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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复旦大学的何梁何利之路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刘承功,殷南根等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9-01

书籍编号:30505755

ISBN:978730912497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80371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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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自何梁何利基金于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20多年里,复旦大学共有21人次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的奖励,分别分布在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医学、药学等领域。获奖人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勇攀科学技术高峰,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可圈可点,可喜可贺。值得一提的是,我校有2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分别由苏步青先生和谷超豪先生获得。成就奖既授予长期致力于推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贡献卓著,历史上取得国际高水平学术成就者;也授予在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科技突破,攀登当今科技高峰,领先世界先进水平者和推进技术创新,建立强大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实现我国民族产业居于当今世界前列者。


复旦大学自1905年建校以来,秉承“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在培养人才、创新科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方面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学校以坚持内涵发展为主导,以增强综合实力为主线,以争取重大突破为方向,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大步迈进。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断取得新的科技进步,获取很多科技奖项。在这些奖项中,何梁何利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我校科研人员和管理者的重视,在每届何梁何利基金申报过程中,我们都积极组织,认真准备材料,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奖项。


很多科研人员在拿到何梁何利基金资助之后的几年内,陆续又获得了很多荣誉,比如:我校闻玉梅教授和王迅教授在1998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之后的第二年,即分别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汤钊猷教授于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后,继续攀升新的科研高度,在国内外率先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并提出肝癌转移新理论,获得了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值得重点提出的是,谷超豪院士于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后,继续在科研和教育第一线工作,又取得了新的高水平的成果,进而在2005年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为展现各位获奖人员的风采,我们从往年的报道材料中精选一部分,汇成一个小册子,希望能鼓励后来的科研工作者努力拼搏、获取更多的何梁何利奖。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总结复旦大学这20余年的工作,我们感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比如,我们的学科分布较为狭窄,在一些领域相对薄弱,在科研上还缺少重大的突破,一些制约学校发展的机制体制问题有待解决。


展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扎实工作,开拓进取,激励科技工作者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获得更多的何梁何利基金奖励,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


刘承功


2016年8月

超然远去留得方程可积曾规范,豪杰仰止尚有桃李芬芳传后世
——追忆谷超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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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超豪

2012年6月24日1时8分,著名数学家、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谷超豪,在上海华东医院不幸逝世。


著名华裔数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送来挽联:“超然远去留得方程可积曾规范,豪杰仰止尚有桃李芬芳传后世。”挽联上下联的首字嵌入了谷超豪的名字,上联揭示了谷超豪院士在国际数学领域的双曲型方程、多元混合型偏微分方程、孤立子理论中的Darboux方法、规范场理论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下联指出谷超豪院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卓著的教育家,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已有3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谷超豪院士的研究领域覆盖面很广,涉及微分几何、变换群论、偏微分方程、理论物理、孤立子理论和计算流体等多个分支。他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3个分支: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及其交汇点上获得了富有开创性、难度大、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他发表数学论文128篇,专著和教材7部(其中Solit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在国际著名出版社Springer Verlag出版)。


在谷超豪院士的数学生涯中,除了他的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外,培养新人始终是他的工作重心。他辛勤耕耘,甘为人梯,不计较个人名利,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年轻人。他常教诲年轻人要严谨、踏实地做学问;他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时,经常会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构想,但从不愿在文章上署名。无论是科研、教学还是行政工作,他一贯坚持以“育人”为核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人才,由他直接指导培养的研究生和听过他的课或受过指导的学生中有多位中科院院士及工程院院士。他还培养了3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他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和“973计划”项目“非线性科学”的首位首席科学家。在中国数学人的心中,他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大师,又是中国数学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谷超豪院士在教学中教导学生重视力学、物理,重视实际问题,并通过实际问题进一步学好数学、发展数学,取得很好成效。他曾应航天部门的要求下,以军工项目为背景,对钝体超音速绕流问题做过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计算,为导弹外壳型号设计提供了参考,也为“数学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树立了榜样。20世纪60年代初,正当谷超豪院士在微分几何方面的成就引人注目的时候,他却敏锐地看到尖端技术的发展对数学提出了新要求,根据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毅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偏微分方程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以高速飞行器为实际背景,将超音速绕流问题作为模型开展研究,在偏微分方程原有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由线性到非线性、由局部到整体、由低维到高维、由定型到变型、由已知边界到自由边界的过渡。这一对偏微分方程发展趋势的预见,不仅为以后国际上偏微分方程的发展主流所证实,而且指引和带领他的一批学生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偏微分方程的研究道路。在这一过程中,谷超豪院士在培养学生方面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每当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并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后,他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把学生推上这一领域的前沿,而自己又去开拓另一新的领域。例如,谷超豪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初率先解决了空气动力学方程组的平面超音速机翼绕流问题,比美国著名数学家谢弗(Schaeffer)等人的相应结果早了十几年。在此基础上,他的学生李大潜院士在这一领域里建立和发展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局部解理论,并在美国出版了专著。混合型方程的研究与跨音速飞机的设计密切相关,在偏微分方程领域是公认的困难领域,谷超豪院士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被美国数学家访华代表团称为“十分新颖和相当重要”的工作。他的学生洪家兴院士把谷超豪院士的上述技巧和思想,应用于微分几何中等距嵌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曾应邀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的邀请报告,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正是在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熏陶下,谷超豪院士培养出了包括李大潜院士、洪家兴院士、穆穆院士、陈恕行院士在内,涉及多个研究分支的一支充满活力、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和一批优秀的高级数学人才。


谷超豪院士的研究成果曾获1978年科学大会奖、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各一项,1985年及1986年各获一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此外,还曾获柏宁顿孺子牛金球奖、华罗庚数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上海市首届科技功臣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主编的《数学物理方程》教材于1987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他还于1990年被授予高等学校科技先进工作者的称号,2007年获上海市教育功臣奖。2009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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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向谷超豪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谷超豪院士所获奖的级别之高、数量之多,在学术界也是不多见的。在这些奖项中,何梁何利奖是面向整个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是中国科学技术奖励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奖项。


何梁何利基金是中国香港爱国金融家何善衡、梁琚、何添、利国伟先生基于崇尚科学、振兴中华的热忱,各捐资1亿港元于1994年3月30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社会公益性慈善基金。基金的宗旨是通过奖励取得杰出成就的我国科技工作者,促进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激励科技工作者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以下简称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授予长期致力于推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贡献卓著,并取得国际高水平学术成就者,每年最多不超过5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以下简称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授予在特定学科领域取得重大发明、发现和科技成果者,尤其是在近年内有突出贡献者。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和进步奖,前者聚焦科技工作者毕生贡献、学术高度和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卓越地位,后者关注近10年内在科学技术不同领域从事研究开发和创新取得突出成果者,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谷超豪院士分别于1995年、2005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成就奖。


1995年,谷超豪院士在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后,继续在科研和教育第一线工作,又取得了新的高水平的成果。他建立了包含几乎所有已知的高维可积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高维广义自对偶Yang-Mills系统及求这类普遍系统的精确解的普适方法;对于著名数学家乌伦贝克(K.Uhlenbeck)提出的调和映射的酉子解,建立了奇异Darboux变换方法,首次以纯代数的方法得到酉子的完全显式的表达式;他还给出了Minkowski空间中各种常曲率曲面、平均曲率曲面等的显式构作方法。他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12篇,在国际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英文专著两本册,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中文专著一本。


2005年,谷超豪院士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他非常激动,发表了如下的获奖感言:


我能获得200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荣幸。1995年,我得到过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得到很大的鼓励和支持。10年之后,又得到了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我感到格外光荣。我所从事的科学是数学,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数学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示出来。许多门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人文科学,总之一切门类的科学都越来越多地需要数学。数学对整个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很高兴能对发展数学做出自己的努力,作出一些贡献。如同其他一切领域一样,数学的研究必须创新。我1948年毕业于浙大数学系,受到了苏步青、陈建功两位老师的熏陶,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57年了。在这57个年头里,我努力把科学研究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我的科研从未间断。我在努力学习前人的成果的同时,力求创新,即提出一个较高的目标,提出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千方百计地找到新的方法去发现新的未知事实。例如,1959年我根据12年国家科学规划的需要,把研究方向从微分几何转移到偏微分方程,我选定了空气动力学中的数学问题为切入点,面临了许多很有意义的问题,我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3年内做出了多项在当时数学界领先的成果,如二维机翼的超音速绕流解的存在性证明,等等。不久,我又注意到公认困难的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我不满足当时国际上局限于两变数情形的研究,把多变数的方程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找到了适当的方法,得到了意外的、令人惊喜的突破,被国际上认为是“十分新颖、相当重要”的成果。57年以来,我对著名的Cartan变换拟群理论、Yang-Mills理论、孤立子理论等方向,都以这种创新的精神去深入研究,在微分几何、微分方程、数学物理三个领域中,取得了系统的成果,在国内形成了坚强的研究队伍,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引出了许多后续的工作。法国科学院院士肖盖在法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称赞我的研究工作,具有“高雅、独特、深入、多变”的风格,世界数学联盟主席帕利斯在2002年世界数学家大会(北京)开幕词中称我为培育中国数学之树的数学家之一。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所做的只是一点一滴,但我也能肯定,我是在不断钻研、不断自主创新、不断获得新成果、不断培养年青人才。非常感谢何善衡、梁锯球、何添、利国伟4位先生创设何梁何利奖,4位先生和家属长期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这个奖项,使国内的许多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集体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和很大的支持,使工作得到进一步开展,继续向高峰前进。非常钦佩4位先生及其家属的爱国热情和尊重科学的崇高精神。我青少年时代受过很好的教育,受过战争和革命的洗礼。今天我们国家正处于新的伟大的发展时期,国家又制订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展示了科技兴国的宏伟大道,体现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的重要思想。我虽然年事已高,但我将仍然为创新、为培养年青人的创新能力和精神而继续奋斗。


谷超豪院士8年前的发言犹在大家耳边,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无愧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报国、教育强国的优秀代表,无愧为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杰出典范。谷超豪院士虽然离我们而去,但谷超豪院士追求进步、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心系祖国、赤诚报国的爱国精神,坚持真理、潜心治学的科学精神,为人师表、甘为人梯的育人精神和淡泊名利、无私忘我的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供稿人:虞 彬)

40余年肝癌研究,成果丰硕
——记汤钊猷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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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

汤钊猷,1995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国际著名肝癌研究学者,肝癌早诊早治奠基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医科大学校长。从事肝癌研究40余年,在攻克肝癌早诊早治和转移复发研究中,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使我国肝癌研究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极大提高了我国医学界的国际地位。


汤钊猷院士40余年肝癌研究的学术成就,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10余年成为小肝癌研究的奠基人,成倍提高了肝癌手术切除的疗效,使肝癌从“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至今仍是提高肝癌疗效最主要途径;第二个10余年创造性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降期后)切除”,导致不能切除肝癌5年生存率零的突破,进一步提高了肝癌的临床疗效;第三个10余年创建了世界上至今尚无的“高转移人肝癌裸鼠和细胞模型系统”,用于研究肝癌转移和筛选抗转移药物,已使患者受益,患者肝癌切除后的疗效得到进一步提高。


第一个10余年(1970— ):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理论体系,攻克了肝癌早诊早治的关键技术,大幅度提高临床疗效。40多年前,肝癌一旦发现即已属晚期,平均生存仅约5个月,早诊早治成为肝癌诊治难题。汤钊猷通过大规模高发现场高危人群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并证明了肝癌有一较长的无症状(亚临床)期,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的概念,是治疗肝癌的最佳时机;开创性地应用甲胎蛋白早期诊断无症状的小肝癌;创造性地提出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治疗伴肝硬化的小肝癌,提高了安全性。使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倍增(小肝癌为57%,大肝癌为31%)。住院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4.6%提高到近年的42.1%。在国内外推广,小肝癌切除至今仍是提高肝癌疗效的最重要途径。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波普尔(Hans Popper)认为“亚临床肝癌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汤钊猷因此获1979年美国金牌奖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因为这一影响国内外的成就于1987年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接见。


第二个10余年(1982— ):创造性地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降期后)切除”。在小肝癌研究取得进展后,汤钊猷立即考虑是否能将小肝癌研究的成果用于为数众多的大肝癌。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这一命题。通过实验研究证明综合治疗有可能达到1+1+1>3的结果,如再加上新疗法(如导向治疗)则效果更好。他又证明肿瘤缩小后大多数仍有残癌,为此倡导缩小后还需要切除。至2004年年底,共有146位患者因原先不能切除的肝癌获得缩小后切除,这些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51%,有47人生存5年以上。在20世纪60年代,住院的不能切除肝癌的患者没有生存5年以上者,由于这个项目的开展,自90年代以来住院的不能切除的肝癌患者中有18%生存5年以上。为此,汤钊猷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年,他应邀为World J Surgery主编一个这方面的专辑,并应邀在国际著名肝癌专家奥田(Okuda)主编的专著中撰写相关内容。


第三个10余年(1994— ):率先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并提出肝癌转移新理论。在解决“早诊早治”后,为进一步提高肝癌疗效,汤教授开创了肝癌转移复发研究。为解决癌转移的研究平台,他发展了“种子与土壤”学说,创建了三项关键技术,即“肺克隆体内纯化技术”“体内和体外交替培养技术”和“定向(肺或淋巴结)逐级筛选技术”,率先建成不同转移潜能和靶向的人肝癌模型系统,已被全球约200研究机构应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认为该模型“是目前可供研究肝癌转移和识别抗转移药物的第一个模型”;该模型还用于筛选多种药物,其中干扰素预防转移复发已在临床应用,并取得明显效果(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首次发现肝癌转移基因改变在原发瘤即已存在,发现癌旁微环境炎症免疫反应失衡促转移,提出了“转移潜能始于原发瘤,受微环境炎症免疫影响”的新理论,成为肝癌转移复发早期防治的理论基础;国际评论认为该发现“回答了转移潜能是始于原发瘤还是在转移过程中获得的问题”,“提供了肿瘤生物学全新视野”(该发现获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汤教授共发表肝癌研究论文1 000余篇,其中SCI/SCI-E论文288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共122篇),他引6 759次,在肝癌领域全球排名第3(中国大陆第1)。主编专著9本,参编国际专著16本,英文版《亚临床肝癌》被誉为肝癌的里程碑著作;连续三版为国际抗癌联盟(UICC)《临床肿瘤学手册》撰写“肝癌”章,主编的《现代肿瘤学》被引873次。获国家奖6项(其中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三等奖各2项)、省部级奖18项,以及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吴阶平医学奖和上海市科技功臣、上海市教育功臣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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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获得的1995年度何梁何利奖奖状

汤教授曾任两届UICC理事,两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主席,七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主席,90次在国际会议做特邀演讲。任10本国际杂志编委(2本亚太区主编)。当选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均为此前中国大陆唯一)。


汤教授创立并领导的肝癌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肝癌临床与研究中心之一,每年收治肝癌4 000余例,已有2 600余例生存5年以上,属国际领先;已与美、德、法、日和西班牙等国家的10余个国际学术机构建立合作。


汤教授医德医风高尚,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注重研究生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他指导的研究生中4人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他虽年过80,迄今仍活跃在临床与科研第一线,坚持教学查房和门诊,并领导一个课题小组,带领博士生从事肝癌转移研究,每年均有高质量的SCI论文发表。


(供稿人:马德宁)

手外科大师顾玉东
1937年顾玉东出生在山东章丘一个普通的家庭,幼时饱受战乱的颠沛流离,后来,全家从山东逃难到了上海。

顾玉东
而顾玉东与医学结下不解之缘,还要回溯到1947年的一个夜晚。当时,年仅10岁的顾玉东生了一场大病,因脑膜脑炎突发高烧持续不退、头痛剧烈,甚至发生抽搐而进入昏迷状态,病情十分危急。当晚值班医生给一位年资较高的王医生打电话,年近六旬的王医生急忙从家中赶来,却在上楼时不小心一脚踏空,从二楼滚下,摔成了足趾骨折。王医生救人心切,没有顾及自己的伤痛,赶紧爬起来冲到顾玉东的病床旁,全身心投入抢救中。王医生守在顾玉东的床边,有条不紊地补液、降温,并亲自给他做了腰穿,小心地一点点放出脑脊液以防止发生脑疝,整整忙了一夜,在当时青霉素尚未普及的情况下,硬是把顾玉东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当顾玉东终于退烧,停止呕吐、抽搐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这时这位老医生发现自己的脚已经肿了,才离开去处理自己的足趾骨折。
王医生的奋不顾身在年幼的顾玉东心里深深扎下了一位“好医生”的高大形象,后来母亲建议他去学医,当一个像王医生那样的人。从那时起,顾玉东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立志投身医学事业。
初中毕业后,顾玉东就报考了上海市卫生学校。报考这所学校的原因是卫校学制短,两年时间就能学成做医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在前线英勇抗战的志愿军的事迹深深地激励着年轻的顾玉东,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为祖国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好医生!
1955年卫校毕业后,顾玉东被分配到了上海化工厂医务室做医生。出于对医学知识的渴求和解决病人痛苦的希冀,顾玉东决定继续报考上海第一医学院,这个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成了顾玉东毫不犹豫的选择。
当时上医的一级教授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包括赫赫有名的颜福庆校长、林兆耆教授、沈克非教授等学者,他们的授课风格至今仍令顾玉东记忆犹新。年仅19岁的顾玉东如饥似渴地投入医学知识的学习。顾玉东回忆,那时候听林兆耆教授讲授内科学,每一堂课都是一种享受。林教授的教学简练严谨、高度概括,真正做到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认真听他上课的话,甚至有时下课都不用再进行复习。解剖系的齐登科教授和郑思竞教授专业知识丰富、富有激情,他们的认真和严谨同样给顾玉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玉东就是在这种充满艺术与哲理的授课方式中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医学思维习惯和学习方法。
“上医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每个老师身上都体现了严谨求实的作风。这是上医最大的特色。”离开校园逾半个世纪的顾玉东深情地感慨。虽然那时中国的物资还比较匮乏,但是上医基础科室的教授们都能守住清贫,坚决不私自在外开业行医,而将全部的精力用于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他们崇高的品行给所有的上医学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1966年2月13日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作为华山医院手外科的年轻医生,顾玉东迎来了从医生涯的首个“第一”。他参与了导师杨东岳主刀的世界第一例第二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虽然当时已经有国外医生尝试拇指再造,但是用自身足趾再造拇指,还是世界首创。经过22个小时的艰苦手术,手术最后获得了成功,为一位失去拇指的工人重新再造了拇指。顾玉东有幸参加这一手术的全过程,从术前方案的讨论制定、术中危象的克服到术后血供的观察,他始终工作在一线,这是一次思想意志、精神体力、科研能力的全方位锻炼。这个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显微外科技术继20世纪60年代初断肢(指)再植成功后又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从1966年2月开始连续5个月,每月都开展一例足趾移植的手术,共积攒了5例成功经验。
从1981年开始,顾玉东接下了杨东岳教授手中的接力棒,手外科薪火相传的重担放在了他的肩膀上。一位年轻患者因手术失败后的痛苦、鲜血和泪水使顾玉东内心感到耻辱,也使他长久地陷入沉思。虽然93%的成功率在当时的手外科领域已是最高水平,但顾玉东却为了那7%患者的痛苦而感到寝食难安。以后如果再遇到血管变异的情况该怎么办?难道每次都把患者的希望寄托于那1/4的偶然性吗?医生这个职业不是拿百分比来算的,就算是99%的成功,但对那剩下的1%来说也是100%的失败。顾玉东说:“不能因失败停止思索,也不能因为失败而停止追求。”于是顾玉东钻进了解剖室,甚至把患者坏死的足趾再拿来反复研究血管变异情况,又到尸体上反复实验。经过5年时间数百例的分析总结,顾玉东终于攻克了血管变异的难题,发现了足趾血管的变化规律。他发现,当足背血管细时,足底血管一定较粗。自从发现这一规律后,针对各种血管变异情形,顾玉东和他的团队又提出了“第二套血供”的处理方法,但凡手术中再碰到血管小于1毫米的患者,顾玉东就一定要多找一根粗的血管,也就是既为移植的足趾提供足背血管又同时提供足底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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