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系列丛书（套装共10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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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系列丛书（套装共10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齐如山,李苦禅、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7-29
书籍编号：30507584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5267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艺术家
版权信息
书名：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系列丛书（全10册）
作者：齐如山 李苦禅等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总目录
言犹未尽，一代贤儒：回忆许寿裳
活着，就要一意孤行：回忆徐悲鸿
似与不似之间：回忆梅兰芳
荷塘边的不朽背影：回忆朱自清
不教一日闲过：回忆齐白石
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
往往醉后见天真：回忆傅抱石
不因畏难而搁笔：回忆老舍
惊才绝艺，一代伶工：回忆程砚秋
看山还是故乡青：回忆张大千
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
主编：刘未鸣 韩淑芳
执行主编：张春霞
编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伟欣 牛梦岳 李军政 李晓薇 赵姣娇 高贝 徐玉霞
第一辑
亲属怀思：恨抓不住时间
怀思
许世瑮
日子过得真快，父亲阖上他智慧的眼睛，永别这多难的尘世而去，如今已44个年头了。在44年前那个令人悲痛的日子里，我噙着眼泪，怀着哀思，为父亲料理丧事。对于父亲的死，当时，各界人士都寄予极大的悼惜和深厚的同情，这是我父亲身后应得的哀荣吧！作为人子的我，在这里向各界叩谢！关于父亲的道德文章，世人自有定评，我不敢在这里多所置议。今天，我执笔写这篇文字，不过抒述我父子间的一点乌私。
先父寿裳公季茀先生，浙江绍兴人，立春日生，今年适逢百十岁冥寿。逝世时为民国37年2月18日，享寿66岁。
父亲治学甚勤，初求学于绍兴中西学堂、杭州求是书院、日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对各种学问，皆有根底。除了中国文学外，通晓日、英、德文。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大、中山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华西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及平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女师大校长，其门生多为受人爱戴之教授及妇女领袖。
父亲做事认真负责，如民国6年出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时，厅制初创，集中人才，力开风气。学校教育外，注意社会教育，设立博物馆、图书馆等，和衷共济，成绩斐然，江西教育之基础始奠于此。其他省市，殊受影响。
父亲随蔡元培先生任事甚久，故于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之贡献亦多。随后任职于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公事外，从事著作不息，几不知老之将至。民国35年来台，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馆事初创，擘划周详，分为四组：（一）学校教本；（二）社会读物；（三）名著译述；（四）台湾文化研究。聘请专才担任，成绩卓著。杨云萍、杨乃藩先生均曾在该馆服务。翌年应当时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先生敦聘，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与同系教授台静农、戴君仁、乔大壮、魏建功诸先生相处甚欢。台大的校歌，就是父亲那时候作的词。
当我少年的时候，一直追随在父亲的左右，父亲是谦和而慈祥的，是严父，也是良师。他教导我们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有时拿古人做例子，有时也以他的朋友做例子。他率直，诚厚，对自己的长处从不夸张，对自己的缺点从不稍加掩饰。他说他自己的天资是不十分高，补救这个缺点的，是下苦功——苦读，熟读，不取巧，不自作聪明。一次不懂，多读几次，直到读通、读懂了为止。经常做笔记，来帮助记忆。在这种治学的精神下，他在每个学校里，考试时常名列第一。他说做学问除了“精”还要“博”，专精一门，不问其他，往往会变成“书呆子”，所以，他在精治国学外，对于心理、史地、政治、教育等各部门的社会科学都很有根底，也因为“博”，他在学校里教书，能广征博引，用各式各样的比喻、引证，不厌其详地给学生讲解，使他们懂得透彻。
父亲热心推行国语，民国2年曾参加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符号。他重视教育事业，认为教育是革命的奠基工作，没有教育，便谈不上真正的革命。他干了30多年的教育工作，等于干了30多年的革命事业。
论做人，父亲的意思是“公德”“私德”并重。要整个的，不能以做到某一点便算完事。在这个观念下，他待人接物，连每一点细节都注意及之。他写字总是正襟危坐，下笔不苟；做文章，不让它错一个句读。总之，逢事绝不马虎，律己极严，以身作则，守时刻，讲信用，待人诚厚，也因此往往被人所蒙蔽。在“公德”方面，他反对强权，但扶助弱者，不惜牺牲自己。当年章太炎先生被幽禁，父亲奔走营救，不遗余力；鲁迅先生被非法免职，父亲出面力争，连自己也被免职，毫不反悔。
父亲在教学之余，不废著述，每晨三四点钟即起身，读书写作，数十年如一日。遗著有《章炳麟传》、《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的思想与生活》、《怎样学习国语与国文》、《三民主义述要》、《考试制度述要》、《周官研究》、《传记研究》、《俞樾传》、《越缦堂日记选注释》、《中国文字学》等；短篇的有《鲁迅的德行》、《鲁迅的人格和思想》、《鲁迅的精神》、《鲁迅的避难生活》、《鲁迅的游戏文章》、《国父中山先生与章太炎先生》、《俞曲园先生的思想》、《摹拟与创作》、《王通与韩愈》、《教授国文应注意的几件事》、《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序》、《读了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之后》、《读敦煌秘籍留真尚书盘庚微子两篇》、王冶秋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等，以上大部分已经出版，未出版的都在整理中筹备出版。
先父谦恭慈祥，临事不苟，自律甚严，待人恕厚，规过劝善，直言无隐。行为均遵礼法，思想适合现代，重然诺，负责任，守时刻，尊人权。深恶坏习惯。以“公德”“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相勉。
写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这一篇“语无伦次”的文字，怎能表达出为人子者崇仰和哀戚呢？我家家谱以“寿世文章”排列，吾子台文，女忆文、孙成章，孙女瑞章、玲章，盼能光大我父亲遗德。爰撰此文以为纪念。
1992年1月4日于台北
鲁迅与先父寿裳公
许世瑮
鲁迅先生与先父许寿裳（季茀）先生有35年的交情，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友好，彼此关怀，情同骨肉。
民国前10年，初秋，先父获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时鲁迅先生已先于2月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亦入弘文学院修日语，只是不同班，先父在浙江班，鲁迅先生在江南班。起初他们往来甚少，他们的友谊是从剪辫子开始的。
先父在到东京的第一日，就把“烦恼丝”剪掉了，鲁迅先生也于次年3月，在江南班第一个剪去辫子。鲁迅先生拍了一张断发照，并在背面题诗一首赠给先父。诗曰：
民国前9年，《浙江潮》创刊，从第5期起，由先父接任主编，即向鲁迅先生约稿。鲁迅先生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译作《哀尘》、科普文章《说鈤》和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等，都是在先父主编的《浙江潮》上发表的。
鲁迅先生在弘文学院时，课余喜看哲学和文学的书。他同先父常常讨论的三个问题是：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达到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理想宏远，下手切实。
民国前8年，秋，鲁迅先生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学医以后，成绩非常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鲁迅先生照例回到东京，对先父说：“我退学了。”先父惊问他：“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是的！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
鲁迅先生在《呐喊》序文里写得很详细：“……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看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察，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去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便是要改变同胞的精神，于是鲁迅先生他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先生退学回到东京，时先父已就读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鲁迅先生和先父相处在一起，赴会馆，听讲演。是年秋，每周星期日清晨，先父与鲁迅先生等人，同往章太炎先生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段氏说文注》及《郝氏尔雅义疏》。
民国前4年春，先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欲留学欧洲，与鲁迅先生等5人合租本乡区西片町一华美住宅，署其寓曰：“伍舍”。宅地广阔，颇有庭园花木之盛，是年冬，合租的朋友有的移居他处，先父明春又将赴德留学，不得不先行退租，迁出“伍舍”。先父曾有套用东坡诗句成《留别伍舍》诗一首：
民国前3年，初春，先父因学费无着，留学德国未果，乃于4月自日本返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是年秋，鲁迅先生回国，即由先父推荐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冬，原监督沈衡山（钧儒）先生辞职，继任者夏震武氏。夏氏自谓研究宋学，而对于教育文化未尝研究，先父和鲁迅先生诸教员，均不欲与之共事，全体辞职，搬出校舍，以示决绝。后夏氏去职，始复返校任教。为庆贺“木瓜之役”（夏氏当时被称为“夏木瓜”）的胜利，先父和鲁迅先生等25人，一起在杭州湖州会馆合影留念。
民国元年，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蔡孑民先生任教育总长，先父被邀至南京，任教育部部员，旋向蔡孑民先生推荐鲁迅先生。蔡先生久慕鲁迅先生才学，即请先父驰函绍兴（时鲁迅先生居绍执教），敦请鲁迅先生前往就职。故友重逢，分外亲切，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话。此后，先父与鲁迅先生长期同就职于教育部，同执教于各地，不时见面，信函频繁，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
鲁迅先生于民国25年10月19日因肺病去世时，先父极为哀痛，曾作诗一首悼念他。诗曰：
蔡元培先生也有挽联挽之，曰：
先父说过，他自己深受严师与诤友的影响。严师就是指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及宋平子先生，诤友则是指蔡孑民先生和鲁迅先生。
我于公元1988年5月初，回沪探亲，向百龄老母祝寿，还到鲁迅先生墓前致敬，并想去绍兴故乡探视老家。绍兴鲁迅纪念馆裘士雄馆长得到消息后，特派员来沪面邀。遂于5月21日到绍，住在馆内。承裘馆长陪同，参观了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和鲁迅先生生平事迹陈列厅。我仔细观摩，思潮涌起，越看越觉其伟大。当看到鲁迅先生和先父的巨幅合照时，心情分外激动。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怎么不为之动情呢！
我应馆方之邀，还在纪念册上题了以下的字句留念：“民族英雄，福被全民。天下一统，革命成功。”
作者研究食品卫生与环境卫生，本不善为文，兹再将儿时从父兄辈听来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印象，略述一二，以供读者参考。
鲁迅先生的起居是很朴素的，刻苦耐劳的。关于他的衣着，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已没有一点棉絮了。他在杭州教书时，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一直穿到10月天冷为止，后来置了一件外套，勉可御寒，平时少着皮鞋，常穿黑色帆布面胶底的鞋子。
对于饮食，鲁迅先生是很随便的，不喜吃隔夜菜和干咸品；鱼蟹少吃，怕去骨和剥壳的麻烦，茶用清茶，烟用廉价品，每日大概需50支，不敢多喝酒，爱吃辣椒。他曾告诉先父，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成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病的时候，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而把上身伏在桌面，这可想见他胃痛得厉害。最后10年间，有景宋夫人的照料，饮食较为舒适。他的寝具一向是用板床薄被，晚年才用最普通的铁床，书桌旁边放着一张藤躺椅，工作倦了，就在这椅上小坐，看看报纸，算作休息而已。
鲁迅先生一生惯用毛笔，文稿、日记、书信都是用毛笔写的，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一）可以不择纸张的厚薄好坏；（二）写字“小大由之”，别有风趣罢了。他对于书籍的装饰和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他所出的书，关于书面的图案，排字的体裁，校对的认真，没有一件不是亲自经营，煞费苦心。
擅长写作的鲁迅也很健谈。聊天时胸怀磊落，机智流畅，有光风霁月之概，所谈种种，或叙述，或评论，或笑话，或悲愤，都令人感到亲切和痛快。所以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怀念他，留给人深刻的印象。
吾越乡风，小孩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开蒙先生，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课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的熏陶和传授。民国3年，先兄世瑛5岁，父亲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先生开蒙。他只教“天”“人”二字，并书“许世瑛”三个字，天人二字含义甚广，包括一切学问——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后来先兄考入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又向鲁迅先生请教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一张书单如下：
以上书目，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读，他的解说也简明扼要，先兄以后之成就，可以说得自鲁迅先生者甚大。
民国7年初夏，母亲由北平到南昌，不及半月因伤寒病故，鲁迅先生远来函唁，慰问。提到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但也不尽然；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也非不幸，倒可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儿女。鲁迅先生对我们兄弟寓鼓励于安慰之中，前辈风仪永生难忘。
大伯父铭伯先生民国8年春初中风，请教鲁迅先生延医诊治，他说这病不容易完全治好，曾遍觅良医，果然无效，计病29个月而殁。鲁迅先生闻讯即来吊唁。
民国24年7月，世琯姐和汤兆恒先生在上海结婚，鲁迅先生一向不肯出门酬应，是日偕夫人掣海婴惠然来临，并且到得很早，后来才知道他是日身体本来不适，且译作甚忙，家人无不感激。
民国23年冬，世玚妹患病，也烦鲁迅先生介绍医师，他为人谋，忠实周到；特检出书信一封，以资说明：
季市兄：
弟 飞 顿首 十二月九日
1992年1月1日
忆先父许寿裳
许世玮
凡是阅读过《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书的人对作者许寿裳和鲁迅的深厚友谊一定会有相当深刻的印象。关于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为人和学问，他的同事和学生比我了解得更多。我作为他最小的女儿在这里主要谈谈他晚年的一些情况。
一
1926年下半年，父亲和鲁迅等40人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于是举家南返。定居在浙江嘉兴，此后父亲一人奔波在外。我1928年出生的时候，他在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任秘书长，后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他留在那儿当干事和文需处主任，很少回家。1934年他受聘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院长，每年寒假才回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返校，随校西迁，此后又经陕入川。我母亲带着姐姐和我逃难到上海，在八年抗战中与父亲几乎音讯断绝。记得大概是1939年，我姐姐上初中我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收到父亲从陕西城固寄来的一封信，把我姐姐写给他的家信寄回来了。他把信上的错字、用字不当和词不达意的地方仔细改了一遍，并指出应该怎么用词等等，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了解到父亲是个对事认真、要求严格的人。
1946年初夏，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他见了我很高兴，笑着说：“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他对我们说，南京的政治空气对他不合适，所以接受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到台湾去任编译馆馆长（陈仪和鲁迅、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同学）。他知道我中学已毕业，以后学什么还拿不定主意。他劝我还是学一门自然科学，并建议我跟他到台湾上大学。6月他仅一人先到台北，其后我和大哥许世瑛也去了台湾。我考入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这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我得以跟随在他的身边。
当时的台湾刚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一切尚处于草创时期。编译馆中事无巨细，他都亲自擘划。为了迅速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他还延聘不少学者到台工作。
在他筹划下，编译馆分教材编辑、社会读物、名著翻译与台湾研究四组。分别请程璟、邹谦、李霁野、杨云萍负责。他认为最要紧的是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以及教员参考书，因为国内出版的教科书不适合于刚刚光复的台湾。他计划这套书在一年内完成，他对编译人员说：“我们的编译研究工作，要适合时代潮流，要有进步观念和民主思想，不能落后倒退，甚至违反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要忘记人民。”
当时台湾人不会讲普通话，知识分子都用日语交谈。父亲是推行普通话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并亲自撰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书中比较了中文与日文语法的不同，力求适合原来学日语的台湾青年的需要。
父亲当时除了要我跟他一起到台湾外，还竭力鼓励我哥哥许世瑛到台湾师范学院执教。许世瑛曾拜鲁迅为启蒙老师，在他进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时，鲁迅为他开了一张有名的书单。他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学生。他以后一直在台湾各大学讲授文字学。他所著《中国文法讲话》一书到1977年已再版13次，很受欢迎。哥哥可算是继承父业，为台湾人民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材，为中国文字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二
我父亲办事极其认真、公私分明、遵守时刻。据他的同事说，如果写信他老先生必自己掏钱买信封邮票，决不用公家的，几十年来已成习惯。上课，开会向来准时，如有事迟到几分钟，来后必一再道歉，如果其他老师上课迟到，他就不客气提出批评，因此被有的人讥为矫枉过正，小事太认真。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起义的当天，父亲在上班路上听说出了事，在情况不明之时，本可折回家中，但他的责任心使他要和编译馆的同事们在一起，不考虑会遇到什么情况，当夜就守在馆中。在那段时间里，外省去的同事不敢外出，有缺钱缺米者，父亲请本省同事给送去钱米，使受者很感动。
起义被镇压后，台湾省长官公署改组，陈仪下台，魏道明继任省长，立即撤销了编译馆，父亲接受台湾大学校长陆志明之聘，担任中文系主任。他除规划系内工作外，亲自讲授文字学。当时到台湾大学念中文系的人极少，听他课的只有两名学生。教材是他自己编的，为了节省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也为了讲解得更准确详尽，他仍然为这两个学生印讲义。而且因刻腊版的工作人员不善写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字体，所以他特别指定一名助教来缮写，印出来后他再亲自校对，才发给学生。从这点可窥见他对学生负责的精神。
父亲的为人，是极富于正义感，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每遇不平，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最明显的事例，如章太炎被袁世凯关进狱中，他和鲁迅等一起，极力设法营救。彭允彝当教育部长时，排挤蔡元培，当时父亲是女师大校长，联络八所学校与彭对抗。1925年8月，因女师大学潮事，军阀政府下令撤销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父亲与齐寿山联合发表声明，揭露军阀政府迫害进步师生的种种罪行，公开为鲁迅辩护。1927年父亲与鲁迅一起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进步学生被捕，鲁迅为抗议校方的反动立场，愤而辞职，父亲与许广平为支持鲁迅也立即辞职，坚决与鲁迅共进退。
三
父亲所以到台湾，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当时台湾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他虽写过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并在台湾完成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但始终觉得“言犹未尽”；关于《蔡元培传》，在抗战时就已注意搜集资料了。
他一生与鲁迅、蔡元培关系最深，章太炎则是他敬仰的老师。在台时他曾对我说过：“回顾过去，有鲁迅、蔡元培这样的知己，真是值得自豪的了，一生总算没有白过。”对于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界这三位杰出人物，他是衷心敬佩，极力维护的。记得在台湾时，谢似颜老师（曾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主任）说过一段趣事：在女子文理学院时，有一次谢和朋友聊天，说到章太炎晚节不大好的话，忽听到我父亲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他的朋友立即使眼色，让谢赶快从后门溜走。事后那位朋友还笑说：“真险呀！他老先生所佩服的师友，如果有人批评，他是要拼命的，尤其是章太炎、蔡元培和鲁迅。”谢还说因为这件事，他有意回避我父亲，半个月不敢见面。
父亲认为向全国人民宣传鲁迅的战斗精神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八年抗战，生灵涂炭，国力耗尽，好容易盼到胜利，没想到国民党又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闻一多、李公朴先后被害，使他非常悲愤，他到台湾后不久写的《鲁迅的精神》一文中，一开头就引用鲁迅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而且强调鲁迅的精神就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就是要“除恶务尽”，这是有感而发的。
父亲热爱台湾人民，向他们宣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希望台湾人民从鲁迅创作中吸取精神力量。他在台湾写的《鲁迅和青年》一文中说：“本省台湾在没有光复以前，鲁迅也和海内的革命志士一样，对于台湾，尤其是对于台湾的青年从不忘怀的，他赞美他们的赞助中国革命，自然也渴望着台湾的革命。”
像这样一些揭发黑暗、号召战斗的文章，他还写过好几篇，他很珍视从香港寄给他的进步刊物，收到后必仔细阅读，而且还叫我也好好看看。他认为对当前社会的黑暗腐败不能闭口不言，所以他在平日言谈中更表露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文章写得更尖锐，这就为反动派所忌恨。
当他在《台湾文化》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时，就有反动文人化名写文骂他，说他不该因为和鲁迅有私交而乱捧鲁迅，鲁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会骂人，会写点小说而已。父亲对我说：“这种人太卑鄙了，我置之不理，如果理他们，反而抬高了他们的身价。”在这以后，他又在《台湾文化》上发表了几篇宣扬鲁迅精神的文章，而且他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在台湾出版了，这就使反动派更为忌恨，父亲对朋友们说：“最近那些人更卑鄙了，听说在一个刊物上造我儿女的谣言，说些下流无根据的话，想用这种方法来伤害我。我更置之不理，连看也不看！”
他在家中常和我谈鲁迅，他很喜欢鲁迅那首“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曾详细给我讲解，讲时满含对反动派的愤怒情绪，他还对我说：“今日中国是极需要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的精神的，反动派多方诬蔑歪曲鲁迅的人格，想动摇广大青年对鲁迅的信仰，是极其卑劣的手段。”他告诉我：《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某些段落是骂反动派的，他的同事曾好心地劝他删去，他对他们说：“这怎能删去？一删的话，意义全失，我年纪这样大了，怕什么？”
父亲还出面组织文艺讲座，请几位进步教授主讲20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他自己也讲了一次。这个讲座对台湾知识界影响较大。
四
1948年2月18日，反动派终于对我父亲下毒手了，以便杀一儆百，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控制。当时惨状至今犹历历在目。
父亲日常习惯于晚9时睡觉，晨3时即起，或读书或写作，数十年如一日。2月19日天已大亮，家中女仆不见父亲起来开门，心知有异，便赶紧来叫醒我（我住的房子与父亲住的房子不连在一起，中有院子隔开）。我到父亲住的房子一看，大门虚掩，锁已被扭开，进门到父亲卧室一看，只见蚊帐低垂；旁边父亲工作的书房的东西全被翻出来了，抽屉也被翻过，桌上、地上全是书籍纸张，凌乱不堪。我大吃一惊，再看父亲的蚊帐上有血迹，父亲被被子盖住，待掀起被子。发现父亲颈部被连砍数刀，血肉模糊，刀伤处皮肤外翻，惨不忍睹。而父亲的神态却很安详，丝毫无挣扎迹象，显系熟睡时惨遭毒手。父亲被害消息一经传开，台湾各界人士大为震惊。父亲被公认是一位忠厚而仁慈的学者。对人真诚坦率，乐于助人，他为人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所以比他年轻的同事戏谑地称他为“白头婴儿”。他的忠厚老实曾使鲁迅为他担心，怕他总是以好心度人而吃亏。这样的人竟会遭到如此惨酷的暗杀，实在太残酷了，所以在悼念他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悲愤地说：这样的世道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今年2月是父亲诞生100周年，被害35周年。他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坚持不懈地宣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将长久地铭记在人们的心里。他热爱台湾人民，为台湾文化建设作出过贡献。台湾人民也会深切怀念他。
1982年12月
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
许世玮
一
1926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开枪镇压爱国群众，造成了“三一八”惨案，继而又通缉爱国学者和进步人士。父亲也上了黑名单，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为了妥善安顿家眷，父亲于7月份到浙江嘉兴和我外祖母王静宜商议，外祖母答应让我们一家暂住她处。父亲返回北京后，与母亲安排好搬家事宜。11月，他一人先南下浙江找工作。翌年春，母亲带着子女举家南返，寄居嘉兴陶宅。
我的外曾祖父陶模，同治七年进士，从翰林院庶吉士一直做到陕甘总督、两广总督，1902年死于任所，是清末颇有政绩的大官。外祖父陶保霖是陶模第三子，曾留学日本，接受新教育，“五四”运动后接办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可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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