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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亚秋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9-01

书籍编号：30505767

ISBN：978730913200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017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版权信息

书名：砥砺前行：采撷的记忆

作者：金亚秋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9-01

ISBN：9787309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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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该书是金亚秋院士自小学、中学、大学、工厂、研究生院、出国留学、回国工作至今的岁月往事的点滴记录，讲述了作者这些不凡年月中的学习与工作的故事，由此而及的人生信念与感悟，介绍了他的科学研究成果，也论及了他对国内外科研与教育工作的体会与见解。从本书中可看出作者的学习与工作、生活历练的不懈努力、几十年积淀的精华理念，充满了为祖国科教事业奉献的执着追求。

作者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曲折发展的艰难历程，有着这一代人特有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小点，从一个小点中也可以体会到伴随时代历程的脉动与砥砺前行。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伟大的中国梦正在实现。辛勤耕耘、努力奉献，无愧芬芳年华，是本书的启迪。

本书是作者往事采撷的流水记录，一路走来，依然青春，是生命深泉的涌动。

作者介绍

金亚秋，1946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中国科学院院士（信息技术科学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IEEE会士。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电磁大数据与遥感智能研究所所长。

他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大气物理学专业；1978年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公派出国研究生，分别于1982年、1983年、198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EECS）科学硕士（M.S.）、电气工程师（E.E.）、博士（Ph.D.）学位，是第一位在MIT EECS获得博士学位的来自新中国的研究生。曾先后在美国AER、纽约城市大学、英国约克大学、美国NOAA等任职。

他的研究领域为复杂自然环境中电磁波散射辐射传输与传播、空间微波遥感与对地对空目标监测信息理论与技术、复杂系统中计算电磁学、目标信息智能感知与识别等。他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微波遥感的国家“973计划”研究项目。

他提出了自然地表全极化电磁散射的理论建模、数值与成像模拟、特征参数反演与目标重构，形成了“空间微波遥感全极化电磁散射与定量信息”的系统理论；发展了“自然介质矢量辐射传输理论”及其在地球环境星载微波遥感、探月与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应用；发展了“复杂背景环境与特征目标复合电磁散射”的理论建模、数值模拟、天地海环境目标特征识别的计算电磁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在国内外已发表740多篇学术论文、14本中英文学术专著与文集。

他历任IEEE GRSS杰出演讲者、IEEE GRSS AdCom委员、IEEE Fellow评选委员会（GRS）主席、IEEE TGRS副主编、IEEE Access副主编、国家教育部电子信息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评委、《中国科学·信息科学》《微波学报》《电波科学学报》《电子科学学刊》《雷达学报》《遥感学报》编委等职。他倡立了IEEE GRSS北京团体、中国电子学会微波遥感专业委员会、中国计算物理学会计算电磁学专业委员会等。

他获得IEEE GRSS杰出成就奖、IEEE GRSS教育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光华科技奖一等奖、国家图书奖、上海市科技功臣奖、3次国家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973计划”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首届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等20多项科技奖励。他还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模范集体与上海市教育系统创新工作室的实验室主任等荣誉。

前言

过去一些年来，我似乎未意识年龄一轮一轮在增长，10年，10年，又是10年，Year in, Year out。这或许沿袭了一种习惯：在我家中我是8名子女中最年幼的第8位，我进大学就是“文革”前的最后的一届；考上研究生时虽已三十而立，但是除了很少量的工农兵学员外，我这一届自然仍是最年轻的一届。即使回国工作后，比我年长好多岁的大多数老师仍然是副教授，而我已是属于年轻的正教授了。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周围的同事已换了一批又一批，和与我儿女辈份相近甚至更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共事。走在马路上，别人会尊称我为老先生。走在楼梯上，年轻人好心想扶我一把。当我与同事们闲聊时，年轻人即使对30年前的往事也已是遥远的过去而所知不甚了了，但倒也是兴趣盎然、频频鼓励我写点什么给他们年轻人看看。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这是我今天采撷记忆的最初动机。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十分特殊的一代，我们经历了新中国曲折发展的艰难历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历程中的一个小点，从一个点虽然看不出历程的全貌，但确是观察历程的一个角度。“让光阴见证，让岁月体会。”

我应该是一个实现少年理想的幸存者，砥砺之路、菁华人生。我们经历过艰难与曲折，也许我们不是天马行空的思想家，但我们是跋涉的行者、身体力行的筑路者。

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崛起，伟大的中国梦正在实现，我们为此而欢欣满怀，也为自己曾经的年华所竭诚尽责、案牍劳形，而无愧和欣慰。

岁月倥偬，离起点远去，离终点近了，这是任何人都会一样走过的人生历程。

采撷记忆的往事要真实，不宜时间搁久转辗而易变形；而人生感受与领悟总是随阅历年轮从远离的时间与空间上俯视，感悟会有不同，但大道至简，人生亦简。

记录岁月往事的过程图景，感知与领悟依然是继续的、动态的，这是我写此书的目的，是生命深泉的涌动，一路走来，砥砺磕碰，它依旧是青春的。

1　少年宫

我于1946年9月18日出生在上海市康福里。

1947年新年

1953年9月，我进小学——长宁路第二小学，那是个一般的小学，离我家不远，但我至今觉得老师们都挺不错。当时，上海规定7岁入学，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如何开始认字，但我记得我小学一开始的课本：“开学了；学校里同学很多”，这是小学一年级课本的第一、第二篇，实在简单。那时我已经开始能读大人的报纸——上海的《新闻日报》。小学里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则是每期必读的。老师都认为我的作文很通顺，因此讲话也应通顺。大约是1954年或1955年，北京举行全国少先队大会，学校让我代表全校向北京大会致长途电话。这是我第一次打长途电话，是老师拨好号，再由我讲话，但我记得我讲得不太通顺，老师只好再补充了几句祝贺大会召开的话。事隔60多年了，还能回想起那个场景。

20世纪50年代

1959年，我参加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少年之家）举办的小学生作文比赛，作文题目是《陶承〈我的一家〉读后感》，获得优秀作文奖，这应该是我获得的第一次正式的奖励。

少年时光是不懂得忧虑的。我记得我还参加过沪西体育场的少年业余足球队，当守门员。我右手无名指的一个关节后来不能弯曲就是那时踢伤的。训练时，要学会抱球腾空翻，但我不会，这使我兴趣索然，便再也不去了。

但是，对于画画，我始终都是喜欢的。小学三年级时，班主任程梅君老师拿了一张上海市少年宫绘画组的报考表给我。位于延安西路64号的上海市少年宫，也就是宋庆龄先生1953年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是为中小学学生课外活动学习的全国第一家少年宫，被誉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金色摇篮。它的著名建筑物就是那座皇家宫殿般华贵的白色大理石主楼。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出入证

我在1957—1963年小学与初中阶段，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绘画组学习，每周2次，学习素描、水彩、水粉等，有近7年的时间。绘画组的指导员是虞子骏老师。我们学习从简单几何体、石膏人物像，到轮流扮演模特的人物素描，还有速写与水彩写生、水粉与连环画创作。我的作品《小小木工厂》曾作为少年宫的礼物送给了来访的英雄人物吴运铎（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兵工专家、自传《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少年宫的活动十分丰富多彩，我第一次听交响音乐就是少年宫给的票，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礼堂举办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音乐会。绘画组隔壁是乐队组，经常听到乐队指挥慕寅指导员用教鞭大声地敲，要大家一遍一遍地拉曲子，十分有趣。我们还拜访过雕塑家张充仁、漫画家张乐平、连环画家顾炳鑫、国画家乔云等著名画家，在少年宫大厅里见过书法家沈尹默老先生亲书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致青年们的一段语录。有一次，画家张乐平先生（《三毛流浪记》的作者）来少年宫参观，我斜坐在椅子上，把太阳的光芒画斜了，陪同参观的一位老师说：你的光芒线画斜了。张先生听了走过来说，有时光芒画斜了也有特殊的趣味，并把光芒线改成斜弯的，画面活泼多了，很有新意。

来自各个学校的小伙伴们相互间能学到不少新鲜的事物。伦勃朗、米开朗基罗、列宾、苏里柯夫等画家的人物传记都是在少年宫里听说、看来的。看过当时在上海举办的15世纪德国画家丢勒（Durer）的画展，觉得他的姓是“丢”字，还“丢了”，觉得很好奇。

我还记得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中国古代的高官让画家替他画像。但他眼角长有一小撮很长且下垂的眉毛，若照样画，则太难看；若不画，大家都知道不真实。这位画家将这撮下垂的眉毛画成上扬的，结果十分神气，又真又好看。

在少年宫里，我们曾参加了1959年国庆10周年的庆祝晚会，也曾见到了陪国外贵宾来访的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等中外贵宾，这对于一个戴红领巾的少年来说，是何等的荣耀！

2013年5月30日，参加“纪念宋庆龄创办中福会少年宫成立60周年”庆祝会

前些年在国外开学术会议，去美术馆参观，在懂得这些美术历史传记的各国科学家中我是顶尖的。我给他们逐一讲解作品与历史，让国际同行看到了中国科学家的艺术修养，很有文化成就感。

2013年6月，为庆祝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60周年，少年宫举行了“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美术教育60年回眸·美术指导员虞子骏师生作品集”发布会，我又回到久别的少年宫，参加了大会，我也有几张绘画作品收集在画册里。从1963年离开少年宫后，我就没有再去过那里。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再次走进这幢大楼时，大厅、走道、楼梯，甚至它们的气味，都有一种记忆中的熟悉，真有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2013年5月，参加“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美术教育60年回眸”活动（前排右四，右七为虞子骏指导员，右三为陈白桦宫主任）

今天再来回想，少年宫的学习岁月教给我的不仅是画画，更是观察世界、理解自然万物的文化修养，滋养着我人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我在写给少年宫60周年庆典的《寄语小伙伴》中说：“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岁月永远滋养着我们人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绘画教给你的不仅是画画的技巧，更是观察世界、理解自然万物的文化修养，它会在你人生的每一个进步中闪光。”（《文汇报》，2013年5月30日，第11版）

2016年7月，少年宫举办青少年传统文化行——“我与大师面对面”的活动，我被邀请做了一个报告——“绘画教会了我学习与领悟、思考与创造的兴趣与能力”，有学生与家长100多人出席，反响很好。少年宫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少年儿童的全面成长是十分有益的。

2016年7月24日，参加在少年宫大厅里举行的上海青少年传统文化行——“我与大师面对面”的活动

小学快毕业时，我听一位同学的哥哥说起华人在世界上由于提出“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虽然我那时完全不懂“宇称”与“宇宙”有什么区别，但心中油然产生要当为国争光的科学家的萌芽。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经济生活十分艰苦，一天三顿饱饭都难保证，许多时候是吃面糊，即用面粉和卷心菜皮调成稀糊当主食。那时，我进入了初中——和平中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和平中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1911年建立的圣约翰青年中学，据说建筑大师贝聿铭等不少名人毕业于该校，校园里有六角亭、刻着“寸阴是竞”的日冕、赭红与青色相间的西式楼宇和一个大操场。我就是隔着篱笆缝看到校园里有那么大的操场而选择了和平中学。

班上有位姓汪的同学，每次交作业都比我们多好多题，原来他自己找题做，请老师批改。我也仿效他，自己找课外的难题做。一开始，找一道题不会解一道题，老师很耐心地额外为我讲解批改，渐渐地自己会独立解难题了，思辨能力大幅提高。

有一次上生物课，同学们上课很闹，我也不听讲。老师回到办公室伤感地说：连金亚秋也不听讲了。我听到了很自责，以后上课时我格外注意了。教我们代数的是一位老先生（也许今天看来并不老），他在儿子考入大学后兴高采烈，逢人便说。初三时，我获得上海市长宁区初中数学竞赛优胜奖，颁奖那天我正好要去少年宫而不能前去领奖，我的作为领队的代数老师知道后，那种失望与不解的眼神使我刻骨铭心。

可惜的是，自“文革”起，学校里那些西式楼宇、亭园和大操场全部拆没了，任由驰骋的大操场变成了一小块时髦但局促的网球场，新建的方块楼与周围的居民小区拥挤在一起。除了地理位置的经纬度，那里已是没留下什么记忆的另一个陌生地方了。

20世纪60年代的艰苦生活与国际形势紧张下的革命激荡，为国分忧，使我产生了“科学报国”的思想。

2　龙门青春

1962年9月，我考进上海市上海中学（简称：上中）。上海中学创始于1865年的龙门书院，1927年正式改名为上海中学，位于上海西南面，是上海市最著名的、排名第一的寄宿制中学，该校学风严谨、名师荟萃。据报道，在上中培育的人才中，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有50多人、解放军将军有30多人、大学正副校长有200多人、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有100多人。

进上中时，我大哥送我到学校报到。我大哥（1928—2014）曾是圣约翰青年中学初中和圣约翰大学附中高中（周培源先生早年毕业于该校）的优等生，从初二跳级到高一，又从高一跳级到高三，但由于家庭变故、经济困难，终未能上大学。今天回想，我大哥坚持由他来送我去上中，他内心一定是有想法的，只是没有说。我是家中最幼的排行第8，父母和哥哥姐姐都付出了很多。我后来在北京上大学，生活费用都是由我在北京工作的二哥负担的。

1965年，在上海中学龙门楼前

上中是寄宿制学校，星期六下午回家，周日晚返校。每天早上统一时间起床，有早锻炼与早自修，上午有4节课，下午有2节课，晚饭前有体育锻炼。晚饭后有2节晚自修课，晚上统一时间熄灯。现在的上中课程设置与我们那时可能有所不同，但我始终认为：2节晚自修特别有用，可以做很多事、看很多书。

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什么零食，大家从家里带炒好的小麦面粉，开水一冲，香味扑鼻，下午一到下课，宿舍里飘荡着炒麦粉的香味，十分愉悦。

上中的教学是严谨的，记得每次物理课，老师一进课堂就拿一块小木板挂在黑板上，上课前先出一道题考考。数学测验或考试的最后一道题都比较难，超出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要得满分一百分也不容易。生物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标本就像美术作品。俄语老师让我画了几张连环画，然后让同学们对着画自由发挥——用俄语讲故事，各人讲的都不同，创造出来的俄语中国故事很有趣。我高中3年都是数学课代表、班墙报委员，早自修领着全班同学念一段俄语课文，这大概是我高中阶段担任过的职务。我也是班上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成员，尽管打得并不好，但是很积极。然而，我始终未能加入共青团，据说是我在靠拢团组织、思想汇报方面做得不够，其实我觉得好好学习、为国争光，实在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思想要经常汇报。

在上中排球场上（左一）

我在上中3年的学习成绩全部是优秀（5分），体育成绩也是5分。体育课每学期要考4项内容，如100米、400米、跳高、跳远、引体向上、投掷等。4项测验中若有一项不及格，即使其他3项是5分，总评就不可能是5分。体操有一项是腾空翻，然后侧手翻，最后倒立，我偏偏倒立特别不行，在空中停不住，为此，下午一下课我就去体育馆练倒立，终于过了关，保住了体育5分。

教我们课的老师中，数学老师汪天忠（高一、高二时的班主任）、俄语老师黄志强、物理老师杨惠伦、生物老师顾巧英、体育老师张允中等，教我们的时间久，留下的印象最深了。

我的上海中学学生证与3年成绩单

每周从上中回家要换3部车，两角五分钱。如果从裕德路下车多走一站到徐家汇可省5分钱。每周回校前，常常去徐家汇的新华书店，许多书如《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一笔画与邮递线路问题》等课外书和学习参考书都是在那里省钱买下的。周日晚学校的大礼堂常常放映电影，但我很少去看过，都是在教室里用功读书。只记得有一次例外，大概在1963年的“八一”建军节首映《甲午风云》，我是掏钱在正规的电影院里看的。

华罗庚先生曾来上中为我们讲课，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他到一植物研究所参观，看到研究所人员总是用长乘宽再乘（5/6）作为叶面面积，问为什么乘（5/6），答说不知道。原来长叶子在三分之二的地方变尖，叶面分成6块，2块叶尖部分只能算1块，这是一种近似。如果不是这种长条的叶面，这样的计算就完全不对了。华先生用这个例子说明，凡事要问为什么，不求甚解、抄公式是不对的。我一直记得这个例子，在我的科研中所用的数理公式，都要知道由来与推导。华先生的演讲既生动又深刻，这对于当时一个中学生的我，能对科学家有了具体形象的了解。当时演讲场景学校是有照相的，我坐在前排，可惜作为学生，也不知当时留个照片，将来也是个纪念。

我们还听了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总工程师林宗棠、中科院研究员陈念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曹鹏等人的报告，特地到闵行参观了在上海汽轮机厂的我国首次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万吨水压机。特别是，曹鹏先生为我们一一介绍演奏交响音乐的各种乐器，令人感到有趣、印象深刻，我对交响乐的认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中校园的绿化是十分美丽的，尤其在大礼堂周围，有许多名贵的树种。高二暑假，我特地帮生物课老师对全校的树木做了测绘，在什么地理位置，是什么树木等，都标在测绘图上。不知这些测绘图是否还在。我后来回上中时问过，但没有人知道。经历过“文革”10年动乱，这些图可能找不到了。

1964年上中组织了几个学生，参加市里举办的数学竞赛学习班，准备参加上海市数学竞赛，我也是成员之一。记得指导老师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李锐夫教授、复旦大学的夏道行教授等。上海市第一届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是上中的毕业生。可是，刚进行了一周的学习就停办了，据说是上面有指示，说数学竞赛是学苏联修正主义的。参加竞赛学习的只有数学特别好的几个同学，不参加的同学也没有意见，不像现在那么多人都要参加奥数，实在异化了数学竞赛的科学含义，赋予了不该有的功利目的，高考各类加分措施实在应该停止。

2015年回上中时，得知上中学生已多次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得金奖，为国争光，实为欣喜。可惜，我们那时没有机会。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内的生活是艰难的，美国与苏联合围对付中国，国内政治氛围也比较激进。我立志科学报国，少年宫绘画组就不再去了，一门心思学习数理化。“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为国争光”，是那个年代有志青年特有的纯真理想。我记得60年代的中国缺油，汽车顶上都有一个大沼气袋，用沼气代替汽油开车。每周乘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汽车路过中山西路沼气站，需要停下来加沼气。加气时气味非常难闻，乘客纷纷捂着鼻子。但我想，我将来要为国家搞科学研究，什么危险都有可能，现在这点气味算什么？照样大口吸气。虽然今天也许有人会觉得好笑，但那是一个10来岁少年的拳拳之心。

现在许多人片面地呼吁要为学生减轻课业负担，其实紧张一点、多学习一点知识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为了一个考试的目的，我们是否在重复性训练上做得太多了？学习要向前行，反复练习、背诵同一水平的东西，对于职业训练也许有用，但对于才能的健康成长并不有利，甚至可能会遏制新思想、新能力。

我记得，老师每天布置的课外作业一般晚自修前我就可做完，晚自修基本上都是在看课外书。例如：1964年中国科学家基本粒子研究提出层子模型，当时宣传得很多，我特地阅读了《物理学的未知世界》。我也看了苏联人写的《太阳物理》《苏联十年级课外读物》等，知道欧拉、齐奥尔科夫斯基等不少科学家的故事，这些书引导了我的后来的科学趣味和高考志愿。中学6年里，我都是学俄语的，但我也开始学习一些英语，这些学习都是与课堂作业和升学考试毫无关系的，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主动的学习对于我以后的学习与深造都是有益的。对于求学，“知之，好之，乐之”，乐之是最好的境界。

现在有人提出大学的通识教育，我觉得中小学的通识教育才是重要的，到大学再谈通识则晚了点。我的历史、艺术、文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在中小学期间打的基础。现在，在中学阶段，不少学校单纯为升学进行高强度应试训练，到了大学却进行强度不高的通识教育，以为什么都浮光掠影学一点，就是“通识教育”，这是有问题的，懒散什么事都办不成。

在高三最后一堂语文课上，教我们语文的李灵芝老师说，他代表中小学12年来的语文老师，对我们最后一堂语文课说一番话，并写了一首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时觉得这是大白话诗，现在想想还真有些哲理。高三毕业时，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班会，主题是：“今日龙门楼下别，来日群英会上见”，洋溢着青春年少的激情。

高三毕业为上中修游泳池（前右一）

从上中毕业约半个世纪之后，我在2015年2月26日又回到上中，参加了上中的开学典礼，并对全校师生讲了话。令人欣喜的是，上中在度过“文革”巨大的浩劫之后，有了十分迅速的发展，美丽的名校校园依在，龙门楼、先棉堂、大礼堂、体育馆、第一宿舍、第二宿舍……依在。面对朝气蓬勃的上中学生，我特别怀念起自己做学生时的情景，因为我曾经是这个人群中的一分子，这是人生宝贵的时光、纯真的青春时光。在那么熟悉的校园里，真感到母校培育的温暖。在校史馆里，有上中毕业的50多位院士的照片，我的照片也在里面，能以这样的方式回馈母校，我感到幸福。

2015年2月26日与上中冯志刚校长交谈

2015年10月17日，参加庆祝上海中学建校150周年大会，站立处离我拍摄的中学打排球照片的地方没几步远

2015年10月上中建校150周年之际，我在《东风桃李，栋梁成林》一文中写道：“回想自己走过的学术发展的道路，我青少年时期在上中的学习生活无疑是我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上中的学生证与成绩单我一直保留着，上中的学习生活使我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我养成了认真的学习作风，使我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也使我有良好的体格和艰苦独立生活的能力。”

我参照北京大学的校歌，为上中题词：“今日东风桃李，明日栋梁成林，龙门吟，千千结，眼底浦江水，胸中黄河月。”题词登载在2015年上中网站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品上中》，我画的“上海中学龙门楼”速写印在庆祝上中建校150周年的邀请信和礼品包上。为母校做了这点小事，我十分欣喜。

2015年10月17日，参加庆祝上海中学建校150周年大会，与夫人耿玲芝在龙门楼前

3　未名湖畔的逗留
1965年我考取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我高考报考的专业是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与地球物理系的“天体物理”。高三时，我开始对理论物理的基本粒子研究很感兴趣，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关于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等研究在1963—1964年间有很多的宣传报道。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的鼓舞下，我选择了“原子核物理”，但并不明白原子核物理与基本粒子物理有多少区别。也许“原子核物理”对学生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高，我并不合适。而北大的“天体物理”当时却不招生。到了北大才听说，虽然那时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有相应的天体物理的专业，但中科院天文台等研究所仍希望招数理基础更好的北大毕业生，北大也希望以此名义招到好学生。但天体物理的专业面比较窄，学生毕业后难以分配，该专业招生实际上就停止了。这样，我就进了地球物理系的大气物理专业。

1965年在北京大学
北大的学习
在北大的学习还是轻松愉快的。由于我在中学就是住宿的，来到北方也没有什么不适应，只是第一次见到黄澄澄的玉米窝头以为是蛋糕，因为那时上海一般没有玉米面的食品。食堂师傅见我拿着饭票有点迷惑，就举着一个手指说：要一个，要一个？我意识到了这就是听说过的窝头，其实滚热的窝头还是蛮好吃的。有些同学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对住校生活就不适应。中学住在学校好处很多，洗衣服、缝被子都是在学校里学会的。我至今都保持着不睡午觉的习惯，效率高，我觉得挺不错的。
我的班主任秦瑜老师也是上中的1956届毕业生，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跟刚从苏联回来的周秀骥老师做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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