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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王安石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一语道破“国富民穷”的实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不能不借鉴的经典

作者:梁启超,任浩之译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01

书籍编号:30510548

ISBN:978754306684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0225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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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顷修国史至宋代,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而诇诸先史,则漏略芜杂,莫知其纪,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于是发愤取《临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笔记数十种,以与宋史诸志诸传相参证;其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足资征信者,籀而读之,亦得十数家。钩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叹吾畴昔自谓能知荆公、能尊荆公者,无以异于酌潢潦之水、而以为知海;睹瓮牖之明,而以为知天也。而流俗之诋谟荆公、污蔑荆公者,益无以异于斥之笑鹏、蚍蜉之撼树也。不揣寡陋,奋笔以成此编,非欲为过去历史翻一场公案,凡以示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乎,则区区搜讨之勤为不虚也。


新会梁启超

例言


——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故于其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详,而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合。


——《宋史》记熙丰事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蔑荆公处皆一一详辩之,别为考异若干条。


——荆公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中国大文学家,故于其诗文采录颇多。其散见于前各章者,皆与政治有关系者也。其仅足为文章模范者,亦撷十数首录入末二章,使读者得缘此以窥全豹。


——属稿时所资之参考书不下百种,其取材最富者为金谿蔡元凤先生之《王荆公年谱》。先生名上翔,乾嘉年间人,学问之博赡、文章之渊懿,皆为近世所罕见,所著《年谱》凡二十五卷,杂录二卷,成书时年已八十有八,盖毕生精力瘁于是矣。其书流传极少,而其人亦不见称于并世士大夫,殆不求闻达之君子耶?爰志数语,以谂史官。


——本书行文,信笔而成,不复覆视,芜衍疏略,自知不免,尚希海内方闻之士有以教之。


著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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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实在是太难了。以我所见,宋代王安石先生,他的胸襟像千顷大湖一样宽广,他的气节像万仞之山一样巍峨。他的学术集合了各家精华,他的文章扭转了八代的衰颓,他所建立的功业,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革除了积弊。他的一些变法措施和高远设想,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没有被废除;而那些被废除的,又大都合乎政治原理,至今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这些上古三代的先贤,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他们的事迹我们不得其详;如果要在三代以下寻求完人,那唯有王安石当之无愧。悠悠千年以后,才诞生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国史的荣光,人们应该买丝线为他绣像,铸金身以祭祀他才对。自王安石作古以后,又是一千年过去了,这一千年中,人们是怎么看待王安石的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诟骂,换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平庸的史家,认为克伦威尔是乱臣贼子,是巨奸大恶,凶残迷信,专制伪善,人们众口铄金,历经百年,但是今天已经为他昭雪。英国国会大厦有先哲画像数百尊,那居于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百姓对荆公评价如何呢?人云亦云,如蜀犬吠日,肆意诋毁他,竟和宋代元祐绍兴年间没什么两样。即使有正面评价,也是赞赏他的诗词文章;再好一点的,也不过肯定他勇于承担责任;而对于他事业的恢宏,目光的远大,毫无认识。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好像深埋在地下的美玉,没有机会显露光芒。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儒者对小人宽,而对君子甚严。唉,难道只有宋儒是这样吗?这一流毒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至今愈演愈烈。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毁谤。求全,就是不看一个人的优点,专找他的缺点;然而憎恨一个人,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无中生有地加以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天性偏于保守,不愿改变现状,而对于荆公的大力改革,自然先是惊骇,继而阻挠,这不足为怪。但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何因政见不合,就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捏造事实,攻击别人的私德,这是没见识的村妇才干的事,没想到士大夫们竟也这么干。于是千年以来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信。《宋史》不足信,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说,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说过。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污不至阿其所好”(纵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


南宋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仁宗在位时,他写了著名的万言书,奏书中批陈时事,剖析弊端,内容详尽,切中肯綮。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法革新,都在这份万言书中体现出来;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改变自己的操守,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才智超群,不屑于蝇营狗苟;坚定执着,绝不为名利萦怀;纯洁的节操,堪比冰雪,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平庸鄙陋的学说,反对因循守旧,用孔孟之道治理国家,向伊尹和周公的功勋看齐,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他本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然而却名扬四方,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的吗?神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也是很难得的,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像商汤、武丁一样贤明的君主啊。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有多长时间,守旧派就群起而攻之。王安石执行周礼,自信准确而没有差错,经过极力争辩后就放弃了。那些善于投机的小人却围了上来,曲意迎合他的政策。正派的人隐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们所说的话,上不能取信于神宗皇帝,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推进新法的决心。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也有份儿啊。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把新法一股脑儿全废除了,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古语说瑕不掩瑜,他们是把美玉整个抛弃了。古代的信史,直陈其事,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其镜鉴和惩戒之意,为后世所信赖。可是,如果对人的褒贬评议加入了自己的好恶,事情就失去了真实面目,那些投机的小人就会借此泄私愤。


……


近代的学者,全是一种观点,听不到不同声音,古时的优良传统早已不在。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故居就已成为废墟,乡人上县里反映,才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对祠堂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如今仅剩残垣断壁,令观者喟叹不已。现在到处都是神怪的祠堂,可是像王安石这样杰出的人物,他的祠堂却这么破败,国人对他没有表示足够的敬意。这岂不是因为舆论的不公、人心的疑惧,才造成如此局面的吗?(后略)


颜习斋先生(名元)《〈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上古尧舜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免役、方田、水利、更戍,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可尽废,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执行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而出了问题。然而人们曾经考虑过当时的形势了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太宗不幸中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西夏本来是宋朝的臣民,后来李继迁反叛称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三国岁币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大宋何以维持?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大宋尊严何在?一想到这些,做臣子的无法一天稍安。可宋想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么能容忍呢?譬如有个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和他讨个说法,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准备,怎么可能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要是听说王安石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无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大兴问罪之师,反过来却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用薛向、张商英来治理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西夏人的五十二寨,令高丽遣使来朝,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莫非荆公(王安石)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二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路;三是在西部山地植树以限制外敌的骑兵;四是创建保甲制度;五是修筑河北的城池;六是设置“军器监”,研制新式弓箭和战车;七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呜呼!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一百年后,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伐金失利,被奸相史弥远割下头颅,送给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岂不是祸及家门,咎由自取?这七件事都是荆公执政的大计,《宋史》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把它列为王安石的罪状才得以流传下来,那么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陆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后来蔡卞重新加以改写,可是到了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那些人上台,又给改了过来,《宋史》几度涂抹,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诋毁王安石的人,把家国覆亡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都把苟安颓废者当作君子,把建功立业、支撑天下者当作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大宋的不幸啊。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凤先生(蔡上翔),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看他们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好恶之心,也就罢了。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施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都不禁唏嘘感叹,为什么像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像杨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几位都是篡夺皇帝权位的人)合成的一个人,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轼),曾作《温公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著《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九渊)、颜习斋()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虽然,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污浊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责。”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谬误,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就是其中记载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的《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他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罢了。所以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轼、程颢、程颐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程朱理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在于专门表彰理学,而对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张浚的儿子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罗致了曲端的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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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史以来,最衰弱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宋代怎么会这样软弱?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对人的猜忌,中间还有宋真宗、宋仁宗对国事的懈怠,最后则葬送在朋党的排挤和倾轧之中。而王安石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虽然他奋力抗争,但却最终没能取胜。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来论说王安石。


宋太祖夺得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模式。为什么这样说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了征讨和诛杀,或者靠了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当初都治理着某一方,与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数百年,这些人我们就不再说了。至于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趁天下大乱,历经百战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说得到天下是非常艰难,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刘裕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们的还有萧道成和萧衍等人,他们当初也在朝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处心积虑地努力着,等羽翼丰满后一举而夺得天下。只有宋不是这样,宋太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殿前都尉检点,相当于禁卫军司令吧,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赫赫战功,他本人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谁知陈桥兵变一起,他还在醉梦中,黄袍已经披在了身上,已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天下,太阳还没有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后来他大宴这些有功之臣时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拥我为天子,如果我有号令,你们会听命吗?”那种心虚害怕的感觉溢于言表。从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而得来的,只有宋,是靠别人的力量而得到天下。人家能从别人那里夺来给我,当然也就能从我这里夺去给别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这可以说是根源。


依靠将士而被拥立为天子,是从宋开始的。将士们废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帅为天子则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唐。唐代有些藩镇节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接替自己而割据一方,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先导,只不过陈桥事变更出格而已。废除和拥立天子,都出于将士们之手,没有比这更让人害怕的了。如果都像这样,将士们时常要废除天子而拥立自己的人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别想有安生的日子了。宋太祖对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夺了周的皇位之后,就什么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办法节制军队,削弱将领的兵权。藩镇制度祸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镇,并把这种制度废除,谁说不应该呢?而它当时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能节制好它,就可以使它来为国家防守边城。古今中外的帝王们,没有谁把兵强马壮当作国家祸患的。宋朝则不然,他积极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强君主一人的权力。他们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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