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战犯改造所见闻 （沈醉回忆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沈醉先生在战犯改造所的各种见闻与趣事，一部记录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也永不再现的特殊影像的史料图书。

作者：沈醉著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1-01

书籍编号：30507156

ISBN：978750345372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87921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回忆录）

作者：沈醉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503453724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前言

这本书是1981年我去香港探亲访友时，应老友陆铿之约而为他主办的《百姓》半月刊撰写，专供港、澳、台地区及海外读者阅读。当时，我在香港只准备写几篇应付一下，不少老朋友知道了，向我提出一些写作意见。有较多的人认为，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暴露一下被中共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监狱所受的苦难折磨和非人待遇。我听后便笑着指指自己说：“请各位仔细看看我，像受过什么折磨和非人待遇的人吗？”一句话惹得他们都笑了。当然我还作了不少具体说明，以我已快到古稀之年的人，比他们都健康、敏捷，用生动的事实来反驳了他们。也有些人说：“长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的人，除每日愁眉苦脸作楚囚对泣之外，还有什么可写？”我回答很简单：“如果我写出的东西，不能让你们发笑而使你们看后为我们难受，我便从此不再写东西，以示惩罚如何？”他们异口同声回答：“说话要算数，我们等着看你的大作。”还有人问：“你不先请示就写东西，不怕受处罚，还是准备不再回去了？”“我写东西有充分自由，这是祖国宪法给我的权利，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些人还是不相信。所以我写好一篇，就请他们看过后，即送《百姓》半月刊社筹备处，有时还请他们代我送交陆铿。有两位老友曾好心劝我：“你可写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要写这些乏味的东西呢？”当时我很诚恳地把我写这些东西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我认为，我写这些东西不但不会使人读之乏味，而且还会边读边笑。首先是集中上百名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和特务分子于一起，长达十年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该有多少可写的东西啊！其次，集中这么多中年以上的老人，都能在失去自由、完全改变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后，还能活得这么健康、这么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么珍惜自己的后半生，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三，这些人过去都是自命不凡，有的是上百万或几十万、几万军队的统帅，有的是一个省和一个方面的负责人，有的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头，只经过十年或十多年的改造，思想上就能起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能经受各种考验而不动摇，这也是不可想象的吧！第四，这些过去都是积极反共的专家、打手，只经过这么短期的教育改造，便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都成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不能不说是奇而又奇的吧！

陆铿对我的启发和鼓励，也是起了主要的作用。他说：你长期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还不觉得，我到了香港，也到过台湾和日本、美国等地后才感到，这些人不但过去在国内享有盛名，今天在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迄今还有不少人没有忘记他们，其中有几位还是全球的知名人物。这些人是中国一代的统治阶层。将来写中国历史时，不少人还会被写上一笔。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他们都有不少亲友，现在还在关心他们，希望了解他们被俘后的真实情况。你有责任和义务来报道他们，因为这些人中不少都已届古稀以上的高龄，愿写这些内情的人不会太多。你们年轻点的不写出来，难道让后人去胡猜瞎写吗？这些话的确打动了我，所以我不再推辞，答应继续写下去。

我当时的想法，写这些东西应当有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把党的宽大政策和改造政策，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以有利祖国早日得到统一。所以，我在写这些东西时，学了港台人写东西的轻松笔调，在笑谈中来暗示出党的政策，我边写边看别人的东西，也随时向陆铿等老友请教，我在香港虽只一个月，却写出不少。因我有早起早睡的习惯，而我早上5点起床，有些人还刚刚入睡，得10点后才开始活动。我每天几乎有五小时左右来写，我原打算写完十来篇就算完成任务，回北京后便不再写了。完全出我意料，《百姓》半月刊于1982年2月1日第17期开始连载本文后，很受读者欢迎，特别是台湾一些高层军政人员更是每期必读。陆铿眼看我留下的稿快要用完，便一直催我再写些寄去。香港几位过去劝我不要写的人也来信鼓励我多写，所以我在北京又写了些寄去。1983年，陆铿去台湾见了那位最高领导，他也说：“见闻写得很有趣。”《百姓》半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也说：“我每次校读‘见闻’时，都感受到很大兴趣，本来是一种‘不自由’、‘劳动改造’、‘思想检查’、‘等同囚犯’，并随时有被拉出去枪毙的恐惧心情之下的见闻，应该是很‘痛苦’的事情，然而作者笔下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苦中有乐’的兴味，一种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的‘静观’而得来的‘逸趣’。”我对这种过奖之词，深感惭愧，我只觉得人的苦乐观各有不同。有些事既可看成“苦不堪言”，也可看成“机会难得、乐趣无穷”。这可能是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的关系。我过去遇过不少惊险万分的事，常常化险为夷，所以对许多事便养成听其自然，从不去自寻苦恼。有一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思想在支配我，因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就这样混过去了。

这本书，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日记写成的，其中有些地方“冒犯”了几位“同学”，这不是我存心丑化他们，更不是借写见闻做人身攻击，希望文中涉及的几位“同学”，特别是他们的家属给予原谅！如确有写错之处，请指出，当予更正。

1990年9月

熟人见面悲喜交集
首长客气小官面“左”

“你也来了！我还活着”

1956年，战犯们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调集到一起的时候，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和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是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地区，有的还被送到很远的后方去了。如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山东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团司令一级的高级军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东被俘却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去囚禁。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邻居是什么人，几年来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见面，无不兴奋异常。

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心地说上几句：“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说一声：“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

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国民党被俘的党、政、军、特人员大批被枪毙了。当时谣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说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又是中共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1956年，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1943年，沈醉任少将总务处长。

战犯们集中后，便是互相交换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当好，伙食是和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吃“小灶饭”，有的却又和劳改犯一样，每天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大锅饭”。大多数是和我在重庆一样吃“中灶饭”。而我在昆明监狱时，有家眷在昆明的，还可以由家中送饭菜，大吃大喝，我当时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们的油，天天吃他们的。如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铁路局局长唐宇纵、《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陆铿、滇黔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等，曾供应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镇反”开始，不准犯人家中送饭菜，大家才洒泪吃了最后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别。战犯们见面时，谈得最多的，还是精神上的待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完全不相同。如集中在山东的大小军官，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和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有的地方就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要犯”，不但脚镣手铐，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报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战士问明白了要做什么，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则就是犯了狱规，还要受到比手铐脚镣更重的处分。不过大多数还可以，只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范围，每天还能出房间走走，也不随便打骂。不过一到夜间，看管都是相当严格，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准在晚上谈什么，可能是怕这些人商量越狱吧！

“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些是由军队看管，所以各个地方的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戴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当时，一些被俘中、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表示不服气，发出“反动职务越高，罪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种种牢骚。中共干部们便进行解释和说明，大意是说：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现在当然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生活，但为了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点，才能比较好地接受改造。而他们一般都年岁较大，身体较差，特别是对他们的改造时间要比一般人长，所以要提高一点，而一般被俘军政人员，改造时间要短些，年龄较轻，身体较好，所以，没有必要再提高而超过战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们听了这些话后，最注意的是说他们“改造的时间要短些”，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长改造时间，希望早点恢复自由，所以，闹过一阵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却不理解。

我集中在重庆原来属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改成的战犯管理所（也称作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对外则称训练班）时，附近许多人看到我们厨房办伙食的，每天采购那么多的荤菜，非常羡慕。因为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加上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有的还直接去询问要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班受训？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一般总是说他们不够条件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还是不死心，便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认为训练时生活待遇都这么好，毕业后，保管能当上较高级别的干部。所以，经常有人去打听，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等，以便早点能进去。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发现这个训练班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当过什么司令、参谋长一类的著名人物时，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原来受训的是这些人。很多想去的人便说，难怪说我们条件不够，这一辈子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和这些人在一起，吓也把我们吓坏了，阿弥陀佛！请我去也不敢去了。

四川省公安部门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北京反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在四川杀过不少的人。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当中，杀过的人是数以千计。徐远举也杀过几百人。那些旧军阀什么司令一类的人，也都是杀人不少。公安部门怕被杀害的人的家属去找这些人的麻烦，便在集中后实行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进行参观时，先把王陵基、徐远举、廖宗泽（因他在重庆破坏了许多兵工厂，捕杀过不少兵工厂的工人，工人认识他的很多）三个人送往北京。不久，我和几个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参观中美所内的烈士陵园（新中国成立前夕，军统把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内几百名犯人杀后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几个人认出了我，便一把将我扭住，问我把他们的父、兄抓去后怎样处置的？他们提出：“生要人，死要尸！”我正在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回答时，幸好管理所的负责人闻讯带了几名解放军赶来，一边向他们说理，一边要解放军把我保护回来。过了几天，我便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四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

方言误会闹笑话

徐远举在没有被送往北京之前，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去找他，问重庆解放前夕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有哪些叛变了，要搞一些核对工作。他们谈话的时候，那位女干部曾表示和他谈完后，还要找另一人谈。

徐远举便在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站在窗口高声喊了一句：“××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

那位女干部立即羞得满脸通红，桌子一拍：“徐远举！你乱喊什么？”

徐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会使她那样生气，又补上一句：“我们搞完了，喊他来搞。”她更气得不得了。

管理所的负责人赶忙跑来一问，才向对方解释这是误会，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做什么、谈什么等都称为“搞”，而有些地方的方言却把这个“搞”指为男女之间的事，说明这是方言的误会。那位女干部还是气呼呼的，管理所的负责人连忙举出了另一件因方言发生误会的事，来证实徐远举不是故意来占她的便宜：

徐远举

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什么东西好敲钉子，有个战犯便用讨好的口吻对她说：“我去把锤子拿给你用。”那位女干部也气得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四川人把男性那家伙叫“锤子”，而把锤东西用的锤子叫“钉锤”。

世界上的事，真是无独有偶，徐远举闹过笑话后，郭仲容接着又闹出一次笑话来。郭仲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随徐复观一同派往延安，担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派驻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联络参谋。徐复观做了一段时期不愿再去，郭仲容便被提升为少将，接替徐的职务。他在延安住了好几年，经常受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款待，也不断送些中共的文件让他看看。在这些中共领导人耳提面命之下，此君思想丝毫未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拼命地反共，被俘后，也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改造。

原来我们都以为共产党不讲私交，只讲阶级仇恨，以后发现并不是绝对的。有一次，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陈赓大将去重庆看守所，看望和他在黄埔第一期的同学宋希濂、曾扩情、国民党兵团司令钟彬、汉中警备司令刘进四人，并请他们吃过饭。贺龙元帅也去看过我们，并问过我们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而认识郭仲容的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人，一到重庆，也总去看看他，和他聊上几句。

有一天中午，郭仲容在睡午觉，有一男一女去看他，见他睡了，就没有叫醒他便走了。他们刚一走，郭便醒了，知道有人去看他，就赶快站在窗口大叫：“请那位男先生回来！”结果没有叫到，因他们已走得相当远了。一会儿，管理所的人便来责问郭仲容：“你乱叫什么男先生？”郭回答说：“我们不能和你们一样称呼他为同志，不叫先生又叫什么？”那位干部便告诉我们一个新名称：“首长！”

以后凡是来看望我们的“首长”，多半都是中共的高干，对我们都很客气，也不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胜利者的骄傲姿态，望之令人生畏，大都是和颜悦色地和我们谈上几句，有安慰、有勉励，很少板起面孔，教训一顿。相反的是那些年轻党龄短的中下级干部，对我们却是以“左”的面貌来表现出他的阶级立场，如果不板面孔，好像就不足以划清和我们之间的界限似的。甚至认为如果和我们聊聊闲天，就会受到我们的传染，变成反动派。所以，那些职位越低、党龄越短的干部，见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我们这些人也不解他们越“左”越好的心理，报之以“相应不理”，一般都没有向这一类“小字辈”低三下四。

思想改造为主
劳动改造为辅

学缝纫从头做起

毛泽东所制定的“改造政策”中有那么一条，“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地的劳动农场，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般都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而战犯管理所的上层领导——公安部，则在改造战犯时，对这一条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因为要使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就连一个月16元的伙食费都挣不到，更谈不上穿衣服等了。但中央的规定又不能不执行，所以在集中改造后，对战犯们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开始更只是象征性地劳动一下，以示“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1956年，我从重庆转送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改成的北京战犯管理所，从华北、东北等地参观回来后，所方宣布要在每一星期中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菜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为”的办法，听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身体不好或对这些不感兴趣时也可以不参加。

规定虽然说“可以不参加”，但谁都知道一项都不参加，管理人员即使不说什么，而一些想求表现的“同学”也绝不会不利用这一机会来“帮助”一番的。所以，哪怕是不愿意或身体不太好的也得象征性地参加一项。如兵团司令刘嘉树，就对我说：“你不要以为说‘可以不参加’，你要真的不参加，到时用棉花也塞不住耳朵（指‘同学’的批评）。”所以，他便报名参加缝纫组从事铺棉花、补破衣裤等最轻微的劳动，我也报名参加了缝纫组。

后来理发组成立后，只有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一人报名，因为他过去在山东监狱时学过一点理发。他便动员我参加这个组，因为这和缝纫组工作不冲突，只有每星期日理一次。我开始不大愿意，因给人理发太脏，站着工作也累；他劝我说：久了就习惯了，我只好同意也参加这个组。

缝纫组成立后，管理所便搬来几部旧缝纫机，可是，没有人会使用。正在为难时，却从黑弯里杀出一个李逵来。原来杜聿明因病已摘掉了一个肾脏，规定可以免除劳动的，此时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缝纫组，并说他会使用缝纫机。我以为他在吹牛，这位任过东北九省司令长官的“老病号”告诉我，他在担任机械化军长时，曾办过一个缝纫工厂，由他妻子曹秀清任厂长，他不但对坦克车等有兴趣，会修会拆，对缝纫机也一样会弄。果然，他一坐到机器旁，便能运用自如。我跟他学了半天，也就开始干了起来。

杜聿明

因为我们主要是缝补战犯穿的衣裤，好坏都没关系。我开始小心翼翼，居然缝了半条裤子，便有点“艺高人胆大”，骄傲自满起来了，正准备把另一只裤腿缝好时，机器刚一踏动，只听到“啪”的一声，针折断了！我急得满头大汗。杜聿明也连忙跑过来，急得连连摇头。

一般人看来这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那时却是大事一件，即使不被扣上“破坏公物”的帽子，也起码是“损坏公物”。因为一部机器只发一根针，断了就得写检讨去补领。我写好检讨，说了一大堆，什么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自请处分等送上去之后，准备挨批。结果却大出意料，管理员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下次留心点。”我和杜聿明才如释重负。

下次怎么样留心呢？主要是不能让机器向相反的方向倒转，只要皮带轮是朝自己的方向转动，就可以避免断针的危险了。我便把一个指头插进皮带带动的轮子里，让它先慢慢朝自己坐的方向转动成了惯性，才敢把指头抽出来，以后便再没有“损坏公物”了。

缝纫组最爱闹笑话的，要算四川老军阀王瓒绪的儿子王泽浚军长了。他参加缝纫组时，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学钉纽扣，看来这也是一件极平凡的小事，而这些将军拿起针线，却比拿枪杆子还要重几倍，好不容易才把针从衣服的反面刺进了扣眼，抽针时，比刺进去要用力些，不料用力太猛便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他把针刚一抽出，只听到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叫一声，他扭过头一看，一针正刺在那个人颈子上，登时血流了出来。这一下把他可吓坏了。经过认真检讨，总结经验，才懂得抽针时，针尖一定要对着自己，这样即使碰到别人身上，也是小指和无名指，不会刺伤别人。

经过这一“流血事件”的教训，慢慢才摸索出一些搞缝纫的“技术”。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从来不会做针线活的，新中国成立后，住在单人牢房中，有时也得缝补一下，但也不存在会刺伤别人的问题，所以连这种最起码的常识也不懂得。

学理发，一回生二回熟

在学习理发时，我也闹过不少笑话，一开始使用手推剪，一不当心，往往把别人头发连根拔了出来，不懂得一定要慢慢把推剪提起来。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用旧了的工具，经常把头发夹在剪子里没有剪断，所以一面剪，一面只听到不停的“哎唷”呼痛之声，我自己也感到很难堪。不过有志者事竟成，多夹了别人几次头发，慢慢地总结出一套经验，给人剪发，消除了黑白分明、被人称为“马桶盖”的情况。

我正在认为快“出师”了的时候，有一天，扩大哥（黄埔学生对一期老大哥曾扩情的称呼）突然提出要我用剃胡子的刀给他剃光头。虽然我在初次使用这种锋利的刀子给人刮脸和剃胡子时，割破过别人的嘴唇和鼻尖，有次差点把人的耳朵都割下来，但后来掌握了使用这种刀的方法，割破嘴皮的事没有了，但剃光头还是第一次。

我还很谦虚地说怕剃不好，可是扩大哥却鼓励我：“一回生，二回熟。”我也就同意了。

当我用温水肥皂给他洗过之后，他告诉我，最好让肥皂泡沫留在头发上，这样可以使头发柔软一些。我便按照他的意见，给他头上抹满肥皂泡沫，袖子一卷，便操起刀子朝他头顶上剃过去。

刀刚落下，只轻轻一拉，就听得他大叫一声：“痛！”我赶快把手一缩，禁不住喊了一声：“糟了！”只见白色的肥皂泡沫上，冒出一道鲜红的色彩。毫无疑问，是割破了老头皮。

我正在惊慌中，“师傅”牟中珩跑过来一看，赶紧用手指把出血的地方用力按住，马上送他去医务所。给他上了止血药等之后，牟中珩便耐心告诉我，用剃刀给人剃头时，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一手把头皮拉紧按住，不使移动，才能下刀，否则头皮会移动挤在一起，这样就非把头皮割破不可。

经过这次实践，我也慢慢成了一名“理发师”。

为发明，黄维改造难
医风湿，康泽让蜂蜇

黄维要发明“永动机”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兵团司令黄维，在担任国民党联勤副总司令时便听人说，全世界的科学界都认为迄今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是一种不需要使用任何能源的“永动机”，如果能创造出来，则再也不会存在什么“能源危机”，便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幸福，永远为人类所敬仰。从那时起，这位拿枪杆子出身的将军，便下定决心，想突破全世界所有科学家没有发明出的这种不需用任何能源作动力的“永动机”为人类造福。这种愿望虽好，但没有科学基础的人，想造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没有能制造出来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可是，他始终坚决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所以，他在被俘前没有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被俘后，还是专心致志地钻研。

黄维

这种精神实在可贵。但泼冷水的也很多，他却毫不动摇。战犯集中改造后，他更认为有条件可进一步研究，并绘制出图样，想进行试制。管理人员认为，在改造期间，是以学习与改造思想为主，这些似有点“不务正业”，而不表示支持。他则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把自己这一愿望提出来，并给这种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机器定名为“黄维永动机”。他认为只要能制造成功，就可以惊动全世界，个人自由，不请自来。所以，他把学习等视为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事，不仅在学习发言中，不厌其详地反复谈他的“永动机”，而且在外单位找他写一些临时性“外调”材料，询问他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情况时，他在写材料的纸上，也是写上他坚决请求支持他创造“永动机”的问题。

管理所的负责人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的请求，把他设计出来的图纸，送到中国科学院去审查研究。

几个月后，得到的答复是：“经过反复实验，这种机器图纸，根本不可能达到不需要任何能源而能自己永远转动的设计要求。”很多人便认为既经过科学院鉴定都认为不可能，不要再搞了。他还是认为负责鉴定的人不懂科学，他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管理所的领导便组织所有战犯和他辩论，他仍不服，还是坚持要继续研究，肯定可以制造出来。

由于他始终不放弃他这一主张，而把学习改造放在一边，所以第一批特赦时，虽然他有许多优越条件可以争取早日出去，他却没有轮到。但他满不在乎。当时台湾还是陈诚的势力占优势，他是陈诚的亲信高干之一，他的同事和部下都在台湾军事方面负重要责任，他的特赦可以起一些影响，而他却坚决表示绝不改变他这一志愿，所以几次特赦都没有他。直到1975年，全部释放时，他也得到了特赦。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他特赦后有了很多良好的条件，但“黄维永动机”还是没有制造出来。全世界的“能源危机”也正在一天天加深，不知他做何感想！

蜂蜇一百下风湿仍不好

比黄维立志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伟大愿望要渺小得多，康泽也想研究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简单办法，不惜以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实验。这位曾任复兴社书记长和“十三太保”之一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自成一系的特务头子，被俘后，也居然想创造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也是值得大谈一下的趣闻。

特赦时，康泽接过特赦书。

康泽过去所领导的别动队，和德国当年的党卫军差不多，它有超人的权力，深得蒋老先生的信任，与戴笠、徐恩曾一样，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的头子。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时，别动总队也派去一个支队，担任搜集情报和监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有一次，几个别动队员被红军逮捕了。不久，别动队也抓了几个红军，他们便将这些红军的心肝挖出来，祭奠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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