位姓孟的先生作为老师，最开始，孟先生为他讲的是《三字经》和《百家姓》。后来，应父亲的要求，梁漱溟开始读《地球韵言》。与当时的其他家庭不同，梁家很少强调让孩子学习“四书五经”，更多的是要求他们知晓世界时事，关心国家大局。
7岁时，梁漱溟被父亲送到中西小学堂读书，当时这所学堂是北京第一所洋学堂，无论是教学方式还是教学内容与一般传统学堂都有所不同。这所学堂不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让学生学好英文，希望学生能扩大眼界，向西方学习。
8岁时，梁漱溟与大多数孩子一样，喜欢玩耍跳掷，然而，在与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嬉戏时，却没有他们勇健活泼。上小学期间，梁漱溟迷上了玩单杠，但在一次玩耍时却出现了意外，不慎头朝下跌倒在地，当时情况非常严重，他服了药才最终恢复清醒。自此以后，梁漱溟看到单杠便心生怯意。
9岁时，对梁漱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这件事不仅是一次家庭教育，更体现了梁父的良苦用心。
有一次，梁漱溟拿着一串铜钱在庭院里嬉戏，结果在玩耍的过程中将铜钱弄丢了。见心爱的玩具不见了，梁漱溟十分伤心，几经寻找都未能寻得。第二天清晨，梁济开始打扫庭院，扫至一棵桃树旁时，他发现有一串铜钱挂在桃树枝上。梁济心知铜钱是儿子丢失的，但他并没有将铜钱取下来还给儿子，也没有责备儿子，而是任由铜钱挂在原处，然后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儿子：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看到父亲给的字条，立刻跑到桃树下，果然发现铜钱正悬挂在树枝上。梁漱溟找到铜钱后，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糊涂，还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
梁济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慈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平等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家长。梁漱溟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他能在父亲营造的祥和而自由的氛围中快乐成长。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不同，梁济很少责骂孩子，从不对子女疾言厉色，更多的时候，他会通过暗示来对孩子进行启发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梁漱溟从小养成了自觉精神和善于动脑的习惯。
读书时，梁漱溟常常在操场边缘伫立。梁漱溟很少参加班级活动，喜欢独处和静思，看起来神情严肃，但在关键时刻总能为同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由于他少年老成，同学们却经常嘲笑他，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小老哥”。
自学的开端——拥有“一片向上心”
梁济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同时他还是一个充满豪侠气的人，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他的思想不够超脱。梁漱溟的思想和品行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尚侠、认真、不超脱这三方面。
尽管父亲的思想不够超脱，但梁漱溟的家庭环境却是十分开放的。因此，梁漱溟在家中不必担心因做错事、说错话而挨打挨骂。梁家儿女接受的是开明式教育，不用遵循条条框框，就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用注意，如误坐了长辈的座位，没人会惩罚他们。梁漱溟在家里有很大的自主权，不仅包括行为自由，还包括思想言论自由。对梁漱溟的成长来说，思想言论自由是最有意义一种自由。
在成长的过程中，梁漱溟读书的题材和内容都不受限制，父亲并没有规定他必须读什么书，或不能读什么书。因此，梁漱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读书的，如果一本书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他是不会去读的。而一旦梁漱溟找到了自己爱读的书，他就会关起门来认认真真地去读，遇到不懂的，便会尝试自己揣摩、会意。
梁漱溟在10岁左右接受的家庭教育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听父亲讲戏。梁济会将那些有趣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戏文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述给子女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寓教于乐，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调动孩子们的兴趣，使他们在快乐之余懂得许多有用的道理。第二是与家人一起外出购买日用品或处理一些零碎事务。在购买日用品时，梁漱溟可以学到处理事务的要诀，还能从中慢慢懂得人情世故。第三是与卫生、健康相关的提醒和叮嘱。父母经常会对梁漱溟进行卫生和健康的叮嘱，这些提醒和叮嘱具体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比如出汗时不能脱衣服，等到汗止、气定之后才能脱去衣服；不能在窗口、过道和门口等处久坐；不要喝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多吃过于油腻的食物；不要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等。
梁漱溟在幼年和儿童时期读了许多书，书读得多了，便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梁漱溟从小学开始便懂得自学，而他之所以能如此自觉，是因为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按照梁漱溟的话来说，父亲梁济对他的教育是宽放的。梁漱溟在14岁以后对人对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见解，他不仅敢于发表言论，还乐于践行自己的言辞。如果父亲认为他做得对、做得好，就会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鼓励他继续做下去；如果父亲不同意他的做法，绝不会干涉于他，而是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知晓自己不同意。梁漱溟年纪更大一点后，也会对一些关系较大的事发表见解，此时即使父亲不同意他的见解，仍然不会干涉于他，而是任由他去。正是这种足够的自由才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
对梁漱溟来说，除了父亲，还有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人便是父亲的朋友彭翼仲。彭翼仲是《京话日报》的主编，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报人。梁漱溟的自学主要得益于杂志、报纸，而彭翼仲是新文化的开荒者，他所创办的各种报纸，比如《京话日报》《启蒙画报》《中华报》等完全相当于梁漱溟的优质课外读物。梁漱溟从10岁开始阅读《启蒙画报》《京话日报》等报刊，他对这些报刊爱不释手，阅读起来几乎成瘾，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已经算是自学。但梁漱溟认为，自己真正的自学是从他的向上心开始的。《梁漱溟全集》中记载了他对自学的看法，他认为：“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另外，梁漱溟又在《我的自传》中对自学的根本进行了完美的诠释：自学就是“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拥有“一片向上心”。
梁济和彭翼仲的人格感召，使得梁漱溟幼小的心灵萌发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让他鄙视那些只为谋求衣食和利禄的世俗人的生活。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营造的氛围中，梁漱溟逐渐建立起跨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他意识到世俗之人尽管不一定是坏人，但缺乏见识主张便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必须拥有“一片向上心”。由此可见，拥有“一片向上心”才是自学的真正开端。
对国文“不屑一顾”的“国学大师”
1906年，梁漱溟正值14岁，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这年夏天，梁漱溟顺利考入了顺天中学堂。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的学习时间较长，大约在此度过了五年半的时光。在中学阶段，他的成绩非常好，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三名左右。他不仅重视自学，还善于自学，尤为关心时事，对政治颇有见解。
在此期间，梁漱溟最爱的课外读物是报纸，特别喜欢阅读北京和上海出版的刊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北京日报》《顺天日报》《帝国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另外，梁漱溟十分敬佩梁启超先生，所以也经常会看他主编的刊物，包括《新民丛报》《国风报》等。通过阅读这些刊物，梁漱溟既可以了解国家大事，又可以了解国际形势，这种积累使得他的知识面逐渐拓宽，而且可以随时对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从这一方面来看，相比同龄人，梁漱溟要成熟稳重得多。
梁漱溟从小便对政治感兴趣，这在孩子的世界中较为罕见，所以中学时候的梁漱溟与一般的青年很不一样，这种不同主要反映在课程选择上。尽管梁漱溟后来成了国学大师，但那个时候的梁漱溟并不太喜欢国文。例如，他不喜欢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也不喜欢苏东坡的万言书，更不喜欢《庄子》《老子》一类的书。他向来不看国文讲义，也“从来没有在国文上下过工夫”；他讨厌空洞的议论，厌恶六朝的文章，对那些“富有哲学意味，玄妙极顶”的文字不以为然，认为是“故示玄妙，完全是骗人误人的东西”。后来，梁漱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见解比较狭隘，而这种狭隘的见解在他20岁以后便开始逐渐得到解放。
那时的梁漱溟喜欢阅读杂志、报纸，却对古代书籍置之不理，他虽不喜欢国文，但作文成绩并不差，有时甚至还能获得第一名。梁漱溟的文章从不肯落俗套，他特别喜欢写“翻案文章”，这种写法有时能出奇制胜，帮助他取得好成绩，有时却未能奏效，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例如，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国文先生认为他的文章好恶过于随性，这样往往会惹祸上身；而另一位中年先生在看了他的文章后，给出的批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梁漱溟所在的学校可谓人才辈出，除了他本身及其班中的姚万里、廖福申、王毓芬外，年纪稍后的还有张申府、汤用彤等后来的学术界知名人士。在学习期间，梁漱溟与这三位班级同学组成了自学小组，他们相处甚好，常常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读书看报只是梁漱溟自学的方式之一，但如果单纯地“读死书”是无法造就更高的学识的。梁漱溟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除了读书看报之外，还热衷于用脑深思。通过思考，梁漱溟对人生问题产生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看两点，一是先看它对人有无好处；二是看它对人好处的大小。如果一件事对自己和群体都没有好处，那么这件事便是不可行的。反之，若一件事对自己和群体都有极大的好处，那么这件事就是应该去做的天下第一等事。
除了对人生问题拥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外，梁漱溟对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主张整治改造运动，反对彻底的革命，认为走和平改造的道路于国家而言是最好的道路，此道路既能快速奏效，又能减少对国家的破坏，还能避免国际上的干扰，种种好处，不言而喻。所以，他提倡国家走和平改良的道路来应对社会问题。然而，清廷的腐败远超梁漱溟的想象，他的主张并不符合当时的国家情势。改良无法真正拯救国家，原本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人士也在逐渐看清形势后纷纷加入了革命派。
梁漱溟在少年时代表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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