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百岁回眸：变迁与求索（谷臻小简·AI导读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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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之河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7-18

书籍编号：30507287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042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财经人物

版权信息

书名：百岁回眸：变迁与求索（谷臻小简·AI导读版）

作者：徐之河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7-18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第一编 求学逃难

第一章 上学故乡

那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祖父造的房子较好，呈凹字形，中间是一个大天井，天井旁边的走廊用小石子砌成，内有坚实的走道。住房由几十片精雕细刻的门窗连接成板壁。我小时候，大家都住在祖屋里，屋的大门朝南，前面有个广场，大概有房子面积的两倍多，那是我们大家冬天晒太阳，平时踢球、捉迷藏等玩耍的地方，也是我们暑天纳凉的地方。

我爸爸很努力地工作，他从学徒做到了经理，到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经退休在家。我的妈妈是我奶奶的侄女，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爸爸。她勤俭持家，家里有几亩田，她种田、种菜。她很节约，前十八年中，每天只吃早餐和晚餐两餐，在父母亲生我时，家境才好些。到我懂事时，我们家俨然已成小康之家。那个时候，我父亲出钱，在文昌阁的两边各造了三间房，办了初小，请了两个人，一个秀才，一个童生，来做教员，每人带两个班级的学生，开两门课。语文尚可，数学只知简单加减乘除，对阿拉伯数字，他们都不甚了解。可是，我对学校很有兴趣，很想同二哥一样，能公费留学。当时我读书的热情很高，天天就想着到学校里去。读初小的四年很快就过去了，高小就要到镇上去读，要住读。礼拜六晚上回来，礼拜一早上去学校，平时都住在学校里。我在这里读了三年，毕业后，到了江山城里当时仅有的一所新开办的私立初中读书。这所初中建在祠堂旁边，我们吃饭、睡觉都在祠堂里。

我在一年级时一直保持第一名，读到二年级时，听说这个学校不太好，毕业后考不上好的像杭高那样的高中，必须转学到别的好学校去。听说严州中学，因靠近码头，交通方便，不少学生读了一年书，第二年就离开学校去做学徒或做生意了，所以该学校就要向社会招收插班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于是在二年级下学期后就转去严中。我对严州中学很满意。特别是宿舍，都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这所学校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留学回来的，都有一定的水平。当时，有一个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我哥哥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很喜欢我。毕业那年，正巧杭州到江山的铁路开通了，我非常高兴，于是，决心去报考杭州高级中学。

第二章 杭高杭州

我初中毕业时，铁路已经通了，江山到峡口的公路也通了，到杭州大概一天就够了，因此，我决定到杭州去考杭高——杭州高级中学。可是听说杭高很难考，往往十多个人才取一个，想想也有风险。为了更有把握，我先考了金华高中，再考杭高。到杭州考试的时候，我住在湖滨的一个小旅馆里，看到西湖的美景，就迷住了。后来，金华高中和杭高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非常高兴。杭高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学校规定，刚进校的新生必须到军营里面去当兵三个月，可在军队当士官、班长，这是为抗战作准备。三个月中，我们每天接受的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三个月后，我们正式进入学校开始学习生活。

杭高的普通班每年招三个班级，三个年级总共九个班级；杭高有一个高级商科班，每年招一个班，共有三个班；还有一个是杭高与同济大学合办的留德预备班，学生毕业后可去德国留学，也可以直升同济大学或去考其他高校。虽然学习紧张，课业压力大，但因我很喜欢西湖，每个礼拜天吃过中饭之后，我一定要去西湖一次。杭州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西湖。

当时杭州空军学校很热门，曾有几个很著名的足球运动员考进了这个学校，后来，参加抗战都牺牲了。我想要航空救国，全国只有南京的中大有航空机械系，于是，就报考了该校，同时，还考了齐鲁大学。结果，八一三事件发生了，飞机、警报……我嫂嫂很害怕，一定要我陪着她回家乡。我们沿着芜湖、九江、南昌，一路到家，以后就与学校失去了联系。当时，中大搬川，虽然我被学校录取，但因我家在偏僻的山区，哥哥一家又随机关搬迁，一直未得到音讯，也因此误了学业。

1938年春，我为了加紧备考去重庆读书，与未婚妻见面少了。她妈和姐觉得我要去重庆，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便去与我母亲商量，结果她们一致商定要我们先结婚。于是，在那年六月十八日，我们结婚了。

第三章 中大重庆

当时战局紧张，怕日军南下切断去后方的通道，我婚后第六天，便和六哥等一道离开江山去武汉了。我和六哥到江山和徐丽水会合后，便乘火车去株洲转武汉了。六哥上前线抗日，丽水去延安革命，我到长沙待考。到长沙，去湖南大学时碰到待考的同学，他们占住了湖大的一个教室，我就搬去和他们同住。在长沙，我报考了四个大学，中大、燕大、湘雅医学院、军需大学，都考取了。我原想进湘雅，但不久长沙又吃紧了，我只得去重庆中大。

在重庆的前三年中，我与景椒虽有书信来往，但也都是报平安的，不知怎的，我们从没写我爱你之类的情书，但我们之间的思念、关心，却是比一般情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大学（中大）是在南高等校基础上办起来。当时把原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请来做校长。中大不久就成为名校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罗得悉将进行长期抗战，国民政府领导仍把重庆作为陪都，他便打算也把中大迁重庆去。我于1938年11月到重庆后，便坐车到沙坪坝的中大报到。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留学英国后回来的一个学者教的《经济周期》。课中他把凯恩斯主义介绍给我们。我在中大读了四年，于1942年夏天毕业。那时候学校分配工作，把我分到中国银行。可我想找一个可以研究学问的地方。资源委员会是专门管理国有企业的，他们的研究所要人，我就去了。

第四章 逃难印度洋

1938年春，我决定要去重庆，母亲与我商量：要我去重庆前结婚，无奈，结婚了。我便在结婚六日后逃离老家去重庆，到武汉，两个哥哥已去前线，家属到何处了都不知道。那时武汉居民已开始逃难了，我便跟他们大多数人一样逃往长沙。

9月，我接中大入学通知，正要动身去重庆，忽闻日兵已占领岳阳，要南下攻打长沙。我得知之后，便到桂西北的小镇“金城江”，找了数天，终于找了一辆运棉花的车子去重庆。11月底，我终于到重庆，住入旅馆后，发现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有一个广州来的人，也是到中大读书的学生，借了我一些钱，才得以解决了吃饭这个难题。

从我到重庆起，1944年10月离开重庆去美国，五六年间共逃警报超过一千次。

1942年秋，我从重庆中大经济系毕业，受聘进重庆国防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资委会办公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南嘉陵江边，离其宿舍颇远，来回很不方便，但距我二哥、四哥住屋却近在咫尺。时四嫂回江山探亲，四哥在朝天门中信局上班，来回也不方便，已迁往单身宿舍居住。至9月我拿到工资，看来可叫爱妻来渝团聚了，妻接到信就准备赶来了。时有峡口姜绍模一家也要去重庆，妻便跟他们于11月初动身来渝了。在1943年春节前来到重庆。妻到重庆后就住在四哥房子里，和我团聚在一起了。时四哥有一个朋友，新任中信局某处处长，可能招人，四哥便介绍我妻去应聘，面试很顺利，不日就去上班了，月工资比我多一倍呢！

第五章 蜗居雾都

重庆在长江边，嘉陵江流入长江的入口之处，几乎每天有雾。原来是个码头，人口也不多。

1943年，日寇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华东较为平静，二哥妻舅王学素调动至浙江省任省府委员。二哥也去闽任“东南区银行监理官”，四五月里先后离开重庆，四哥在朝天门上班也十分不方便，我俩也无法住，协商后便将这组临时房子卖了。我们住在四哥空房里，不到两个月，就要分居两处了。有一次我们想到旅馆团聚，得知有许多人租小旅馆安家，我们算算月收入，觉得还负担得起，便找到一家小旅馆租房住了下来。

妻从未生过小煤炉，我从单位分到的又是硬煤，生煤炉成了我俩的难事。有一次，妻好不容易生好炉子，忽然有个同乡要我们到馆子里去吃晚饭，临走时妻舍不得让煤炉熄灭，我却怕出去数小时不安全，竟强行用水把火熄灭了，从而使我们争吵起来。记忆中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争吵。妻脾气耿直，但知道我脾气急，总是忍着让我的。这次的确是我不对，人家花了多大的气力才生好火，你竟无理强行熄灭，还用水去浇。我们的婚姻是包办婚姻，没有经过恋爱阶段，这段日子，我俩很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恋人。重庆温泉很多，我们有时候到南温泉去，有时去北温泉。复旦大学当时就在北温泉，我们住在那边的旅馆，白天到温泉可以游泳，妻子也可到池中泡水，不会游泳，只能在池边看着我。这段时间是我们结婚以来最开心的日子，胜过蜜月，如胶似漆，哪能分离。

第六章 常春藤美国

1943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公开招考公派留美学生，我考取了。在我拿着行李搭上马车准备入团学习去的那天，妻子想到又要分别，一早就泣不成声，送我走时跟着马车跑了50多米，我也不禁流下泪来。

1956年12月底，我抵达纽约开始了两年多的留美生活。我在船上结交了一个朋友，是来自武汉的周英柏，他将赴纽约大学学习。他对我说，这一走，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来美国西部了。这个票是无时间限制的，我们不妨一路上找机会玩玩吧。我们在旧金山玩了二三天，看到新建的、雄伟壮观的金门大桥，我们十分惊羡。记得在杭州时，见刚建好的杭州大桥已是觉得很大，到了美国才知道什么是大桥。我们也去了旧金山的中国城“唐人街”。我们还去了“渔人码头”。然后，从旧金山搭乘火车去芝加哥。刚上火车不久，我们就见到了一条总长达12英里的平桥，火车开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最后，乘坐火车到了纽约。周英柏的哥哥来纽约火车站接我们，他哥哥将我安排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个黑人旅馆住下，随后将周英柏接回自己家居住。几天后，当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报到时，遇到一个留学生，告知哥伦比亚大学旁边有一个专为留学生提供住宿的国际宾馆，我立即搬了进去。在此居住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二三十人，其中印度学生最多，中国学生次之。男女生互相交往只能在楼下，管理得很严格。

住国际宾馆时，底楼有一个食堂。一次我吃早餐时，一个老留学生坐到我对面。她也在哥大读书，已住这里多时了，自我介绍说她姓夏，又问我的情况。以后去吃早饭时常碰到她，并要我一起去哥大上课。不久蔡文照也住到“国际”来了，她是我资委的同事。蔡文照住在外面时一直要我陪她外出购物的，现在约我每天早上一起去吃，一起上学，她还常请我看电影，有时还要讨论电影中一些镜头。有一天早上去吃早点，我把与妻子的合影带去，介绍说是我与妻子的照片，并说我出国前就结婚了。她看了称赞一番，但往来仍如前未变。在一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我和她一起到学校门口时，有一位男士在门口等她，她对我说这是她一起上课的留学生某某。我很高兴，她有男朋友了，以后去学校，她不再找我去陪了。不久我转学宾大，寒假时到国际宾馆看同学，听说她已结婚搬出去了，以后就失去联系。

后来，为了所学的英语有用武之地，我想离开纽约到别处去，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读MBA学位。经咨询，我被告知，在美国读MBA学位最好的学校不是哥伦比亚大学，也不是哈佛大学，而是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到达沃顿商学院时，正值夏季学期（7、8、9三个月一个学期）即将开学，研究部主任介绍我选公司理财专业，并说读这个专业要学好几门课。最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美国的投资与中国工业发展”，将我在资源委员会的研究与所学的内容结合而写成的，我的指导老师看后说写得很好，就毕业了。

我很喜欢宾大，宾大很分散，多次去宾大博物馆参观。946年9月，我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授予的MBA学位。当时我有一种想法，读金融学的，只懂公司理财以及公司其他管理工作还不够，还要有经济周期、货币银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理论修养。我同学说，哈佛在这方面有几位名教授，听课不要学费，所以毕业后我又去哈佛旁听熊彼特、汉森等的有关课程。当时，有一个机会可以进联合国工作，但我想起我妻子一个人在家很辛苦，要来美国又有难处，母亲也已年老，再说，在国内的发展机会更多，因此，最终决定在学期结束后立即回国。

1947年春，我搭船从西雅图经日本和香港回国，历经十四天，于上海港与妻子会合。

第一编 求学逃难

第一章 上学故乡

那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祖父造的房子较好，呈凹字形，中间是一个大天井，天井旁边的走廊用小石子砌成，内有坚实的走道。住房由几十片精雕细刻的门窗连接成板壁。我小时候，大家都住在祖屋里，屋的大门朝南，前面有个广场，大概有房子面积的两倍多，那是我们大家冬天晒太阳，平时踢球、捉迷藏等玩耍的地方，也是我们暑天纳凉的地方。

我爸爸很努力地工作，他从学徒做到了经理，到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经退休在家。我的妈妈是我奶奶的侄女，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爸爸。她勤俭持家，家里有几亩田，她种田、种菜。她很节约，前十八年中，每天只吃早餐和晚餐两餐，在父母亲生我时，家境才好些。到我懂事时，我们家俨然已成小康之家。那个时候，我父亲出钱，在文昌阁的两边各造了三间房，办了初小，请了两个人，一个秀才，一个童生，来做教员，每人带两个班级的学生，开两门课。语文尚可，数学只知简单加减乘除，对阿拉伯数字，他们都不甚了解。可是，我对学校很有兴趣，很想同二哥一样，能公费留学。当时我读书的热情很高，天天就想着到学校里去。读初小的四年很快就过去了，高小就要到镇上去读，要住读。礼拜六晚上回来，礼拜一早上去学校，平时都住在学校里。我在这里读了三年，毕业后，到了江山城里当时仅有的一所新开办的私立初中读书。这所初中建在祠堂旁边，我们吃饭、睡觉都在祠堂里。

我在一年级时一直保持第一名，读到二年级时，听说这个学校不太好，毕业后考不上好的像杭高那样的高中，必须转学到别的好学校去。听说严州中学，因靠近码头，交通方便，不少学生读了一年书，第二年就离开学校去做学徒或做生意了，所以该学校就要向社会招收插班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于是在二年级下学期后就转去严中。我对严州中学很满意。特别是宿舍，都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这所学校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留学回来的，都有一定的水平。当时，有一个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我哥哥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很喜欢我。毕业那年，正巧杭州到江山的铁路开通了，我非常高兴，于是，决心去报考杭州高级中学。

第二章 杭高杭州

我初中毕业时，铁路已经通了，江山到峡口的公路也通了，到杭州大概一天就够了，因此，我决定到杭州去考杭高——杭州高级中学。可是听说杭高很难考，往往十多个人才取一个，想想也有风险。为了更有把握，我先考了金华高中，再考杭高。到杭州考试的时候，我住在湖滨的一个小旅馆里，看到西湖的美景，就迷住了。后来，金华高中和杭高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非常高兴。杭高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学校规定，刚进校的新生必须到军营里面去当兵三个月，可在军队当士官、班长，这是为抗战作准备。三个月中，我们每天接受的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三个月后，我们正式进入学校开始学习生活。

杭高的普通班每年招三个班级，三个年级总共九个班级；杭高有一个高级商科班，每年招一个班，共有三个班；还有一个是杭高与同济大学合办的留德预备班，学生毕业后可去德国留学，也可以直升同济大学或去考其他高校。虽然学习紧张，课业压力大，但因我很喜欢西湖，每个礼拜天吃过中饭之后，我一定要去西湖一次。杭州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西湖。

当时杭州空军学校很热门，曾有几个很著名的足球运动员考进了这个学校，后来，参加抗战都牺牲了。我想要航空救国，全国只有南京的中大有航空机械系，于是，就报考了该校，同时，还考了齐鲁大学。结果，八一三事件发生了，飞机、警报……我嫂嫂很害怕，一定要我陪着她回家乡。我们沿着芜湖、九江、南昌，一路到家，以后就与学校失去了联系。当时，中大搬川，虽然我被学校录取，但因我家在偏僻的山区，哥哥一家又随机关搬迁，一直未得到音讯，也因此误了学业。

1938年春，我为了加紧备考去重庆读书，与未婚妻见面少了。她妈和姐觉得我要去重庆，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便去与我母亲商量，结果她们一致商定要我们先结婚。于是，在那年六月十八日，我们结婚了。

第三章 中大重庆

当时战局紧张，怕日军南下切断去后方的通道，我婚后第六天，便和六哥等一道离开江山去武汉了。我和六哥到江山和徐丽水会合后，便乘火车去株洲转武汉了。六哥上前线抗日，丽水去延安革命，我到长沙待考。到长沙，去湖南大学时碰到待考的同学，他们占住了湖大的一个教室，我就搬去和他们同住。在长沙，我报考了四个大学，中大、燕大、湘雅医学院、军需大学，都考取了。我原想进湘雅，但不久长沙又吃紧了，我只得去重庆中大。

在重庆的前三年中，我与景椒虽有书信来往，但也都是报平安的，不知怎的，我们从没写我爱你之类的情书，但我们之间的思念、关心，却是比一般情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大学（中大）是在南高等校基础上办起来。当时把原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请来做校长。中大不久就成为名校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罗得悉将进行长期抗战，国民政府领导仍把重庆作为陪都，他便打算也把中大迁重庆去。我于1938年11月到重庆后，便坐车到沙坪坝的中大报到。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留学英国后回来的一个学者教的《经济周期》。课中他把凯恩斯主义介绍给我们。我在中大读了四年，于1942年夏天毕业。那时候学校分配工作，把我分到中国银行。可我想找一个可以研究学问的地方。资源委员会是专门管理国有企业的，他们的研究所要人，我就去了。

第四章 逃难印度洋

1938年春，我决定要去重庆，母亲与我商量：要我去重庆前结婚，无奈，结婚了。我便在结婚六日后逃离老家去重庆，到武汉，两个哥哥已去前线，家属到何处了都不知道。那时武汉居民已开始逃难了，我便跟他们大多数人一样逃往长沙。

9月，我接中大入学通知，正要动身去重庆，忽闻日兵已占领岳阳，要南下攻打长沙。我得知之后，便到桂西北的小镇“金城江”，找了数天，终于找了一辆运棉花的车子去重庆。11月底，我终于到重庆，住入旅馆后，发现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有一个广州来的人，也是到中大读书的学生，借了我一些钱，才得以解决了吃饭这个难题。

从我到重庆起，1944年10月离开重庆去美国，五六年间共逃警报超过一千次。

1942年秋，我从重庆中大经济系毕业，受聘进重庆国防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资委会办公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南嘉陵江边，离其宿舍颇远，来回很不方便，但距我二哥、四哥住屋却近在咫尺。时四嫂回江山探亲，四哥在朝天门中信局上班，来回也不方便，已迁往单身宿舍居住。至9月我拿到工资，看来可叫爱妻来渝团聚了，妻接到信就准备赶来了。时有峡口姜绍模一家也要去重庆，妻便跟他们于11月初动身来渝了。在1943年春节前来到重庆。妻到重庆后就住在四哥房子里，和我团聚在一起了。时四哥有一个朋友，新任中信局某处处长，可能招人，四哥便介绍我妻去应聘，面试很顺利，不日就去上班了，月工资比我多一倍呢！

第二编 教学运动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暨大

我们在上海住了两天就去南京了。那时妻子景椒还在南京工作，真正幸运，在我回国前夕，分配到一套一室一厅的套间，比重庆住房好多了。在南京我拜访了当时任高教司司长的周老师，他要我到台湾大学去做会计系主任，我因景椒在南京，老母在浙江，不方便而没接受。几天后就回沪了。我在中大读书时的经济系主任吴先生，当时是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时，他便要我到他处做教授，这样我的工作就定下来了。不久，暨大聘我为教授的聘书就来了。吴老师问我在美国学了哪些课，我说了，他说，许多都太专业了，你就教会计、公司理财、商业信用这三门课吧。

因为我备课认真，上课我又是背讲稿的，学生笔记容易，加上我才从美国回来，西装革履，一只大皮包，意气风发，一副青年教授的气派，受到学生的关注。我仍住在溧阳路的家中，景椒在南京工作，我隔周周末去南京，妻子隔周周末来上海。

五月，母亲生病，我们才想起，回国已经两个月，还没有回去看妈妈，真是很不应该。我想这是一个回家的好机会，就买了花旗参等礼品回家去看妈妈了。

1947年11月，我分配到暨大青云路一室一厅的房子。景椒毫不迟疑，使辞去了在南京的工作，丢下她好不容易才分到的住房和借来的家具，带了可以带的东西，便匆匆来上海了。由于有了新家，景椒身体又不好，我又想把“公司理财”讲稿补充成书出版。忙忙碌碌，1948年，我很少外出，只有在星期日，偶尔才去二哥家玩玩。

1948年冬，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进至长江北岸，各校怕学生闹事，提早放假，教师大多回老家去了。我因离家多年，老母在家，便趁机劝景椒一起回家过春节。

自从1938年夏离家去重庆后，我已有10年没有在家过春节了。我们到家没几天，景椒二姐就叫人来接我们去回龙庵了。下午又陪我们去荷宅边去看景椒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因老家被日本鬼子烧毁后，迁来荷宅边住的。大哥大嫂已五十有余，见我们去很高兴，请我们大吃大喝了一顿，回家时还带回许多鱼干。

新年伊始，大叔、四叔等家因我们难得回家过年，轮流请我们吃新年酒。新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又匆匆离家回上海。当时谁会想到这一别离，有的是永别，有的是长达四五十年的别离呢！

四月，新中国成立军渡过长江新中国成立了南京，国民党军大部分撤到上海，说是要死守上海。二哥、慧芬、君衢去了台湾。不料这一别就是近四十年，如不是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可能永远不能再聚了。二哥等走后，虽只有几天就新中国成立了，但这几天真是度日如年。次日下午，三哥留在上海的司机，开着三哥的汽车来家找我们，说是单位已撤退，他想在我们处住几天。同时我还打电话叫初中同学，景椒姐夫之弟郑溶之也来住，以便有个照应。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天夜里，我们已经睡下，忽听得有人爬墙，进我们家来了，待司机起来后，叫郑一起察看，始知有几个全副武装的败兵，想在我们家躲藏。司机出面交涉，要他们把武器丢到屋外阴沟中，以求安全。次日司机说：估计要新中国成立了，军车留在家里会有麻烦，让他把车开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丢掉吧，并嘱咐我们在他未归前不要开门。大约10时许，我们忽接到住在黄浦区的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他们那边已新中国成立了，不要紧张没事的。那天下午4时，忽然见对面中学的旗杆上，升起了红旗，我们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的标志，但我们仍紧闭门户以防不测。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有几个头戴着新中国成立帽，身穿学生装，手中拿着老式步枪的人来敲门，司机便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门一开，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进花园中巡看了，但未进屋便退出去了。在这过程中，我和景椒一直心情平静，不慌不忙地等着新中国成立。啊！新中国成立了，动荡的年月可能结束了，真希望能有一个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啊！

第八章 上商财大

1949年秋，我转上海商学院任教，当时工商管理系系主任，是由“上法”名教授孙怀仁兼任的。我到上商见到他时，他说正缺教授，想开两个新课，不知你有兴趣否。我说：哪两个？他说：“动作时间研究”和“工作（工序）研究”。我说可以，就在工商系开这两个课了。那时上商是名校，每次招生不多，很是难考，学生水平都很高，每个系只有近百个学生，许多课都由其他学校的老教授兼任，专业教授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个助教。工序（工作）研究，是研究生产一件产品的工序；“动作时间研究”是研究动作经济，如何布置工作地，才能在一个工作地上完成一个工序最省力省时，许多学生对此课兴趣很大。传出去，其他系（如统计系）学生也要求我开这些课。我只得把两系学生合在一起上课。对于我开的课受学生欢迎一事，孙主任很高兴。

1951年，上法、光华、交大会计等部分并入上商，改为名上海财经学院，孙专任工业经济系；1959年上财部分教师跟姚耐去上海经济所，我们跟去了，孙任工经研究组主任，文革复院后，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我是所长。

1949年起，孙一直是我的领导，我的领路人，做人治学的导师，同事、知音，迄今百岁，还常想念他！

1951年，孙治方任校长，不大来校，学院工作实际上由姚耐等负责，他们来院后，先把上法、光华大学等并进来，把校名改为上海财经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把华东所有财经学校都并进来了。1952年起，课程根据苏联大学课程开设。1952年后，政治气候对学校的影响十分明显。“改造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生还能身教言传吗？学生对我似乎也有些看法，几乎没什么学生向我请教。在上财十年，我记不起有哪一个自称是我的学生了。师生关系没了，朋友也没有往来了，亲人更不敢联系啊！记不起何年，一个乡亲来上海，突然告诉我一信息：听说我五个哥哥在台，因“通共”给蒋匪枪杀！后来一想可能是我害了他们，我不是投共了吗！1980年，我一个美籍侄子，因海军部一个单位请他到无锡讲学三周，过上海时来访我，进门与我抱头痛哭，“听说叔叔早已没有了”，真的，再见到如隔世啊！1978年复校，改革开放中，发展很快。现在在复旦后面，很大，可住几万师生，不可思议。

第九章 家家

1949年上海新中国成立，我和妻子一起走进了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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